我的三个外公
我的三个外公都死于自杀。一九五一年春，外公郑鸣昌在重庆投长江，下游三百多公里的万县，外公刘一寿干鞋匠，绝口不提被抓壮丁、当逃兵的经历，外公冯德富干农活，少年的心里除了爱情，还有当兵梦。
江水浩荡，流经每个生命，从过去流向未来。
外公郑鸣昌是四川富顺人，抗战时在万县的川东盐务局做译电员。“你外公翻译电报又快又准，晚上有急件，单位派人用轿子抬他去。”妈妈说。
妈妈没有见过外公，关于外公的一切，她都是听外婆说的。说起这些，外婆总要叹气。
外婆潘景秀从小被父母当作一口气——十六个孩子，只她一个活下来。包中学伙食的太外公供她读到初中毕业。少女的心里，只有爱情。
外婆和外公青春的足音，在万县城的青石巷滑过。多年之后，那些青石巷没入三峡库区上涨的江水里。
婚后的外婆被外公当作一块宝——她天天坐麻将桌，输了，外公不作声，关饷后去付账。
一九四四年，十七岁的外婆生下大姨。抗战胜利后，盐务局迁武汉，外婆随夫沿江而下，把大姨留给太外婆。在武汉，二姨、三姨先后出生。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进入武汉之前，盐务局迁湖南。兵荒马乱，外公担心到湖南后邮路不通，每月给太外婆的生活费汇不过去，退了职，携妻小乘船回万县。
轮船溯江而上。巫山云下，一片逃难者的嘈杂中，外公和外婆怅望江涛拍岸。
同船一个陌生老乡没了盘缠，外公不顾外婆的劝阻借钱给他。回万县后，这人辗转找到外公，还了钱。
外公外婆和孩子们都住在太外婆家。学生散了，太外公打草鞋卖。外公无事可做，退职补助花得差不多了。往外公茶杯里倒水的时候，太外婆沉脸把暖瓶盖在他面前一掷。外公红脸，不作声。
第二天，外公就坐船上重庆找事做，留下有孕在身的外婆。
多事之秋，在重庆寄居老表家的外公找不到事做。他在青天白日旗下听说了江山易帜的消息。他还听说，他的亲妹妹随其夫——一位国军少将去了台湾。
新政权成立一个月后，外公听说，他有了一个新生女儿——我的妈妈。他在致外婆的信中给女儿命名为“真梅”。“算命先生说，梅孤傲，自尊。我的性格最像爸爸，特别是急性子。”妈妈说。
新政权成立两个月后，解放军进入重庆和万县。外公没回家，急寻一个旧职员在新社会的位置。
一九五〇年，土改铺开。外公终于进入一个土改学习班，三个月学习期满后分配工作。他给外婆写信，要她卖家当渡难关，等他一工作就把家人接到重庆。
当年，“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口号响起之后，年底，镇反运动开始。在刚开始记事的大姨印象中，那时候，城里经常戒严，晚上，警察在街上清查行人。
外公在信中要外婆把家里的户口本寄去，分配工作时需要。外婆傻了——外公的户口已被注销。后来妈妈听外婆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心想人都走了，就去把他的户口下了”。
外婆到派出所去为外公重新上户口。公安说，这个人没看到过，户口不能上。
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外公成了没有身份的人。
外婆去信说明情况。她觉得，人这么大个活物，哪能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她等着她的男人把她和孩子们接走。
外婆等来一封信，却不是她男人写的。信上说，同事郑鸣昌因为户口问题想不开，跳了江，遗体不知所踪。
外婆坐在楼梯上大哭。她没去重庆。
妈妈说，外公跳江，是真急了。
妈妈连她亲生父亲的照片也没有见过——一九五二年，外婆和刘一寿结婚，外公刘一寿把外公郑鸣昌的所有照片和书信全烧了。
外公刘一寿是万县城郊的农民，少年时做布鞋铺学徒，成年后被抓了壮丁，和解放军打了几年仗，国军溃退台湾前，跑了。回乡后，在城里给人做布鞋。经人介绍认识外婆时，他已是三十来岁的老光棍，有一间破破烂烂的板壁房，用纸糊住墙缝。
外公是个勤快人，深夜还在灯下干活。顾客拿布和鞋底来，外公先找人用缝纫机把布打成圆口鞋帮，再用线把鞋帮上好，往鞋里上楦头，用小锤敲定鞋面不妥贴处，用刷子往鞋面刷水，放入一个底下有细火的木箱内的搁条上，慢慢烤干，取出，最后用线把做好的鞋吊在竹竿上。顾客再来，接过鞋，放下一张两角票，道一声谢。
政府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外公加入，两年后退出，仍旧单干。他的活很多，收入却只够一家人勉强糊口。妈妈记得，那时家里每天吃两顿饭，稀饭里放点盐或红薯就是一顿。
外公要养活一家九口人——外婆又生了两男一女。七个孩子，大点的都要帮忙干活。
烤箱旁总有一个孩子守着，不时翻一翻搁条上烤着的鞋，以便让刷过水的鞋面都烤干。翻鞋得小心，稍不注意，鞋就掉入下面的火堆里，后果很严重——外公暴怒，孩子挨打。一年除夕，雪天，二姨又把鞋翻到火堆里去了，外公举棍就打，打累了，歇口气，再打，还要把二姨撵出家门。二姨尖声哭叫，外婆看不过去，头一回为孩子挨打开了腔：“你打了几回了，差不多了。”
孩子们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摔破一只碗要挨打，抬水时间长了要挨打，玩“跳房子”游戏要挨打（外公说，把鞋子跳烂了）。幺姨才一岁，被外公按在床上用竹尺狠打屁股。
妈妈五六岁时没衣服穿，夏天光着身，冬天穿条夹裤，冷得哆嗦，外公骂她装疯。
“穷人气大，”大姨说，“他脾气不好，心好。”
外公对顾客笑脸相迎。孩子们在家门外栽了棵向日葵，邻居说它挡了光，他赶忙让孩子们把它拔掉。他孝敬太外婆，老人家过世，他一手料理后事。
但是他太穷了。大舅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乡下奶妈处喂养，每月给人家十多元，外婆则喂养城里的一个娃娃，每月能收二十多元。没想到乡下奶妈没奶，大舅被越喂越瘦，差点饿死了，才送回家。
外婆和外公经常吵架打架，几次到法院闹离婚。郑氏的几个孩子大了，外婆说起她们的亲生父亲，总念他的好。
杨河溪是个好地方。万县城上游二十多公里的江北岸，码头上一棵上百年的黄桷树，沿小路上山，草木葱郁，溪水潺潺。山高处一脉断岩，岩上一处突出如鹰嘴，名“望天榜”，我的后妈之父、外公冯德富就在这里长大。
外公的大哥十七岁时被抓了壮丁，一去不返，杳无音信。外公的妈妈是妇女代表，家徒四壁，床腿要倒了，用蔑条绑起来。外公读到小学毕业，开始务农。
“望天榜”脚下有一户做盐挂面的人家，大女儿姜元珍没上过一天学，比外公小四岁，两人常在一起打猪草、栽秧割谷。在姑娘心目中，小伙子勤快，脾气好，见人笑眯眯的，从不和人吵架，说话不带把子。经姜元珍的隔房姐姐“介绍”，两人于一九五四年定亲，一九五五年三月初二结婚。当年，姜元珍十七岁。
外婆姜元珍记得，结婚时，外公家给她做了两套新衣裳，一套苏联布的，一套花布的，而娘家的嫁妆是两床新被子。
新婚不久，外公就去考新兵。其实头一年他就想考，他爹不许，他坚持要去，他爹举起锄头打他，他跑开了。他爹怪外婆没阻拦他，外婆说：“他一心要走，我有啥办法？走就走吧。”他爹妥协了，让他结完婚再走。
一九五六年正月，外公胸佩大红花，走了。
外公随部队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驻三八线附近。当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已三年，大的战事已停，军事对峙中的小规模冲突仍有发生。外公火线入党，在侦察连当排长，曾组织围歼敌小股侦察兵。多年后，他笑眯眯地给我讲述战场见闻：“美国人真是讲究，趴地上打枪的时候还要在身下垫块毛毯。”
一九五八年，志愿军从朝鲜撤军，外公随部队驻东北。
一九五八年是个丰收年。妈妈记得，红薯吃不完，煮熟后晒干，家家门前地上全是红薯干。
深更半夜，妈妈被街上炼钢回来的人们的喧哗声惊醒。家里的铁锅、箱子的铁扣铜钩都交上去了。有的人家把祖传的铜盆交上去了。外公刘一寿被派到一座机械厂炼钢，吃住都在厂里。
在杨河溪，大队部贴了标语：“人民公社好”，公共食堂建起来了，说是吃饭不要钱，要大家放开肚皮吃。家家的铁锅都进了土高炉，粮食都交上去了，谁家烟囱冒烟谁就是落后分子，藏起来的铁锅和粮食被收走。
外公冯德富不在，两口子的房子被公共食堂的人拆了，拆下来的木料进了灶膛。外婆姜元珍只得住在娘家。
在食堂，大家一开始吃得很好，米饭管饱，每天的菜还不重样。干部们说，共产主义快实现了，好日子还在后头。
好景不长。年底开始，吃饭就有了定量，且不断减少，到最后减为正劳力一顿二两，老人小孩一顿八钱。
外婆是正劳力，白天在大队幼儿班照看小孩，晚上出工割苦荞、挖田，每天挣六个工分。干起活来饿得很快，心慌，眼花，腿软。
开始饿死人了。有人在路上走着，一声不吭一头倒下，不再醒来。有人抓了一只癞蛤蟆，烧来吃了，第二天毒发身亡。
外婆大妹的夫家大舅在食堂当炊事员，外婆去打饭，他勺里舀满点。几口吞下饭，外婆摸到生产队的萝卜地，趁没人看见，刨出一个萝卜，躲起来吃了。
大队干部怀疑一个人偷稻子，打得他死去活来。外婆的二妹在旁抱不平：“你们又没抓现行，凭啥打人家？！”外婆一把拉过她走了。干部们碍于外婆是军属，没追打过来。
饿得全身浮肿、走路打偏的村民们每天必须满负荷劳动。干部排工凭想当然，害得大家常做无用功。外婆气不过，当着大队支书的面说：“大太阳天栽番苕，落雨天打连盖，拿铺盖来遮谷子，乱指挥！”支书脸都绿了，差点发作。
人们每天都眼巴巴盼望着中央调粮食来。人们传说，毛主席悄悄到了万县城有名的餐馆小桃园，送给一个小孩一叠粮票。等小孩兴冲冲跑回家找来大人，毛主席已经走了。
外婆每月都能收到外公的信，随信寄回的有军功章，也有毛主席像章。外婆让自己的弟弟给她念信。外公说，托毛主席的福，他在部队很好，穿得暖，吃得饱。
在让弟弟代写的回信里，外婆一字不提家乡饿死人的事，她怕被批斗。
饥饿仿佛没有尽头。据外婆回忆，到一九六一年，她所在的生产队百来人中，已饿死了一二十人。外婆的大伯饿死了。外公的爹也饿死了。
外公的爹身材高大，人称“冯大汉”。以前一顿能吃几大碗饭的他早就饿得起不了床。外婆时不时把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一点吃食拿去给他，让他得以多维持些时日。这天，外婆听说他不行了，赶忙把留的两三小块肉送去让他吃下。第二天，“冯大汉”还是死了，一摊皮包骨头。
再也瞒不下去了，外婆给外公发了电报，半个月后外公才收到，赶回来奔丧。
外公一回家，三亲六戚、七邻八舍都拄着拐棍围过来，抓着他的手哭。
回到部队后，外公向上面反映了家乡饿死人的情况。部队专门派人到杨河溪调查，发现情况属实，才没处分他。
在万县城，妈妈有个邻居是退伍军人，高个子，在街道工厂做筷子，得了浮肿病，死在租来的小房子里。妈妈看到，有人倒在街边，有人抢街道工厂的糨糊吃。
街道公共食堂每天的粮食定量是：体力劳动者一斤，一般人八两，老人五两五钱。每人一个土罐，碎米饭，里面总有稗子和沙子。
二姨有点胖，正值青春期，总是不到点就去食堂拿自己的罐罐饭。食堂的人笑她，她让妈妈帮她去拿。饿极，中午就拿了晚上的饭。吃完，往土罐里倒开水，放点盐，涮着喝了，连涮几遍。
每年夏初，曾和外公刘一寿一起被抓壮丁的刘伯伯都会从乡下送一些李子来。妈妈去他家玩，吃过一块村民们吃的白鳝泥——白色的泥巴，瓷实，很难下咽。
刘伯伯的老婆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薯，干部们把她绑在树上示众。她趁人不备挣脱了身上的绳子，跑到不远处的池塘边，跳下去，死了。
刘伯伯的家人接连死去：儿子结婚才一年，媳妇怀着身孕，他得了脑膜炎，死了；孙子生下来没几年，腿上长疮后溃烂，死了；媳妇得病，死了。后来，刘伯伯也死了。
妈妈说：“那个时候，死好像很轻。”
妈妈九岁辍学。上学时，她经常迟到，因为帮家里干活而耽搁。放了假，她自己挣学费——到河坝去挑沙，一担沙六十斤，两里路，肩膀生疼，走走歇歇。回家，腰疼了一晚上。第二天再去。她不想上学了。
妈妈到二姨所在的街道工厂去扎牙刷，月工资八块。后来，妈妈编过草帽，切过鞋钉，轧过碎石，糊过纸盒，做过火炮，十五岁进了塑料厂，用锉刀磨钮扣，学徒工资十五块。每月关了饷，钱全交给外婆。
外公骂大舅，妈妈帮大舅说了一句话，外公怒目相对：“滚！”妈妈收拾了些衣物就出了家门，住到厂里宿舍。冬天，一床薄被，没有褥子，半夜在草席上冻醒。咬紧牙关，不回家。关了饷，留一点生活费，余钱让同厂的三姨带给外婆，不回家。春节，一个人待在宿舍，不回家。
外公到塑料厂附近的医院看病，妈妈在路上碰到，不搭理他。他请妈妈的一个同事劝她回家，妈妈才心软了，回了一趟家。
妈妈少女时代留影。
家，是外公冯德富八年军旅生涯中最大的念想。他给家里的每月一信从未中断。他执行野外勘察任务迷了路，在林海雪原转了好几天，天地茫茫，虎啸声声。战友找到他时，他双腿冻僵如冰棍，没有一点知觉。回到营地，眼看要被截肢，他说，“不行，没了腿，我怎么回家？”战友扶着他在宿舍里走了一晚上，双腿才慢慢恢复过来。
八年间，外婆去东北探了三回亲。最后一次去是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她去接外公转业回家。本来，外公可以留在东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分配工作，安排家属，但他想回家乡。
武汉火车站，外公和一同转业的战友分手时，哭成泪人。
外公回到家乡，公共食堂早已解散，但他那被食堂拆掉的房子找不回来了，连一副碗筷都找不回来了。
外公白手起家。半夜时分，他还走远路背盖房的蔑草回来。
房子好不容易盖起来了，外公找不到好工作。他嫌在家工分挣得少，坐船下万县，在江边抬石头，三块钱一天，抬了好几个月。他当过果园管理员、电厂和水库计工员，都是临时工。后来，他当了大队民兵连长。这不过是个闲差，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家务农，每年发下来的布票和其他人一样，一尺八寸。
“当初我劝他莫回，他不听，非要回来，愿意挨着三亲六戚。回来才晓得，三亲六戚，哪个理你？”外婆说。
外婆看出他有点后悔，但他闷在心里，什么也不说。
一九六七年夏，听说了万县城里两派之间的武斗，久经沙场的外公冯德富都有些心惊——枪林弹雨，烟火冲天，长江里漂着浮尸。
武斗中，太外婆的房子被打烂，片瓦无存，成了停尸间。
妈妈不能理解，都是中国人，都“无限忠于毛主席”，为何非要置对方于死地？
妈妈是那种随大流的造反派。厂里的当权派被打倒，她在台下跟着挥臂喊口号，一个一直受当权派重用的女同事跳上台，狠扇当权派的耳光，她瞧不起这人。大街上常有造反派和红色派辩论，她不参与。
大姨和三姨入了红色派，二姨入了造反派。外婆潘景秀倾向于红色派，外公刘一寿倾向于造反派，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剑拔驽张。
“观点不同，哪怕是夫妻，也像敌人一样；同一派的陌生人见面，那比亲人还要亲。”妈妈回忆。
停产闹革命了，妈妈厂里的两派都成立了战团。手持钢钎的男人们列队出了厂门，大街上有了枪声。
妈妈一个同事的弟弟走在街上，被一颗冷弹击中腹部，肠子流出来，死了。
妈妈的一个同事，人高马大，随战团去攻打四十多公里外的云阳磨盘寨红色派据点，死了。
妈妈厂里造反派战团的头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以前是工人，人品不错，走在街上，同厂一个红色派的女人看见他，向同派“战友”们努努嘴，一伙人上前，把小伙子绑了，押到作为据点的剧场里一通毒打后，再拉到轮船上，丢进江里。造反派战团打过来，捉了那个女人，斗她一阵，头头的弟弟打了她几拳。这事就这么算了。
两派开始枪炮对垒的时候，妈妈听说，从重庆下来的一艘轮船，在码头向岸上扫射。
普通市民们纷纷躲到乡下。外公刘一寿回了老家，外婆带子女们到了城外十多公里的新田林场，外公徒弟的妈妈在那里当炊事员。在林场躲武斗的几个月，关于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妈妈始终想不明白。
六年后才认识妈妈的爸爸也回巫山乡下老家躲武斗去了。那一年，爸爸二十六岁，在电力公司搞政宣，主要任务是写大字报。“当时我通夜通夜写，毛笔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我小时候看爸爸用毛体写“人间正道是沧桑”，他笑道。
爸爸是那种“敲边鼓”的造反派。他在笔记本上用正楷录下毛主席诗词和语录。他收集了满满一抽屉毛主席像章。他到北京串联，兜里空空，庆幸当时坐火车不要钱，在武汉的造反派接待站借了十块钱，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住了十多天。回万县后，他寄还了十块钱。他相信“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的原则是不打人、不整人。”
不过，别人要整他。他躲回乡下老家，那边红色派的人听说了，去绑他。五伯握拳立在门外：“你们谁要敢动我兄弟一根毫毛，我们刘家几十口人跟你们拼命！”一伙人悻悻走了。
刘家有个红色典型——大伯曾经是五十年代的劳模、县委委员，“靠边站”了之后，有一年病重，以为自己行将不治，召子女到床前：“我还有几件大事没有完成，第一件，保卫毛主席……”
枪炮声中，保卫毛主席的人们纷纷倒下。武斗高潮过去，爸爸回单位的时候，万县城一片破败，行人稀少，城外添了许多新坟。
爸爸开始在大字报上写新的毛主席语录：“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二〇一三年初一个冬日傍晚，重庆，我去探访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墓园——中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据资料记载，一九六七年夏至一九六八年夏一年间，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三十一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二十四次，六百四十五人死亡。墓园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武斗死难者约四百零四人，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
进了沙坪坝公园，我向好几个游人询问红卫兵墓园的具体位置，他们都说，不晓得。后来在一位老者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公园一隅的墓园。
我被挡在一扇上锁的铁栅栏门外。空无一人。没有鸟鸣。园内，碑塔林立。每座灰败的碑塔上，都有“死难烈士万岁”几个凸刻大字。近门的两个墓碑，分别刻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光秃秃的树杵在一堆被遗忘的时光里。最后一抹夕照，拢于丛生植物的绿叶上，终至不见。
门外水泥墙上，有游客题字：“悲哉！文革中死难的孤魂野鬼！你们是那个时代的殉葬品！”“一代悲魂，后世永记。”“文化革命起纷争，愚忠之人枉葬身。长眠黄土非荣耀，只作警钟示后人。”
一堆题字中的两行小字，要细看才能看清：“遥远的现实，不遥远的历史。”
徘徊门外，望一眼墓园后的高楼，我准备离开了，一位老人踱来。他看我一眼：“好久都不开放了，进不去啰。”
“您来过吧？”
“我没事就来这儿走走。”
老人六十七岁，文革开始时，他在上大学，学校停了课，大家都去闹革命。武斗爆发，他跟着别人“敲边鼓”；他的一个同学，被另一派的人活埋。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随大流，都是热血沸腾。”老人记得，他到北京串联时赶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广场一片红色海洋，“一个个喊毛主席万岁喊破了嗓子，像疯了一样”。
不远处的林荫道上，三三两两的游人们说笑着走远。“那段历史，现在好多人都不晓得了。”老人背对铁栅栏门里一个个墓碑，凝神望天。暮色四合。“文革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中国人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文革”初期妈妈穿军装留影。
“文革”期间爸爸留影。
外公刘一寿的家在反修路上，挨着东方红广场，广场上的广播里传出激昂的女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大舅和幺姨下乡当了知青。
深夜，外公在灯下做布鞋，一阵咳嗽，咯出一口血。他得了肺结核。看病吃药，钱花了不少，总不见好转，日渐消瘦。
大舅和幺姨回城来看他。妈妈和姨妈们也回去了。他和孩子们坐在一起聊天，聊到很晚，才进了他一个人住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睡在半截楼上的妈妈听到楼下一声惊叫。外公上吊了。床边，他的脑袋挂在皮带套的圈里，身体已僵硬。
外公的骨灰装在一个土罐里，埋入城郊一片乱坟地，没有坟头，没有墓碑。
二〇一〇年秋，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我在书柜里发现了一些文革时的印刷品，包括注明“万县市革命委员会印”或“《卫东报》无产阶级革命派编”的《文化革命文选》《卫东文选》《红色文选》《学习文选》，毛选，语录本，还有一个用于摘抄的红皮笔记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红皮小本末页，爸爸写下了购书日期：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彼时距林彪出逃正好还有三个月。书里凡出现“林彪”字样处，都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出现在九大主席团名单里的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名字，也被叉掉了。这显然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爸爸专门处理的。而购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林副主席语录》，爸爸在扉页上用毛笔把书名改成了《狠批林贼——批判林彪语录》。下一页，是林彪的书法：“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的《出版说明》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红皮笔记本里，一九七二年九月，爸爸摘抄了赵朴初的《反听曲之二》：
听话听反话，此理信不差，
“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高挂；
“四个伟大”到头来四番谋杀；
“共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
看他，耍出了多少戏法！
“千年出一个”，烧香拜菩萨；
“句句是真理”，念经又打卦；
抬高自己是真，拥护领袖是假。
管啥真和假？反正马克思主义、马赫主义都姓马。
大喊“共诛”、“共讨”的英雄，
本身就是“大坏蛋”、“野心家”。
可没料到终于在照妖镜下，现出了凶狠狠的青面獠牙。
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折戟沉沙，
落得一堆焦狗肉送给了蒙古喇嘛，
悲惨惨的阴魂紧随着赫光头去也。
这才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是吗？
一九七五年三月出版的《学习文选》里有一篇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其中写道：“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在这段文字下面，爸爸用红笔划了线。
写大字报的时候，爸爸是单位的红人。有领导主动要当他的入党介绍人，说是一入就提干，他不入。多年后，他劝我入党：“我那个时候不入，是因为看不惯混进组织飞黄腾达的一些小人。现在时代不同了，你在报社好好发展，莫学我。”
我出生的一九七五年，爸爸已经不写大字报了，转做基建工作。多年后，他对我说：“我管基建，没有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毛主席逝世，东方红广场上搭起了一个大灵堂，哀乐不息，人山人海。我家相册里有一张爸爸当时的留影：他和两个同事站在灵堂前，胸戴白花，臂缠黑纱，神情凄惶。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一批两整顿”（即深入揭批“四人帮”，进行整党整风和整顿企业）活动期间，爸爸在红皮笔记本里写下一首题为《一批两整顿好》的打油诗，其中一段为：“华主席掌舵引航向，狠狠打击四人帮。肃清四害流毒和影响，无产阶级专政更坚强。”
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关于文革的部分，爸爸又作了勾勾划划。书里夹了一套油印的《学习叶副主席〈讲话〉复习题》，最后一题是“简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爸爸的答案引用了叶剑英的话：“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
爸爸习惯于把毛泽东称为“毛老头儿”。“老头儿”是万县人对爸爸的称呼。“毛老头儿在的时候，腐败哪有现在这么凶？”
一九九七年大江截流，老头儿用毛体写下“毛老头儿”的词：“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写好后装裱，挂起来。
“文革”初期爸爸所在的万县电力公司供电所成立革委会时留影。
1967年，几位女青年在万县市西山公园钟楼下的留影。钟楼上挂有大幅毛主席像。
1967年8月，爸爸（左一）和两位“战友”在北京串联时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
1969年，爸爸（左）和朋友的合影。留影者胸佩主席像，背景设为主席像，并写上“神女应无恙”之类的主席诗词，是当时的照片范式。
二〇〇四年，我在小说《炮打司令部》里写道：
你爸这个人哪，活像一颗棋子。
哪一颗？
卒。
我和我妈便都沉默了。
这篇小说的第一句是：“我爸和我妈从街道办事处回来，把离婚证往床上一丢，坐到棋盘前，又下了一盘棋。”通篇小说，只有这一句是真实发生过的，除了他们当时是从法院回来。
妈妈把当时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保存至今。这份万县市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出具的调解书写道：“由于双方个性较强，互不谅解，常为家庭共同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吵闹，严重的影响了夫妻感情，经我院劝解多次和好无效。现郑真梅提出离婚，刘学院表示同意。”
财产的分割很简单：“收音机一部、缝纫机一台属郑真梅所有，郑真梅另付缝纫机钱七十元给刘学院。”
一九七四年爸妈结婚时，外婆给妈妈二十元钱，爸爸给妈妈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房子是公家的，家具是爸爸在乡下老家找木匠打的。后来，爸爸做了一个实木象棋盘，界河上写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上了漆。有空，他和妈妈坐棋盘前下两盘。两人都是臭棋篓子，后来都被我让子。爸爸老悔棋，边喊“莫忙”，边把落子抓回。
只是，离婚这步棋，爸爸想悔也悔不了。
妈妈说，当时离婚的夫妻特别少，很多人觉得，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离婚前，爸爸单位的工会主席专程上门对妈妈说，“我不同意你们离婚。”妈妈说，“日子是我自己过，别人管不着！”外婆对妈妈说，为了娃儿，莫离。妈妈咬咬牙，不应。
爸妈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只要了我一个。妈妈说，我生来瞌睡少，半夜时她边打瞌睡边推婴儿床，一停手，我就哭。每天早晨，她抱我去上班，把我放在厂附近一个帮忙看孩子的女人那儿，中午女人抱我到厂里让妈妈喂一次奶。“那两年把我磨的……”妈妈不说了。
夏日，一家三口在床上午睡。妈妈摸我脑袋：“我要跟你老头儿离婚了。”“离婚是啥子意思？”“就是我一个人到另外的地方去住，不和你们一起了。”“不准离婚！”我扬手，往妈妈脸上一扇。啪——妈妈脸上的小手掌印，红了。
我在那一记耳光里开始记事。那一年，我五岁。
爸爸提出，我的抚养权归他，不然不离婚。
下完一盘棋，妈妈吃过爸爸用高压锅焖的腊肉糯米饭，看看我，抹一把眼泪，提一只箱子，走了。
那张棋盘留在家里的角落，积了厚厚一层灰。界河两边，空空。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爸爸写了一封给已经另组家庭的妈妈的信，抬头是“郑真梅同志”。信中写道：
我对青松的教育和培养，是为国家尽义务，是我神圣的职责。我把他看成我的第一生命，我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我已是中年人，失去的年华不可挽救了，尽管努力挣扎，也难以弥补过去的损失。也只希望青松多读点书，学点处事为人的本领，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假如你真的疼爱青松，提出你有益的条件，正面教育，促使他的学习和身体健康成长，经常在你的家来往，甚至住在你的身边也可以。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
趁这封信未寄走，还补充几句：我经过多次琢磨、反复的思考、正确的估计，你本来是个好人，不过性格过分固执、古怪、偏激，眼前蒙了一层雾障，使你在白天、黑夜、风里、雨里迷失方向，使埋在地下的金子，展现不出本来的面目。
三年过去，孩子快长到1.4米高了，身体恢复了健康，长得又结实，人品、学习都可以。我亲自问过，你欠（方言，想念的意思）你妈妈？你到他家去玩吧！他向我一一告诉：不欠，也不去。真的他不欠吗？他不想来看你吗？！这仅是他口中的答词，难道他不满九岁的孩子就不欠妈妈疼爱吗？
他没有妈妈的疼爱，只有爸爸的亲切关怀和教诲。我过分的溺爱他，是因为他生了病。你相信，也可能不相信，我能把他培养成人。他现在有理想，将来要当一个“家”，所以他刻苦的学习。
由于新家庭关系的建立，你想商谈孩子的事，故今天啰啰嗦嗦的谈到这里。有事，笔谈。
再见！
那个时候，妈妈走在路上，一看到和我差不多高的孩子，就凑上前看他的模样。
离婚后，爸爸把我送到巫山乡下老家。一觉醒来，爸爸已经走了，我大哭。
裹小脚的奶奶把一小块腊肉放入一只搪瓷缸，加点水，搁在木炭火盆上煨。火盆装在一个前面敞开、上有方条的木笼里，奶奶坐于其上烤火，等肉煨熟了，就端给我吃。我一口一口地吃，她脸上的皱纹一点一点地展开。
那一年，老家刚包产到户，大米不够吃，五伯娘一家老小天天吃玉米面，却每顿给我蒸一碗大米饭。
爸爸的原配生了小孩，五伯娘带我去吃满月小汤圆。
村里一户人家的土墙房子失了火，瓦片上火苗直窜，浓烟升腾，男人们提着桶往附近的水塘跑，女主人疯了一样要回屋抢东西，被两个女人死死拦腰抱住，瘫坐地上，捶胸哭嚎。火灭之后，我和一帮小屁孩溜进烧得黑漆漆的厨房，一人抱了一兜烧熟的土豆出来吃。
一年之后，爸爸把我接回万县上小学。家里多了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一条长辫，向我涩涩地笑。爸爸说，这是冯孃孃。
我随冯孃孃坐船去了杨河溪。“望天榜”像天一样高，爬了一个多小时、歇了好几脚才到。山间，稀稀落落的土墙茅草房子，有的外墙上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忠”字。
土狗远远看到我们，叫开了。一个土墙裂了缝、屋顶茅草生了青苔的房子，门前院坝上一圈人，都看着我笑。冯孃孃说，到家了。
家徒四壁。堂屋墙壁上贴着外公“优秀党员”的奖状。外公搬来条凳让我坐，笑眯眯的，不说话。外婆进厨房忙活一阵，端来一碗煮荷包蛋：“吃吧，想吃啥就说。”
站在院坝上看江对面的高山，雾绕山腰，像天上的河。
一个面容黝黑、打着赤脚的少年从田埂上飞跑过来，看到我，笑笑，露出白牙，红了脸。旁人让我喊幺舅。我没喊。他的脸更红了，闪进屋。
少年拿出两根竹鱼竿，带我去附近的水塘钓鱼。他给我的鱼钩钩上蚯蚓，往蚯蚓上吐了一泡口水，教我一手持竿，一手把线甩出去。鱼上钩了，他把着我手，要我莫着急，看浮漂悠悠地一点一点，猛地一拖，他喊：“拉！”生平第一次钓鱼，我拉起了四条鲫鱼。我爱上了杨河溪。
每到暑假，我都要去杨河溪待上个把月。我天天扭幺舅去钓鱼。要是哪天他不想去，我多喊两声幺舅，他就去了。我喜欢看那些上钩的大鱼拖着线满塘乱窜，而幺舅不动声色把着线盘，直到鱼儿窜得没劲了，才稳稳收线，把鱼儿收上来。
有时候，我要幺舅带我钓鱼，外公要幺舅干活。幺舅就装模作样去地里，我带上鱼竿去塘边。不一阵，幺舅就溜来。外公发现了，当我的面，不发作，瞪幺舅一眼。幺舅对我使个眼色，我们收了竿，去地里待一阵，再溜到别家的地里偷一兜玉米棒子，回家放灶膛里烤来吃。
幺舅用篾条糊了一只纸风筝，我跟着他到“望天榜”崖边去放。那儿风大，风筝飞得很高。线断了，风筝颤悠悠地滑落，挂在崖外边的一块石头尖上。我们趴下来，我抱着幺舅的腰，他探出身去够那风筝。悬崖峭壁，我往下面看了一眼，有点晕。幺舅够了好一阵都没到手，一阵风过，把风筝带走了。我们起来，转过身，看到十步开外脸色惨白的外婆和冯孃孃。
我骑在院坝前的一棵樱桃树上看《三国演义》，感觉像是骑在赤兔马上，腿一晃荡，已行千里。其时，骄阳似火，清风徐来，树有微香。可惜一树樱桃早已摘了，只能嚼嚼高粱秆，咽咽猪圈那头大肥猪的口水。轮船汽笛声在山谷间响起，像是张飞的一声怒喝，喝退满山满谷的伏兵。幺舅在树下笑：“那边的女娃儿在看你哪。”我昂头看：“在哪，在哪？”
听说别的生产队放电影，我和幺舅赶夜路去。两脚宽的田埂上，幺舅在前面飞跑，我拿手电照路，跟不上，直喊：“慢点，等我！”
星星在天上吸得很牢，不用担心掉下来砸我们的脑袋。我和幺舅赤身并排躺着，拿手电往天上照，看光柱消隐。蛙鸣一片，稻香扑鼻。我们躺在一个直径近两米的篾条簸箕里，由两张条凳支在院坝的中央。身下清凉。幺舅说，半夜时蛇会爬到院坝上来歇凉。我把光柱乱舞一气，咳嗽两声。晨起，薄被面已被夜露浸湿了。远处田埂上，几个穿新花衬衫的姑娘说说笑笑往公社方向走。幺舅说，走，赶场去。我说，不去，没得钓鱼好耍。
我在天上，看到长江像我的裤腰带，我可以把它绷起来，再松手，弹在我的肚皮上，有一天会把我像火箭一样弹到月球上。那些云是停在天上的船，我吹个口哨，就会有一只船慢悠悠地下来，甩出缆绳，拴在江边那些高高矮矮的房子上，等我上去。我呵呵笑，拍一下屁股下我爸的背，我爸就像马一样在春天香喷喷的阳光里跑起来。
二〇〇七年，我在小说《露天电影》里这样写道。
小时候，我多么希望爸爸像其他孩子的爸爸一样把我高举起来，骑在他脖子上。我怕他，又离不得他。他性急，暴躁，喜欢马脸。他随和亲善，喜欢说“好事不在忙上”。他给我买很多小人书。他唯一一次打我是因为我把小人书里使兵器的大将剪下来和别的孩子吹画儿。他喝令我跪下，伸出掌心，他举起蔑条，重重地拍了三下。他吼道：“书怎么能糟蹋？！”
看露天电影，爸爸糟蹋了一块手表。
我家住在西山公园旁边，公园里有个露天电影院，很大的土坝子，二三十排石条凳子，后边还有自带板凳区。新电影上映，后排的矮个子只能看到一重重人头。战斗片，解放军得胜，前排的人都情不自禁站起来欢呼鼓掌，后排的人齐吼：“前头的人坐下来！”有人往前头扔烟盒、石子，还有玻璃汽水瓶。
新电影《杜十娘》上映，吃过晚饭，爸爸、冯孃孃和我各提了一只高凳子，往露天电影院去。一路上的人都在小跑，我们也跑。电影院外的售票处，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人人举着票子往里挤。爸爸急了，放下凳子跑去，也举着票子往里挤。他像汪洋里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一阵，不见了。
几分钟过后，爸爸举着电影票过来，像从海底浮出，满头大汗：“我的梅花王表遭挤脱了！”他的左手腕处，一圈发白的手表印。
电影院门口的铃声响了。爸爸望望售票处，那里还在打仗。他提起自己的凳子：“管他的，先看电影！”
他昂着头进了场，像一个得胜的将军。
冯孃孃在杨河溪开了一个小卖部，爸爸在城里进了货，坐船送去。山路上，他挑着一百多斤的酱油桶，汗流浃背。冯孃孃能吃苦，后来在城里卖菜，挣了钱，别人都说我家是万元户，爸爸找了个摇钱树。爸爸不甘，也开始业余做生意。他不大看得上卖菜这样的小生意，跑的是“大买卖”，比如联系煤炭买家和卖家，找货船，赚佣金。用他的话说，这是不投本的信息生意。这生意，他跑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挣到钱。他从不承认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只说：“我太相信人了。”
一九八八年夏天，家里刚在抢购风中托关系花二千四百块买了一台南极牌副品冰箱，外公来了，神色黯然。头一年卸了民兵连长职的他，刚经历一场未遂的自杀。
外公所在生产队的姜家女人生了二胎，计划生育工作队的人说，姜家女人躲在外公家生的娃儿。外公急了，他当时在大队部守小卖部，根本不知情。
外公解释无用，被开了批斗会——大队部的坝子上，围了一圈人，外公坐在中间，听公社副书记训话：“冯德富，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自己的娃儿都教育不好，岁数不到就结婚，还支持别人破坏计划生育。”
外公有口莫辩——大舅成家时不到二十二岁，没办结婚证。婚礼前，外公忐忑，就此事问过公社武装部长，对方说，女方岁数到了就行。
外公被罚款二百二十元。
“罚钱没事，那几句话不好受。”回家后，外公对外婆说，“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憋屈。”
他要外婆照顾好孙子，“这是一辈人”。进了卧室，把门关上。外婆心一沉，奔过去撞门，撞了几回，门闩才掉了。进去一看，外公端一口有不明液体的碗，正要喝。外婆一把夺过碗，喊来大舅。大舅把碗摔了。耗子药兑的水，绿油油的。“晚一步就没他了。”外婆说。
外公凄然默立。外婆把大舅说了一顿。
外公请爸爸给他写申诉材料。爸爸用正楷字写了七八页，用复写纸复写了好几份。
申诉材料递上去了，石沉大海。
我好几年没有见到幺舅。再见时，已是一九九二年冬，爸爸和冯孃孃离婚不久。离婚时，妹妹的抚养权以及他们买的一套老房子归冯孃孃。爸爸补得的五千元，买了一台两千多元的彩电，余钱借给一个“下海”的人之后，就没了。
幺舅没了少年时的活泼，看见我，淡淡一笑。两年前，他随一批同乡去了深圳，在一家电子厂打工，月工资三四百元。他看着我脚上的旅游鞋，问多少钱一双。我说，六十。他指着自己脚上的旅游鞋说，这双在那边买的，只二十。
我注意到他有些消瘦。他说自己正害肝炎，回来看病的。我们没有说太多话。
春节后，他随打工仔大军坐船到湖南城陵矶，在那里转火车去深圳。后来有一年春运，我在城陵矶站外广场上，满眼都是排队买票的打工仔们，人手一只装铺盖的编织袋，在寒风中站立。几个警察过来，举起警棍喝令：“蹲下，全都蹲下！”打工仔们全都蹲下了，一片沉默。
幺舅再去深圳后不久，传来他跟着别人偷了厂里有机密技术电路板而被捕的消息。
又为幺舅的事怄了气的外公，话越来越少。一直有鼻炎的他病情加重，到万县城一个私人诊所花三百元动了鼻息肉手术。不久后，他脖子上长了一个包，开始头疼。到医院一检查，是鼻癌，癌细胞已扩散。他不愿住院。
回杨河溪，下船后，家人找来一个滑竿要抬外公走，他不坐，自己走。路上，乡人问他身体怎样，他说：“人反正一死，不过是那一下。”
外公的头疼越来越厉害，疼得他定眼。他用被子蒙住头，从不呻唤。
一九九三年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下午，我坐船去杨河溪看望外公。阔别几年，杨河溪盖起了不少一楼一底的新砖房。我沿山路急急地走。
快到“望天榜”了，我一不留神滑倒，网兜里的玻璃瓶水果罐头磕在石板上，碎了。一个认识我的妇女说：“你外公上午已经老了，自己拿菜刀割了喉咙。”我扔了网兜，小跑而去。
棺材摆在新砖房底楼的堂屋中。外婆和冯孃孃看到我就哭。
那天早上，从不吃汤圆的外公要了四个汤圆、两个鸡蛋吃下。后来，在楼上的外婆和大舅听到下面的响动，下楼一看，床上的外公头歪在一边，喉咙处一个大口子，鲜血直喷，一把沾血的菜刀在他手边。
外公的第二次自杀，再也没人阻拦。“那年他喝耗子药，要是我晚了一步，他后来也不会遭那些罪，挨那一刀了。”外婆抹泪说，“人这一辈子，哪个说得清楚？”
外公一辈子没和外婆红过脸。去世前几天，他拿出一块两角钱，要外婆去大队部交党费。外婆不乐意：“这钱不如拿去买糖吃。”眼看外公要动怒，外婆还是去交了。外公去世后，组织上没一个人来。
外公的坟在“望天榜”近崖处，面朝长江。
外公去世后，我再没去过杨河溪。听这些年一直在城里跟冯孃孃一起生活的外婆说，政府搞退耕还林，杨河溪的人都迁走了，家里那栋房子一直空着，破得不成样子了。
二〇〇七年，我写了一篇小说：一个外迁移民不愿离开故土，要守着父母的坟，政府的人来拆房子时，他上了房顶。后来有人假称他心爱的女人得了急病，把他骗下来，拆了房子。我借用外公的名字为主人公命名：张德富。
这篇题为《房顶上的张德富》的小说如此结尾：
我问：“张德富后来怎样了？”村妇说：“他到了镇上，吴桂芬家的门还没开，他就拍门，把半条街上的人都拍醒了。吴桂芬男人开了门，问他干啥。他说，桂芬在哪儿？那个男人说，关你球事！张德富就桂芬桂芬地喊。那个男人要打他，吴桂芬从里屋跑出来，把男人抱住了。张德富背身就往回跑，鞋子都跑落了一只。我们赶过来的时候，张德富正跪在地上哇哇大哭。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看到过有人像他那样哭。他嗓子都哭嘶了，还拿额头在地上撞，满脸的血。”
村妇拿手背抹了一下眼：“我们好半天才把他劝住了，又怕他去找他们算账，就把他围起来。他说，放心，我不会闹事，都是吃一河水长大的啊。”
我的喉咙堵了，说不出话来。
“他请我们帮忙把他父母的坟迁到了山上，就在那儿。”村妇指着山腰。一座新坟，面朝长江，旁边是一片竹林。
“张德富去哪儿了？”
“迁完坟他就走了，没人晓得他在哪儿，就像个鸟儿，飞了。”
二〇〇〇年初秋，重庆忠县一个名为闪断垭口的地方，数年前一场大滑坡所在地，山体的裂口仍在。为供职的报社采写重访三峡地区地质灾害发生地系列报道的我到了那里。
此前，我去了武隆县的鸡冠岭，那里一九八〇年代发生过一场岩崩。当我搭了一辆破摩托到达山顶时，那位和善的村支书一边为我拍身上的灰，一边啧啧称奇：“我这辈子头一回看到记者啊。”
在闪断垭口，我仍然是个稀奇。我在滑坡带之外的农户采访，大家都问：“好几年的事了，你跑这么远来问这个，有啥用？”聊了几句，他们就把话题扯到“一年要交好多钱”上去。
中午时分，我走进滑坡带，旧日灾难的痕迹已被新生的庄稼覆没。泥土依然沉厚。一片寂静。
半山腰，一座墙有裂缝的土屋掩在树丛中。
我站在门口，惊了屋里的人。一家五口，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愣了一下，都从饭桌旁站起来，招呼我进去。
主人找来一张条凳让我坐，敬烟，倒茶。家徒四壁。
主人很不好意思：“莫嫌弃，跟我们将就吃点吧。”
饭桌上空空荡荡，每人面前一碗米饭。一个大土碗摆在桌中间，里面是农家自制的豆花。没有味碟。碗是白的，米饭是白的，豆花是白的，白花花一片。
主妇要去厨房给我盛一碗豆花，我拦住她：“我吃过了，真的吃过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主人挨我坐下。我让他接着吃，他说：“吃饱了。你想了解点啥？”
采访快完时，我问主人：“为啥还要守在这儿，万一哪天滑坡带又滑了怎么办？”
“能往哪儿搬？一家人的地都在这儿。再说，还欠着上面的提留款，哪有钱在别处起房子？”
主妇接口说：“天灾免不了。粮食够吃，不生病，就谢天谢地了。”
我没有话说。
我挥挥手，转身离开，不回头望一眼土屋门前的一家人。那个少年的眼神，那么黯淡。
这是新闻稿之外的许多事之一，那么微不足道，那么平淡，如一碗豆花。而那篇新闻稿的内容，我早已忘记了。
万县城大变样了。一九九七年重庆直辖后，四川省万县市变成了重庆市万州区，将要在库区蓄水后被淹没的下半城开始搬迁，新的移民小区楼高路宽。
离搬迁截止期还有一年多，下半城一条老商业街贴出有关部门的公告，要求商户们在半年内搬迁到上半城一个企业新建的商贸市场。半年过去，没人响应，有关部门也没动静。我去采访，商户们哂笑：有关部门屁眼不干净，硬不起来。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出公告是“宏观把握，合理引导”，为了让商户“早搬迁早受益”。
我写了一篇长稿子。主任看完一拍桌子：“好！”过一阵又说，总编也说好。第二天早晨见面，他垂头丧气：“稿子撤了。都发排了，宣传部来了个电话。”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从报社辞职，要去北京。我对妈妈说，我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妈妈再次离婚已经两年了，为了离成，什么财产也没要，一个人租房住。听了我的话，她什么也没说，给我五千块：“拿去做路费吧。”
爸爸对我说，男子汉是该出去闯闯。我在饯行宴上醉倒，几个同事送我回家，他守着我醒来，笑笑：“急，又不好说他们，他们劝酒，也是好心。”
我走了，留下爸妈，各自孤单，渐渐老去。
初秋，爸爸寄来几件我的厚衣服，随附一信：
天气已凉，应注意身体健康。有几件衣没有给你寄，若需要，再给你寄来。还需什么，我可再寄。外面社会复杂，应注意。乘车时应注意扒手，上下车及乘车应注意安全。在生活上要注意营养，注意休息。
后来，爸爸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一个朋友中了三星公司北京分公司“彩票赠送活动”二等奖。我说，这是骗局，莫信。他仍寄来一信：
我已经与北京丰台区公证电话核对，此奖是真。领奖密码编号……你收信后到……领该奖品。请先不付任何钱，包括所得税，领到奖品后再上税。查看后来电话。
我没去，在电话里说他天真。他不说话。
二〇〇三年秋天，我邀爸妈一起到北京玩。在长城上，我劝妈妈跟爸爸复合。妈妈说：“绝对不可能。我可以给他介绍对象。”
后来，妈妈真的给爸爸介绍了对象。没成。
爸爸咯血的老毛病发作得频繁了，身体越来越差。他唯一的儿子在千里之外，每年只回去一两次。
二〇〇八年夏天，爸爸又一次大咯血，住进了医院。
我回去的那天晚上，一个瘦弱的男人从外面走道的加床转进爸爸的病房，那是一个两人间。
男人脸色腊黄，按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呻唤。我靠在椅子上，望着他，觉得他像是要死过去。
凌晨的时候，男人看了我几眼，有气无力地说：“兄弟，麻烦你，帮我到外面去买箱牛奶吧。”他给了我一百块。我去医院旁的小超市买了一箱牛奶，拎回来，把余钱给他，又撕开包装，取了一盒牛奶递给他。他说，谢谢。
他按着肚子，用吸管吸了一阵，把一盒牛奶吸完了。我问他还要不，他说：“不了，好几天没吃饭，啥东西都吃不下，勉强喝点。”
我问他是啥病。他说：“白血病。脾肿大了，疼得要命。”
“你的家属呢？”
“在外地打工，没给她说。”
“你为啥不给她说？”
“回来也没用。她前不久也住院，没路费回来。”
“你可以请个陪护。”
“哪来的钱哟。”
没有再说什么。那晚上，我担心爸爸，没怎么睡，听男人呻唤了一晚上。
第二天，男人仍是呻唤，没有吃饭，只喝了几盒牛奶。又过了一天，情况才好点，疼得轻了些。
男人告诉我，他叫李家清，家在渝鄂交界一个叫梨树的地方，那个山乡没啥副业，很多人都出去打工。打工挣点钱，就到山脚下盖房。他家还在山上，还是土墙房。他那年四十三，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孩子十六岁，和她妈妈一起在上海打工，另两个孩子还小，在家读书。
李家清此前几年在无锡打工，一个月能挣一千来块。二〇〇七年检查出白血病后，在无锡住了三个月院，花了六万块。钱是兄弟姊妹们凑的。回家来，合作医疗只报了三千块。二〇〇八年春节期间脾肿了，住院，又花了好几千。
这次住院，李家清找人借了两千。
李家清望着吊瓶说：“每天几百，这两千搞不了几天就要搞完。搞完了，不管脾消没消，回家去。”
我说：“莫这么说，再想想办法，治病要紧。”我听到自己的声音，空洞得很。
李家清慢慢能吃一些东西了。有时我帮他去食堂买饭，不要他给钱。有两次，他硬把钱塞给我。有时给他个水果，他接了。
没过几天，护士催他去缴费。他准备出院的时候，大女儿来了个电话。女儿要给他打钱。他不要她打。说了半天，他才同意了。女儿给他打了一千块。
精神好点的时候，李家清跟我讲他在无锡时的壮举：他的侄儿也在那儿打工，被警察错当成小偷抓了，挨了打，胆子小不敢吱声，他领着侄儿进了派出所，据理力争，甚至使点浑，最终让侄儿拿到了几千块国家赔偿金。
李家清抱怨这里的医生水平、态度都不行，没有用对药，把他的病越治越坏；抱怨他在老家找的那个中医只会吹嘘，每次去看病，开的草药用背篓装，吃了几个月药，屁用没得。
李家清说，出院后要去找乡政府，要求补助点钱。他听说乡里有国家下拨的特困户医疗救助资金，不过能领到钱的都是有关系的人。“凭啥？我去找他们闹。”
他盯着电视：“这个社会烂透了。”
后来，李家清的女儿又给他打了一千块。这一千块在两天内花光之后，他坚决要出院。
我对他说：“你的脾还没完全消，还是再住两天，好点再出去。”
他说：“不住了，我这病，把老婆娃儿拖累苦了。唉，一下又死不了。”
那两天，他好几次说，他晓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我说：“莫这么说，乐观点，就有奇迹。你老婆，你女儿，都不希望你说这种话。”
他笑笑：“你是好人，肯定会添福添寿的。”
李家清出院的时候，我刚好有点事要出去。出去之前，我从钱包里取出三百块，捏在手里，犹豫了好一阵，到底没有给他。
回来时，看到李家清出医院的背影。他提着装CT片的袋子，慢慢走着。
慢慢走远。
爸爸出院之前，我在医院又见到了幺舅。
幺舅在那边的监狱里待了两三年，因表现好减了刑。出来后，学了厨师，在那边又干了几年，回到万州，娶妻生子，买了辆三轮车拉货。二〇〇七年，他过完生日第二天，肝就疼了。到医院检查，是肝癌。做介入手术后，病情似有好转。
幺舅带老婆到了爸爸病房，看到我，笑笑。他说，最近身上好几处疼，来找以前的主治医生看看，顺便来看看爸爸。
我陪他们去找主治医生。医生把幺舅妈和我叫到一边，低声说，癌细胞已经扩散。
送他们出医院的路上，幺舅笑笑：“没啥，医生都喜欢把病情说得严重些。”
回北京前，我拎了一箱牛奶去看幺舅。他看上去精神不错，说他身体好些了还要开三轮车。他还惦记着别人找他帮忙的事。他笑眯眯地握我的手：“你下回回来，我们一起去杨河溪钓鱼。”我说，好。
一个多月后，妹妹打来电话：幺舅去世了。病危时，他被亲人们送回杨河溪，落气之前，泪水长流。
幺舅的坟在“望天榜”近崖处，地势比外公的坟低一点，面朝长江。
幺舅名叫冯仕平，享年三十七岁。
二〇一〇年五一，爸爸七十大寿，回家的路，我特意选择了先坐火车到宜昌，再坐慢船溯江而上。船过三峡，青山依旧，江水平静。我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八年没有坐慢船了。慢船行江上，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漫漫。”
以当年起算的八年前，我离家赴京，先坐慢船下宜昌。弹指一挥间，路已漫漫。
我想起当年在时代巨变中拖家带口坐船回万县的外公郑鸣昌。船过三峡，他心底生出怎样的感慨？
外婆潘景秀在二〇〇九年过世。妈妈和爸爸离婚后，因一些小事，她与外婆的关系紧张，母女间多年不来往。不过，外婆待我很好。小时候在外婆家，我喜欢在她身后看她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麻将牌，轻拍在桌上，喜欢看她戴上老花镜在我的作业本上签名，一笔一画，四下寂然。
外婆生命的最后两年，妈妈和她住在一起照顾她。“那个时候，再大的气，也消了。”妈妈说。
对于妈妈和外婆的和解，爸爸很欣慰：“母女之间有啥大不了的？”
爸爸在二〇〇九年被检查出肺癌。我瞒着他。他越来越消瘦，脾气越来越坏，在病床上动不动就责骂请来的陪护。
他经常住院。出院后，住在老年公寓。他唯一的儿子在千里之外，每年只回去一两次。
老家的亲戚们专程来为爸爸祝寿。爸爸对我说：“你莫忘了老家的人对我们的情义。”送姑姑、伯父上车时，爸爸一手抓一个，抓紧他们的手，不说话，泪流满面。车开走了，我扶他回家，一路无话。
1960年代初，刘氏家族合影。图中坐椅老人为奶奶，第二排，右一为爸爸，右二为五伯，左二为大伯。
二〇一〇年十月，爸爸没精力在电话里说久了。我回了万州，每天去老年公寓陪他，散淡聊天。我说，我还是觉得自己适合写东西。他说，好。
爸爸想吃柚子，让我去楼下超市买，把钱硬塞给我。我晓得，他觉得自己这些年拖累了我，过意不去。我买回一个柚子，他吃了几口就不吃了，说没有另一个品种好吃。我没有再下楼去买。
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五点，爸爸在电话里说：“又在咯血，快来。”我打的去老年公寓。他的房间，日光灯亮着。推开门，他面墙侧卧，重重地呼气。床前一大半痰盂血。被单上血迹斑斑。我喊爸爸，他没答应。他眼睛大大睁着，瘦骨嶙峋的胸腔一起一伏，重重地呼气。我把手放在他手上，我喊爸爸，他没答应。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弥留。我以为这是他咯完血后极度虚弱的表现，想等他平复一下，再送他去医院。我傻站在那里。我喊爸爸，他没答应。他重重地呼气，眼睛大大睁着。我打了120。医生来了，抢救。他的呼气越来越弱。他的眼睛悄然闭上。医生留下一张死亡通知单，走了。我跪在床前，握着他的手。手上温热，渐渐冷了。
等来我，他沉默地告别。
有时我想，如果他那时还能说话，他会和我说些什么。太多话没有说出来。太多话无法说出来。也许，沉默是最好的告别方式。关于死，关于身后事，他生前从来不提。只有一次，和我说到妈妈，他说：“这回住院，万一我走了，让你妈来住家里的房子。”
爸爸的墓在公墓里的杜鹃园，面向沿江高速公路。那条路通向他出生的地方，通向我要走的路。
我留在家里的所有的书和CD，还有我小时候的作文本，爸爸都存放得整整齐齐。
整理爸爸的遗物时，找到好些年代久远的欠条，都是别人欠他的，金额从三五十到数百元不等。
还找到一张写满字的纸——爸爸抄写了我出的第一本书《真话》里的一段：
2001年10月26日晚上，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致14人死亡案，9户人家、8男6女被杀，3人重伤。杀人者是47岁的该村村民胡文海。
2001年12月25日，胡文海被判死刑。法庭上，胡文海在最后陈述中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地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四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四五万，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离开万州前，我去了屹立八十载的西山钟楼。以前，我的家就在钟楼脚下，我和它相伴二十多年。小时候，我仰望似乎伸到云里头的钟楼，觉得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江水上涨后，钟楼就在江边，它似乎变矮了。以前家所在的地方，滨江公路穿越而过。
江水浩荡。
钟楼脚下的东方广场，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唱红歌，歌声激昂。一时间，故人往事扑面而来，我有些恍惚，差点没听到响起的钟声。
(作于2013年夏，原载于《飞天》2017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