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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围绕着一些地方农村“合村并居”争论不断。本人比较关心农村的“空心村”改造，但因多年来深入农村实地调研过少，很难作出判断，今天找来几篇有关评价“合村并村”的文章（时间跨度10多年），供自己研究用，也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山东德州六成村庄合并，减少4980个建制村?“合村并居”带来什么？
记者 徐锦庚 2010-07-0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整合村庄、建立农村社区，这是山东省德州市推行“合村并居”改革的主要内容。两年来，这个农业大市中的改革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近期，德州公布了“合村并居”的最新数据：“六成村庄合并，减少4980个建制村，新建3339个社区性组织”。
对于旁观者而言，直接的改变是数据。对于改革的亲历者来说，变化却不止于此。
为什么合？
“三高两难”成了道无形的坎
说到改革原因，农民爱讲故事：齐河县安头乡有个建制村叫冢子张，总共才156户643人，宅基地面积却有320亩，人均占地近半亩，村庄破烂，村道坎坷，胡同最窄处只有1.5米。“连拖拉机也过不去，得把东西卸下来，再拿小推车一点点倒腾进院。一次村里人结婚，正赶上下雨，小轿车陷进烂泥，是被拖拉机拽进村的。”村民张义豪苦笑着说。
两年前的德州，像冢子张这样的建制村比比皆是。
山东省人口9300多万，建制村却多达8万个，比邻近的河南和江苏分别多出3.2万个和6万个。德州市农业人口占全省6.4%，而建制村数量却达8319个，占全省10%，村均人口比全省少271人，500人以下的村4756个，占57%，最小的村仅29人。全市城镇化率为38%，比山东全省平均水平低10.3个百分点。
“看得见的坎好躲，看不见的坎难迈。”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带来的“三高两难”被认为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坎。
三高是什么？一是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基层负担重。按每村年平均5000元计算，仅全市财政承担的村级工资费用就近4000万元。二是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费严重。全市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达257平方米，高出国家标准107平方米，空心村比例达80%，有的村庄房屋空置率高达50%。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水平低。医院、学校、超市等基础设施，因村庄过于分散而低水平重复建设，国家的扶持资金分散到各村，就像撒胡椒面，收效甚微。
两难又是什么？一是村级管理水平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许多村选不出党支部书记，有的村就是“矬子里拔将军”。二是民主管理难。大家族在村中的人口比例多，家庭宗派治村的痼疾难以割除。
“‘三高两难’已成为制约德州农村发展的瓶颈，不改变传统农村治理结构，就很难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德州市委书记雷建国说，“合村并居是农村改革的‘敲门砖’，是统筹城乡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
2008年上半年，德州在所属每个县市区各确定一两个乡镇试点。2009年3月，出台《关于推进全市村庄合并社区建设的意见》，作出全面部署。
怎么合？
合村并居，不是件容易事。涉及生产结构、空间布局、管理体制的调整，关系到人文关系、生产要素的重组，既敏感又复杂。实施之初，不少人心存疑虑：“群众怕丢村子，村干部怕丢位子，县乡干部怕惹乱子”。
怎么办？除了讲明白，更要办周全。
德州市充分考虑现有发展水平、地缘关系、历史沿革、风俗习惯、自然条件等因素，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权益，结合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等，以县为单位，统筹规划。
农民听得明白、记得清楚的政策，就是德州的“五不变一不降低”。即合村后，原建制村的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各类承包、租赁合同及合理优惠政策不变，村级资产、债权债务不变，自然村村名不变，村民的福利待遇不变，原退休干部的生活补贴标准不降低。这项政策，使干部安置、债务处置、新村选址等难题迎刃而解，干部群众没有了顾虑，合村并居积极性很高。
合村并居分3步实施：第一步，合村子。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山东省行政区划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把几个村合并成一个农村社区，组建社区党支部或党总支，同时成立社区管委会作为过渡期临时机构。平原县张华镇有一个不足百户的村，9名党员轮流当支书，村民戏称他们是“坐庄书记”，合村并居改变了这种村小人才少、难选带头人的窘境。第二步，选班子。依法选举产生新社区村民委员会，各自然村至少有1人进入社区村民委员会。第三步，建社区、重点抓好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逐步实施并居、建设新型社区。
在合村并居过程中，德州不搞一刀切，探索出7种合并模式：城中村改造型，小城镇吸纳型，强村带动型，产业联结型，企业带动型，相邻村合并型。山东省委、省政府调研组评价，“这些模式尊重实际，尊重群众意愿，保证了合村并居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保证了社会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几次到德州实地调研，他认为德州市建立农村大社区治理结构的做法，顺应了我国历史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抓住了破解城乡一体化难题的关键点。他说在农村推进改革很难，难就难在找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点，而德州推进合村并居改革的过程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平衡，有示范意义。
合后怎么样？
合村并居改革分步推行，冢子张村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2008年上半年，冢子张村与小李村合并后，当年底就有106户乔迁新居。如今的冢子张社区，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街道贯穿村子东西，两侧是一色的白墙红瓦二层小楼，社区内有幼儿园、老年公寓、文化大院、卫生室、超市。“住在这里舒心！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村民感慨万端。
“合村不是简单的村村相加，”德州市市长吴翠云说，“政府通过科学运筹，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实现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革。”实际上，合村并居正在迸发出的是一种“乘法效应”：生产、生活、公共服务、基层组织等多重因素构成了“乘数”。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为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搭建了平台。宁津县崔杨社区建起高标准的医院、学校、老年公寓，合并过来的两个村68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免费入住老年公寓。临邑县兴隆镇的老尤陈等4个村合并后，建立了规范的社区卫生院，与县合作医疗办公室实现联网，村民不出村就能住院能报销。目前，全市有120个社区新安了自来水，180个社区新修了连村路，290个社区新建了服务大厅和活动场所。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城乡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搭建了平台。德州市完成合村并居后，可减少村庄占地65%以上，节约土地100多万亩，相当于庆云县全县耕地的2倍。齐河县南北社区通过整体迁建，合并的7个村统一盖楼，可增加土地复垦面积3600多亩。目前，全市已启动产业转移项目213个，4.5万名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转移就业。农业龙头企业山东中澳集团投资7亿元，建设2000套居住楼房和800栋肉鸭养殖大棚，吸纳2000户农民入住社区。
合村并居改革中，德州市积极推进乡镇驻地周围村庄向小城镇集中，引导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到小城镇发展，扩大了产业规模，形成集聚扩散效应，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全市已规划511个村庄合并到乡镇驻地社区，人口21.19万人，占乡镇现有建成区人口近半。庆云县以县城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吸引农民向城镇集中，向二、三产业转移，有41个村庄、2.6万人进入乡镇驻地社区。平原县提出经过10年发展，县城人口达到15万至20万。
合村并居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了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了农业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德州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2686家，占全省1/10，其中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627家。禹城市市中街道办事处夏季社区由9个村合并而成，去年，这个社区新增菜棚100余个，新增蔬菜种植面积2200余亩，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外包种植蔬菜2000余亩。平原县叶庄社区以土地入股组建合作社，农户每亩土地每年有900至1200元的固定分红，还能得到100至200元的二次分红。
合村并居还整合了党建资源，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目前，全市农村干部平均年龄45岁，比合并前下降4.6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7.5%，提高19.5%；村委会主任中有企业、有项目的能人占54%。全市农村“两委”人数减少12092人，每年可节约经费2490万元。宁津县柴胡店镇东崔社区由5个村合并，社区党总支书记崔吉海算了一笔账：原东崔村每年开支约3万元，其他4个村每年各约2万元，合并后新社区年开支约4万元，节省7万元。
山东省委、省政府调研组认为，德州市的改革目前还在进一步完善，这些做法对于深化农村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为什么说山东合村并居是大跃进
作者：贺雪峰 2020-06-20
来源：新乡土微信公众号
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
山东省采取拆农民房子的办法来推进合村并居，损害了农民的基本权利，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在推进合村并居的过程中，地方干部普遍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手段，激起巨大民怨。
山东正在进行的合村并居是新时期的一场大跃进。在缺少基本科学论证的情况下面，山东省大干快上，先拆农民房子，再规划建设农民社区，其后果很大可能是，农民房子被拆了，政府却没有钱来建社区，农民即使想上楼也无楼可上了。
得出以上结论并非没有依据。我们先来看山东德州临邑县合村并居的例子。
据临邑县人民政府2020年6月15日发布的“临邑县村庄规划布点方案公示通告”，全县12个乡镇（街道），分为四种村庄类型，分别是：城镇开发边界内村庄109个，城郊融合类村庄3个，集聚提升类村庄297个，特色保护类村庄31个，搬迁撤并类村庄417个，除了31个特色保护类村庄外，全县826个村庄都在拆迁改造范围内。
按临邑县政府公布的“拆迁时序汇总表”，全县至2025年完成拆迁的村庄共有222个，至2035年完成全部417个搬迁拆并类村庄的拆迁任务。其中计划在2022年之前完成拆迁的共有157个村庄，占到全县村庄总数的大约20%。应该说，用短短两年多时间拆掉全县五分之一村庄农民的房子，速度是相当快的。现在的问题是，将农民房子拆掉之后，必须要给农民最低限度的补偿，及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连补偿带建新型社区在内，农户每户花费至少20万元，每户20万元的花费必须要有来源。按每个村500人150户计算，157个村庄就有大约2.4万户，至少需要有48亿元资金来源。
临邑是一个农业县，除了拆迁，还要对集聚提升类村庄进行投入，对特色保护类村庄进行投入。所有投入都靠县级财政是不现实的。那么，搬迁撤并村庄的投入来自哪里呢?
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刘兴云在2020年6月17日山东省新闻发表会上以德州禹城市为例，专门谈到了投入来源。刘厅长说，2010年以来，德州禹城市“一次规划、滚动开工28个农村社区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预计实现土地增减挂钩收益16亿元，投资缺口部分2亿元主要通过政府投资来弥补”。
也就是说，山东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的主要投入靠土地增减挂钩收益。问题是，土地增减挂钩收益必须以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能够卖得出去，及卖得出价钱为前提。在整个山东全省大干快上的情况下面，这个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不允许跨省交易。即使允许跨省交易，山东是东部地区，也只应买入指标而不可能卖出指标。所以，山东省搬迁撤并村庄所形成增减挂钩指标只能在省内交易。
现在山东全省都在进行合村并居，也是因此，16个地市都不会缺增减挂钩指标。也就是说，临邑所在德州市通过搬迁撤并村庄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只能在德州市内交易。
德州市是一个财政比较穷、工业不发达的城市，对建设用地需求并不大，且德州市内所有县市区都在进行合村并居，也就都在产生增减挂钩指标。因此，临邑通过搬迁撤并村庄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只可能在临邑县内交易。这个交易的意思是，搬迁撤并村庄所减少的农村建设用地面积，转化成临邑县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那么，临邑县最近两年多完成拆迁的157个村庄可以产生出多少亩增减挂钩指标呢？按每户拆迁产生0.5亩指标计算，拆迁2.4万户可以产生1.2万亩指标。也就是说，临邑县需要在三年内消化1.2万亩城市建设用地。
目前临邑县全县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才5万亩，要在这么短时间消化1.2万亩增减挂钩指标，肯定是不可能的。在临邑县不需要新增那么多建设用地，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增减挂钩指标的情况下面，三年内搬迁撤并157个村庄产生出来的1.2万亩增减挂钩指标大大多于城市建设需要，指标就没有了稀缺性，自然就不可能卖出钱来。当然也就不可能会产生刘兴云厅长所希望的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投入主要靠土地增减挂钩收益的预计。
麻烦的是，农民房子现在就已经拆了，农民要上楼的楼房还在等增减挂钩指标交易收入来修建。而实际上临邑通过撤并搬迁形成的巨额增减挂钩指标根本就不可能卖得出去，也就不可能有增减挂钩收益。农民的房子已经拆了，又上不了楼，将来怎么办？那就很不好办。
刘兴云厅长举例的德州禹城市，从2010年以来滚动开工建设28个农村社区项目，预计实现16亿元增减挂钩收益。2010年山东省拆农民房子建农村社区还只在很小范围，且时间也足够长，滚动了十年时间，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就可能交易得出去。现在全省都在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山东全省产生出来的增减挂钩指标可以高达千万亩，超过全国每年新增城市建设用地的三倍，山东省如何消化得了如此巨量的增减挂钩指标？在一个县内，搬迁撤并一两个村与搬迁撤并一两百个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山东不顾农民反对，损害农民利益也要拆农民房子，山东也不能不安置农民。山东拆农民房子让农民上楼的主要投入指望增减挂钩收益，实际上在全省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的情况下面，增减挂钩时指标根本就不可能卖得出去，增减挂钩收益也就不可能有。没有增减挂钩收益，建不成农村社区，农民的房子又已经被拆了，到时候山东全省怎么办？就是大问题啊！
二
有人认为，山东合村并居是历史大趋势，因为村庄终究是要消失的，城市化是必然的。问题是，即使村庄要消失，这也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农民有自己的理性，他们会权衡自己利益，决定自己进不进城和何时进城。
农民在进城时的首要考虑是自己在城市能否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能否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城市过不好，农村又没退路。所以，农民即使能进城，他们一般也会理性保留农村的退路，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愿拆自己的房子。从地方来讲，城市化必须要有经济支撑，必须要有工商业的发展。仅仅将农民搬迁进城，他们在城市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城市就会变成贫民窟。
山东合村并居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山东合村并居，将多个村庄撤并到一个集中居住点，建所谓新型农村社区。这个新型农村社区远离县城，甚至离乡镇也比较远，没有工业（也不可能有），也就没有就业，又远离了土地，农业生产也很困难。这个所谓新型农村社区就不过是一个让农民上楼了的大村庄。这个大村庄无法务农（离土地太远了且没有存放农具的场所），又没有务工机会。上楼之后农民生活成本骤增。这样的上楼，村庄好像是消失了，却完全不是城市化了。以合村并居作为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手段，是典型的小农思维的城市化，与真正以产业发展为前提的城市化完全不搭。就像一则寓言说的，皇帝每天肯定是用金扁担挑水的吧！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仍将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当中，会有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不过，农民进城不是进到山东建设的所谓新型农村社区，而是进到具有产业基础和就业机会的城市，至少也是进县城。农民依据自己家庭的资源禀赋、风险偏好和家庭结构来确定家庭进城策略。他们对自己所有的决策负责，他们是理性的，也是智慧的。这样的城市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
当农民都已经进城并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机会之后，他们自然会放弃农村的旧宅子，那个时候再去退出农民宅基地，不就很方便了吗？这个过程也就是未来十多年二十年的事情。山东省有必要现在就着急去规划甚至强迫农民拆房子，退出宅基地复垦种粮以保护土地吗？难道就不能等一等农民，等他们已经进城并且在城市体面安居之后，再去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食？
拆农民房子产生了大量的没有必要产生的建筑垃圾。投入巨额资金建设的所谓农村新型社区，也很快就不会再有人居住（因为本质上是一个大村庄，农民城市落脚的地方至少也在县城），山东省不顾农民强烈反对而费心尽力建设的新型社区，也就会无人居住，从而就成为了新的建筑垃圾。这样的双重浪费也是对环境的犯罪。
三
山东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的城市化，缺乏对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的基本理解，以为城市化就只是农民上楼而不需要产业和就业。实际上，再过20年，中国就大致可以完成城市化，绝大多数农民就可以真正进到城市，而不是住在既无农业又无工商业的大村庄中。那个时候，中国可能就要开启逆城市化的进程，只不过，逆城市化进程绝对不会是城市人搬到所谓新型社区，而是有钱有闲的城市人到真正的农村去建休闲别墅（如果那个时候政策放开的话）。
山东在全省推进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农村新型社区，推动农民上楼，这件事情很难做成。如果硬要做，则很可能是农民房子被拆了，楼却没有钱来建，农民无处安置。
即使山东不惜财政破产也要花费血本建设所谓新型农村社区，农民也都上楼了，等到经过十几年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建成之日，就是农民真正进城、放弃新型社区之时。中国完成城市化以后再开启的逆城市化，也绝对不可能回到本质上只是一个大村庄的所谓农村新型社区。
山东将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当作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这显然不是样板，而是折腾。
四
不仅山东，全国农村空间规划都应当真正理解中国城市化的本质。城市化是农民进入到有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城市而不是农民上到所谓新型社区的楼上。不能用小农思维来搞折腾农民、损农坑农的村庄空间规划。村庄空间规划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必须结合历史进程。
山东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的规划，起点就是在损农坑农。规划落地建成之日，就是废弃之时。
山东省农村空间规划的教训值得全国认真吸取。
谈农村——小镇和中心村升级，是乡村振兴的最佳着力点（兼答贺雪峰教授对“拆村并居”的批评）
作者：李昌平 2020-06-13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
来源：乡建院微信公号
十多年前，写过一组小文章——《假如给我两万亿》《假如给我两千亿》《假如给我两亿》，这组文章在互联网上应该还找得到的。这组文章写的什么呢？主要观点是在农民村社组织内部创建合作金融，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做为支撑，货币化并整合农村多种资源资产后再资本化，再多村联合起来做中心村和小镇升级、产业升级、服务和治理升级等等，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不仅种庄稼，更要种厂子、种房子、种工业园区、种中心村和小镇等，以此振兴乡村、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
这套“合村并居”构想? 实施后却发生了变化
我的这套“合村并居”和中心村及小镇升级的构想，实施的基本主体是农民及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立足农民本位，这需要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支持、服务和引领，但绝对不能“老板+人民币政府”联合主导实施。
我的文章在《改革内参》发表后，没过两年，山东诸城等地开始了“拆村并居”运动，表面上看基本操作思路没超越我文章的设想，但操作的主体却不是农民及农民组织，更不是农民及村社组织的自主合作行为了。“合村并居”和“拆村并居”一字之差，却体现了对待农村问题上，主体性的全然不同。
山东河南等地的“拆村并居”其实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全国各地都有推行，只有力度大小的区别。近两年因为国家支持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法规和政策越来越完备，各地政府和老板明显感觉到收储农民及集体的建设用地进入分享“最后的晚餐”阶段了，都加快了以“拆村并居”赚取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以地生财补财政缺口）的步伐。收储几万亩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的县市区不在少数，靠卖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补财政缺口的县市区排起了长队，甚至有县市区穷到靠卖建设用地指标发工资的地步。
“合村并居”或“拆村并居”好不好呢？
我的回答：“合村并居”或“拆村并居”和中心村及小镇升级是必然的，是大好事！
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村的人口流出严重，空心村越来越多，集体建设用地的闲置也越来越多了；另一方面，愿意进小镇、进中心村居住生活兼顾多功能农业的返乡农民工越来越多，愿意下乡过乡居生活或在乡村创业的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大企业想把总部设在小镇或中心村。
在这样的情况下，“合村并居”或“拆村并居”，人口和集体建设用地等向中心村或小镇集中、向产业园区集中，好处多多：一是能满足了城乡居民的乡居生活及创业等多种需求；二是能极大提高村民生活住房品质；三是能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四是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五是能活化农村产权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六是能让土地增值、且增值收益（应该缴税）惠及农民及壮大集体经济；七是能促进乡村产业升级；八是能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和巩固改善党在乡村的领导；九是扩大内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可以说，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合村并居”和中心村及小镇升级其实是“一子落满盘活”的乡村振兴之举！
但是，当主体性发生改变，“合村并居”变成了“拆村并居”时，事情就变得不同了。基层政府按“拆村并居”的方式干了，干得轰轰烈烈，干得欢欢喜喜又鸡飞狗跳，不仅有好的成绩，更有坏的效果：一是农民及村集体经济的利益受损；二是建设了大量的新死村和新死镇；三是增加和激化社会矛盾；四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五是城乡居民的乡居生活梦和乡村创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六是活化农村产权和增加农民收入及扩大内需的目标没有实现；七是党和政府形象受损；八是乡村村社组织服务和治理能力反而下降……总之，理想的事做成了（李）想当然的事。难怪贺雪峰教授怒批“拆村并居”了！批得有道理，在互联网世界有共鸣，听说已经引起了二农部的高度重视。
好事没做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好事没做好、甚至做成了坏事，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农民及村社集体失去了主体地位和主体性，这是根本原因。
谁是主体了？“人民币政府+老板”变成了“拆村并居”主体。
李昌平十几年前写了一组《假》文章，后果很严重，很多实践路径在当时还没有想得足够清楚，深感罪孽深重，这些年一直在忏悔，也在不同的村庄的实践中调整和精进。
去年，乡建院和包头黄河大桥南边的达旗树林召镇政府一拍即合，协作其探索乡村振兴“树林召模式”，即“一个体系两个平台四个升级”。在鄂尔多斯市和达旗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乡建院和树林召镇政府及林原村等十三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合伙成立了为乡村振兴服务的“村投公司”。
用“村投公司”孵化树林召镇“一村四社（资金互助社、土地合作社、房宅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联合社”体系——把农民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死产权资本化并交易（抵押）起来。
在一村四社联合社体系的支撑下，创建线下的树林召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并和乡建院“乡村有家”（帮助市民实现乡村有家梦想）线上交易平台互动，线上线下两交易平台合力支撑农村产权及产权衍生产品的活化和交易。
与此同时，集中精力和资源在三个点上搞乡村建设。一是空间规划、国土整治，要对乡村进行国土空间规划，将高度分散的集体建设用地在县的范围里进行国土重新规划，把资源集中到中心村、小镇、工业园区，从而促进均衡发展，使不值钱的、没有价值、不能交易的产权交易起来，可以市场化，使价值得到体现；二是农村住房制度改革，城市有很大的发展动力，是因为城市有住房制度改革，农村的住房没有进行改革，阻碍了住房作为一种产权带给农民财产性收入。通过国土空间规划+资源整理，使农村住房制度得以改革，进城后闲置的房子集中起来放在平台上，让农民和市民做交易，这个过程中，交易不交易由农民主体、农民组织说了算；三是多村共建中心村、多村共建小镇、多村共建产业园区，将多个村子的资源集中放在一个地方重点发展，资源集中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会增加，农民不仅可以种庄稼、还可以种厂子、房子、商业。这个时候的农民主体性，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最后，推进四个升级：即推进中心村和小镇空间升级计划；推进产业升级计划；推进服务和治理升级计划；推进生态升级计划。
目前，一村四社联合社体系基本搭建起来，两个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及交易产品上线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全镇国土空间规划及集体建设用地的收储、漂移及国土整治工作按步骤实施中……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主动性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可以预见前文所列的九大目标能够实现。在好政策、好班子、好时机的多重因素下，好事一定可以做成好事。
呼吁：不要靠买卖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赚钱
我相信贺雪峰教授应该支持由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领导下的由农民及其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实施的“树林召乡村振兴模式”。我建议应该出台一个禁令：禁止县市区及以上人民政府买卖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赚钱，因为集体建设用地及其指标不是县市区政府的，是村民及集体经济组织的，县市区政府啊，你不能拿去卖！如果不这样做，农村要素市场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
（李昌平，带领研究团体长期在农村搞乡建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