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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扣林山作战侦察参谋陈云海;

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1-04-04

       题记:遂行扣林山战斗,侦察兵首先进入阵地展开。这是一支勇敢机智、意志坚决的战斗分队。人们通常在故事片电影里看到他们,我则有幸在刚开始进入战场采访的时候就接触了侦察兵,他们在我面前演化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形象。

   

    1981年1月30日,云南省靠近中越边境的金平县马鞍底,陆军第42师侦察科长谭伯达接到来自师部的转移命令,侦察大队不回师部驻地蒙自,立即转向麻栗坡猛洞,对扣林地区进行侦察。


  接到命令的第二天,1月31日,侦察大队一连收拢,准备转移。二连继续留在河口。


  侦察一连指导员李志跃的日记写道:“经一天准备,(我连)于1981年2月1日离开马鞍底大寨村,当晚开进到八寨驻扎。第二天(2月2日)到达麻栗坡县,驻县政府大院。3-4日休整,5日(这天是辛酉年正月初一,即春节)早晨6:30离开麻栗坡向猛洞公社(乡)开进,上午10时到达,即安排住宿,了解所在地的民情社况。”(引自侦察一连指导员李志跃的日志)

  

1981年扣林山战斗期间的42师侦察一连指导员李志跃


  2月4日,第42师副师长马树友带领两个参谋赶到麻栗坡,与谭伯达等人会合。马副师长向谭伯达等部署任务:我师将在扣林地区进行“骑线拔点作战”,侦察大队马上在猛洞展开侦察。


  马副师长说,侦察兵是部队指挥员的耳目,要为步兵进攻摸清情况,要为我军火炮及空中打击提供准确坐标,你们提供的准确情报是指挥员正确作战决心的基础。


      交代任务完毕,老侦察兵出身的马副师长,和谭伯达带上侦察科参谋付晋利等登车,由一个班警卫,驶向猛洞,中午到达,随即登山抵达上扣林村。马副师长决意亲自爬到最前沿,观察已伸入我国境内的越军阵地。

     

   扣林山前线执行任务的侦察兵。看起来,他们的服装不那么整齐,武器装备也有所不同,走起队列也许不如战斗连队。但是他们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他们是一群频频进入险境又安全归来的士兵。(王加强 提供照片)

     

  从上扣林村再往上行就不能开车,只能徒步了。接近山顶没有路,想到马副师长50来岁了,腿力不如年轻人,付晋利走进上扣林村,向苗族山民借马,说,我们部队有位老同志要上山看地形,想借一匹小马用一下。


  苗族村民一听是军队“老同志”,肯定是高级首长,马上牵出一匹马来。当地的马体型小,但世代生活在山区,长于山地行走。热情的苗族老乡没有马鞍,抱出一床被子放在马背上。


  付晋利牵马,马副师长骑马。无路可走时下马,一步步隐蔽爬山,在接近越军阵地数百米处趴下来仔细观察。越军毫无察觉。


  他们下山当晚驱车回到麻栗坡县,吃了年夜饭。(2018年5月6日访问付晋利的记录)

  

   1981年扣林山战斗时侦察兵驻扎的麻栗坡县猛洞乡坝子村附近的坝子道班和供销社   陈云海 摄


  2月5日是正月初一春节,侦察大队指战员上午抵达猛洞,安排营房。 


  6日上午8时,侦察大队连以上干部参加任务交接。过去一段时期,对边境线一带的侦察由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侦察分队进行,这天上午就由他们介绍情况。


  对于师侦察参谋陈云海来说,投入扣林山侦察侦察,心情并不紧张。1978年年底以来,除了探亲休假,他差不多都是在战斗任务状态中度过的。

 

    来到麻栗坡扣林山前线执行任务的42师侦察参谋陈云海

  

  他是贵州遵义人,1955年出生于农民家庭,1974年高中毕业后入伍,没有想到一当兵就被发现有射击天赋。射击测验,9发子弹至少85环。他成了侦察兵,在连队的射击科目中越打越好,作为射击选手入选师代表队。进行班实弹战术训练的时候,消灭机枪射孔靶的任务一般都由他来完成。他很快成为班长。


  1979年临战前夕,陈云海编入第42师侦察连,跟随侦察参谋谭伯达率领的一支侦察分队,深入越军阵地侦察。


  他永远不会忘记临出境作战的那天晚上。全班只有他一个人领受出境作战任务,出发时刻到来之前,全班战士不让陈云海做任何大小事情,副班长张建试着问他有没有事情要交代?


  陈云海将身上仅有的20元钱交给张建说,如果回不来,15块钱交党费,5块钱给我送回家交给父母。


  当天晚上,全班战士没有一个人说话,陈云海迷迷糊糊睡着了。清晨醒来一睁眼,全班战士都围在他床铺前,他们差不多一夜没有合眼。


  陈云海说不出的百感交集,兴奋、激动、悲壮、幸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任务活着回来,活着回来更英雄!


  他活着回来了。这次出发,从原始森林中侦察开辟一条可容一个团通过的穿插迂回路线,距离约20多公里。他们曾逼近越军,在相距300米左右的丛林坡地悄悄过夜,越军士兵说话听得清清楚楚。


  这支大约由30人组成的侦察分队,深入越南境内10多公里时爬上一座高地,将越南的8号公路尽收眼底。陈云海当时就看到,如果我军迂回并占领该地,即可以截断越军的重要后援补给线。他看着侦察参谋在地图上标好新观察到的地形地貌、越军驻地目标、防御阵地等情况,侦察分队悄悄回撤。


  事后判断,这个地方,可能就是重要的391高地或临近高地,将是开战后42师的攻击重点。


  在谭伯达指挥下完成侦察探路任务归来。师首长召集开会,称赞侦察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为我师实施穿插开辟了一条通道,为师首长最终定下决心提供了重要情报,要给你们记功!

   

    这次,陈云海立了三等功。其实整个任务不过四五天时间,但他回连队的时候,几十位战友远远出迎,仿佛已经分别很久很久。


  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出征,再加上此后的几次战场遇险,让陈云海在父母亲那里“死了一回”。


  那是因为战争,战争对于每个闯入枪林弹雨的士兵,对他身后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生与死的情感锤炼。战场传来的点滴信息,都有情无情地敲打父亲和母亲的心灵。


    陈云海调往42师侦察连的时候,临别之际,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同县老乡、即将探亲归来的连长道别。连长对陈云海的走非常惋惜,左右思量,给陈云海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说他们的儿子已调往中越战争前线,其中有一句话写得有欠斟酌,信中说:“可惜云海调走,凶多吉少!”


  等陈家父母收到这封信,因为农村邮路不畅,激烈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不知道为什么,家乡到处流传陈云海已经牺牲的消息。乡亲们出于同情,路上相遇,不敢正面问候陈云海的父母及亲属,乃至于迎面相见时会绕着走开。这消息弯来绕去,终于传到了陈云海父母的耳朵里,他们拿出同乡连长的信,越看越觉得信中的信息就是表明儿子已经牺牲。


      父亲去公社武装部打探消息。


  一开始武装部长好言解释,耐心劝告说“没这回事”。谁知道他越这样说,父亲越加肯定儿子“凶多吉少”。再过了些日子,陈云海的舅舅们甚至每天晚上都来家中,陪伴和宽慰两位内心如焚的父母亲。陈云海的弟弟妹妹们见此情景,也跟着大人一起悲伤。


  公社武装部长更是见到陈云海的父亲就躲,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准信,没法回答。


      有一天,父亲实在沉不住气了,揪住部长的衣服就是不放,大声叫嚷:“我们是通情达理的,死了就死了,你瞒着我们干什么?为国捐躯我们挺得住,你必须把实情告诉我!”


  这时候,倒是母亲沉住了气,说她算过八字,大儿子不会死!


      大战结束后过了相当一段日子,陈云海判断战事不会再起,终于给父母写信报平安。


  父亲接到儿子的信,还以为有人做局安慰家人。他整天拿着儿子的信比对,将信将疑,写信要儿子回复。


  这回,陈云海有些慌了,打电报告诉父母说自己平安回来了。


  再接下来,部队向陈云海颁发的立功喜报寄到了公社。公社武装部长登门报喜。这回,父母亲才相信了,长舒一口气息。


  父母和儿子是连着心的,父母又给陈云海发电报,要他回家探亲,让他们亲眼看到活生生的儿子。 


  得到批准后陈云海探家从昆明上火车。那趟途径遵义县的列车在小站原本是不停车的,但那天偏偏临时停车。陈云海见到机会来了,在同座旅客帮助下从车窗跳下来,免得再乘回头车。


  他一路小跑一口气跑回家里。父母亲终于见到了陈云海,大喜过望,连摆三天酒席招待亲友,仿佛自己重新得到了儿子。


 在扣林山前线,侦察参谋陈云海经常着便装执行任务


      探家以后,陈云海又回到了中越边境线,又经历了边境上的不断冲突和战斗,他从激烈的战火中走出来,升任排长、参谋。 


  这回,来到扣林山下,陈云海仍然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同时在世界上继续美好生活。


  来到扣林山不久后一天,几位侦察兵完成预定观察,来到距离界碑五六百米的地方,陈云海坐在一块石板上休息。休息结束,侦察兵起身整理装具。陈云海一时性起,飞起一脚将石板踢翻。


  石板翻开,那下面是埋有一颗地雷的痕迹,把陈云海吓出一身冷汗。或许,这颗地雷埋藏时间过久、亦因质量不高而失效;或许,这颗地雷已经移除,只是虚惊一场。不管怎么说,陈云海这一脚非常悬,很可能将自己轻松送走,再也无法品味生活的美酒。


  但是扣林山还需要陈云海,激烈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呢。


  侦察兵来到扣林山下,是一场大战的前奏。 

              

                 (本章完,待续)


   附记:

    上世纪80年代,老山炮火未熄,我采访了来自北方轮战部队的侦察兵。很遗憾因为战场报道纪律的原因,我没有写侦察兵的故事。侦察兵往往是战场主阵地上看不见的士兵,战斗一结束,他们就消失了。好在长期关注中,我联系上了陈云海,专程前往遵义访问。他为我敞开了扣林山战斗侦察兵的大门,

  于是,一个一个片段被连缀起来,不再是想象中的神秘,具体的感受是朴素、扎实,勇敢、机智,侦察兵一个一个来到我面前。

  

  2017年12月,陈云海(左)和本文作者在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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