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分歧 ——《怎样对待分歧》推介
直面分歧
——《怎样对待分歧》推介
瀚歌
关于分歧，穆斯林内部有两种各走极端的倾向：一种人认为既然古兰经命令我们“紧抓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既然先知要我们坚持他的圣行和正统哈利法的懿行，那么，就不允许有分歧，进而主张礼拜动作要完全一致，其他方面的细则律例要完全统一，否则便是分裂，或至少是违背圣行！而另一种人那里，教律认可的分歧问题成了分裂穆斯林阵营的因素，把门户之见、一家之言当做“天经”、“圣训”对待，动辄把不同观点的人打成“外道”甚至“外教”。比如把礼拜中抬三次手的人打成“瓦哈比派”，把主张信仰因素是三个的人视为“异端”。奇怪的是，后者并不否认四大教法学派都是“正统派”，四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马力克、沙非仪和伊本•罕百里）都是“正统派的伊玛目”，而沙非仪和伊本•罕百里都主张礼拜中抬三次手，但没有人敢说沙非仪或伊本•罕百里是“外道”，与此同时，他们把目前在礼拜中抬三次手的人断为“外道”甚至“外教”，严禁自己的清真寺里有人抬三次手，哪怕是参观或来访的客人也罢！这后一种人的观念中，虽然四大学派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谁要当沙非议派或罕百里派，就毫无疑问是“外道”，理应清除！
其实，这两种人从各自的层面混淆了“分歧”和“分裂”的概念。前者把“分歧”看做“分裂”，而后者在实施前者的错误观点！
当代知名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威的《怎样对待分歧？》，旨在解决这一穆斯林内部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伊斯兰教法是否存在分歧？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性质？好事还是坏事？如何对待这些分歧？它和“分裂”有什么区别？有分歧的同时，能做到“团结”（即“紧抓真主的绳索”）吗？作者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层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予以客观、公正、科学的探讨与阐释，是研究穆斯林内部分歧问题的力作。
早在伊斯兰初期，细节问题的分歧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著名的例子是：先知在讨伐白尼古来多犹太人时动员穆斯林：“到白尼古来多再做晡礼。”结果，一支部队走到中途时晡礼时间到了，当时穆圣不在场，于是一派人坚持圣训字面，到了白尼古来多才作了晡礼；而另一派人认为穆圣的本意并非不让在中途作晡礼，而是强调快速行军，于是在中途作了晡礼。到了目的地后双方向穆圣请教何者为对，穆圣同时认可了双方的作法。这种对广义经文的不同理解，由于在穆圣生前就存在，故一直延续到圣门弟子时代，再传弟子时代和三传弟子时代，乃至有了后来的四大教法学派，是原则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伊斯兰文化多元性的生动体现。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即通常所称的“大伊玛目”）的两个弟子艾布优素福和穆罕默德在许多问题上与自己的老师相左，有人问个中原因，他们说，假如伊玛目健在，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他必会改变自己的一些观点。早期穆斯林的学术文化之所以繁荣，就在于他们认为细节中的分歧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有后浪推前浪，才有可能不断进步；反之，如果在细节问题上强求一致，只能使学术停滞不前。其次，他们认为不同观点体现了伊斯兰的博大和包容，体现了治学中的民主、自由风格，他们从未考虑过这种亦此亦彼、兼收并蓄的文化会演变成一个个各自为政甚至兵戎相见的派系！他们留下千古名句：“穆斯林的分歧是一种仁慈。”（许多人以为这是圣训，其实是学者们的名言）他们没想到后人把这种“分歧”变成了“分裂”，把“仁慈”变成了“灾难”。呜呼哀哉，后人的理解！
近代先觉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就对穆斯林在“分裂”中联合一致、在“团结”中各行其是的作法痛心疾首，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不要让殖民主义利用穆斯林的分裂来牵制穆斯林（哲、穆二翁时代殖民主义在这方面已经得逞）；穆罕默德•拉希德•利达则开了解决穆斯林内部分歧的一代先河：在认同的原则问题中团结一致，在分歧的问题中相互谅解。哈桑•班纳指出指出在细节中强求一致不仅不可能，而且有悖伊斯兰的本质：伊斯兰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古兰经和圣训，其大部分内容富于弹性，可容纳多种理解；其次，由于每个人的文化背景、认识高度不尽一致，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也就理所当然。换言之，语言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共同决定了对或然经文的不同理解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是伊斯兰文化的原有特点。班纳认为，在互爱、互谅的氛围中不妨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认真、客观的探讨，以期了解各自的证据，何者更接近古兰经和圣训。但这种探讨不应该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更不应该导致互相攻击乃至大张挞伐。
有一个事实，最能说明哈桑•班纳对“分歧”与“分裂”之间区别的看法。他到了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穆斯林为斋月中间歇拜（太勒维哈）是八拜还是二十拜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几乎要发生流血事件。当双方都来请教班纳时，班纳平静地问他们：间歇拜是什么性质？是主命还是圣行？他们答：当然是圣行。班纳又问：那么，团结是什么性质？是主命还是圣行？他们说：当然是主命！班纳说：既然如此，你们与其为了间歇拜而兵戎相见，不如放弃间歇拜而保持团结，岂不是更好？双方恍然大悟。
作为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十分清楚有一些“善于恐吓人的宣教者”，他们每到一处就点燃分裂之火，人为地把“仁慈”的分歧转化成“灾难”的分裂。因此写出这部应时之作，为穆斯林阐明分歧的实质以及面对分歧应有的态度和立场。对于方兴未艾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于依然以教派纷争为己任的一些潮头儿，对于一些迷茫中的穆斯林群众，这本书的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