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艳 | 中国古诗英译中缺省主语的身份判断及补出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章艳，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美学、文化翻译。

内容摘要：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 “ 天人合一 ” 观赋予中国古诗的主语缺省以独特的审美价值，但在强调逻辑和形式完整的英语中，汉诗英译时主语的“ 补出” 则属必然，而主语的补出要基于对说话者身份的判断。本文以《古诗十九首》为例，探讨在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如何判断诗歌中说话者的身份，进而讨论译诗中对说话者身份存在不同判断的合理性以及造成判断差异的原因。分析表明，《古诗十九首》中说话者在英译诗中可以表现为 I、we 和第三人称这三个主语并有具体的身份判断，少数几首即使不同译者对原诗说话者身份的判断存在差异，在确定身份之后只要选择符合该身份的用词和情感表达方式，不同的译诗也完全可以做到各得其妙。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译者的文化心理对于判断说话者身份和情感表现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诗英译；缺省主语；《古诗十九首》；说话者身份；文化心理

引言

      主语缺省是中国古诗的一个共同特征，一些学者从哲学角度赋予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刘若愚认为主语缺省使主体获得了自由，通过主语的连续省略可以获得超时空的境界，使人不必把自身置于情景之中。省略掉的主语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或许是读者， 或许是某一想象的人物（刘若愚 45）。叶维廉把没有主语的古诗和不定透视的中国山水画相提并论，画家、诗人安排好景物以后，站在一旁，让读者（观者）进入遨游， 感受（叶维廉 29）。

      然而，一旦进入翻译这个跨文化活动，这一体现中国哲学特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语法特点却无法保留。吕叔湘在《中诗英译比录》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文常不举主语，韵语尤甚，西文则标举分明，诗作亦然。译中诗者遇此等处，不得不一一为之补出 ”（吕叔湘 5-6），并认为 “ 此亦译中诗者所常遇之困难也 ”（吕叔湘 10）。关于这不得已的 “ 补出 ”，陈伟英认为这削弱了诗意的朦胧性和不确性，“ 运用了大量具化的代词来重新构建原文模糊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虽然这样做可以使外国读者看懂唐诗，但是却无法体会到唐诗空灵飘逸的精髓 ” （陈伟英 184）。庞秀成也认为主体明晰化的翻译使译文的审美视域变得狭窄，为此，他探讨了叙事主体实现隐含翻译的可能性，归纳了避免过度将隐含叙事主体 ( 主语 ) 符码化为代词的可能路径（庞秀成 93- 94）。

      中国古诗中主语的缺省是否意味着主语因此获得了任意性？在英译时缺省主语的补出是否必要？本文从讨论中国古诗和英诗主语的不同特征入手，指出中国古诗中缺省的主语在英译时的“ 补出 ” 实属必要，并以被刘勰誉为“ 五言之冠冕” 的《古诗十九首》为例，探讨中国古诗英译中与主语补出有关的三个问题：第一，原诗中说话者身份的判断依据；第二，译诗中不同说话者身份判断的合理存在；第三，造成说话者身份判断差异的原因。

英汉诗歌主语的“显性”和“隐性”特征

      对于中国古诗英译中主语的补出现象，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从原语的单一视角出发， 强调主语缺省对于中国古诗的审美价值，却忽略了译入语诗歌的特点。张智中从英汉诗歌对比的角度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汉语诗歌的主语，呈隐性状态，多为 “ 无我之境 ”；英语诗歌的主语，呈显性状态，多为 “ 有我之境 ”。汉诗英译之后， “ 隐我 ”、“ 无我 ” 之境，几都变成了 “ 显我 ” 之境。相反，在英诗汉译之时，若能将“ 显我 ” 之境转换为 “ 隐我 ” 或 “ 无我 ” 之境，也往往可以收到更好的美学效果（张智中 99-100）。他的这一观点尊重英汉诗歌的差异，即不论是汉诗英译，还是英诗汉译， 都不应该固守原诗的审美价值，而应该从审美效果来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翻译文学批评中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的区分得到启示。

      王恩科区分了翻译文学批评中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指出， 中国古诗英译评论这一活动中，国内研究者是评价主体，他们虽然也是译文的读者， 构成译作价值主体的一部分，但中国古诗的英译首先而且主要是为满足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因此国内的评价者或评价主体并不构成译文的主要价值主体。由于评价尺度来自价值主体的需要，因此价值主体主要成员的需要应该成为评价尺度的主要来源（王恩科 86）。关于如何在中国古诗英译时处理主语缺省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译诗的价值主体（即译诗的读者）。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有学者从语言和哲学的关系出发探究汉语的轻主语现象，认为其基础是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 无我 ” 的 “ 天人合一 ” 观，这种轻主语的语言形式是中国人通过语言对“ 自我” 和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认知表现。但是，中国古诗中 “ 无我” 之我是相对的，“ 有我 ” 之我才是绝对的（赵立霞、刘振前 114-115）。主语缺省并不意味着诗歌中叙事主体或抒情主体的缺席，而只是在语言表现形式上让主语呈 “ 隐形状态 ”。相反，西方哲学强调 “ 物我两分 ”，倾向于使人与自然的对立，追求语言的逻辑性和形式的完整性， 受其影响，英语的特征之一就是主语的必备，在英语诗歌中，主语呈“ 显性状态” 是常态。因此，中国古诗中缺省的主语在英译时的 “ 补出 ” 实属必要。

      在明确汉诗英译时必须补出缺省主语这一观点后，译者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 判断主语，继而判断该主语指代的说话者的身份。这种对说话者身份的判断除了取决于诗歌的情境和用词，还可能受到译者不同文化心理的影响。

原诗中说话者的身份判断

      虽然纸上的文字是无声的，但诗歌中一定存在某个声音，那个声音来自诗人选择的说话者（speaker），可能是诗人本人，也可能是诗人虚构的其他人。美国作家和诗人弗朗西丝 • 梅耶斯（Frances Mayes）在《诗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Poetry） 中描写了诗歌中的四种说话者：虚构的个体（The Invented “I”）、诗人本人（The Personal I Speaker）、公众化的声音（Public Voice）以及隐身的说话者（The Invisible Speaker）。无论是 “ 虚构 ” 的个体还是诗人本人，在诗歌中都是以 “ 我 ” 为视角，使读者对说话者的情感表达产生最为直接的共鸣；公众化的声音是诗人以“ 我们” 为视角， 包括说话者在内，诗歌往往涉及具有共性的思想感情；隐身的说话者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诗人作为叙述者隐藏在诗歌中人物背后，读者听到的是该人物的声音，而不是诗人的声音（Mayes 138-164）。她的这一分类以英语诗歌为背景，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判断《古诗十九首》中的说话者。

      《古诗十九首》由南朝的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 以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 “ 一字千金” 和“ 五言冠冕”，继《诗经》、《楚辞》之后，成为中国五言抒情诗的新经典（曹旭 2）。但也有学者特别指出，它是具有一定叙事因素的抒情诗（董乃斌 59）。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这些诗中都有某个说话者。诗人模仿各种人的口气，代他们立言：或化身游子和思妇，表达直白而热烈的相思， 或以士人的视角对人的生死、生存价值进行思考和质疑。这些诗歌省略主语，很多时候说话者并没有明确的身份。即便如此，对说话者身份的判断仍然有据可依，我们通过诗歌中的情境、人物的行动和口吻把这十九首诗根据上述的四种说话者进行分类， 并据此确定原诗缺省的主语以及说话者的身份。

可以看出，这十九首诗中有十五首属于个人的声音，这正是抒情诗的特征，这些诗歌的缺省主语是 “ 我 ”—— 思妇、游子或士人。中国古诗中以思妇或游子为主角的诗歌通常表达的是思念之情，居家者为思妇，远行者为游子，这一点通过诗歌中透露的地点和称谓很容易判断。《行行重行行》中的 “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冉冉孤生竹》中的 “ 轩车来何迟”、《庭中有奇树》中的 “ 路远莫致之”、《凛凛岁云暮》中的 “ 游子寒无衣 ” 和 “ 良人惟古欢 ”、《孟冬寒气至》中的 “ 客从远方来 ” 和《客从远方来》中的 “ 客从远方来” 都清楚地表明说话者是居家的思妇。另外七首以“ 士人 ” 为视角的诗歌中都有一个主人公在场并直接抒发着对人生的思考和质疑，因此其主语也是 “ 我”。但历代注家对《明月何皎皎》和《涉江采芙蓉》中的“ 我” 到底是思妇还是游子存有异议， 这个留待后面再论。

      在《今日良宴会》和《人生不满百》中，诗人也是直接抒发情感，但不是以个体的“ 我” 发声，而是以包括说话者在内的士人的公共声音抒发情感，其缺省的主语是“ 我们 ”。《今日良宴会》中的 “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 是处于动乱时代里人生共同的悲哀；“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愿望。《生年不满百》中的“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虽是说话者发出的人生感悟， 但却是会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心声，也属于 “ 我们 ” 的公共声音。公共声音通常不涉及具体个别事件，而是表达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感情，比较容易判断。

      《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牵牛星》中的说话者处于隐身状态，诗人只是旁观的叙述者， 并不出现在诗歌中，其缺省的主语是第三人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在主语缺省的诗句中，根据诗歌的情境、人物的行动以及口吻，读者仍然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诗歌中说话者的类型， 进而对其身份进行判断。对中国古诗中缺省主语所指的说话者身份要做出符合诗人意图的判断，而不是简单化地以任意性和开放性来解释，这样的基本观点对于中国古诗英译中缺省主语的补出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译文中的不同说话者——思妇游子，各得其妙

      上文认为中国古诗中缺省的主语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由于读者在语义理解和情感体验方面存在的差异，对于某些诗歌中的说话者身份，不同的读者仍然会有不同的判断。以《明月何皎皎》为例：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游子思乡和思妇怀人之作都常以月夜为背景；“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 和 “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 也都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只是 “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 的解释会因人而异。马茂元在评注这首诗时，首先指出这是一首游子思归之作，这两句诗表达的是游子欲归不能的无奈心情（朱自清、马茂元 138），随后亦指出旧注有人认为这是思妇诗，这两句诗是思妇对丈夫心思的揣测（朱自清、马茂元 141-142）。在原诗中，不同的解释丰富了诗歌的层次， 由游子或思妇为主角的画面在读者心目中可以平行共存，没有排他性。但在翻译成英语时，由于英语主语的 “ 显性状态 ”，译者必须选择明确的说话者，呈现在译诗读者面前的是唯一的画面。既然原诗中对说话者身份的判断原本就存在分歧，不同译者对说话者身份作出不同判断也属自然，因此我们对译诗的关注就不是孰是孰非，而是说话者身份与诗歌中的情感表达以及整体语境是否协调一致。这里选取韦利和塞顿的两个译本作一比较：

(1)

The bright moon, oh, how white it shines, 

Shines down on the gauze curtains of my bed. 

Racked by sorrow I toss and cannot sleep. 

Picking up my clothes, I wander up and down. 

My absent love says that he is happy,

But I would rather he said he was coming back. 

Out in the courtyard I stand hesitating, alone.

To whom can I tell the sad thoughts I think? 

Staring before me I enter my room again;

Falling tears wet my mantle and robe. (Waley 68)

(2)

Bright moon, how it glistens, glisten, 

shining through the curtains of my bed. 

Heart vexed and grieving. I cannot sleep.

Clasping my robes I rise and wander, pacing, back and forth. 

Though they say that travel has its joys,

none’s so great as early turning homeward. 

Out the door, I’m pacing anxiously:

with whom to share this heart’s sad thoughts of home? Head bowed, at last I must go back into my chamber. Tears fall: chill where they wet my gown. (Seaton 45-46)

      韦利把 “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 译成 “My absent love says that he is happy, But I would rather he said he was coming back.”，明确了说话者的身份是思妇。塞顿则在“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 的译文中明确了说话者的身份：“Out the door, I’m pacing anxiously: with whom to share this heart’s sad thoughts of home?” 只有远行在外的游子才会有 “sad thoughts of home”。身份的确定使译诗的读者得以具体想象诗歌中与之相应的人物形象和情境：一个是思念丈夫的妻子揽衣起身走到家中的庭院里（out in the courtyard），另一个是难以入眠的丈夫走出客居的房间（out the door），共同之处是他们身单影只，满怀愁绪，回到房里，落下泪来。这两首译诗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说话者， 但各得其妙，在译入语的阅读语境中都成功地表达了思妇和游子之间的相思之情，具有独立而完整的审美价值。

      另一个例子是《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我们同样选取韦利和塞顿的译文作一比较：

(3)

Crossing the river I pluck hibiscus-flowers:

In the orchid-swamps are many fragrant herbs. 

I gather them, but who shall I send them to?

My love is living in lands far away.

I turn and look towards my own country:

The long road stretches on forever.

The same heart, yet a different dwelling:

Always fretting, till we are grown old!  （Waley 62）

(4)

I forded the River to pluck the hibiscus,

and in the orchard marsh the many fragrant grasses:

To whom shall I give what I have taken? 

The one I think of is on a far-off way:

does he still turn to gaze on his old home? 

On the long road the distance slowly grows,

the single heart we share is forced to dwell in two places: 

naught but grief and worry as slowly we grow old. (Seaton 42)

      前文中我们指出：“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 表明说话者远在他乡，是游子。韦利 的 译 文 以 “I turn and look towards my own country: The long road stretches on forever.” 明确了说话者的游子身份。但塞顿的译文则采用了思妇的视角，他重新组织了全诗的结构，增加了篇章的曲折性。他把前三句作为一小节，第一节描写思妇采芙蓉，并由 “ 采之欲留谁” 引向下一节；第二小节中，思妇表明她想念的人在远道，并揣测他是否“ 环顾望故乡 ”；第三小节她的思绪又回到眼前，伤感 “ 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韦利和塞顿的译诗各得其美，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相思画面。

      从以上两首诗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有些说话者身份存在分歧的中国古诗，译者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说话者身份，但重要的是要确保情感表达和结构篇章上的一致性和合理性。做到了这一点，译诗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

身份判断差异背后的文化心理

      任何译者在翻译诗歌时都已经具有一定的 “ 前判断 ”，包括对语义的理解和对情感的体悟，这种 “ 前判断” 具有个体差异，但同时也有集体差异，即文化差异。下文以《行行重行行》和《青青河畔草》为例，一窥文化心理对译者判断说话者身份和表现诗歌情感的影响。

      先看 “ 行行重行行 ”：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整体上表达的是一种“ 生别离” 的痛苦，既然是别离，就一定有别离的双方， 也就是 “ 我 ” 和 “ 君 ”。诗中 “ 我 ” 的声音是在向 “ 君 ” 倾诉离别苦，但这个 “ 我 ” 是游子还是思妇，不同解诗者也有不同的说法。如果仅仅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来看，无论“ 我” 是游子还是思妇，全诗表达的那种对远方亲人的思念都是相同的。但最后两行诗（“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的解读却由于说话者身份的不同而迥异。流沙河认为诗中的行路人即诗人自己，是一位思念远方妻子的男子，因此。他所说的是 “ 不要再提分手的事了（表示忠贞），你要保重身体，好好吃饭 ”（流沙河 25）。朱自清和马茂元参考历代注家，认为诗中的主人是思妇，她所说的则是“ 反正我是被弃了，不要再提罢；你只保重自己好了 ”（朱自清、马茂元 11），“ 希望他好好保重身体，留待异日相会 ”（朱自清、马茂元 143）。无论该诗的说话者是游子还是思妇，在中国解诗者的笔下，“ 努力加餐饭 ” 都是他 / 她在勉励对方，殷殷之情令人感动。西方译者的理解却完全不同。

      韦利在翻译《行行重行行》时选择了思妇的声音，他把 “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 译成：“I’ll put you out of my mind and forget for ever/ And try with all my might to eat and thrive.”，并且特意加注 “The popular, but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two lines is: That I’m cast away and rejected I will not repine, But only hope with all my heart you’re well”（Waley 59）。也就是说，他并非不知道更为普遍接受的（popular）解释是思妇希望丈夫保重，但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erroneous）解释。于是，他的笔下出现了一个虽然因为日夜思念丈夫而日渐消瘦却仍然坚强乐观的女性形象。与那个虽然遭受抛弃却仍然希望丈夫保重的思妇相比，韦利塑造的这个形象在西方人眼里显然更为合情合理。一个有趣的证据是曾获普利策诗歌奖的美国诗人卡洛琳 • 凯泽（Carolyn Kizer）的 Winter Song（《冬歌》），其副标题是 “on a line from Arthur Waley”。这首诗和《行行重行行》一样表达的是离别苦、相思情，诗中至少有五处可以在韦利的《行行重行行》译诗中找到似曾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凯泽 “ 把一首中国古诗成功点化成一首具有强烈现代妇女意识的美国诗歌 ”（章艳 195）《冬歌》中的 “Truly, I try to flourish, to find pleasure/Without an endless reference to you” 与韦利的译诗 “I’ll put you out of my mind and forget for ever/ And try with all my might to eat and thrive” 之间的关联一目了然。

      选择思妇作为说话者并把最后两句诗理解成自我勉励的西方译者还有塞顿、欣顿和华兹生：

(5)

And so my heart will say no more than this: 

try hard to stay well. (Seaton 41)

(6)

I can’t tell you how abandoned I feel,

but I’m eating well, building strength. (Hinton 85)

(7)

Abandoned, I will say no more

but pluck up strength and eat my fill.（Watson 96）

      意味深长的是，两位把该诗说话者确定为思妇的中国译者对于最后这两句诗是这样处理的：

(8)

Alas! Of me you’re quit,

I wish you will keep fit.（许渊冲 81）

(9)

Do forget about it! Let it be! I

hope you’ll eat your fill and be carefree.（汪榕培 51）

      显然这两个译文中的思妇都是希望对方 “ 加餐饭 ”。据朱自清考证，“ 加餐饭 ” 是汉代通行的勉励别人的话语，可以在张玉谷所解的 “ 不恨己之弃捐，惟愿彼之强饭 ” 中得到验证（朱自清、马茂元 10-11）。同样选择思妇的声音，中西译者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有着如此鲜明的差别，其主要原因是文化心理的差异，对于现代西方译者来说， 中国古代妇女对于丈夫这种无条件的忠诚和顺从是难以理解的。

      第二个例子是 “ 青青河畔草 ”。许渊冲和汪榕培都选择了第三人称 “she” 和 “her”， 前后连贯，以叙述者的视角描写景物和人物，并以叙述者的声音描写 “ 荡子妇 ” 的寂寞难耐：

(10)

A singing girl in early life, 

Now she is a deserted wife.

Her husband’s gone far, far away.

How to keep lonely bed each day!（许渊冲 83）

(11)

Once a singing-girl with poise and grace, 

Now she’s wife to one who roves the lands. 

As he wanders in an unknown zone,

It’s hard for her to go to bed alone.（汪榕培 53）

      西方译者中，早期的翟理思和韦利也选择了隐身说话者的第三人称：

(12)

A singing-girl in early life,

And now a careless roué’s wife....

Ah, if he does not mind his own,

He’ll find some day the bird has flown! (Giles 98)

(13)

Once she was a dancing-house girl. 

Now she is a wandering man’s wife.

The wandering man went, but did not return.

It is hard alone to keep an empty bed. (Waley 60)

      但近期的一些译者，如华兹生和宇文所安却选择了让荡子妇用“I” 的声音直接抒发感情：

(14)

Once I was a singing-house girl, 

now the wife of a wanderer,

a wanderer who never comes home—

It's hard sleeping in an empty bed alone. (Watson 97)

(15)

Once long ago I sang in the bar room, 

now I’m the wife of a traveling man.

He travels for pleasure and never comes home now,

A lonely bed can’t be kept empty for long. (Owen 259)

      中国译者和西方译者的明显差异体现了文化心理存在的绝对性，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更容易接受的文化心理是：“ 空床难独守” 一句由诗人代言已不免于野，若变成 “ 自云 ” 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而言则未免过野（朱自清、马茂元 16）。而东方译者和西方译者之间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心理在不同时代的相对性，可以推断的是，早期的西方译者在翻译时获得的参考无论是直接或间接都会更偏向传统的文化心理，而现代译者在表现女性的情感表达方面则更为自由奔放。

结语

      不同类型的中国古诗中缺省的主语各不相同，有以人物为主语的，有以事物为主语的，也有以抽象名词为主语的。本文讨论的是以人物为缺省主语的抒情诗在英译时对说话者身份的判断，并进一步考察与身份密切相关的情感表达。对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古诗十九首》的优势不言而喻。相对于用互不关联的诗歌来对说话者身份的判断和主语的补出进行专题研究，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型语料库以及多个译者对同一诗歌的翻译能确保我们的研究避免片面性，更符合描写性研究的实质。

      从以上讨论我们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古诗十九首》中说话者可以分为个体说话者（包括虚构的个体和诗人本人）、公共化的声音和隐身的说话者，在英译诗中总体上可以用 I、we 和第三人称这三个主语得到准确体现。第二，对于在原诗中说话者身份可能存在判断差异的诗歌来说，对译诗的评论重点不在孰对孰错，而是应该重视诗歌在整体情感再现上的把握。译者只要在确定身份之后选择符合该身份的用词和情感表达方式，不同的译诗完全可以各得其妙。这是诗歌在语际转换中获得的新维度和新生命，也体现了译者合理的创造性。第三，译者对于说话者身份的判断以及情感表达不仅受到个体理解差异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心理的制约。

END

章艳，中国古诗英译中缺省主语的身份判断及补出，《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5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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