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习 | 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思想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作者简介

黄中习，男，英语博士 , 广东金融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典籍翻译的教学与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以我国著名翻译家汪榕培为个案，基于中国知网间所刊载的 112 篇发文（1994-2017）进行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研究文献的指标、总体趋势、和关系网络和分布情况等文献基本特征，图示展示和分析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的四方面核心内涵。

关键词：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翻译思想；可视化分析

      汪榕培（1942-2017）先生是我国典籍英译大家，带领其博士翻译团队用18 年完成《汤显祖戏剧全集》中译英，分别在国内外出版；他的 8 本中国典籍译作入选《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其 “ 传神达意 ” 翻译理论也有不少专书研究，如《“ 传神达意 ” 翻译理论研究》（2012）、《“ 传神达意 ”：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2017）等。全国汪榕培典籍英译研讨会已经召开了四届，会议多有述评，不必赘述。有研究指出： “‘ 译可译，非常译’ 和‘ 传神达意’ 是汪榕培提出的中国典籍复译理论和典籍翻译标准， 是汪榕培典籍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赵长江 178）。” 作者在 2011 年举办的首届全国“ 传神达意 ” 翻译理论研讨会曾撰文曾指出：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要点是“ 中国译者全面译出典籍义不容辞，典籍英译与研究要结合并进；典籍英译总体标准是 ‘ 传神达意’； 典籍英译的 ‘ 比读是复译的基础，复译是比读的升华 ’”（黄中习 186-193）。两位学者对汪榕培的典籍英译思想的表述有同有异，都指出其要点，仍需继续深入研究总结。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上的汪榕培发文数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研究文献生成的图表， 分析文献基本特征，再次梳理汪榕培英译思想核心内涵。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用文献来自中国知网（统计时间截止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的汪榕培发文（包括译文选登）。作者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完成数据采集：首先分别以“ 汪榕培” 和“ 榕培 ” 为作者的检索词，在知网上穷尽检索，分别计有得 168 篇和 202 篇。接着，逐个定性分析文献类别，剔除与翻译无关或相关度较小的关于语言学、词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献，共得出 112 篇文献，包括小标题为“ 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的 4 篇发文（不包括 2017 年之后的纪念访谈录）。然后导出知网数据库生成的绩效评价及统计分析的计量可视化图表，并下截保存，为下一步分析做好准备。

      作者采用可视化分析方法，选取定量文献，辅之以定性分析，主要参考其指标、总体趋势、关系网络和分布等情况，结合先生的收官之作《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的相关内容，以图表可视化方式形式，展示并分析汪榕培的典籍翻译思想核心内涵。

文献基本特征分析

2.1指标分析

      图 1 显示，先生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 112 篇发文中，总被引数为 1030 次，篇均参考数为 1 次，篇均被引数为 9.2 次，其典籍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影响力大，不愧为“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带头人，又是著名的诗文翻译家，勤勤恳恳的外语教育家， 著作等身，弟子无数，桃李遍布南北，影响遍及海外 ”（王宏印 1）。

2.2发文总体趋势分析

      图 2 显示，1997-2002 年是汪榕培发文的多产期，1999-2002 年发文都在 13 篇以上，2001 年最高峰发文 20 篇。此后几乎每年都有翻译论文发表，并出版不少译作，直至2017 年先生仙逝，这也印证先生自述的真实性：“ 回顾过去的历程，2002 到 2012 这十年是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成果最多的十年 ”（汪榕培 4）。

      数据分析表明，汪榕培发文起于 1984 年《外语学报》第 4 期的 “ 情以理达情见乎辞 —— 华兹华斯的《水仙诗》赏析”，止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在《翻译论坛》第 2 期的合作发文 “ 月落乌啼霜满天 —— 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在前者，先生推出自己对英国诗人威廉 • 华兹华斯的《水仙诗》（“The Daffodils”）汉语译文，进而讨论该诗的语言艺术和魅力；在后者，先生与同事杜争鸣教授详细讨论唐代张继《枫桥夜泊》中形 ”（格式）、“ 音 ”、“ 意 ” 等方面的英译方法，并推出自己的英语韵译版。首尾两篇都是翻译比较研究的论文，真实体现先生自始至终 “ 边研究、边比较、边翻译 ” 这种务实具体的比较研究和推陈出新的研译精神。

2.3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图 3 及其分解释图显示，所选文献的关键词出现次数频次分别是：大连外国语学院（今大连外国语大学）有 34 次，汪榕培有 30 次，牡丹亭有 18 次，译诗和 night 分别有 11 次 , 汉魏六朝诗和 thought 分别有 7 次，陶渊明诗、田居、全译本和通讯地址分别有 6 次。中国典籍有 5 次，中国文化有 3 次，陶诗有 3 次。除去姓名、地址和具体译词等名称之外，前 6 个关键词分别是：牡丹亭、汉魏六朝诗、陶渊明诗、全译本、中国典籍、中国文化。这 6 个关键词都点出汪榕培典籍英译实践与研究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戏剧和道家著作的突出贡献。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中的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第一期的 110 种译介出版项目（1995 年至 2016 年）收录汪译本 8 部全译本：《诗经》《庄子》《墨子》《汉魏六朝诗》《陶渊明全集》《牡丹亭》《邯郸记》和《紫钗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集团（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出版汪榕培及其博士翻译团队英译的《汤显祖戏剧全集》（The Complete Dramatic Works of Tang Xianzu），包括《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和《紫箫记》，这是迄今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汤显祖戏剧全集。这些典籍译作 的出版发行有效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并可作 “‘ 一家之译 ’ 跟国外译者的英译本 ‘ 百家争鸣 ’ 一番……”（汪榕培 27）

2.4来源分布分析

      图4 显示，汪榕培发文主要集中在《外语与外语教学》（41 篇）和《英语知识》（37 篇） 等外语类刊物上，说明汪先生一生致力于博观古今，教书育人，英译典籍，传扬文化。

      作者对所选数据进行 “ 翻译研究 ” 与 “ 翻译实践 ” 进一步定性分类，结果显示：在所选文献中，过半是汪榕培先生翻译实践成果的选登，译文选登共计 61 篇，除会议论文 “《南柯记》选场英译 ( 英文 )” 之外，其余 60 篇都发在《外语与外语教学》《英语知识》《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时间在 1993-2002 年之间。仅仅这些期刊发文数据也显示，先生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双双丰收。他总是在博览群书、比较研究之后，推陈出新，拿出新译，精神可嘉，值得借鉴。本研究再次印证学者的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发现：汪榕培是我国“ 典籍英译领域核心译者的领军人物” 和“ 典籍英译研究领域的核心领军人物 ”（霍跃红 45-54）。

2.5高被引论文分析

      根据统计，先生所有发文的被引数 50 次以上有 15 篇，学术观点影响广泛。以下是被引数在 50 次以上的前 6 篇典籍翻译类论文列表：

      表 1 显示，先生的典籍翻译类论文观点被引次数较多，其中 3 篇关于《诗经》英译研究的观点被引次数共计 247 次，可见先生在典籍英译方面影响广泛。他经常指出：“ 教学相长 ’ 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 ”（汪榕培 7）。先生身体力行，热爱翻译，勤于钻研与译介，在苏州大学等高校开设典籍英译课程，并独立或合作英译出版多部典籍全译本，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和标杆。

汪榕培翻译思想核心内涵分析

      通俗地说，思想即 “ 观念 ”，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翻译思想就是关于翻译的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是译者翻译理论和翻译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以上可视化图表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汪榕培翻译思想的 4 方面核心内涵。

3.1关于译者的翻译选材：本色译者更能达到翻译的传神达意

      本文认同这样的译者研究观点：“ 只有从文本出发，将翻译家的研究置于‘ 复合间性’ 的网络之中进行综合考察，充分把握和分析决定翻译家成长过程、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观之形成的内因和外因，并结合深入细致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才能探索他们成功 的内在动因、心路历程以及对社会、文学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 ”（赵军峰 42）。

      如上所析，汪先生发文的前 6 个关键词是牡丹亭、汉魏六朝诗、陶渊明诗、全译本、中国典籍、中国文化，其中前三个关键词是牡丹亭、汉魏六朝诗和陶渊明诗，这体现 先生作为“ 本色译者” 的情趣和爱好。正如先生自述，从 1991 年翻译《道德经》开始， 他翻译的中国典籍主要集中在道家著作、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古典戏剧，这些都与先 生的兴趣爱好密切相关（汪榕培 3）。

      先生多次指出，典籍英译是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只有热爱这项工作才会心情 舒畅地去做，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出翻译精品。他还指出，选择翻译原作时，如果有 可能就尽量选择跟译者自己的特点和爱好比较符合的作品，这样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 才能既传神又达意。就像电影演员一样，有全能演员，也有本色演员，出演跟本色演 员性格比较符合的角色，观众看起来也比较自然。关于汪榕培作为 “ 本色译者 ” 的翻译家研究，学者已有研究专论指出：“ 在典籍英译领域，一直可以看到汪榕培先生忙碌的身影，就像一名本色演员，他寻找适合自己的、自己适合的作家和作品译介到国外去。他是一位本色译者，而且那么出色 ”（霍跃红 70）。霍论在理，不再赘述。

3.2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两者可以兼顾并进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可谓是老生常谈、常谈常新。在这方面，笔者认同：“ 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一种‘ 互构、互补、互彰 ’ 的和谐关系 ”（曹明伦 1）。林语堂、许渊冲、汪榕培、曹明伦等我国知名学者型译家，既有独到的翻译理论贡献，又有高质量的丰 硕译作。在典籍英译领域，先生大量翻译实践基础之上，提出 “ 译可译，非常译 ” 和“ 传神达意 ” 的翻译理论，理论与实践兼顾并进，双双丰收。

      作者对文献的定性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所选文献过半是汪先生翻译实践成果的选 登。英语译文选登共计 61 篇，除了 “《南柯记》选场英译 ( 英文 )” 之外，其余 60 篇都发在《外语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英语知识》等外语类刊物上，发表时间在1993-2002 年之间。其中，普及类刊物上发文 35 篇，《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文 17 篇。就是在专题翻译研究中，先生也总是以丰富的译例来展开讨论，结论令人信服。

      先生在多次会议发言和访谈当中经常指出，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有帮助，但并不是所有的翻译理论都针对实践，一部分理论要加深对翻译自身的认识。从哲学的高度思考翻译的本质等问题也相当必要。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者要做翻译实践，否则容易流于空谈；从事翻译实践者，则要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之上。

      先生时常强调，我们典籍英译工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呼吁、争取改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从事典籍英译不仅需要有坚实的汉语、英语语言基础， 更需要坚实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从事典籍英译实践的学者也要从事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还要对所翻译的著作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翻译的质量（朱安博 6）。他还认为，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做一点田野工作非常有必要，有助于对原作者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直接的体验（汪榕培 3）。

3.3关于典籍重译：比读是重译的基础，重译是比读的升华

      翻译既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又涉及多学科知识。先生属于典型的研究型翻译家， 重视翻译的比较研究，1997 年就出版《比较与翻译》。该著作是先生翻译《道德经》《易经》《诗经》《庄子》《汉魏六朝诗》和《牡丹亭》等典籍时，“ 边研究、边比较、边翻译” 的心血结晶。笔者在知网“ 参考文献” 栏目下搜索“ 汪榕培《比较与翻译》”，共找到1,708 条结果，该书的学术影响力可见一斑。

      很多典籍作品年代久远，其中字句意义所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千百年来， 对典籍文本的训诂解释，名目繁多，见仁见智。先生从这纷繁复杂的语意当中，爬梳剔决，比较研究，深入论证，把握真义，做到 “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 ”。在翻译之前，先生总是收集古今中外各种版本、诸家注释以及相关资料，比较和研究诸家译本的优劣得失，然后才着手翻译。例如，他仔细比较研究《庄子》的 10 种译本之后，撰写系列论文，推出自己的全译本；他把《诗经》的 10 种译本归纳为 5 种类型：“ 学者型、半形似型（韵体）、神似型（自由体）、半形似型（无韵体）、神形皆似型”（汪榕培 78-81）。在研究陶渊明诗歌时，为真实传译陶诗的思想和风格，先生亲自到陶渊明的故乡江西省九江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相关资料，撰写系列研究论文，集结成《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为译好汤显祖的戏剧，在翻译《牡丹亭》期间，先生 不远万里，前往汤显祖的故乡及工作的地方（如江西抚州市、浙江南安市及遂昌县等地） 进行实地调研。对原作者的田野调查，有助于先生深入了解原作者和原文，捕捉其神韵， 在翻译中再现其风骨。

      翻译《邯郸记》时，先生做了很多译前准备。例如，他于 2001 年 9 月和 10 月到河北省邯郸市和湖南省岳阳市进行实地考察。在探访黄粱梦村和岳阳楼风采之后，先生更走近了汤显祖，了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并为自己的翻译提供了感性认识，并发表了 5 篇 “ 英译《邯郸记》选场 ” 的译文。随后他撰写两篇论文《< 邯郸记 > 中的官称及其英译》（2002）和《英译 < 邯郸记> 研究》（2003），这就是后来大中华文库版《邯郸记》的研究前言（2003）。虽然先生在翻译之前阅读了国内外各种《邯郸记》的汉语译本和注释，但他还是 “ 为自己的译文制定了 ‘ 传神达意 ’ 的目标，力争做到创造性准确再现原剧的风采……并没有依照某一个特定的版本或某派阐释，而是作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翻译的时候，在不影响英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持作者原有的意象，或者在原有意象后面加一诠释性的词语，否则就宁愿牺牲原有的意象而用英语的相应表达方式来取代……力争做到创造性地准确再现原剧的风采（汪榕培 27- 29）。” 他务实的研究成果与译作多有创新、发现与超越，写作和译文忠实通俗，简洁明了，没有玄空怪涩的文风。

      先生同时还是国内一流的英语词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专家，其译文措辞反复推 敲，再三修改，没有为了强求押韵而颠来倒去，因此读来通顺流畅，鲜有佶屈聱牙之弊。他的典籍译本更适合普通的现代英语读者，也得到译界的普遍承认，汪译 8 部典籍作品因此入选《大中华文库》。先生明确指出其翻译的目的和策略：“ 我们的译文不是以西方的学者或研究者为主要对象，而是以当代西方普通读者为对象，所以没有任何考 证和注释，以便西方普通读者能够顺利阅读 ”（汪榕培 33）。英国知名汉学家阿瑟 • 韦利（Arthur Waley）的翻译目的和策略公认是倾向于兼顾文学性和通俗性。中国典籍大多需要很多注释说明，但韦利英译中国典籍却少用或不用注，只是在必要时用括号给 出了部分必不可少的解释。一中一西，可谓 “ 英雄所见略同 ”。

      “ 比读是重译的基础，重译是比读的升华 ” 翻译思想应是我们英译或重译中国典籍的指导原则，唯此才能突出中国译者典籍英译的原创性和可读性。先生是贯彻这一翻译思想的典范。他对道家典籍、古典诗词、古典戏曲的英译，不少就是在比读国内外多种英译本基础上完成自己的翻译，而不是闭门造车，其中有许多译笔生花之作， 在翻译质量上可谓是不让先贤，更进一步。《比读是重译的基础，重译是比读的升华 —— 从比读与重译 < 枫桥夜泊 > 谈起》就直接指出先生的这样翻译思想（汪榕培317-333）。先生是在比读赏析该诗的 30 种不同译法，列出并讨论自己不断修改的 14 种译稿，最后得出自己的 6 音步抑扬格（iambic hexametre）的英语韵译版。

3.4关于典籍 “ 译出 ” 成效：翻译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国籍来判断

      从程序和方向上来说，翻译有母语译成外语（译出）和外来语译入母语之分（译入）。一般来说，翻译更多是后者 —— 从外语到母语，但在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在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和影响力的现实世界，从母语译入第二种语言这种 “ 自 扬其声 ” 的翻译活动会越来越多，汉英翻译更是如此，这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1998 年，澳大利亚当代语言学学者 Stuart Campbell 就出版《母语向第二语言的翻译》（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一书，专门研究在把第一语言（即母语）翻译成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与第二语言习得能力相关的翻译能力问题，指出译者的目标语文本能力（target textual competence）和性情修养（disposition）的重要性，其翻译研究特色明显，值得学习借鉴。

      正如先生在《中国典籍英译》前言指出那样，我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前人留下了大量典籍，需要译出“ 走出去 ”。回顾典籍英译，在过去 200 多年中，其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海外译者（包括华裔译者），二是中国译者。先生关于中国译者 “ 译出 ” 典籍的主要观点体现在 “ 中国典籍英译的几点认识 ”、“ 我和中国典籍英译”、“ 中国人不应翻译本国作品吗” 等论文、发言和访谈之中，也即是《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第一部分 “ 中国典籍英译和研究 ” 的 7 篇文章。

      在 2006 年举办的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主旨发言中，先生就直面回答 “ 中国人不应翻译本国作品吗？” 的问题。先生认为，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英国人也不见得能翻译好，中国人也不见得一定翻译不好，而在于译者的综合素质。以中国典籍英译而论，国外译者质量很不理想的译本不胜枚举，国内译者高质量的译本也屡见不鲜（汪榕培 19）。这显得公正客观，没有偏见。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鉴于 “ 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 ”，国外译者翻译中国典籍的不足及中国典籍鲜有国内译者的英译本等问题，先生早就富有远见地提出，我们应该政策扶持、制定规划、多方协作和人才建设等四方面采取措施， 发展典籍英译事业（汪榕培 9）。他在行政与教学之余，不辞辛苦从事典籍英译工作， 开始《诗经》《老子》《庄子》等典籍的研究与翻译。他认为，“ 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准确真实的本来面貌推向世界，反映当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最新成果，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中国译者的身上 ”（汪榕培 1）。中国译者只要能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中西兼通，同样也能把中国典籍英译的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文化“ 走出去” 有多种途径，翻译是其中重要一环。关于翻译的成效，先生认为：“ 翻译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国籍来判断，就文学经典的翻译而论，主要是特定译者的语言和文学修养决定了作品的翻译水平，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拥有像胡适、林 语堂和钱钟书等一批中英文俱佳的大师，只有大师才能译出足以传世的翻译佳作 ”（汪榕培 8）。确实，学贯中西的双语译者也同样能够像外国汉学家一样，译出中国典籍精品， 无论是外语译者还是母语译者，关键是译者的双语能力和文化素养。还是先生说得好：“ 我们典籍英译工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呼吁、争取改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从事典籍英译需要有坚实的汉语、英语语言基础，更需要坚实的人文科学和 自然科学基础；从事典籍英译实践的学者也要从事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还要对所翻 译的著作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翻译的质量 ”（汪榕培 66）。

结论

      基于汪榕培在知网数据库上的发文统计分析，本研究指出汪榕培先生翻译思想的四方面核心内涵，即：1）翻译理论与实践两者可以兼顾并进，2）本色译者更能达到翻译的传神达意，3）比读是重译的基础，重译是比读的升华，4）翻译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国籍来判断。研究发现虽有一定说服力，但鉴于汪榕培丰厚的翻译成果， 还有不少数据没有包含在内，特别是先生英译出版的多部典籍全译本及其长篇研究前言，文章未必能全面概括汪榕培翻译思想的全貌。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国际间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话语权不对称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发展中国家或弱势文化群体尤其需要更多的文化译介，需要更多的自扬其声和借帆出海，让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得到译介、传播与认同，从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典籍主动译介、自扬其声势必更多，中国也是一样。各国文化主动 “ 译出 ” 介绍的社会现实需要我们外语界深入研究，去探索 “ 译出 ” 的特点和规律。事实上，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发起推动“ 熊猫从书”、“ 大中华文库”（首期“ 汉英对照” 版从 1994 年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从 2010 年起）、“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2009）等数十个文化译介项目工程，有效助力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根据笔者统计，仅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已经出版了 110 种；旨在 “ 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 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至今已有 1223 项，其项目主持人都是本国学者和译者。这些自扬其声和借帆出海的翻译努力都有效帮助英语读者更全面了解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和中国主张。汪榕培先生的典籍翻译思想富有创见，译作丰厚，为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做出了杰出贡献， 值得后辈学者学习传承。

      END

黄中习，汪榕培中国典籍英译思想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外国语文研究》2021年第1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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