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波 | 论娜塔莎 • 特雷瑟维诗歌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

作者简介

陈虹波，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非裔诗歌。

内容摘要：美国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桂冠诗人娜塔莎 • 特雷瑟维（Natasha Trethewey）以书写美国非裔历史见长，个体叙事的历史化是其诗歌历史书写的主要策略。本文以特雷瑟维诗歌中的个体叙事为研究对象，探讨诗人利用诗歌创作技法对个体叙事进行历史化的途径，进而分析这一文学实践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认为，特雷瑟维诗歌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主要从叙事者设置、跨媒介叙事和诗体、语言风格等维度进行，目的在于重申美国南方非裔个体及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历史话语权，以期美国“精神流亡者”的历史及社会权力回归。

关键词：个体叙事；历史化；“精神流亡者”；历史及社会权力回归

      美国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桂冠诗人娜塔莎 • 特雷瑟维（Natasha Trethewey）是一位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的当代非裔女性诗人，美国非裔历史书写尤其是南方 非裔历史书写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特雷瑟维历史写作的鲜明特点为公共历史观 照下的个体叙事。学者乔安• 威利• 霍尔（Joan Wylie Hall）在《娜塔莎• 特雷瑟维访谈录》（Conversations with Natasha Trethewey, 2013）的序言中总结道，“ 全书十八篇访谈表明， 个人与历史的交叉一直是特雷瑟维书写的核心”（VIII）。特雷瑟维迄今共出版诗歌和非小说（non-fiction）作品七部，其中《家庭工作》（Domestic Work, 2000）、《贝乐克的奥菲莉亚》（Bellocq’s Ophelia, 2002）、《本土卫队》（Native Guard, 2006）和《会众》（Congregation, 2014）等作品中，诗人都以美国南方非裔个体故事为主要书写题材。本文拟从特雷瑟维诗歌中的个体叙事入手，探讨诗人对其进行历史化处理的具体途径，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历史书写范式的社会文化意义。

特雷瑟维诗歌中的个体叙事

      基于某个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特雷瑟维诗歌中的历史书写多采用个体视角， 以某个个体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活动作为写作对象。这些个体可以是具有明显自传性印记的诗人的家庭成员，如其外祖母、父母等，也可以是根据历史背景由诗人虚构的人物，如黑人本土卫队（Native Guard）战士、黑白混血妓女奥菲莉亚等。在题材上， 这些个体故事可大致划归到美国南方历史上的三个时期，即南北内战时期（The Civil War），南方种族隔离时期 (Era of Racial Segregation) 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南方城市化经济发展时期。

      特雷瑟维普利策诗歌奖获奖作品《本土卫队》中的标题诗是一位内战期间驻守在 格尔夫特市船岛（Ship Island, Gulfport）的北军（Union Army）黑人战士的战地日记， 它提供了 “ 另一版本 ” 的美国内战历史叙事。与官方历史叙事不同，这位黑人士兵的自述着重表现了黑人战士对过去为奴经历的回忆，与白人战俘的互动，战争的残酷性 和对普通人的伤害，以及黑人士兵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甚至屠杀等内容。他写道：“ 作为奴隶，主人的存在，可以让他／更能弯下腰去劳作，正如现在长官／让我们精益求 精地训练 ……”（Trethewey, Native 25），凸显了为奴经历对其当下生活的持续影响。他还记录了为南军（Confederate Army）白人战俘代写的家书，“ 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 ／……／ “ 你收成的粮食够度日吗 ”（27），“ 炎热的空气裹挟着／尸体的腐臭，在埋骨坑里腐烂。／苍蝇聚集 —— 成了一片黑云。我们挨着饿，变得虚弱 ”（28）， 表现了宏大战争叙事下被忽视的普通人情感以及战争对人类无差别的伤害。“ 穿着蓝色军装的白人水兵向我们开炮了／好像我们才是敌人 ”（28），则记录了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等战役中黑人士兵遭到的来自同阵营战友的屠杀。叙述者以平静的口吻讲述了被官方内战历史叙事所忽略的不为人知的个体经历。

      诗集《家庭工作》中，诗人对二十世纪初到前民权运动时期（Pre-civil Rights Movement）的底层非裔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其中的多首诗歌以诗人的外祖母为原型，以第三人称视角描写了底层黑人劳动者尤其是女性的劳动生活和内心世界。外祖母从事多种工作，包括一周六天都要在别人家打扫的家庭工作者（Trethewey, Domestic 13），终日在电梯狭小空间中颠簸的电梯女工（14），在炎热的房间一丝不苟烫发的理发师（20），用聪明才智对抗工厂歧视性搜检的布料生产线女工（21），以及年老后仍然认真着装迎接顾客的裁缝（13）等。因为南方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非裔劳动者往往只能从事收入低微、没有保障且危险劳累的工作，这些通常不会作为历史写作题材的普通劳动者生活 —— 他们遭遇的不公和内心的坚持抗争，都生动地呈现在特雷瑟维的诗歌中。

      除了《家庭工作》中纪实性极强的个体叙事，特雷瑟维还在书信体和日记体诗集《贝乐克的奥菲莉亚》中对虚构人物，二十世纪初新奥尔良红灯区黑人混血妓女奥菲 莉亚的故事进行了讲述。对于奥菲莉亚来说，黑白混血和妓女的双重身份使她沦为城 市生活的最底层，没有基本的作为人和劳动者的尊严。最开始她到达新奥尔良找工作时， 内心惴惴于自己的非裔血统被发现（Trethewey, Bellocq’s 7），成为妓女后，她惧怕自己的白人父亲有一天以嫖客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38）；她从对嫖客的要求毫无尊严 的百依百顺（23），到服用砒霜以保持白皙的肤色（20），再到走出红灯区去医院看 望朋友时被警察拘留侮辱（28-29），所有这些种族和性别压迫，以及由此内化到人物内心的恐惧，都体现在奥菲莉亚寄给家乡老师康斯彤小姐的书信和自己的日记中。

      在其非小说作品《超越卡特里娜》中，特雷瑟维以密西西比州格尔夫特市（Gulfport, Mississippi）地方经济发展历史和家庭历史为背景，对飓风灾难中黑人受害者的个体经历进行了讲述。在诗歌《天意》（“Providence”）中，诗人回忆了 1969 年卡梅耶飓风（Camille）来袭时，自己家人如何 “ 整晚蜷缩在我们的小房子里，／辗转各个房间，／倒去盆里接的雨水 ”。在组诗《会众》（“Congregation”）中，特雷瑟维零距离描述了灾民的生存状况，如弟弟乔参与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成为了在海边寻找残骸和遗体的一名 “ 守望者 ”（Trethewey, Monument 110）；表姐琼斯花了四年时间修复房屋和物品也不愿放弃，因为“ 房子是所有她留恋之物的／博物馆……”（111）；远房亲戚杰斐逊兼职几份工作，只为艰难维持家人生计 (112-113)。与主流媒体飓风灾难叙事中多关注新奥尔良等大城市受灾情况不同，特雷瑟维的个体叙事挖掘出了城市化经济洪流中始终处于社会资源分配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黑人的个体故事。

      个体叙事是特雷瑟维诗歌进行历史书写的主要切入点，在讲述的过程中，她通过诗歌文体策略赋予这些个体叙事以历史合法性，以服务于美国南方非裔群体的历史叙事。

特雷瑟维诗歌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

      特雷瑟维的历史书写立足于个体叙事，但不止于此，她曾说：“ 如果我能提醒人们我所写的是大家共同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个人历史，我的个人立场可以超越时空与其他人的立场进行呼应和连结，那么就可以避免我个人意识的桎梏 ”（Teresi and Trethewey 115）。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特雷瑟维通过具体的诗歌创作策略，实现了个体叙事的历史化。在本文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指的是诗人在其历史观影响下，通过诗歌技法赋予个体故事以历史合法性的文学创作过程，此过程的目的在于以个体历史填补某些公共历史的缝隙，强化个体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历史话语。

      特雷瑟维在其诗歌中暗示了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诗人在《时空理论》（“Theories of Time and Space”）中写道：“ 你可以从此处到达彼处，尽管／无法回到原点。／所到之处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你只需要带上／必须携带的东西 —— 记忆的册子，／以及册子里偶尔空白的页面 ”（Trethewey, Native 1）。在特雷瑟维看来，过去无法完整再现，而记忆才是人们必须携带的东西。她继而在一首《什么才是证据》（“What is the evidence”）中写道：“……不是 / 她换上的假牙，或是 / 一封官方的文件 —— 封印 / 和签名 —— 已经消褪，/ 边缘破损。不是她遗体的小标签，/ 写着日期和她的名字，如历史般抽象 ”（11）。抽象的文件无法真实记录母亲的一生，只有 “ 她的身体 —— 破碎的／锁骨，穿孔的太阳穴 —— 她逐日下陷的／瘦削的骨骼 ”（11）才能真实讲述她的经历，即使这些证据 “ 逃不过万物衰败的定律 ”（11）。母亲的身体就是历史的载体和隐喻，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具体的、有生命的，而非一成不变、干瘪抽象的符号或文字所能代替。

      据此，在特雷瑟维的个体叙事中，她将主流历史叙事中 “ 失声 ” 的弱势个体设置为言说者或故事主体，以 “  恢复那些被边缘化、遗忘、抹除和轻视的故事和声音 ”（Trethewey, “Why” 6）。美国内战中约有二十万黑人士兵参加了争取自由的战斗，但是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内战公共记忆之外（Trethewey, “On Whitman” 52）。《本土卫队》（“Native Guard”）一诗中，诗人就虚构了一名黑人北军战士，他随路易斯安那本土卫队第二军团驻扎在密西西比州船岛，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自述了自己执行看守南军战俘任务的经历和所见所想。二十世纪初新奥尔良红灯区“ 声名在外 ”，但是其中妓女尤其是处于最底层的混血妓女的命运却无人关心，摄影师贝乐克以此为素材拍摄的摄影集在其身前也并未获出版。诗集《贝乐克的奥菲莉亚》的叙述者就是一位二十世纪初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红灯区工作的黑白混血妓女，她在日记和书信中记录了自己和其他妓女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诗集《家庭工作》虽然以第三人称的观察者视角讲述，但是作品聚焦于如外祖母一样从事家庭工作等社会最底层体力劳动的非裔劳动者的故事，细节化的描写展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奋斗史。

      为了突破单一的文字历史媒介，展现更为真实的个体历史，特雷瑟维在个体叙事中使用了 “ 视觉艺术诗 ”（ekphrastic poetry）这一跨媒介书写方式。《家庭工作》的第一部分，诗人对反映民权运动以前美国黑人底层劳动者生活的摄影作品进行了细节挖掘，展现了家庭工作者、洗衣女工、码头工人以及小商贩的真实劳动生活和内心反叛。《本土卫队》中，诗人通过一系列历史文献照片和绘画作品的重构性描述凸显了二十世纪 美国南方棉花经济的狂热、后续与萧条（21），以及采棉工的艰苦劳动和贫穷生活（22）， 密西西比特大洪灾中黑人平民遭遇的自然灾害和种族隔离的双重生命威胁（23），南 方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孩子无法接受教育的惨况（24），以及内战给平民生活带来的 巨大创伤（31）。《贝乐克的奥菲莉亚》则对反映二十世纪初新奥尔良混血妓女生活 的摄影作品进行了虚构性扩充，全面展现了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 黑人混血妓女的贫穷堕落以及内心坚持。“ 视觉产品是一种关于看见和看的行为的文化实践，以及在各种交流形式和媒介中生产出来的人工制品 ”（Olson, Finnegan and Hope, “Visual Rhetoric in Communication” 3）。可见，视觉艺术作品相关的各个主体，包括创作者、观赏者以及作品人物之间的信息交换共同构建了其社会文化内涵。特雷瑟维的 “ 视觉艺术诗 ” 写作使诗人和被刻画的人物突破媒介限制，参与到照片等视觉艺术作品所反映的美国南方非裔个体历史的重建中。

      此外，诗人还通过标准化的诗歌语言和传统诗歌形式等文体特点表达了构建叙事 者历史合法性的隐喻，这些叙事者不仅包括故事人物，同时也包括了作为南方非裔混 血个体的诗人自身。特雷瑟维以标准规范的语言进行写作，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黑人 方言或不规范表达，即使在人物自述的作品中，处于社会底层、未受正规教育的黑人 个体，如本土卫队战士、混血妓女和小商贩等的讲述中也从未出现 “ 符合人物预设 ” 的方言或语法错误，而是时刻保持句式完整、拼写正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数据显示，1870 年，黑人人口的文盲率为 80%，1900 年， 这一数据降低为 44%。所以，即使是接受过乡村学校教育的妓女奥菲莉亚和从主人处学习了读写的黑人本土卫队士兵也很难达到诗歌中的语言层次和文学造诣，这更像是 诗人的有意安排。此外，无论是人物自述还是旁观者讲述，这些叙事频繁采用了十四 行诗（sonnet）、盘头诗（pantoum）、布鲁斯诗（blues poetry）、加萨（ghazal）、维拉内拉体（villanelle）和三行体、四行体等各种传统诗歌体裁。规范的语言和传统诗歌形式是特雷瑟维诗歌创作的一贯文体风格，即使有些时候这与人物知识水平明显不符， 诗人也都特意坚持，甚至强化这种“ 不合理 ”，目的就是增强从一个被历史无视的个体口中讲出的历史的合法性和可信度。

      传统诗歌形式的使用作为诗人为非裔个体争取历史 “ 发声权 ” 的文体策略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诗歌形式本身参与到了历史书写的意义构建中。如组诗《本土卫队》选用了 “ 皇冠十四行诗 ”（crown sonnet）的形式，由十首十四行诗组成，每首诗的首行重复上一节的末行，组诗的最后一行与第一行重叠，由此构成形式上的闭环， 恰似圆形的皇冠。这一形式特点暗示了历史总是反映于当下，而有些易被遗忘的部分需要反复言说。另一方面，特雷瑟维视诗歌形式为一种 “ 约束 ”，认为 “ 在这种约束限制中可以形成一种悲伤的语气，因为一首被形式束缚的诗歌，证明有些东西被抑制而没有表达，暗示为了说出诗歌所呈现的内容，言说者所经历的艰难挣扎 ”（Turner, et al. 159）。强烈的言说欲望和寻找合适的言说形式的焦虑情绪之间所构成的强烈张力，定义着包括特雷瑟维在内的被边缘化的美国南方非裔个体的历史身份，支撑着特定的诗歌语言和形式，传递出讲述者对于历史合法性的吁求。

      通过选取传统历史叙事中“ 失声” 的弱势群体作为个体叙事的言说者和叙事对象， 特雷瑟维在个体叙事中展现了鲜活、具体的历史版本；跨媒介的视觉艺术诗的创作打破了文字叙事的平面性和单一性，还原了个体人物立体多元的人生经历；而诗歌形式和规范语言的选用在构建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赋予了个体讲述更大程度的历史合法性。

“精神流亡者”的回归

      在《本土卫队》的最后一首诗歌《南方》（“South”）中，特雷瑟维引用了威尔森（E.O Willson）的 “ 人类是唯一一个会遭受心理流放的物种 ”（45）这句话作为题记。诗人作为一位生长在美国南方的非裔混血女性，是这片土地上名副其实的“ 精神流亡者 ”。美国南方非裔群体遭遇精神流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国家历史话语中的 “ 失声状态 ”，而特雷瑟维诗歌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正是要通过重塑南方非裔个体历史的合法性来实现这一群体的历史以及社会权力回归。

      特雷瑟维进行历史书写的动力有感于美国南方非裔群体历史话语权的丧失。诗人生长于密西西比州格尔夫特市，竟对家乡船岛上曾经驻扎过黑人本土卫队的史实毫不知情。学者史密斯在其编著的《身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黑人士兵 —— 美国内战时期的非裔战士》（Black Soldiers in Blue: African-American Troops in the Civil War Era, 2002） 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关注内战中黑人参与的 “ 解放主义者视角 ”（“emancipationist vision”）在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得到了美国主流史学界的接受（Smith XIII），而此时距离内战结束已达一百年之久。即使学界开始关注这一视角的历史叙事，但是对于较为敏感的本土卫队在北军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甚至屠杀却是各执一词。例如，《感谢上帝，我的军团是一个非裔团：奈森 •W• 丹尼尔斯的内战日记》（Thank God My Regiment an African One: The Civil War Diary of Colonel Nathan W. Daniels, 2000）关于帕斯卡格拉战役的叙述是，当码头上的北军黑人士兵撤退时，北军的战船却直接向他们发射炮弹，而不是向南军的敌人，造成数名本土卫队战士伤亡（Trethewey, Native 48）；而学者霍兰斯沃斯在其专著《路易斯安娜本土卫队：内战中的黑人军事参与》（The Louisiana Native Guards: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During the Civil War, 1998）一书中的措辞却是“ 北军炮弹射程没有达到”（Hollandsworth 46），导致同阵营黑人士兵伤亡。史学界对这类事件的真实性的考察不足，抑或是对本土卫队所受不公待遇的回避， 可见一斑。诸如此类，究其原因，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黑人群体话语权的丧失。

      特雷瑟维通过个体叙事的历史化将历史讲述的权利归还于 “ 失声 ” 个体，以改变美国历史空间，进而试图改变美国的社会权力空间。“ 如果历史处在持续的、流动性的巨变中，那么艺术家必须挑战服务于当下权力阶层的官方历史，并寻求机会改变社会空间 ”（Ramsey 129）。2007 年，特雷瑟维诗集《本土卫队》被授予“ 普利策诗歌奖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界对其所展现的历史版本的关注和接受。而这部诗歌作品只是特雷瑟维坚持非裔、特别是美国南方非裔个体历史叙事的写作策略的延续，其第一部诗集《家庭工作》，以及后续的《贝乐克的奥菲莉亚》、《超越卡特里娜》、《纪念碑》都提供了处于社会底层、被剥夺言说权利的个体的声音，颠覆了官方历史叙事话语。特雷瑟维通过其诗歌构建起来的是全新的历史空间，这个空间由内战中的黑人本土卫队战士、二十世纪初新奥尔良的黑白混血妓女以及前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家庭工作者和工人等组成。

      这一历史空间的建构昭示着美国南方非裔群体确立历史主体、以及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诉求。特雷瑟维诗歌在题材上对 “ 失声 ” 个体故事的讲述是 “ 对可供重新叙述的历史材料的挖掘 ”（Ramsey 123），填补了某些公共历史的缝隙；相比之下，“ 视觉艺术诗 ” 的写作则更具反叛性，诗人对摄影等视觉艺术作品的解读往往是对其创作者既定表达意图的质疑和颠覆。家庭工作者围裙留下的光斑（Trethewey, Domestic 3）， 诗人对黑人图书馆指示牌的凸显（Trethewey, Native 24），以及光鲜衣着下妓女的内心独白（Trethewey, Bellocq’s 47-48）都是诗人对视觉艺术作品所构建的阶级、种族、性别权力关系的揭露。相对于填补某些历史空白或纠正某些历史误读，后者的权力反叛则触及到美国南方非裔群体历史“ 失声 ” 和 “ 缺席 ” 的本质原因，即社会权力的缺失。在揭露此问题的基础上，特雷瑟维在诗歌环境中尝试建构具备历史讲述权利和能力的黑人个体，借助文体隐喻的力量，赋予了这些个体讲述更大程度的客观性与合法性。他们以标准书面语和 “ 王冠十四行诗 ”（crown sonnet）等复杂的欧洲传统诗歌形式， 提供了 “ 正史 ” 书写者不可回避的历史话语。南方非裔群体历史话语构建通过非裔个体叙事历史化来实现，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借助历史维度，揭露其背后的社会权力运作， 并尝试构建包含了美国非裔作为主体之一的新的历史和社会权力空间。

      特雷瑟维的个体历史叙事直指南方非裔群体历史话语权缺失的事实，通过被忽略 的社会底层的个体叙事搭建起更为完整的美国国家历史空间，通过 “ 视觉艺术诗 ” 写作以及诗歌文体创作质疑了现有历史话语背后的权力构架，并发出了确立这一“ 失声 ” 群体社会权力主体正当地位的吁求，以期这些“ 精神流亡者” 的历史和社会权力的回归。

      挖掘和真实地叙述美国南方非裔历史是特雷瑟维历史写作的最初动力，也是着力点。她从历史的言说者、言说内容和言说途径三个维度完成了她心中理想的个体和族群历史表达。对个体叙事的历史化处理体现了她 “ 变化的、流动的 ” 历史观，以及对本族群命运的历史关切。然而，特雷瑟维历史书写的落脚点绝不是对黑人个体或群体历史考古式的发掘和再现，而是要以当代美国南方非裔诗人的文化身份参与到对民族和国家历史问题的重新阐释和历史意义的重新构建中，并以历史写作为支点，撬动美国固化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权力框架，在松动的社会权力网络中，寻求美国、特别是美国南方非裔群体的新主体地位。以此来看，诗歌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是诗人特雷瑟维在这方面所作的有益尝试。

END

陈虹波，论娜塔莎 • 特雷瑟维诗歌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外国语文研究》2021年第2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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