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蓉 | 从文化离散视角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以刘震云小说的译介为例
汪世蓉，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翻译、语言对比与翻译。
内容摘要：近年来，“ 新写实主义 ” 代表作家刘震云在海外不同国家屡获文化殊荣，足以证明其作品在异域文化里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本文以刘震云小说的译介为案例，从涉及跨民族、跨文化内涵的“ 文化离散” 视角，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 走出去” 的作品选择、译者模式、翻译策略及译介路径；并重点分析在协调中国文化传播与文学可读性及与异域大众文化融 合之间的关系时，华人离散译者群体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刘震云小说；文化离散；离散译者；翻译策略
引言
回顾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传统上多倾向于政府机构选择将思想性、艺术性较高， 且具备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送出去。然而，被译介到海外的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出版而 属于学术出版，这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置于学者研究视域而难以走近普通大众。近年来， 依托于大众媒体和市场运作、以域外大众读者为主要受众的文学译介模式开始初见成 效。例如，截至 2017 年，被视为 “ 新写实主义 ” 代表作家的刘震云有超过 11 部作品被译为 11 种文字，以英文译本数量居首，韩文、法文、越南文等译本数量次之（刘诗宇 193）。刘震云分别于 2016 年获 “ 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 ”、 2017 年获摩洛哥 “ 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 2018 年获“ 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一个作家能同时得到不同文化的认可和褒奖，充分说明了刘震云作品在异域文化里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因此，从异域文化场域视角来研究其作品的译介过程，将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 有益的镜鉴。
“ 离散 ”（diaspora）一词亦被译作 “ 流散、飞散 ”，最初专指因为历史事件而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现在指离开故乡迁徙到移居地生活，却对故乡保持强烈的情感 上和物质上联系的族群。近年来，“ 离散 ” 因其蕴含的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内涵（童明 52），受到翻译学者的关注，开始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孙艺风指出，“ 要解决归化与异化的旷日持久之争，可将 ‘ 文化离散 ’ 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即离开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的同时， 进行文化间的沟通和杂合”（孙艺风 5）。从文化离散视角看，形成跨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提是译者需要具备跨民族的视野，需要承认不同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而且不同民 族文化间的交往不是静止的，也并非只按照“ 自我 ” 或 “ 他者 ” 的二元划分来确定的， 而是充满了 “ 杂合 ” 的性质（Bhabha 37）。本文将从该视角来审视以刘震云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过程，并重点关注中国文化传播与文学可读性及与异 域大众文化融合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离散视角论刘震云小说的文学魅力及其对文学译介的启示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刘震云以对 “ 日常生活 ” 的真实揭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国内文学界因其作品中深厚的民间意识以及简洁的语言风格，称其为 “ 新写实主义 ” 的代表作家。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叙事时间内，展示中国底层民间社会对于“ 孤独 ” 和 “ 寻找 ” 的体认，从而在更高层面实现了对现代中国乡土心灵史的宏大建构（房伟81、91）。那么，从文学走出去的目的来看，刘震云作品在异域读者眼中的文学魅力何在？其作品的译介成功又对走出去的作品选择有何启示？本文将站在异域文化环境里，从文化离散视角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魅力及跨文化传播。
（一）从日常身边琐事解构权力与人物关系：刘震云小说的世界情怀和民族特色
在央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五集开篇，刘震云就说：“ 随着自己的作品翻译的语种越来越多，去了很多别的地方，原来别的地方跟老庄没有任何的区别。建筑不一样， 河流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说的语言也不一样，但人性确实是非常非常一样的。” 他的作品关注世俗生活中的琐事，细致展示小人物的真实境遇，把老百姓无处所说的肺腑 之言通过文学告诉不同民族文化的读者，更多的读者也坐到了在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 身边去倾听。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关注现实对人性造成的伤害，真诚再现人性对环境 的抗争，这样写实的主题和选材是能够引起异域读者共鸣的。在谈到翻译《我不是潘 金莲》这部作品时，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就提到，“ 李雪莲的故事我想瑞典人很会喜欢， 很多国家的人都会有认同感。”；捷克翻译家李素也认为，“ 她的故事既中国化，又有普遍性。” 看似在讲述普通人生活的鸡毛蒜皮，刘震云描述的却是最真实的人性：势利、狭隘、软弱、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这些纯粹的、不加掩饰和 升华的世俗小叙事都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引起共鸣。
如果说通过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来描绘最真实和鲜活的人性特征，是刘震云在小说里展现的世界情怀的话，那么他在这些故事中试图解构的权力与人物的关系则是他作品鲜明的民族特色。
从文化离散的视角看，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能促生读者的好奇心和吸引力。异 域读者对改革开放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机构、利益关系以及在此环境下中国普通 民众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是有天然的好奇心理的。在描述体制内机关生活的《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中，卑微的知识分子小林们在世俗生活中从权力的受害者，慢慢变成 了权力的渴望者和怂恿者。新写实主义作家将底层生活如实合盘托出，不加修饰，原 生态地客观探寻权力与人物命运关系的奥秘。这种原汁原味的当下中国普通民众生活 也是吸引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民族特色。在谈到《我不是潘金莲》里一个女人与整个 世界的抗争时，墨西哥翻译家莉莉亚娜 • 阿索夫斯卡说，“ 她就是为了离婚那么一点小事情，把整个中国政府，从最下层到最上层的领导一个个的都给动了一会了 ”；德国翻译家米歇尔• 康• 阿克曼则说：“ 就像一颗小小的石头，偶尔地被弄到一个机器里头去， 在这个机器中动来动去，机器尽可能想把它吐出来，越想把它吐出来，破坏性越大。” 刘震云是一位观察入微的作家，他能够通过小叙事抓住重大的社会问题，每个问题代 表中国的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想读懂当代中国的不同民族文化读者来说，从他的作品 中沿波寻澜，可以感受到芸芸众生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洪流中的生活轨迹。
（二）用幽默笑谈苦难和抗争：刘震云小说的语言魅力
刘震云讲故事的语言极端平实简洁，既像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白描，又像不加雕饰的大白话流水账。而他的幽默感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趣可乐，更是体现出艺术与现实差距中的荒诞感。这种戏谑调侃的叙事方式简洁明了，拉近了与异域读者之间的距离。
刘震云作品的译者多为外国汉学家，他们对其文风的解读可以代表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审美认知和阅读期待。埃及翻译家白鑫说：“ 刘震云写的东西符合任何一个地球人，因为他用的是很简单的幽默的语言 ”；意大利翻译家李莎则说：“ 这个幽默是有很深层次的含义”；墨西哥翻译家莉莉亚娜认为，“ 你看上去他写的是笑话，但认真想一想， 又让人哭笑不得”；德国翻译家米歇尔相信，“ 他的幽默是可以译成法文、英文、德文…… 的。”另外，摩洛哥文化部给刘震云的颁奖词也清晰阐释了他作品在国外受欢迎的原因： “ 他用最幽默的方式写出了最深邃的思想，用最简约的方式写出了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搭建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王琳 2017）。
（三）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作品选择的启示
随着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从刘震云作品的译介成功可见，让那些用异域读者听得懂、能理解的话语讲述当代中国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与梦想的作品走出去，是一个适宜的切入点。新时代百姓故事中体现的中国更真切，更沉静，也更实在。
在新时期，要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译介的作品至少具备两种要素：“ 国际因素” 和 “ 地域特色 ”（刘意 33）。以刘震云为代表的 “ 新写实主义 ” 作家的作品主题正是描写真实而复杂的人性。作家以普通人视角客观地还原生活本质，世俗凡人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正是其作品展现的国际因素。没有宏大叙事的世俗主题更接地气，更亲切， 能给读者带来不沉重的阅读体验。
同时，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体系的桥梁。例如，成功走向海外的《三体》故事所处的文革政治环境；《解密》所涉及的国家安全、抗美援朝等问题契合了目标受众对中国社会真实面目的好奇与期待。而刘震云作品中，透过故事所传递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隐喻，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小人物生活中无法摆脱的社会分层、身份差异、权力控制等社会焦虑，而正是这些在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的肺腑之言，更能向世界展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人独特的历史命运， 独特的基本国情，更能阐释好中国特色。这些故事中的中国特色不仅仅给目标受众带来异质文化的陌生感，也会引起读者对人类共同生存环境的思考。从文化离散的视角来看跨文化交流，可着眼于世界高度，跨越 “ 报喜不报忧 ” 等对外交流的误区，客观地向世界讲述最真实最鲜活的当代中国老百姓的故事，更能彰显文化自信。
另外，世俗化的平易语言是刘震云作品能被海外读者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 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而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其有不同的审美取向。比如，中国传统 武侠小说中对武功招式描写的生花妙笔，对于英语读者来说，难以引起审美共鸣，还 会有原作叙事拖沓、节奏感不强的负面影响。莫锦屏（Olivia Mok）译的《雪山飞狐》， 再现了原作中 98% 的功夫，但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认为该译本“ 用词晦涩，缺少可读性”（洪捷、李德凤 226）。作家麦家曾谈到，“ 中国文学作品要走向世界，要让外国读者看得懂。地域性强、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作品，西方读者读起来很费力，不能让他们查着字典读书（” 回增琦 2016）。幽默和平实的语言风格是刘震云作品的成功秘笈之一，这也为今后文学译介的作品选择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者选择，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 理想的译者模式当属汉学家群体。他们不仅深谙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而且熟稔西方出版界、各大主流媒体及其文学传播机制 ”（胡安江、彭红艳 8）。事实也明摆着：刘震云小说的绝大部分译者都是国外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功不可没。然而，也有 学者认为，“ 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部经由汉学家翻译到国外的作品都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因地制宜’ 地选择合适的翻译、传播路径是必须认真反思的关键问题”（邵璐、李伟 104）。当前，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家中还有一类特殊群体：华人离散译者。本文中“ 华人离散译者” 是指离开中国迁徙到移居国，但与母国保持着认知、情感、物质、社交等多方面联系的从事文化翻译工作的华人群体。《三体》译者刘宇昆就是一个典 型的成功案例，对于中国科幻文学走向世界，他的翻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 华人离散译者和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翻译风格、策略有何异同？其跨文化传播效 果如何？本文将以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塔铺》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来分析不 同译者的翻译思路及效果，进而探讨如何 “ 因地制宜 ” 地选择文学翻译路径的问题。
（一）华人离散译者与外国汉学家的译者风格及翻译策略对比分析
《一地鸡毛》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刘震 云对体制内生活的观察和反思，也是目前刘震云小说中唯一一部由华人离散译者翻译 的作品。2012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译本译者为马爱英，其母语为汉语，现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中国语言与研究学科负责人、汉语言文化对外交流项目主任， 也经常回国开展研究活动，与国内学术界保持着密切往来，属于典型的华人离散译者。
在翻译小说中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元素的内容时，马爱英基本上采用了 “ 直译 ” 等 “ 异化 ” 的翻译策略，以保留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让异域读者体会和理解民族风情。例如，小说中有一个主人公小林的小学老师来北京找他办事的情节。见面时， 小林叫了一声 “ 老师！”。这一声 “ 老师 ” 其实是饱含了尊敬、想念、喜悦等多年之后再见恩师的深情的。如果按照英语读者的习惯译成 “hi, Mr. Du!”，那这一声 “ 老师 ” 里面暗含的中国 “ 尊老、敬师 ” 等传统文化内涵就消失殆尽了。马爱英勇敢地将小林打招呼时说的“ 老师” 译成了“teacher!”，是想更多的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人对从事“ 教师” 这一职业的人的尊称，是试图将这一民族特色原生态地传播出去。或许知晓了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后，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入乡随俗地叫他们的师长一声 “teacher”。
而对于作家用到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特色词汇，马爱英则是采用了 “ 阐释 ” 等“ 归化 ” 的翻译策略，以关照英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例如，原文中多次用到了“ 混 ” 这个动词。译者将 “ 找人办事，在单位混事，只能投靠一个主子。” 中的 “ 混 ” 译成了“getting ahead”；将 “ 大家都在社会上混。” 中的 “ 混 ” 译成了 “drifting along”；将 “ 你怎么这么没用？怎么这么不会混？” 中的 “ 混 ” 译成了 “ be more capable”。作为华人， 马爱英对母语中这些动词在不同情景中的言外之意了如指掌，英文阐释得也贴切到位，通俗易懂。
2014 年外文出版社的《塔铺》英文版译者为 David Kwan，母语为英语，拥有在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和经历（汪晓莉、葛永莉 114），属于国外汉学家。基于不同的文化身份及翻译目的，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因素的文本时，采用了一些不同的思路和策略。
对于书中的一些河南方言、土话，译者基本采用了 “ 省译 ” 或 “ 替代 ” 等 “ 归化 ” 策略。例如，译者将原文 “ 两人钻一个被窝，分两头睡，叫 ‘ 打老腾 ’” 中的 “ 打老腾 ” 直接省掉了；“ 另一个长得挺矮的青年，乳名叫 ‘ 磨桌 ’（豫北土话，形容极矮的人）” 中的 “ 磨桌 ” 译成了 “Shorty”。小说一开头，主人公他爹就埋怨道，“ 在外四年，白混了。” 译者对于 “ 混 ” 这个动词也采用了 “ 省译 ” 的策略，直接译成 “he did not see the four years that I had been away made much difference.”
显然，David 的受众意识更强烈，更关注故事的流畅性和可读性，更多地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中国特色文化的传播则不是其翻译目的的重点。
（二）华人离散译者更珍爱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文化自觉意识更强烈
马爱英在谈到《一地鸡毛》书名的翻译思路时说：“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书名被直译为‘Ground Covered with Chicken Feather’，而不是目标语读者更容易直接理解的 ‘Life Filled with Trivialities’ 或是 ‘ Chaotic Trivialities in Days of Our Lives’ ？除了表示 ‘ 琐事 ’ 外，‘ 鸡毛 ’ 还有 ‘ 紧急、急迫 ’ 的文化内涵（例如，插着鸡毛的信件就是旧时需要迅速传送的文书），而整部小说讲的都是世俗小事，这些琐事对普通人是生活却又是至关重要，无法逃避。如果在译文中舍弃了 ‘ 鸡毛 ’ 的意向，那语言背后有趣的双关隐喻也就随之消失了 ”（马爱英 159-160）。她还认为，“ 用外来词（loan words）是丰富目的语词汇的一个快捷和有效的方式，而且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例如，经过不断地使用和细致地解释，中国文化中的 ‘ 面子（face）’、‘ 关系（guanxi）’ 等词汇已经为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马爱英 165）。译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决定了其文化态度，华人离散译者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珍爱和敏锐的文化自觉意识，通常不太轻易地采用 “ 省译 ” 等翻译策略。正如离散译者白先勇所说，“ 到外面去以后，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对国家命运更关怀，也可以更客观地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进行深思与反省 ”（白先勇229）。
同时，相对于单一文化体验的本土译者来说，具备多重文化体验的离散译者通常具备更理智的受众意识，能细致体察目的语读者的思维局限与审美预期，翻译策略的选择更为谨慎，但并不生硬和死板。华人离散译者的优秀代表刘宇昆在协调中西文化差异时就显得特别聪明。在翻译《三体》中描写女红卫兵自杀情景的一句话时，他将原句中的并未提到颜色的 “ 旗帜 ”，刻意增译为 “the piece of red fabric”，是有其良苦用心的：“a red flag” 在英文中是一个双关语，带有“ 危险信号” 的引申义，这种表达渲染了文中女红卫兵死亡的悲情与宿命；同时，译者利用英语读者对红色有关惨烈及残暴的联想，淡化了原文中有关女性死亡的柔性描写，以关照西方受众中女性主义读者的感受。
反观外国汉学家在处理文学作品中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时，出于市场、个人意识形态及诗学态度等多方面的考虑，大多采用了“ 省译 ” 或 “ 意译 ” 等 “ 归化 ” 的翻译策略。例如《我不是潘金莲》的英语译名为《我没有杀夫》；瑞典语译名为《审判》；德语和荷兰语的译名为《中国式离婚》；法语译名为《我不是荡妇》。“ 潘金莲” 这个中国典籍文学所创造的 “ 妖艳、淫荡、狠毒的坏女人 ” 形象，并没有随着刘震云小说在各国的遍地开花而走出国门，实属遗憾。
（三）华人离散译者参与文学译介：“ 自塑 ” 中国形象
毋庸置疑，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译文的可读性、流畅性及对海外市场推广机制的专业把握。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在英语国家，像霍克斯和葛浩文这样的一流翻译家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等待国外汉学家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话，或者说我们就这样一味等下去的话，那也许会像 ‘ 等待戈多 ’ 那样以失望而告终 ”（王宁 12）。另外，如果中国文学译介完全依赖汉学家，或许会无法避免他们无意识的“ 文化背叛 ”，也难以构建起一个完整客观的 “ 中国形象 ”。
根据邵璐等整理的 Goodreads 网站上读者对刘震云小说英译本综合评分的情况来看，《一地鸡毛》的评分为 4.41，高于作者其他的作品，说明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还是受到了一定认可（邵璐、李伟 99）。刘震云小说各译本呈现出的不同翻译风格，刚好给了异域读者读懂中国故事的不同视角和多样选择：华人离散译者的译本中国风情浓郁，汉学家的译本行文流畅，正是“ 自己讲 ” 和 “ 别人讲 ” 中国故事的绝佳结合。对于像刘震云这样已经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来说，借助其作品的知名度进行 “ 名著复译 ”，也是传播中国文化，展现民族风味的大好机会。
中国记协国内部主任殷陆君曾在 “ 人民网 ” 上撰文指出：“ 当前中国形象相当程度上是‘ 他塑’ 而非‘ 自塑’，因此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形象存在比较强烈的‘ 反差’（” 殷陆君，2018）。既然华人离散译者擅长用融合或杂合的方式传递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情感、认知和价值观念，国内文学推广机构应鼓励其通过“ 复译名著” 等方式，积极参与到“ 讲述中国故事 ” 的大业中来，把 “ 自己讲 ” 和 “ 别人讲 ” 结合起来，自塑彰显文化包容和自信的中国形象。
立足于作家和译者，开拓媒介融合的立体化文学传播路径
刘震云的另一个身份是导演冯小刚的电影编剧。他写的中国故事亲民接地气，让人发笑却又引人深思，这样的题材与电影等媒介相关度甚高。不可否认，正是由于电影的默契配合和推波助澜，刘震云小说的海外传播效度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样， 金庸小说在日本的译介得益于日本 NECO 电视台播出《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黄易作品的翻译后来居上得益于电视剧《寻秦记》的热播；王度庐热的产生也是由于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美国系列大片《哈利• 波特》在国内的热映引发 J. K. 罗琳（J. K. Rowling）作品热也源于同一个道理。上述案例充分说明了媒介融合的立体化多渠道文学传播的优势。
从文化离散的视角看，海外的文学市场运作的确是当前文学译介的短板。“ 译介途径单一，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和国外书展，海外营销渠道不畅是制约我国出版物走向世界的主要瓶颈”（王珺 26）。然而，将文学以多种文化产品形式先向海外推介的目的， 是形成一定影响力后，再反哺文学，成就经典，让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借助于各类新兴媒体快捷便利的传播优势，以玄幻、仙侠等题材为代表的中国类型小说在海外悄然走红。但是，在过度追求娱乐化、商业化带来的，看似文化繁荣和热闹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文学价值空心化的问题？能否在海外留下经典的中国文学形象和印迹？如何在海外成就中国文学经典？这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除了加强市场多渠道推广，在海外成就中国文学经典还须落脚于作家和译者。在当代中国文学界，不乏讲述精彩中国百姓故事的经典作品：这些故事或许来自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三秦大地，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当然，如果能有更多的象葛浩文、刘宇昆这样的伯乐，这些千里马才能飞跃得更远更高。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留在人间永恒的印迹，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和电影《红高粱》的热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没有葛浩文这样学贯中西的译者，莫言作品也难以走进异域文化。汪晓莉在研究了“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的英译现状后认为，“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单靠国外汉学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这样的译介模式不利于长期的发展 ”（汪晓莉、葛永莉 116）。当前，在心系祖国的广大华人华侨中，着眼于发掘和培养象刘宇昆、马爱英这样的华人离散译者，激励他们投身到让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大业里来，是让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一个可行的思路。
结语
刘震云小说的海外译介成功说明，对于异域读者来说，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这片热土上发生的鲜活平凡的人生故事是喜闻乐见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不乏类似的 “ 既有以社会人性为源的世界情怀、又有新鲜绮丽的民族特色” 的优秀作品。当代中国故事中展现的中国作家的风采，如莫言的大胆和狂放、迟子建的坦率和细腻、阿来的野性和淳朴、贾平凹的自然和厚道……都渴望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不同民族文化的读者去接近，去体味。
当前 “ 以外国汉学家为主 ” 文学译介模式亟待改变。孙艺风指出，“ 与翻译相关的文化离散，意味着对文化身份的反思，并且使翻译转向离散语域，以分析和解决源语 与目的语之间缺乏联系的问题”，并认为 “ 具有离散体验的译者能更好地协调异化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 ”（孙艺风 3、9）。华人离散译者群体，兼具中式的情感模式和西式的思维模式，能更细腻、更聪明地引导异域读者体味中国味道。他们应获得更多的资金、政策支持，以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与汉学家的“ 他塑 ” 相结合，“ 自塑 ” 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汪世蓉，从文化离散视角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以刘震云小说的译介为例，《外国语文研究》2021年第6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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