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余承法（主持人） | “钱学”专栏：他者视野中的《围城》形象

“钱学”专栏：他者视野中的《围城》形象

主持人语

龚刚  余承法

      《围城》单行本在 1947 年一问世即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比利时天主教神父善秉仁（Jos. Schyns，1899-1979）肯定了小说中的诙谐和幽默，但站在宗教立场上否定了其艺术价值（Schyns 182）。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C. T. Hsia，1921-2013）称赞《围城》是“    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趣味横生、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Hsia 441），并节译了部分章节。夏氏为《围城》正 “ 名 ” 定 “ 实 ”，揭开了海外译介和研究钱锺书著述的序幕。

      《围城》先后有英、日、俄、波、捷、法、德、西、韩、意、越、荷等 11 个语种的 26 个译本（包括各种全译本和变译本），经历了多次域外旅行，缔结了数起文学因缘。《围城》最早的英译本是美国学者珍妮 • 凯利（Jeanne Kelly）1974 年发表在香港《译丛》（Renditions）上的第一章节译，她和美籍华人学者茅国权（Nathan K. Mao， 1942-2015）合译的全译本 Fortress Besieged 于 1979 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2003 年由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社再版，由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1936-2021）作序，2005 年由企鹅图书公司出版，并被收入“ 企鹅现代经典”。《围城》1979 年英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 1980-1981 年 “ 最杰出学术著作 ”，1980-1982 年期间至少有 10 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期刊》《纽约图书评论》《国家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观察家》《今日世界文学》《亚洲研究杂志》《中国文学：散文、论文和书评》等英美主流期刊报纸（余承法 116-121），包括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何谷里（Robert Hegel）、史景迁、荣之颖（Angela Jung Palandri）等人的评介。《围城》新版英译本至少有 7 篇书评发表于《图书馆期刊》《对抗》《观察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金融时报》《纽约图书评论》《独立报》等。总体而言，《围城》英 译本具有以下四个特色：第一，开创了由外籍译者与华人学者合作翻译《围城》的模式； 第二，经过从大学出版社到商业出版社、由国外出版到中国转内销的出版历程；第三， 版本之多、收藏图书馆之众、传播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是其他语种译本无法匹敌的； 第四，掀起了海外 “ 钱学 ” 研究的高潮，助力《围城》从中国经典走向世界经典。

      日本汉学家荒井健（あらい けん）1956 年开始接触《围城》，多次尝试翻译未果。他在 1975 年前后节译了部分章节，1988 年在岩波书店出版了他与学生中島長文（なかじま おさふみ）、中島碧（なかじま みどり，1939-2001）夫妇合译的《結婚狂詩曲》（《囲城》）上、下册。钱锺书应邀为之作序，给予了高度评价，相信原著 “ 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 ”（钱锺书 108）。三位译者先后撰文，阐明书名和部分内容的翻译处理，还分析《围城》的主题、对它跟日本文学进行平行比较、论及欧洲文学对它的影响。《围城》日译本的出版，推动了日本汉学家小川環樹（おがわ たまき， 1910-1993）、杉村安幾子（すぎむら あきこ）、有澤晶子（ありさわ あきこ）等人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以及对钱锺书其他著述的译介。

      莫斯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了苏联汉学家、翻译家符 • 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рович Сорокин，1927-2015） 翻 译 的《 围 城》 俄 译 本《Ocaждeннaя Kpeпость》，将其收入 “ 中国文学文库 ”，并邀请文学翻译家和研究专家艾德林（Лев Залманович Олдрин, 1910-1985）作序。1996 年，索罗金根据原著修订本，对译文做了部分修订，将其与钱锺书《上帝的梦》《灵感》《纪念》和杨绛《干校六记》合在 一起。《围城》俄译本问世于中苏关系出现缓和的时期，对苏联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重启中苏人文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钱锺书决定再版《围 城》，正如他所言：索罗金的俄译本比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还早五个月（钱锺书 3）。

      巴黎克里斯蒂安 • 布格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了西尔维 • 塞尔望 - 许来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和华人记者王鲁（Wang Lou）合译的《围城》法译本 La Forteress Aessiégée，收入 “ 东亚丛书系列 ”，1997 年再版。美国学者贝缇娜 • 纳普（Bettina L. Knapp）和加拿大籍华人学者马森（Ma Sen）在书评中分析了小说的艺术特色和翻译成就，马森认为法译本的出版为钱锺书这位中国重要作家和学者增添了“ 一顶皇冠”（Ma 305-306）。法国前总统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 1932-2019）在钱锺书去世后发给杨绛的唁函中，高度评价了钱先生对中法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指出 “ 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 ”（希拉克 488）。

      德国汉学家莫宜佳（Monika Motsch，曾译为 “ 莫妮克 ”“ 莫芝宜佳 ”）是一位 “ 铁杆钱迷 ”，在跟德籍华裔学者史仁仲（Jerome Shih）合译《围城》的过程中，跟钱先生保持书信往来，还亲自到北京请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围城》德译本 Die umzingelte Festung 1998 年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2008 年由慕尼黑施尔默 - 格拉夫出版社再版。钱先生欣然为德译本撰写前言，称赞莫宜佳 “ 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广泛而又亲切的认识，善于运用汉语，写出活泼明净的散文 ”，感谢 “ 她精细地指出了谁都没有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我糊涂失察的一个叙事破绽”（钱锺书 97-98）。《围城》德译本迅速跻身于畅销书行列，《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等主流媒体发表书评，后来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最佳翻译奖。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如此评价：“ 就其独一无二的构思和深度而言，《围城》堪称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最为讲究的、在此意义上也是无可逾越的标志 ”（顾彬 209）。《围城》为莫宜佳后来发现和研究《管锥编》并从事 “ 钱学 ”、汉学研究打开了通道，为中德文学的交流互鉴架起了又一座 “ 万里之桥 ”。

      中韩两国 1992 年正式建交之后，开启了人文交流的大门，《围城》随之进入韩国读者的视野。李惠兰1993 年将《围城》从英译本转译成韩语，由韩国皇帝出版社出版；吴允淑1994 年将《围城》从中文译成韩文，由韩国实录出版社出版。《围城》韩译本引起了众多学子的兴趣，他们撰写学位论文或发表期刊论文，研究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讽刺手法、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内容，推动了韩国学术界译介和研究钱氏的短篇小说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围城》问世 70 多年来，经历了国内外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关注。国内学术界对其创作主题、内涵意蕴、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版本状况等进行了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对其外译本研究侧重译本评析、翻译策略、误译现象等方面，较少梳理诸译本在海外的译介传播历程和接受效果，更少关注国外读者对作品本身的解读和评价。国外对《围城》的译介从英语世界开始，逐渐辐射和影响到欧洲主要语种和亚洲汉字文化圈，并延伸到钱氏其他论著的译介和研究。

      鉴于此，本刊特组织 “ 他者视野中的《围城》形象 ” 研究专栏，向国内学术界提供第一手文献资料，以译文形式再现《围城》在西方读者视野中的形象，以期为国内 “ 钱学 ” 提供可以攻玉的 “ 他山之石 ”。专栏的三篇译文均为余承法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 海外 ‘ 钱学 ’ 文献系统整理、研究与开发 ”（项目编号：19AWW003） 的阶段性成果。第一篇译文源自德国学者穆勒（Michael Müller）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 Allgemeine）2009 年 7 月 30 日上的《围城》德语版书评，题为“Ein herrlicher Nichtsnutz”，汉译副标题为译者添加。作者围绕中西碰撞、“ 文明冲突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指出非英雄化的主人公（unheldischen Helden）的困顿和磨难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旨，盛赞以博闻强记著称的钱锺书从世界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 养料，其《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里最美的钻石之一。第二篇译文源自英国汉学 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发表在《卫报》（The Guardian）2005 年 6 月 11 日上的《围城》企鹅版英译本书评，题目为“Great Leap Forward”，副标题为译者所加，译文内容略有删节。文章针对 50 年来中日两国文学在西方世界映射的不同图景，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度在西方受到忽视的原因，认为《围城》英译本入选 “ 企鹅现代经典 ” 迎来了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 “ 大跃进时代 ”。第三篇译文源自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为《围城》法译本（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出版社，1987）所作的序言，标题 为译者所加，内容略有删节。作者采取中西文学比较的形式，分析小说中的讽刺手法、知识分子的困境、主人公的人生态度等，进一步指出：钱锺书是 “ 中国二十世纪古典 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这位洞察力敏锐的艺术家“ 将最重要的作品献给了中国传统流浪汉小说 ”。

华丽的废物——德国人眼中的《围城》

迈克尔 • 穆勒 龚刚（译）

作者简介

迈克尔 • 穆勒（Michael Müller），博士，教授，德国不来梅大学艺术研究院。研究方向：城市与建筑史、视觉文化与空间。龚刚（译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 钱学 ”。

内容摘要：《围城》这一书名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隐喻，这部情节并不复杂的小说点缀着无数诙谐、精致的比喻，非英雄化的主人公的困顿和磨难构成了小说的主旨。以博闻强记著称的钱锺书，从世界文学中汲取了丰富养料，但他并没有刻意表现当前已成为老生常谈的 “ 文明的冲突 ”。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里有许多钻石，《围城》无疑是最美之一。

关键词：钱锺书；《围城》德译本；隐喻；华丽的废物

      一旦走进，就会被攫住：钱锺书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围城》曾一度是 “ 禁书 ”，如今读者可以在一个新的译本中重新发现它。

      世所公认，钱锺书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法国《世界报》曾多次提议授予其诺贝尔文学奖。眼下，借助莫宜佳（Monika Motsch）出色的译著修订本，我们有机会读到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围城》。这部小说有着较长的历史：早在 1946 年，它就在上海一家杂志以连载形式刊出，1947 年，它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出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致使钱锺书封笔。“ 文革 ” 期间，他被下放干校，其作品不再出版。直到 1976 年他获得平反之后，《围城》才再次为公众所知。在西方，《围城》被誉为 20 世纪中国最好的小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经典和钥匙。

      1937 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中国腹地，27 岁的方鸿渐留学归国。他出身于名门世家，父亲送他出国，以便他能获得欧洲博士学位。然而，在巴黎、伦敦和柏林， 他耽于舒适生活而非专注学业。虽然感到羞耻，他还是买了一个博士学位。

      回到中国后，方鸿渐满怀憧憬：凭借留洋的资历，他自认为在通往中国精英阶层的路上可以平步青云，但日益逼近的战事却把他推向了内陆省份，在那里，中国尚未受到外部影响。对方鸿渐而言，这段旅程无异于痛苦的下坠过程。在私生活中，他会经历失望的情爱，他的职业生涯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非英雄化的主人公的困顿和磨难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回到家，方鸿渐就像个“ 被驱使的人 ”。他夹在不同世界之间，一次又一次纠结于中国传统习俗和他所认可的欧洲现代观念。但是，方鸿渐这个华丽的废物，并非只会动嘴皮。他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却对自己所有的过失仍满怀感喟。

      《围城》描绘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它徘徊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但钱锺书并没有刻意表现冲突，尤其是现在已成为老生常谈的 “ 文明的冲突 ”。相反，这些人物在中国传统与欧洲现代性之间走钢丝绳，这是一种持续的平衡。

      甚至书名也是中欧杂烩：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被围困的城堡是自己的国家，围攻者是日本侵略军，他们正在袭扰这个国家。然而，欧洲人会首先想到蒙田的比喻，即：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方鸿渐就是如此，他的婚姻演变为一座假想的 “ 围城 ”，在旁观者眼中，美满而令人羡慕。方鸿渐想冲进城里，但他偏偏只对那些对他无知且傲慢的女人产生感情。他 尝试吸引其注意，并俘获其芳心。最后，他走进了婚姻，却感觉身陷牢笼。“ 围城 ” 是整个人生的象征—— 包括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他渴望的东西，竭尽全力去争取的东西， 在拥有的那一刻变得索然无味。

      钱锺书并没有从特定的政治角度来写《围城》。曾经有人指责他冷漠无情，无视日本侵略，从而削弱了中国青年对侵略者的道德义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政治上的超然）对小说艺术大有裨益。无论是日本的侵略 —— 迄今仍引发大量怨恨，还是中国传统与欧洲现代性的二分法，都未被评判。

      这部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它点缀着无数诙谐的比喻。以博闻强记著称的钱锺书， 从世界文学中汲取了养料。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学术声望，后于昆明、上海和北京教授西方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里有许多钻石，钱锺书的《围城》无疑是最美之一。

中国文学的跃进——评《围城》企鹅版英译本

蓝诗玲 余承法（译）

作者简介

蓝诗玲（Julia Lovell），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余承法（译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学、翻译传播学、“ 钱学 ”。

内容摘要：由于 “ 冷战 ”、中西文化差异、翻译质量和编辑水平等因素，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一直没有引起英国读者的重视，但钱锺书的《围城》首次登上“企鹅现代经典”的榜单， 标志中国小说开始跃进式地进入英语读者的视野。这部小说取材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 段悲惨境遇，字里行间流露出接受西化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桎梏的反叛。作品对人 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对时空变幻的强烈感悟、对人类现状的哲学洞察，都具有文学普适意义， 但书中的大量双关语和典故对译者构成了巨大挑战。

关键词：钱锺书；《围城》英译本；中国文学；跃进

中国文学一度被西方忽视，但一部经典小说的新英译本可能改变这一状况。

—— 题记

      为什么日本现代小说在英国拥有较多读者，中国小说却无人问津？为什么许多英国读者熟悉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日本作家，却对沈从文、钱锺书和莫言等中国作家几乎全然不知？

      这跟冷战有很大关系。1950 年代，美国为了抗衡 “ 共产主义中国 ”，将日本改造为不具威胁的地区盟友，实施了一系列计划，其中之一就是翻译文学作品。纽约诺普夫书局精心挑选和翻译了部分日本现代小说，向西方展现了一个唯美温情、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这完全不同于日本战前穷兵黩武、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形象。曾几何时， 三岛由纪夫、川康端成等成为柔弱、忧郁的代言人，但其作品后来成为英国“企鹅现代经典”和“人人文库经典”。如今，在西方最富盛名的日本当代作家中，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等人在创作主题和风格方面跟沉默寡言、难以捉摸的三岛由纪夫相去甚远， 却拥有大量读者，这应该归功于三岛由纪夫等前辈开创的道路。

      “ 冷战” 帮助日本小说进入西方大型商业出版社；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的 “ 竹幕”席卷了整个中国，使得西方读者无法接触和了解最富有情趣、最擅长自由思考的一批中国作家。大约在此时，英国高校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多数是被中国政府宣传的现代名篇和政治正确的教材。英国读者向来谨慎选择阅读翻译作品，由于出版和教育两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在短期内对中日两国文学形成了两种刻板印象：中国文学是枯燥乏味的政治宣传品，日本文学是美学意蕴丰富的人文主义作品。四年前，在英国一家主流评论期刊上，有人将一部日本小说称赞为“ 人类精神韧性的颂歌 ”，但在评论一位中国作家时用更多篇幅将中国大陆的所有小说斥为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 ”。

      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企鹅现代经典首次允许一部 20 世纪中国小说登上榜单。几十年来，中国小说的翻译作品在小型的、学术性的或者很共产主义的出版社出版（如《熊猫丛书》）；在日本小说进入西方并改变日本形象的 50 年之后，一些中国小说的英译也同样被收入企鹅现代经典。中国现代小说，往好处说一直被当作介绍中国的教育资源；往坏处说简直一无是处。如今这些小说开始跃进式地进入英国读者的书架。

      这部小说即是钱锺书的《围城》，它被收入“ 企鹅现代经典” 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选择。这部小说出版于 1947 年，讲述了一位玩世不恭的知识分子在 1930 年代的上海遭遇的爱情失意、工作失落、人性虚伪等一系列经历，一出版即大获成功。钱锺书作为中国 20 世纪初国际主义文化运动培养的杰出知识分子，谙熟中国和欧洲文学作品，却被排除在国家文学经典作家的名单之外。直到 “ 文革 ” 结束之后，思想上获得解放的中国评论家和读者才欣喜地重新发现了他的这部小说，将其赞誉为一部现代经典。

      这部诙谐、讽刺的小说取材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悲惨境遇，它没有成为狂热讴歌爱国主义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西化的中国年轻人如何被束缚于传统的家庭。《围城》似乎对每个人都有启迪，跟其他中国现代小说相比，它当然更能深入英国读者的内心。

      企鹅出版公司在出版这部外观精美的《围城》英译本的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辛工 作（如保留原著的封面等），但遗憾的是，它采用珍妮 • 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 Mao）合译的一部旧译本。该译本在很大程度上还不错，但有时难以再现原著饱含的令人眼花缭乱、暗藏讥讽的睿智，部分对话的翻译呆滞木讷、不合规范， 如：“I’ve heard about you for a long time.”“This is certainly neglect of filial duties to the extreme!”译本中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副词（如 really、simply）、对汉语谚语采取的字面翻译及其解释性脚注。一些描述性的文字虽然很好，但也会偶尔让读者产生困惑，如： “sleep ... like a club suddenly knocked him into its dark bottom”。

      英国一些主流出版社极不寻常地冒险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本时，很容易表现出这种粗心大意。它们似乎确信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基本的审美意蕴，所以在鼓足勇气出版时几乎不关注翻译质量。果真如此，它们就肯定不会采用严格的评判标准（这是它们在编辑其他书籍时都会考虑的）。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的确如此，也可看作对费伯出版社（Faber）和哈珀 • 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进行的同样批评，而瑞贝卡 • 卡特（Rebecca Carter）在查托与温都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工作期间付出的艰辛努力是一个极好的例外，包括出版马建小说《红尘》《拉面者》、郭小橹小说《我心中的石头镇》的英译本。

      于是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中国现代文学通常被认为缺乏文学价值，无法吸引读者，且鲜为人知，因此大型出版商都谨慎出版；一旦决定出版，由于编辑流程不甚严谨， 一些差强人意的译本就进入印刷环节。这就证明了普通读者和一些编辑的本能想法： 可以放心大胆地忽视中国新近出版的文学作品。

      当然，中国现代小说不受英语读者的重视，除了翻译质量和编辑水平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一是地理原因。中西文化相距甚远，西方读者跟中国读者的阅读传统有很大不同，理解中国文学时难免遇到困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电影制片人（尤其像张艺谋）获得了全球性的巨大成功，包括获得国际大奖、影片进军好莱坞等，这绝非一种巧合，对其同行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国际电影贸易采取直接、通用的 “ 图像货币 ”，不必担心在不稳定的 “ 翻译汇率 ” 中失去价值。《围城》虽然包含一些喜剧人物和情景滑稽剧，可以直接转换成英语而不会造成太多混乱，如：滚圆脸、浮夸的新诗人用毫无意义的外文单词拼凑成一首冒牌的十四行诗《拼盘姘伴》；店主坚持认为一片风肉上从 “ 腻睡 ” 里惊醒的蛆虫是没有关系的 “ 肉芽 ”。但是，书中还有大量双关语和典故，即使对最有创造性的译者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二是历史原因。中国在 20 世纪初开始寻求现代化发展道路，将无数作家卷入了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和焦虑之中，因为他们应该考虑以某种方式帮助国家摆脱民族危机。特别是 1949 年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意识形态的压力以及日益式微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严重挤压了作家的创作空间；1949-1966 年间，小说创作大大减少。

      1976 年“ 文革” 结束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反思曾经失去的岁月。在“ 文革” 期间， 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下乡接受 “ 劳动改造 ”，作家们（本来应该在 1970、1980 年代达到创作成熟期）一直忙于打扫厕所、种植水稻、清除猪粪等，当然没有时间考虑 “ 怎样写一本好书 ” 之类的资产阶级问题。事实上，小说家在创作早期总是不断地锤炼写作艺术，钱锺书即其中的典型作家。他在 36 岁时完成了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两年后就放弃了小说创作。此后 30 多年，他除了在 “ 文革” 期间下乡劳动、接受改造之外， 都将大量时间用在参与国家机构组织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

      钱锺书以怀疑中国 1930 年代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出现在《围城》中，敏锐观察到同龄知识分子的滑稽和虚伪。《围城》作为他的第一部小说，在结构安排上有一些明显的败笔，如：他的评论性文字过于频繁地出现在尖刻的类比和旁白之中，他似乎总在情不自禁地欣赏自己的愤世嫉俗和聪明机智。当然，他很快就对这部作品不甚满意。

      不过，一些中国小说家有时也设法回避 20 世纪这个特殊时代所要求的紧迫任务， 其作品可以与欧美作家比肩，受过教育的英国读者应该对这些欧美作品有所了解。例如，钱锺书堪称中国版伊夫林 • 沃（Evelyn Waugh）；沈从文是湖南版屠格涅夫（Ivan Turgene），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南方家园充满矛盾的怀旧情结；张爱玲是患幽闭恐怖症的凯瑟琳 • 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因为她的上海家庭中错综复杂的种种故事令她备受压抑。如今，最优秀的译者一定能够为最优秀的中国作品创作出好译本， 足够吊起保守的英国读者的胃口，但有一个前提：各大出版商愿意相信这些作品不仅能够提供有关中国历史的有价值的伪文献信息，而且能够提供对文学更加普遍的满足感：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对时空变幻的强烈感悟、对人类现状的哲学洞察。

      这正是英语读者乐于阅读中国新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过去 20 多年里，中国小说的英译作品一直在稳步增多，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只有一两部作品获得很高评价， 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进入了真空。虽然英国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早期出现的作品缺乏参照，但他们无法理解和欣赏新近问世的作品。

      我并不是说英国读者有义务阅读中国小说的英译本。中国拥有时间最长的文学文明，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此类的讨论或许能够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实际兴趣， 但小说终究必须靠自身价值才能立足于自由出版的市场之中。但这往往是出版商不允许做的事情，这至少无关于其竞争对手即英语小说或译自其他语言的小说。多数大型出版商甚至不给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一个让它们与潜在对手公平竞争的平台。

      中国 20 世纪文学如果要让外国读者相信值得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就必须采取与 1950 年代日本文学相同的做法。表面看来，企鹅出版公司已经开始了这种有价值的尝试，但它如果希望投资能够获得有意义的回报（如在满足读者渴望更多收获等方面），它不仅需要提高中国 20 世纪文学英译作品的封皮和纸张的质量，更需要锤炼翻译语言，努力使这些译作成为现代经典。

张力十足、蕴涵丰富的讽刺漫画——《围城》法译本序

毕仰高  罗芳（译）

作者简介

毕仰高（Lucien Bianco），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研究方向：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史。罗芳（译者），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法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

内容摘要：钱锺书在《围城》中通过具体细微的讽刺手法，不仅嘲讽和颠覆了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也否定和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顽疾。跟《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的文字如同一张张讽刺漫画，充满了妙趣和力量，带着一种超脱感和距离感，在动态、复杂的小说空间中翱翔，把反讽的光芒照向每一个读者的内心。

关键词：钱锺书；《围城》法译本；讽刺漫画

      中国现代文学并不全是喜剧文学，《围城》便是一个例子。它像一只野鸭，与同时期其他作品相比可以说是异类。这部讽刺小说发表于中国解放战争爆发的第一年（1947 年），这是一个读者缺少幽默感、评论者有过之而不及的时期。作者能够在这个时期发表作品，可见其魄力十足。

      《围城》幽默风趣，但氛围并不轻松。书中讲述方鸿渐 —— 一位在欧洲求学的青年的窘迫生活。他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带着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回到中国。他先是在上海找到一份清闲差事，不久后离职到三闾大学（一所偏僻的三流大学）任教，但一年后被解雇，和一个女人一起离开，他们随后在香港结婚。小说以这对夫妻回到上海后的分手作为结局。

      小说标题借用一句法国谚语，将婚姻比作围城，“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钱锺书 89）。但这个比喻并不仅仅适用于婚姻，主人公（被设定为普通人而非英雄）不断地陷入难以脱身的困境，他常常在最后都化险为夷，却早已失去了主 动选择的机会。如：他曾经对偏僻的三闾大学嗤之以鼻，但最终学校不再和他续签合同。他常常刚摆脱了一场危机，又陷入下一个更可怕的陷阱，跟《战争与和平》里的皮埃尔 • 别祖霍夫（Pierre Bezuhov）对海伦一样，他唯唯诺诺地答应结婚就是一个例子。假如他们各自的家人没有不断地提出苛刻要求，他们两家人相处融洽，这对夫妻也许就不 会分手。在故事的结尾，方鸿渐开始畏惧大都市里的冷漠，开始怀念被禁锢在三闾大 学的那段时光：当时虽然气氛压抑，但人们还会搬弄是非，策划整蛊他，证明他还有 一定的吸引力。

      仔细一想：这个软弱无能的人，这个一次次得到机会却又浪费的失败者，这个受周遭环境操控的玩物，这个总是被比自己更有毅力更加豁达的人带来压力的玩物，却 是小说里难得的一个好人。至少他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人和自己，小说中大部分人却 不具备这种能力，因为他们不认为有这个必要。方鸿渐常常对行为古怪或极端的人表 现善意，甚至对江湖骗子也产生信任。因此，这位买文凭的假博士反而比多数货真价 实的博士显得更加正直。他买文凭的初衷是不让父母和资助他在欧洲上学的富翁失望， 但当苏文纨（同样有剽窃的嫌疑）对他穷追不舍之时，他就心生愧疚。令他羞愧难当的是， 富翁将对他的学业资助当作股票投资，在上海一家报纸的巨型版面刊登广告，吹嘘“ 天赋异禀 ” 的他从最富盛名的欧洲大学学成归国（假如方鸿渐的证书是真实的，他就不用遭受这种虚荣的风头主义的折磨）。

      苏小姐的上海沙龙让人时不时想起赛利梅纳（Célimène，莫里哀《愤世嫉俗》中的人物）的沙龙，方鸿渐则是卑微的雅斯特（Alceste，既不伟岸，也不正直，又不坚定 )。即使他不说话，我们也能从他清澈的眼神里看到他对别人的尊重。但他总做贻笑大方的事：发表讲话时，他暴露出愚昧和自大；每段独白，他都能闹出一场笑话；场景结束时，你会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你会好奇作者将怎样继续写下去，作者是否已经黔驴技穷了。咱们通过下述情节提前感受一下：和三闾大学的老师和官员们相比起来， 上海贵族的毛病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上海贵族写的诗晦涩无趣，他们口中的哲学其实是在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他们对时事的评论滑稽可笑，但至少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尊敬。三闾大学则是一片精神荒漠，是滋生妒忌、特权和下三滥手段的土壤。书中的文字犹如讽刺漫画，始终张力十足。在此，幽默不仅增强了讽刺意味，还让内容更加丰富。必须指出，在三闾大学这块闭塞的土地上，人们互相敌视，却被迫一起工作和生活，存在冲突，但又有别于上海，因为三闾大学远离了肤浅的名利场和纷扰的都市。三闾大学的职员用明枪暗箭互相伤害，即使是小小的过节，也要不遗余力地报复，他们的狭隘和怪异暴露无遗。

      除了毫不留情地讽刺知识分子，钱锺书还讥讽当时中国社会。冷嘲热讽集中在方 鸿渐和同事们从上海启程前往三闾大学的这段旅程中( 这是到中国社会底层的一段探险经历）。钱锺书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揭露和强调大城市里中产阶级的优渥，与贫穷 的内陆居民（搬运工、客车司机、杂货铺老板、军人和妓女）的简陋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段旅途里的几个上海人漂泊他乡，通过他们的视角，读者看到的是：恶劣的卫生条件、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旅途上发生的各种意外和旅人疲惫不堪的情形。作者有时安排 他们在路上思考，例如描述成群的乘客费力挤进客车抢座位的场景：“ 大家一拥而上， 那股蛮劲儿证明中国大有冲锋敢死之士，只没上前线去”（钱锺书 7）。尽管小说的故事发生（并真实记录）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但钱锺书没有具体描绘出战争中的军事 行动、政治斗争和种种暴行，他更愿意用小眼界来看待战争，如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例如他笔下的角色佯装自己的豪宅被日本人抢劫一空：“ 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 ”（钱锺书 220）。

      归根结底，不管是善意的玩笑，还是恶意的挖苦，钱锺书针砭时弊时跟鲁迅一样直言不讳。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不是唯一被取笑的对象，其他对象，比如书中 作为次要人物的法国人，也受到嘲笑。钱锺书描绘的是人，抨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虽然法国文学远不及英国文学对钱锺书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说到苏文纨，我还是 不得不联想到莫里哀的《愤世嫉俗》。因为只要一读《围城》，我会想到莫里哀的“ 冷静悲伤 ” 和 “ 含泪微笑 ”，这是法国学生十分熟悉的表达方式。小说首先呈现的是对无关紧要事情的刻意描写：先是描写留学生们乘邮船“ 白拉日隆子爵号” 从法国返回中国， 随后篇幅侧重展现出鸿渐第一次在上海的停留。小说的氛围在三闾大学变得沉重，而 方鸿渐第二次回到上海时的气氛凝重到让人不寒而栗。对话展现出不经意的幽默，但 悲剧感丝毫未减。气氛过于凝重时，开笑话或者出洋相的一幕使之缓和；气氛缓和时， 作者又能用细致入微的描写提醒读者接下来的情节将变得紧张。小说叙述详尽，就连 看似不经意的情节都是精心安排的。在邮船生活的那段时间，鲍小姐主动投怀送抱。 他俩情投意合，但只是逢场作戏。曾几何时，方鸿渐被父亲和岳父写信催他弄到博士 头衔；如今，他终于认识到文凭的重要性。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纸博士文凭比亚当和夏 娃用来遮羞的树叶还管用：“ 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钱锺书 9）。方鸿渐不该将买文凭这件事告诉苏小姐，毕竟她亲眼目睹了他在船上跟鲍小姐的厮混。即使他的卑鄙行为暴露了，苏小姐依然对他爱得死心塌地。方鸿渐不忍心 看见苏小姐痛苦，当他下定决心和苏小姐坦白时，为时已晚，苏小姐迅速让他在他真 正相爱的人面前失去了信赖与崇拜。小说中的唯一一段爱情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

      苏小姐疯狂爱上方鸿渐，狂热蒙蔽了她的双眼，进而产生了许多误会。钱锺书非常擅长描绘这种场景。苏小姐希望被吻更久，但方鸿渐没有勇气，他感觉自己 “ 像漩涡里的叶子在打转 ”，紧接着，“（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特别短，只在皮肤上点了一下，仿佛清朝官员准备离去时端茶用嘴唇抹了下茶碗边 ”（钱锺书 95）。在接下来的另一个场景中，一位追求苏小姐的人费尽力气灌醉方鸿渐，是为了取笑他， 让他丢脸。这一幕的结局是：方鸿渐醉后开始呕吐，不得不提前离开；方鸿渐在和“ 情敌” 博弈时惨败，但他却“ 赢” 了，因为他在苏小姐眼里变得更加珍贵。但对方鸿渐来说，这是不幸，后续情节里毁灭般的后果证实了这件事。他已经竭尽所能地推开了苏小姐。 

      主要人物持不同观点；换而言之，人与人之间很难相互理解，这个概念是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s）的延续。另外，不少章节同时满足了各种读者的阅读需求。这既强调了作者的悲观主义，又凸显了作者对观点、信仰以及《人间喜剧》中各个角色的怀疑态度。小说里有喜欢说教和长篇大论的语气迂腐老学究（在主人公的父亲方遯翁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深信儒家部分糟粕思想的伪君子们（例如三闾大学的各色教师），这些描写表明钱锺书挥起了摈弃传统的大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着力揭示那个时代对欧洲或美洲现代性的生搬硬套。作者并没有在严格遵守所有礼节且传统到极致的方家和突破传统限制的岳父家（周家人和刘女士）之间二选一，只是暗示两个家族彼此的看法也许都无可指摘，所以就连一个单方面认同的 “ 事实 ” 都不存在。其实，钱锺书完全不介意暴露内心深处的想法， 希望能以开玩笑和嘲讽的方式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他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学位，但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嘲讽一门心思要出国留学的人，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方向的学生。他非常严肃地指出：“ 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 ”（钱锺书 8）。作者始终用这样的语气描述留学的市场价值，引申为留学生的个人价值。他细致描绘了这些留学生的自命不凡。自负的出现不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在国外得到的这张文凭就是一颗摇钱树。就像以前法国人看待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看待国立行政学院一样。

      这时，部分读者可能不加思索地轻视钱锺书，至少怀疑他滥用讽刺手法，在这方面已经江郎才尽。但只要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是自己多虑了。钱锺书高雅的冷漠， 并不是麻木不仁；相反，他是一位洞察力十分敏锐的艺术家。说到底，他并不是对大 部分同胞表现丰富的情感或尊敬之情，而是对其中小一部分（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最 令人敬佩的）表达了深深的同情，最典型的便是方鸿渐。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非要吹 毛求疵，那就应该侧重某些特征，批评作者过多使用了部分素材。如此众多的画面和 含义需要平衡，谈何容易？！钱锺书笔法细腻，独具一格，将最重要的作品献给了中 国传统流浪汉小说。相比著名的《儒林外史》，《围城》情感更加丰富，语调更加诙谐， 结构更加完整，《儒林外史》甚至毫无完整性可言，章与章之间有时缺乏连接。《围城》则截然不同，结构严谨又发散，小说丝丝入扣，铺垫和呼应此起彼伏。

END

龚刚、余承法（主持人），“钱学”专栏：他者视野中的《围城》形象，《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1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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