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 | 露西尔 • 克里夫顿的身体诗学

作者简介

王薇，青岛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内容摘要：当代美国非裔女诗人露西尔 • 克里夫顿 ,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中对 20世纪美国黑人民族、黑人女性的生活和屈辱史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摹。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1 世纪之初，克利夫顿在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以身体为切入点，将身体作为汇聚个体情感、母女关系、民族传统的载体，使身体诗学成为克利夫顿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元素。本文分别从为身体歌唱、为身体哀伤、为身体再言说三个方面归纳克利夫顿身体诗学嬗变轨迹，进而认为，与早期诗作相比，克利夫顿的中期诗歌身体书写从热情与乐观转向悲伤与忧郁，后期诗作中的身体书写则更加体现出普世性和理性气质的创作特征，整体而言体现了克利夫顿从对抗走向包容的诗学转向。

关键词：露西尔 •  克里夫顿；身体诗学；个体情感；母女关系；民族传统

      露西尔 • 克里夫顿（Lucille Clifton, 1936-2010）是当代美国著名非裔诗人、剧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克里夫顿擅长运用简单、质朴而又发人深省的口语化语言，在诗歌中探索生命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克利夫顿于 1974-1985  年任美国马里兰州桂冠诗人，2000 年凭借诗集《福佑舟船：新诗选集 1988-2000》（Blessing the Boats: New and Selected Poems, 1988-2000）获全美图书奖，2007 年获得罗斯 • 莉莉诗歌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非裔诗人。克里夫顿曾多次获普利策奖提名，1987 年，克里夫顿成为唯一一位同年有两部作品同时入围普利策奖的决选名单的非裔诗人 ——《好女人：诗歌传记，1969-1980》（Good Woman: Poems and a Memoir, 1969-1980）和《下一首：新诗》（Next: New Poems）。此外，克里夫顿先后荣获 YMYH 诗歌中心发现奖（1969）、全国艺术捐助奖（1970，1971），杜松奖（1980）、美国图书馆协会科雷塔• 斯科特金奖（1984）、美国诗歌协会雪莱纪念奖（1992）等文学奖项。在 2010 年与世长辞之前，克利夫顿因卓越的诗歌成就被评论界誉为 “ 健在的五六个最杰出的美国诗人之一 ”。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克里夫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生涯中，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 20  世纪美国黑人民族、黑人女性的生活和屈辱史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描述。她的诗歌主题主要包括当代女性境遇、尤其是当代黑人女 性的身份与分裂，当代非裔族群生活及民族历史的深邃感等（Johnson 1983; 松风 2002; Lupton 2006）。国内外学界对克里夫顿的诗歌创作生涯进行了大致划分，并将其各个时期的诗歌特征归纳为：早期创作（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多关注美国黑人民族境遇，贯彻并契合黑人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文学抗议传统与“ 黑即是美” 的美学主张； 中期创作（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从宏观、开放的民族视角转向专注家庭、社区、个人等私密写作；后期创作（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向外部视角回归，并将个体、家庭、族群、国家等多个层面融汇贯通，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创作视野（Ostriker 2000; Mance 2001）。总的来看，克里夫顿的早期创作具有浓重的种族主义色彩，侧重对黑白对立与对抗、黑人女性的生存境况进行揭露与痛斥，中后期作品转向以更加理性的 视角关注非裔民族历史，对女性的观察视角也突破黑人女性的局限，从全体女性共同 面临的境遇进行广泛书写。值得一提的是，克利夫顿在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尤其关 注对身体（“Body”）的书写，她以身体为切入点，将身体作为汇聚个体情感、母女关系、民族传统的载体，使身体诗学成为克利夫顿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元素。正如著名文学 评论家凯文• 杨（Kevin Young）在克利夫顿诗歌全集的后记中所言，“ 对克利夫顿而言， 身体与灵魂、与心智密不可分，身体之外，再无思想 ”（Young 741）。鉴于此，本文聚焦克利夫顿三个创作时期中身体诗学的嬗变轨迹，旨在归纳克利夫顿的主要创作特 征与诗学主张。

为身体歌唱

      克里夫顿的早期诗歌作品多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黑人文化运动时期（Black Arts Movement），作品中充满对非裔族群遭受不公对待所滋生的愤懑情绪。与黑人文化运动所提倡的“ 以黑为美” 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克利夫顿这一时期的诗作着重凸显 “ 黑色” 意象、渲染“ 黑色” 神话，而多首以身体为书写对象的诗歌，也通过描写卷曲的头发、肥硕的臀部等黑人典型身体意象，抒发 “ 黑之美、黑之彩 ”，试图重新建立起黑人民族的文化丰碑。因此，克利夫顿其早期诗作常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

      克利夫顿去世后出版的纪念诗集中首次收录了多首其从未面世的早期诗作。这些集中创作于 60 年代初的诗歌，虽然略显稚嫩，但已能体现出克利夫顿为黑人民族寻求解放道路而做的初步思索。从这一时期代表诗作《黑女人》（“Black Women”）来看， 克利夫顿对黑人女性的描写，以掩盖、隐藏具有女性特质的女性身体为代价，深刻地揭示出黑人女性面对残酷的种族现实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与无奈：

美国让我们成为女主人， 

并不是成为某些人的妻子。

我们得藏起女人的那一面 

为了拯救我们的人生（3）

在这首以复数人称“ 我们”（We）为“ 黑女人” 集体言说者的诗歌中，对立面“ 他们”（they）指的是 “ 黑男人 ”，黑人女性的力量得以彰显，而黑人男性却因无法忘记种族仇恨而难以寻得自我。面对对抗严重、生存境遇艰难的社会现实，黑人女性 “ 得藏起女人的那一面 / 为了拯救我们的人生 ”。从这一刻起，黑人女性的身体在隐藏、掩盖之下才有可能实现黑人民族独立自主的愿望。从克利夫顿最早的诗歌《黑女人》来看，黑人女性被掩藏的身体，成为那一时期黑人女性为了生存而作出牺牲的深刻写照。

      60 年代后期，克利夫顿最初诗作中反复出现的复数人称言说者 “ 我们” 逐渐减少， 随后诗中出现的言说者多以亲切感浓厚的第一人称单数“ 我” 出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几乎克利夫顿所有诗作中，第一人称言说者 “ 我 ” 并不像美国诗歌传统中惠特曼笔下那大写的、充满激情的高调之 “ 我 ”（“I”），而是通篇选用小写字母 “i”，这书写形式上的差异便体现出克利夫顿尤其重视对自我声音的控制与内敛。随着复数人称“ 我们” 的减少，克利夫顿的女性身体书写也不再以集体女性身体的隐匿为主流，而是大胆地 书写身体之美，将黑人身体、女性身体、母亲身体等身体要素大量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 并大量以单数第一人称 “ 我 ”，展现个体的身体之美，使每个身体成为自尊自爱的催化剂。克利夫顿这一女性身体书写转向，在其出版于 1980 年诗集《双头女人》（Two-headed Woman）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其中，《向我的头发致敬》（“Homage to My Hair”）和《向我的臀部致敬》（“Homage to My Hips”）两首诗歌，鲜明体现出克利夫顿勇于冲破性别偏见、大胆赞美黑人女性的身体书写转向：

当我感受着她在舞动，

音乐便在我耳边响起！上帝呀

这就是我的卷曲发丝！

……

头发越花白，哦上帝呀

黑色越纯粹！（197）

诗中，“ 卷曲的发丝 ” 作为黑人女性的身体特征，并没有随着年迈的身体而丧失民族的力量，言说者以 “ 黑色越纯粹 ” 为黑人女性欢呼、为黑人民族呐喊，将黑人女性的身体特征与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感紧密相关，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自信。在另一首身体诗歌 “ 向我的臀部致敬 ” 中，克利夫顿讴歌了黑人女性 “ 硕大的臀部 ”，并将黑人女性这一显著的身体特征与摆脱了奴役地位、求得了解放的民族身份并置。藉由“ 自由的臀， 有力量的臀，有魔力的臀 ”，克利夫顿极力展现出黑人女性身体的独特之美：

这些硕大的臀部， 

是自由的臀部。 

她们无拘无束， 

从未被奴役，

她们无拘无束，

她们为所欲为。（198）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多首早期诗歌中，克里夫顿反复描写在日渐衰老的女性身体体内尚有一颗并未衰老的少女心，这类年迈女性少女心主题的诗歌生发出身体书写的巨大张力。诗集《双头女人》中的《有个少女在体内》（“There Is a Girl Inside”） 一诗，便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之作：

有个少女在体内

她欲心荡漾似一只狼。

她不会走开

将这把骨头留给

一个老女人

......

她一直等待着

耐心得一如 

修女，那重临

那时她将绽开灰色发丛

盛开成花朵。（松风 111）

该诗将衰老女性内心那个 “ 少女 ” 外化了出来，将女性深埋心底的渴望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此早期诗歌，想象年老女性体内的少女之心在涌动。年老身体不能束缚， 只待被冲破，等待那 “ 重临 ”（“second coming”），在 “ 灰色发丛 ” 中，欲望总能产生激情，等待花朵的再次盛放。

      由此可见，在早期诗歌中克利夫顿多着墨于黑人女性，尤其是年迈的黑人女性形 象的刻画。诗人饱含深情地为黑人女性歌唱，重在展现她们的喜怒哀乐，呈现她们既 身为黑人、又身为女性所遭受的双重不公，又通过歌颂黑人女性的身体之美、黑色之美， 呼唤整个民族重视黑人女性的独特力量。倘若将其早期诗作和中期作品加以关联对照， 可以发现，早期诗作的言说者对女性身体充满希望与赞美，而中期诗作更多地关注女 性身体的传承、身体承载的重负，对黑人民族的命运也由早期的积极乐观转向中期的 哀伤忧郁，这一变化将在下文具体展开。

为身体哀伤

      除了将黑人女性身体作为民族气质的外在体现，克利夫顿还将女性的身体作为民族精神传承的物质载体，把女性的身体书写与人际关系紧密结合，这一主题在克利夫顿书写母女关系的系列诗歌中尤为明显。在克利夫顿的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诗歌中， 通过书写女儿与母亲在外貌上、气质上的继承与契合，诗人将中年的自己与中年去世的母亲紧密相连，使得其创作中期的身体诗歌总体基调上显得愈发哀伤忧郁，充满无奈与凄凉之感。

      在 80 年代的诗歌中，身处中年的诗人将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与中年早逝的母亲的身体进行勾连，在母女间身体的互相映衬中，中年的言说者 “ 我 ” 怀念着当年母亲的美丽与忧郁：“ 我的母亲她很胖 / 一头乱发 / 她非常聪明 / 美丽 / 忧伤 ”（“The Thirty- Eighth Year” 182）。在中年之 “ 我 ” 为纪念自己三十八岁这一时刻所做的诗中，言说者如此描摹梦见母亲的瞬间：“ 我把自己裹在/ 你的皮肤里/ 这样你就会再次活过来（”  182）。此刻，中年的克利夫顿已能深刻地理解母亲所经历的一切苦痛。曾经，年轻的母亲也 梦想成为一名诗人，但由于家人的反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梦想。克里夫顿创作于 1993 年的诗歌《狂怒》（“Fury”）记录了母亲在梦想破碎时刻的愤怒与哀伤：“ 我记得 / 她站在火炉旁……/ 手中紧紧攥着 / 一卷纸……/ 她眼中满是狂野的愤怒 / 她每一缕头发 / 都在呐喊着 / 我是一条巨蟒的 / 顺从之妻 ”（446）。因此，在《三十八岁》一诗中，言说者期盼着母亲能够在自己的身体中重生，凭借自己的身体，为压抑的母亲带去重生 的希望。在另一首诗歌《清晨镜子》（“Morning Mirror”）中，诗人反复使用“ 忧伤”（“sad”） 一词描写镜中母亲形象：“ 母亲眼神忧伤，疲惫不堪 / 在镜中她看着我 /……/ 母亲不愿在镜中出现 / 西尔玛唯一的力量是对我的爱 / 于是，镜中的女人渐渐模糊了 / 西尔玛 • 克利夫顿开始了她新的一天”（286）。继承了母亲的基因，与母亲拥有相同的名字“ 西尔玛”，言说者恍惚中在镜中看到的是母亲那张忧伤的面孔。相同的名字、相似的面孔， 使言说者的身体承载了母亲的音容笑貌，给了言说者不断念及母亲的机会。

      在另一首中期代表作《攀》（“Climbing”）中，诗人塑造了两个先后攀登绳梯的女性形象，不再是母女二人的跨越生死的交流，而是隐喻性地将年轻与衰老的两个女性 面对岁月流逝时的复杂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一个女人先于我攀上那根长绳 / 她晃荡的发辫其色如雨 / 也许我该留着辫子 ”（松风 111）。创作这首诗时，克里夫顿已年逾五旬，她反思着自己的过去，也想象着自己的未来。在短短十二行中，“ 也许 ” 一词重复了五次，“ 也许我欲求的不该那么多” 重复了两次，呈现出言说者对于自我经历的思索，对过往的唏嘘惆怅之感。女性的无限欲望与有限的时间在全诗的最后一行达到了高潮：“ 我朝它攀去，拼命挣扎，手在渴望的手之上 ”。若从文学隐喻的角度阐释，这首诗中女性攀登的“ 绳梯” 不仅意味着女性的人生历程，也可以被理解为黑人民族发展之路。重复提及的 “ 发辫 ” 这一颇具黑人民族特质的意象，暗示着黑人民族 “ 拼命挣扎 ”、不断攀登的民族发展之路。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女性日渐衰老的身体描写与黑人民族的 发展之路在克里夫顿的诗作中呈现出性别与种族主题双重叠加的效果。

      在中期诗歌创作中，克里夫顿不断书写女性与种族双重叠加的复杂交织。倘若克里夫顿早期诗歌以 “ 为黑色身体而歌唱 ” 为主旋律的话，那么，她的中后期作品往往将早期的强烈情感加以内敛，无论是在种族观还是女性观方面，克里夫顿的中后期诗作转向以理性引领种族情感抒发、并借此反思民族之情与姐妹之谊。例如，克里夫顿曾在《致安女士》（“To Ms. Ann”）一诗中如此书写黑人女性企图与白人女性建立情同手足的姐妹关系而不能如愿时的失望心情：“ 你从不曾叫我一声姐妹 /……我将不得不忘记你的面孔 ”（松风 110）。诗中，黑人女性以 “ 忘记你的面孔 ” 为 “ 武器 ”，从存在的角度否定了白人至上的权威性。可以说，黑人女性透过 “ 忘记面孔 ” 的行为，展现着誓不低头的民族尊严。在另一首出自 1987 年诗集《下一首：新诗》（Next: New Poems）的诗歌《我梦想成为白人》（“My Dream about Being White”）中，黑人言说者选择以书写梦境的方式，幻想自己化身为白人的场景：

没有嘴唇， 

没有臀部，哦

白色的我

我身穿一件白色历史的衣服

可是包裹在白衣服里的我，没有未来

于是我把它脱了下来

梦醒了

我跳起舞来（279）

诗中，黑人在梦中幻想自己化身白人的身体，失去了所有黑人身体特征 ——“ 没有嘴唇、没有臀部 ”，而 “ 白色历史的衣服 ” 作为代表着白人特性的、具有假扮与身体操演意味的工具。在言说者看来，“ 裹在衣服里的我，没有未来 ”，意味着言说者对种族冒充现象的强力批判，对坚守黑人身份的执着与信念。由此，通过书写披上白色外衣而感受到的内心分裂、与未来与希望的断裂，克利夫顿笔下的黑人以理性、含蓄的书写方式， 为黑人的身体发声、言说。

      此外，克里夫顿的中期创作中出现了多首回望黑人民族历史、理性反思民族精神之作。出自 90 年代诗集《百纳被》（Quilting 1991）中的《1989 年南卡罗莱纳胡桃林种植园墓园有感》（“At the Cemetery, Walnut Grove Plantation, South Carolina, 1989”, 下文简称《墓园有感》）一诗便是克利夫顿中后期诗作的颇具历史意识的理性沉思之作。不同于英国传统墓园派诗歌的追思静谧型挽歌，也不同于美国文学早期诗人菲利普 • 弗伦诺（Philip Freneau）的《在印第安墓园》（“The Indian Burying Ground”）中所展现的神秘生死轮回之感，克里夫顿的《墓园有感》展现出更为深邃的非裔民族历史感， 在逝者与生者的互动对话之间反思黑人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诗中的言说者以“ 见证者 ” 自居，既为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进行揭露，又在企图唤醒被历史长河淹没的真相。在本诗开篇，言说者即向地下逝者发出了呼喊：

在胡桃林 

那片岩石丛

你们的沉默鼓点似的

敲击着我的骨头

告诉我你们的姓名。（松风 110）

      “ 沉默 ” 的逝者，在言说者的内心发出了声音，“ 敲击着我的骨头 ”，产生震撼心灵的 “ 鼓点 ”。也就是说，早已逝去的死者与追忆他们的生者进行着跨越生死、跨越时 空的对话。“ 告诉我你们的姓名 ” 在全诗中重复多达四次，言说者呼喊 “ 我将作证 ”， 为的是记住那些“ 羞怯的名字”、“ 不受敬重的名字” 和“ 女先祖们、弟兄们” 的名字。与前文所引《致安女士》一诗中 “ 忘记你的面孔 ” 形成鲜明对照，克里夫顿在《墓园有感》中不是遗忘有形的白人 “ 面孔 ”，而是牢记黑人先祖的 “ 名字 ”，以见证者的身份对黑人的历史加以铭记。随后重复四行的 “ 躺在这里 ”（“herelies”）一语双关，既呈现出墓园中逝者所在，又意在提醒着读者“ 这里有谎言”，全诗最后以“ 听好哩”（“hear”） 一词收尾，在与上文的 “here”  产生谐音效果的同时，又再一次警醒世人，应对由白人讲述的黑人历史的真实性有所质疑。

为身体再言说

      时至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克里夫顿的后期诗歌除了延续对黑人民族的关切之外， 在书写主题上发生的显著变化是溢出了本民族的书写范畴，强化了对女性、对人类境遇的普遍关注。随着步入老年的诗人经历多场疾病的折磨，克利夫顿的后期身体书写也更多地展现身体之痛与趋近死亡的切身感受。曾有评论者专论克里夫顿中后期诗歌中的女性身体书写的转向，认为她在展现黑人女性的丰满之美之后转向对衰老的女性身体的多维思考（Cunningham 2014）。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克里夫顿的关注点也从黑人女性转向了人类衰老病痛身体的描述，这使她对身体的后期关注具有了跨越种族、跨越阶级的普遍性意义。

      作为一名先后三次身患绝症、经历肾脏移植、乳房切除的病人，克利夫顿将身体的病痛与对冰冷世界的感受相联系，反复诉说着数次劫后余生的不同体验。在《透析》（“Dialysis”）一诗中，言说者再次陷入给予其乐观与希望的梦里，抒发依然活在这个 世界的感恩之情：“ 在我的梦里一座房子在燃烧。/ 什么东西从大火中爬了出来 / 它洁净了，纯化了。/ 在我的梦里，它叫做光明。/ 癌症过后我依然心存感恩地/ 活着。我还活着，如此亢奋 /  这该感谢上帝保佑吧？”（548）在克利夫顿后期诗歌中，衰老的身体与死亡紧密关联。在《6/27/06 七十岁》一诗中，言说者对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描述， 使死亡几乎已成为事实：

我的骨头都成了冰

来了一场暴风雪

我的记忆也上了冻

孤独让它更加尖厉

我的每一根汗毛

都已变成了雪

妈妈从没说过这些

她四十四岁就死了

留下我自己猜想

谁赢了    谁输了（715）

      诗的末行，在 “ 谁赢了 ” 和 “ 谁输了 ” 两个短语之间，诗人特意留下更多的空格， 在留白之间，诗人引导读者思考尘世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更多的猜想是，这两个问题之间是否有泾渭分明的各自答案。又如同诗集中收录的另一首诗歌 “ 无题 ” 的结尾 ——“ 心融化了，绝不，不，是，还有呢 ”（719），对于世界的理解，诗人不再依赖非此即彼的二元思想，在是与非之间、赢与输之间、对与错之间、好与坏之间， 答案并不唯一，答案并不固定。

      随着年迈衰弱的诗人在走向死亡的阶段逐渐心态开放与平和，早期诗歌中的复数人称“ 我们” 在后期诗歌中再次出现。这时的“ 我们” 没有共同的敌人，没有共同的期待， 诗人更多地展现出一代人的身体体验。在克利夫顿去世后出版的诗集中，《母亲的话：我们要死了》（“Mother-tongue: We Are Dying”）一诗即展现出诗人在生命的终点时刻， 找到了与母亲、与姐妹、与众人共同的道路：

死亡是一块小石头

来自我们出生时的那座山

我们把它放在口袋里

带着它一同前行

帮助我们找到回家的路（703）

      作为诗人临终之作，以下创作于克利夫顿去世前数日的最后诗行，可谓是诗人生命之光的最后绽放：

我想知道该如何勇敢，雷神回答道，

“ 忍耐。接受。” 因此我忍耐

我忍耐  我反抗

这灼热的一幕幕。（727）

面对艰难与困苦，言说者 “ 忍耐 ” 但没有屈服，“ 反抗 ” 却没有 “ 接受 ”。克利夫顿在最后的诗行中再次凸显了其一生的坚持不懈与勇敢追求的斗士精神，正如托尼 • 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为克利夫顿诗集所做的序言中所说，“ 露西尔（Lucille）这个名字有‘ 光明’ 之义，这是 ‘ 启蒙’ 精神的灵魂。克利夫顿洞悉此意，并亲力亲为 ”（xxxiv）。

结语

      希拉里 • 霍利迪（Hilary Holladay）曾言，克里夫顿的卓越诗才在于她能够运用简洁短诗展现出无与伦比、深厚丰富的内心世界（Holladay 2004）。克里夫顿以智慧的诗笔捕捉着诗歌灵感，运用口语化的朴实语言闪耀出对种族、女性、衰老、疾病等丰 富主题的深刻把握。身体，作为克利夫顿切入丰富多样主题的突破口，成为其诗歌创 作的显著特征。正如在《镜子有话说》（“What the Mirror Said”）一诗中所展现的那样， 克利夫顿笔下的身体，无论是黑人的身体、还是女性的身体，无论是年轻的身体、还 是衰老的身体，形形色色的身体皆 “ 是一座城 ”，漫游之中的人 “ 需要一幅地图……需要寻找方向……”（199）作为一名当代著名非裔女性诗人，克里夫顿极力扩展自己的 视野，将目光延伸到人类世界的广阔天地之中，以她的诗作为 “ 地图 ”，带领读者在身体之城中漫游，指引着漫游的方向。虽然较早期诗作来看，克利夫顿中期诗作的身体书写的热情与乐观有所转向，但她的后期诗作更具普世性和理性创作的特点。总的来看， 克里夫顿的创作不忘黑人民族之魂，并融入温柔包容的女性气质，用言简意赅的黑人 特色语言，将自己的身体体验化作诗句，留在人间。

END

王薇，露西尔 • 克里夫顿的身体诗学，《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2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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