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下午茶 ｜ 向善可以变成求真的知识

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乔布斯

编者按：

苏格拉底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哲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他最有名的话是“未经审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他的思想绝大部分集中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以谈话录的面目出现。究竟什么才是良好的生活方式？爱与死亡和哲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美德？

「此念」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使高高在上的哲学思想能进入公众的视野，通过对经典的导读，以此能契入公众自己的生活理念。承此想，特邀请研究者胡赳赳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解读和梳理，每周更新，「此念」独家连载。欢迎读者参与讨论与互动。

cinian

胡赳赳

作家，文化研究者

近著有《论孤独》《赳赳说千字文》等

策划修复出版了被誉为

中国“百年语文第一书”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喜马拉雅FM主持汉字文化类节目

《赳赳说字》等

现兼任大董美食集团首席文化官

中国传媒大学跨媒体艺术研究中心特聘导师

 

苏格拉底的下午茶

作者：胡赳赳

美德可以传授吗：《普罗泰戈拉篇》的圈套

普罗泰戈拉是位有名的智者，这天来到雅典城，引来不少围观。苏格拉底也被一位求学的青年拉了过去，为的是考察智者是否值得托付灵魂。

苏格拉底对青年说：“你在生活中做的所有事情做得好与坏都取决于你的灵魂变得更有价值或者更无价值。”然后又说智者是商人，销售滋养灵魂的营养。他原话是这样的：“这些人带着他们的教育周游列邦，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把它们卖给想要买他们教育的人，向这些人推荐他们所有的产品。”苏格拉底对智者学派的评价不高，原因在于他们贩卖知识，还教授奉承人的技巧：演讲术。演讲术总是在长篇大论中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从而服从其所说，但演讲术又总是没有把一些基本的定义考察清楚，就被带到另外的话题之中。

智者普罗泰戈拉的派头很大，住在大富翁的家中。散步时后面尾随着听众，就像一个歌舞队，在转身时，队形分开又合拢，十分美妙。这位普先生并不简单，他也深知：“一个外邦人来到一些强大的城邦，试图劝说他们中最优秀的青年抛弃他们的亲朋好友，无论年老还是年少，与他交往，通过这种交往来改善自己。这样的活动会引起大量的妒忌、敌意和阴谋。”

那智者能传授什么呢？普先生讲述说：“我教的是健全的深思熟虑，在私人事务方面，如何最好地管理家庭事务；在公共事务方面，如何实现人的最大潜能，在政治讨论和行动中获得成功。”这些不同学校所教的，学校所教的是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和诗学。在学校，教师会强迫学生，学生会逃课。而智者更多的传授一种“公民的技艺”。

苏格拉底却觉得，这种技艺几乎不可传授，因为其不是任何一项具体的技艺和专业，不是“技术性事务的方式”。尤其是，苏格拉底说：“我们最聪明、最优秀的公民也不能把他们拥有的美德传给其他人。”他还说：“好人自己是好的，但从来不能成功地使其他人变好，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完全陌生的人。”所以，苏格拉底最开始浮现的看法是：“我认为美德不可教的。”

普先生必须向苏格拉底展示“美德如何可教”了。他举了众神之例，众神把恰当的力量和能力分配给每一族类。“只有人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鞋子，没有床，没有武器，而此时已经到了所有族类，包括人在内，要在大地上显现在阳光下的那一天。”

普先生说，普罗米修斯盗了火种实用技艺的智慧和火，给了人类。于是人类获得了维持生存的智慧，但却没有在社团里共同生活的智慧，亦即政治智慧。直到宙斯派遣赫耳墨斯“把公正和羞耻感带给人类，让城市可以建立秩序，用友谊的纽带把人们团结起来”。只有这种技艺是人所共有的，每人都有一份。这是城邦诞生的基点，普先生解释说：“这种政治上的卓越完全从公正和节制开始，他们接受任何人的意见，也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具体的美德，政治的或公民的美德，为所有人分享，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城邦。”

普先生说，这种美德人所共有，而且是可教的，可以在个人身上加以精心培育。对于因恶而产生的痛苦，人们表示同情；对于善呢，如果不拥有，就会变成恶，变成人们指责的对象。普先生这样描述：“就善而言，对那些通过实践，训练和教育在人身上产生的善物，如果某个人不拥有这些善，而是拥有与它们相对应的恶，那么他会发现自己是愤慨、惩罚和指责的对象。”为什么会招人愤慨和指责呢，普先生说：“原因很清楚，人们相信这种美德可以通过实践和教导来获得。”

这就是普先生的理由，你看，人们谴责恶，是因为人们相信你应该向善，应该学习美德。他进一步指明：“这种把惩罚视为威慑的态度隐含着美德可以习得的意思。”

还有一点疑问是，那为什么好人不能把自己的“好”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呢？普先生解答说：“公正、节制和虔诚，统称为人的美德，不拥有的人，将会被惩罚乃至处死。而好人，他们一直在教导和矫正他们的孩子。”而且，家庭和学校都在施加教育，要让扭曲的木板变得笔直。所以，美德一直在传授之中。但是，为什么好父亲生的许多儿子一无是处呢？普先生说，在城邦的文明体系中，最坏的儿子也比野蛮状态下的人要好。他是这么表达的：“与那些缺乏教育、法庭、文明道德的劝说压力的人相比，你必须把在人类社会中抚养成长、在法律下培养出来的最不公正的人，当作公正的典范。”最后他表示，美德像其它的技艺一样，要持续不断地深入，因此要找美德方面更进步的老师学习。而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教师，完全配得上自己收的学费。

应该来说，普先生这篇发言言简意赅，逻辑严密，一环紧扣一环，也没有跑题，是一篇很称职的演说。苏格拉底也很叹服。于是，对美德的探讨自然过渡到问答环节。接下来，普先生要接受苏格拉底的提问了。

苏格拉底没有否定普先生的论点，他只是想把讨论引向更深入的辨析。他问：“美德是以公正、自制和虔制为组成部分的一样东西吗？或者说，我刚才提到它们名称的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个实体？”

普先生回答说：“美德是一个实体，你正在问的这些东西都是它的部分。”这个回答也没问题。但接下来苏格拉底要考察的是，这每一部分是一些人拥有一部分，另一些人拥有另一部分呢；还是你拥有其中一部分，就拥有全部。普先生认为是前者：“许多人是勇敢的，但却是不公正的，还有许多人是公正的，但却不是智慧的。”至此，普先生已经开始滑进苏格拉底的泥坑了。因为不公正的勇敢不能称之为勇敢，而不智慧的公正也不能称为公正。但先按下不表，且看苏格拉底进一步地问询：“美德的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力量或功能吗？”普先生认为是这样，这是他第二次滑进泥坑了。如果按他的理解，苏格拉底说：“那么，美德的其他部分没有一个与知识、公正、勇敢、节制、虔诚相同。没有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相同。”接着，苏格拉底推导出以下结论：“那么，公正的事物不是虔诚的，虔诚的事物也不是公正的，是吗？”

普先生只能勉强说，公正和虔诚相似度很高，但却不尽相同。接下来，苏格拉底换了一个表述方式，他正儿八经地下套了。他的确在这里使用了“诡辩术”，读者诸君可要看清楚了，因为一糊涂就会上当。

苏格拉底先是说，与愚蠢完全对立的东西就是智慧。普先生表示认可。接着苏格拉底说：“当人们正确而有益地行事，在你看来他们是在有节制地行事，还是与此相反？”普先生说是“有节制地行事”。苏格拉底说：“那么，是由于有节制，他们才有节制地行事吗？”普先生答“必定如此”。接下来便是苏格拉底的障眼法，他说：“那些不能正确地行事的人行事愚蠢，那些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人不节制地行事，是吗？”普先生说是的。苏格拉底追问：“愚蠢地行事的对立者是有节制地行事吗？”普先生说“是的”。他就是在这儿犯的失误。其实这里的“愚蠢”与“不节制”不是对应关系，“放纵”才是对应词。显然，愚蠢的对立者是智慧，放纵的对立者才是有节制。

苏格拉底正是抓住这一点：“你记得我们前面同意过，愚蠢是智慧的对立者吗？”

苏格拉底使普先生陷入难题：“如果一样事物只有一个对立者，而愚蠢是一样事物，它显然有两个对立者，节制和智慧，这如何可能呢？”

苏格拉底想探讨的是，美德的各个部分，似乎不能如此区分，不能各自独立。这体现了美德的复杂性。苏格拉底接着询问：“某个行事不公正、但似乎有节制的人，在你看来他行事不公正吗？”他还追问：“靠着不公正的行事，他们是否行到良好的结果？”追问到这儿，智者普先生有些不悦了，他反应过来，他陷入了苏格拉底设置的圈套。不过，他最后还是很优雅地说，好东西就像油一样，在人体外部是好的，在人体内部是坏的，对健康人是好的，对病人是坏的。他的话赢来阵阵掌声。而苏格拉底对普先生的比喻有些不满，认为他偏离了问答，不够简洁。二人有点僵着，这时众人出来调和，希望二人能够继续论证。尤其是旁听的普罗狄科，觉得二人的对答很是受用，得到极大的愉悦而不是得到满足：“因为能过学习某些事情和参与某种理智活动可以感到愉悦，这是一种心灵状态；而得到满足不得不与吃东西有关，或者经由身体的其它某些快乐。”

苏格拉底让普先生提问，他来回答。这样比较公平。于是，普先生也给苏格拉底设了一个套。他先是问苏格拉底一首诗写得怎么样，苏格拉底说写得很好。普先生接着问：如果诗人自相矛盾，你也认为它写得很好吗？苏格拉底说：当然不会。然后，普先生指出，那首诗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他指责与自己说过同样话的人，显然也就是在指责他自己，所以，要么前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要么后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普先生又赢来了阵阵掌声，似乎掰回一局，颇有些自得。

苏格拉底回忆着这首诗。这是西摩尼得的一首诗，他说：“一个人要变好真的很难，手脚和心灵都要循规蹈矩，他的成长方能不受指责……”诗中后来还有个地方说：“庇塔库斯的格言也不合拍，无论他有多么聪明。他说，要做一个好人是难的。”

诗人自己说“一个人要变好真的很难”，但却指责庇塔库斯的格言不合拍，格言说：“要做一个好人是难的”。二者意思表达如此接近，所以诗人难道不是在自相矛盾吗？普先生的这番分析，引来了阵阵掌声。至少苏格拉底已经掉到坑里去了。看他能不能爬得出来呢。

篇章中这样描述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的演讲术和其他人的喧嚣面前，我头晕目眩，眼前一片黑暗”，如此具有画面感，可见著作者柏拉图之文学笔法。好在苏格拉底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引向了关于“动词”的讨论：变成好人与做好人真的一样吗？“做”和“变”真的是一回事吗？

苏格拉底引用赫西奥德在《工作与时日》中的看法：“诸神使那些在通往善德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流下汗水，但是，一旦达到善德的顶峰，尽管还会遇到困难，但以后的路就容易走了。”他想说明的是，变成好人是难的。苏格拉底解释说：“尽管短时间做好人是可能的，但要持续处于这种状态，一直做好人，变成一个好人真的很难。”这才是诗人的本意。

为什么变成一个好人很难？因为坏的事物不容易变成坏的，因为它始终是坏的。而好人有时候是坏的，有时候是好的。平时可能是好的，一旦当无法改变的厄运降临时，厄运无法使坏人变得更坏，却能使好人变坏，因此，“当无法改变的厄运降临到一个能干的、聪明的、善良的人身上时，他必定不可避免是坏的。”而且，比变成一个好人更难的，“是”一个好人是不可能的。时不时做一个好人相对容易，成为一个好人难度更高，是一个好人难度最高。“随着时间的流逝，好人也可以逐渐变坏，或者由于艰辛，疾病或其它真正不顺的境况而变坏，这就是知识的缺失。”苏格拉底说：“但是坏人决不可能变坏，因为他一直都是坏的。如果他要变坏，那么他首先必须变好。”

苏格拉底在此大段引用作者的原诗，显示了他对诗歌的熟悉。他表示，作者之所以将“变成”和“做”分开来使用，正是由于诗作者雄心勃勃，想要获得哲学名望，如果能成功地打倒和推翻这句格言，或者把这句格言表达得更好，那么，他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名人。所以他创作了这首诗，有意识地攻击这句格言。苏格拉底的解释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他竟然完美地从坑里爬出来了。

苏格拉底在很多场合，都有意识地抑诗歌而扬哲学。故此，他说：“讨论诗歌使我联想起许多二流的、普通人的宴饮。”他接下来说：“把诗人扔在一边，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讨论。我们要加以检验的是真理和我们的心灵。”接下来，苏格拉底请求回到关于美德的论证，普先生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这段关于诗歌修辞的插述告一段落。苏格拉底的确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牛虻”的本色，总是咬住一个问题紧紧不放。

苏格拉底对谈话者普先生很尊重，因为他很难找到一个称职的思考者，能和他一同考察事物的真相。所以，他好不容易等来了普先生这样的著名智者，一定要探讨那些长期令他困惑的问题。他说：“无论在行动中，还是在言语和思想上，若有人相伴就可以足智多谋。”

现在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问题：“智慧、节制、勇敢、公正、虔诚——这五个名称指的是同一事物？还是在每个名称背后有一个独特的事物？这个事物有它自己的力量或功能？每一事物均与其它事物不同？”

智者普先生对这个问题有模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用的是直觉的方法，而直觉在辩证法上是靠不住的。普先生这次凭印象这样说：“所有这些事物都是美德的部分，其中有四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非常相似，但是勇敢则与它们完全不同。我提出的证据是真的，你会发现有许多人极端不公正、不虔诚、不节制、无智慧，但却非常勇敢。”

苏格拉底提出相反的看法，拥有知识的人、智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的人是最勇敢的，所以结论就是智慧即勇敢。普先生十分恼怒，不同意这个说法，“勇敢者是自信的，但并非一切自信者都是勇敢的。”

苏格拉底暂时转移了这个话题，他们探讨什么是好与坏，什么是快乐与痛苦。苏格拉底说：“人身上经常呈现知识，但统治他的不是知识，而是其它一些东西——有时候是愤怒，有时候是快乐，有时候是痛苦，有时候是爱情，经常是恐惧。”而这是人的悲哀，不被知识驱动，而被情绪控制。普先生完全认可，而且进一步发展知识和智慧的重要性：“把智慧和知识当作其它什么东西，而不视为人的活动的最强大的力量，这种想法确实可耻。”

苏格拉底谈到了人的劣根性：“尽管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事情，但就是不愿意去做。”普通的人类就是如此，苏格拉底说：“你们经常被饮食男女之类快乐的事情所征服，尽管你们知道这些事情是毁灭性的，但还是沉迷于其中。”正是这样的人，或者说正是大多数人，“把追求快乐视为善，而把承受痛苦视为恶。”

而所谓的快乐呢？不过是程度轻一级的痛苦罢了。当痛苦缓解，人便感受到快乐。其实痛苦还在。苏格拉底敏锐地意识到痛苦与快乐的相对转化关系：“你们把受苦的实际状况称为好的，只要它能减缓比它本身更大的痛苦，或者能够带来比痛苦更大的快乐，对吗？”

普先生总是附和，因为他很认同苏格拉底对人性的判断。苏格拉底继续说：“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恶，但就是要去做，他总是被快乐所驱使和征服；还有，你们说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但就是不去做，这个时候你们也用眼前的快乐来加以解释，说他被快乐所征服。”然而痛苦的事物有可能是善的，而快乐的事物有可能是恶的，这便涉及到如何选择的问题。

苏格拉底说：“既然我们的生命想要获得拯救取决于正确选择善恶，无论它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近或远，那么我们的拯救似乎首先就是一种度量。这种度量要研究相关的过度、不足和相等，不是吗？”

所以说，关于善恶的度量，便构成了一门专门的知识，一门技艺。从这个角度而言，一旦能够被度量，能够成为技艺，能够变成专门的知识，那也就是说，美德是可传授的，技艺是可学习的。

苏格拉底继续延展他的观点：“那些人在对快乐与痛苦，亦即善与恶，进行选择的时候，使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就是缺乏知识，不仅仅是缺乏知识，而且缺乏你们刚才同意了的那种度量的知识。”于是导致了普通人被快乐征服，而不是被知识征服，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其最高表现就是无知。选择快乐而不知善恶，这种被快乐征服的症状正是由于“无知处于最高程度”，这显然是灵魂需要治疗的缘故，需要被引导，需要传授关于如何度量善恶的技艺。只要这种知识出现，它便能占据快乐和其它一切事物的上风。

无知有多可怕呢？苏格拉底说：“无知就是拥有一种虚假的信念，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受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无知的特征之一，便是把快乐当作善来处理。而快乐是身体的事，善是灵魂的事，身体快乐了，但灵魂却不安起来，因为善是灵魂的原则。

请注意，绕了一圈，苏格拉底愣是拉回了之前对“勇敢”的探讨上。他说：“没有人会趋向那些他认为可怕的事物，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人都是无知的。”于是，“勇敢者和胆怯者，都会趋向于相同的事物，趋向于他们充满信心的事物。”

而胆怯者和鲁莽者的自信是因为无知和愚蠢，勇敢者的自信是因为拥有知识和智慧。苏格拉底说：“关于什么事物值得害怕、什么事物不值得害怕的智慧是勇敢，它是这种无知的对立面。”所以，不可能有人是无知但却勇敢的。勇敢不是美德中与其它四个部分不同的事物。

普先生这时保持沉默了，苏格拉底还是回到了这个论点：拥有知识和智慧便拥有自信，拥有自信便拥有勇敢，勇敢就是判断什么事物值得害怕的知识。我们可以说，这种知识便是求真，便是对个人价值观的塑造，而这种知识是可以被传授、被理解的。当这种价值系统被度量、被理解，便可以落实成为行动。因此可以说，知识是勇敢的开始，勇敢是知识的结束。或者说，勇敢是将知识付诸行动，知识是将勇敢化作理念。勇敢地选择行动，选择实践，是求知过程的最后一步。

于是，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他的结论：“试图证明一切都是知识——公正、节制、勇敢——在这种情况下，美德当然就显得是非常可教的了。”

而如果知识只是美德的一部分，除了知识以外，美德还有其它部分的话，那美德的其它部分则是不可以教的，因为它脱离了知识。如果按照普先生的划分，非知识的其它美德部分，就变成不可教了。而普先生最早声称，美德是可以教的。

二人就这样得出了空洞的结论，双方完全转移了一次移形换位的攻守。当美德是全部的知识，它便从不可教变成可教了。当知识是部分的美德，则除了知识之外的大部分美德就不可传授。

所以，什么是美德，美德得分成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是彼此独立而有着自我力量的吗。双方的探讨，仍是对抽象事物的把捉，并未得到一个确实的结论。但的确有些事物在辩论之上浮现出来了，这便是求真的益处。这篇谈话的重点是：如何关注善，如何处理善和快乐的关系，以及美德的几个部分可以相互转化，它们甚至是美德的不同体现形式，而向善可以变成求真的知识，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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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可以传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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