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文史互证与唐传奇研究
我今年八十五岁,做了六十年的学问。有人问我:你辛苦多年,有什么心得?我觉得在文史互证方面有点心得。
所谓文史互证,指以史释文和以文证史,古代已有。但以历史知识解读文学作品(包括诗、词、小说、戏曲)者多,而以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考证史事者少。近代学者刘师培、陈寅恪、邓之诚先后提倡以诗证史,并著书示范;梁启超提出小说可以证史;王国维提出戏曲可以证史,显示了治学方法的进步。我回顾治学过程,前三十年主要以诗证史,后三十年主要以小说证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治学之道”专栏,约我写一篇文章,不限题目,不拘字数,我就谈谈以诗、小说证史,略抒心得体会。
一
我是扬州人。我做学问,首先是扬州学派对我的启迪。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代吴、皖两大学派后,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张舜徽著《清代扬州学记》,说:“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吴学“其失也固”,徽学“其失也偏”,“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张舜徽学术论著选》)综合梁、张二氏之论,扬州学派之通学,既广博,又专精,无固、偏之弊。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2010年。
扬州学派区别“陋儒之学”与“通儒之学”。陋儒之学,“守一先生之言,不能变通”;通儒之学,“实事求是,汇通前圣微言大义”(阮元《传经图记》)。焦循提出:“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雕菰集·辨学》)他研究《易》,以数学和训诂学为钥匙,打开了前人未能打开的古籍之锁。对乡贤的治学方法(贯通、疏通、通核、通识、变通、汇通)和学术成就,我自少至老,铭记于心。
近代学者有大成就者,都是又专又通的。以王国维来说,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陈寅恪概括为三目:(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句话说出旁通,即:考古学与史学之沟通,其他民族记载与汉族记载之沟通,海外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之沟通。陈氏以《宋元戏曲考》为王氏第三目之代表作。王氏《宋元戏曲考序》自述:“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王氏所言为直通。直通旁通而后才能会通。周一良称赞陈寅恪之通学:“中今古外,博极群书。”又有“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纪念陈寅恪先生》)。
显然,王、陈二氏之通,比清代扬州学派又有重大的进步。扬州学派之通学,基本上是汉文典籍、华夏传统观念之贯通;而王、陈二氏之通学,不仅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又吸收西方学术文化之精华。
对我做学问有直接影响者是范文澜先生。1949年以来,全国高校培养文科人才,强调“专”,而范老传授我“专通坚虚”四字,使我领悟到专精与博通的关系,坚持真理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关系。井水、河水、江水、海水都是水,而井水没有海水那样波澜壮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以此为喻,专而不通的人,不可能达到又专又通的学术境界。范老主张文史兼通,他说:“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现在“分家”了,“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范文澜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他早年就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文心雕龙注》等书,贯通了经、史、子、集四部,在此基础上,撰成《中国通史简编》,左右逢源,成功地画出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轮廓,是上世纪拥有读者最多的一部史学名著。
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2003年。
对于扬州学派,王、陈等前辈,恩师范老的通学,我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文史互证既要有文史兼通的素养,又要有文史沟通的能力。仅懂文而不懂史,或仅懂史而不懂文,以及不能沟通文史,进行跨学科研究者,不可能进行文史互证的工作。
二
经过长期探索,我领悟到以诗、小说证史,要处理好以下八个问题:
(一) 个性、通性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善为史者”,“能于(小说)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他举了两个例子:《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这就是说,小说可以证史,个性虽不真实,而通性真实。
(二) 古典、今典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说,诂释诗章,一为解释辞句,即旧籍之出处;一为考证本事,即当时之事实。前者为古典,仅是字面;后者为今典,才是实指。例如钱谦益《赠侯商邱若孩四首》之四云:“橘社传书近卜邻,龙宫破陈乐章新”,陈氏释曰:钱诗用“柳毅传书”故事,邱若孩之卜居吴中太湖洞庭山,殆有传达永历(桂王朱由榔)使命,恢复明室之企图;又以“钱塘君”比郑成功,而期望终有“雷霆一发”之日耶?如仅释古典而不考今典,便不能了解钱诗的真正用意。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三) 表层、深层
读元稹《莺莺传》者大多谴责小说主人公“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这只是表层的分析。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作了深层的分析。他从唐代士人“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为社会所不齿”,以及“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元稹“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
(四) 实数、虚数
刘师培推广汪中《释三九》“实数可指,虚数不可执”之说,撰《古籍多虚数说》,论证“右人于数之繁者,约之以百、千。于数之尤繁者,则拟三百、三千,以见其尤多。”(《刘申叔先生遗书》)他举白居易《长恨歌》“后宫佳丽三千人”为例,“亦属表多之词,非必限于三千之数,亦未必足于三千之数也”。
刘师培：《仪征刘申叔遗书》，广陵书社，2014年。
(五) 实境、虚境
《长恨歌》云:“春寒赐浴华清池”,华清池在骊山西,是实境。又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沈括《梦溪笔谈·讥谑(附:谬误)》指出:“峨嵋山在嘉州,与幸蜀路并无交涉”,是虚境。实境可据,虚境不可据,要加以区别。
(六) 明言、暗言
《诗经》创造了比兴的手法,《离骚》继承《诗经》用譬喻来表情达意。历代文士大多遵用之,以表达自己的寄托。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将诗卷给张籍看,附“闺意一篇”:“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以画眉合不合时尚,请问诗歌合不合人意。前者是明言,后者是暗言,张籍“明其进退”而“推赞”之。
(七) 正言、反言
杜甫《遣意二首》之一云:“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前人指出杜甫说的是反话:“本怨交游绝迹,反以喜言也。”我补充三个正面的证据。如杜甫《狂夫》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旧注:“上言交态薄也。”)又如《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云:“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旧注:“可涕。”)再如《酬韦韶州见寄》云:“深惭长者辙(旧注:`言见过之无人也。'),重得故人书(旧注:`言书问之不至也。')。”这三首诗,都叹息自己贫病,为友人抛弃,既不来访,也不来信。可见“渐喜交游绝”确是反话,不是“喜”而是怨。
(八)言内、言外
俞文豹《吹剑录三编》云:“诗人之意,多在言外。《猗嗟》诗本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而乃美其威仪伎艺。《君子偕老》诗本刺卫夫人淫乱,而乃称其姿容服饰。《芄兰》诗本刺卫惠公骄而无礼,而乃咏其觿韘容遂,皆谓其德之不称也。… …《四牡》诗不言行役之劳,但言其不遑将父母。《东山》诗不言征伐之劳,但言其不暇顾室家,所以深闵念之也。”不知道古人言在此而意在彼,便误解了诗意。
三
我赞成金圣叹所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我进行文史互证,是以唐传奇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切入,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作品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手法和作品的真正寓意。今归纳为八类,略述如下:
(一) 不置褒贬,由人评说
代表作是何延之的《兰亭记》。记中描述唐太宗与房玄龄合谋,派监察御史萧翼伪装“山东书生”,到越州与僧辨才交游,逐步地使辨才入“彀中”,生动地再现了王羲之《兰亭序》墨迹从佛寺“赚”(诱骗)入宫廷的真实过程。作者不置褒贬,而读者已领会到这件事是唐太宗的政治缺失。
(二) 制造舆论,扶保朝纲
代表作是张说《虬髯客传》。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消灭韦后集团之后,姑间争夺皇位,势不两立,在决斗的时刻,忠于李隆基的张说,撰《虬髯客传》,宣传“我皇家垂福万叶”,李隆基是“真人之兴”,警告“人臣”(指太平公主集团)不要“谬思乱”。张说有文章大名,所撰小说,“好事者传之”,此传的社会效果,是不可低估的。
卞孝萱：《卞孝萱文集》，凤凰出版社，2010年。
(三) 指名道姓,攻击对方
有三种形态,分述如下:
1.作者尚有顾忌,不敢署名。
代表作是《补江总白猿传》。此传污蔑欧阳询是白猿之子,必是与他争名者所撰。欧阳询是唐初著名书法家,与他争名者必是当时书法家之一,仔细排查,以褚遂良最有可能。此传当系褚遂良授意门下文人所撰,逃避文责,不敢署名。
2.作者毫无顾忌,公开署名。
代表作是蒋防《霍小玉传》。穆宗长庆初的朋党之争,表现为李逢吉、令狐楚、李益为一集团,元稹、李绅、蒋防又一集团。蒋防为迎合元稹、李绅的政治需要,趁李逢吉、令狐楚失势,李益孤立无援之时,撰《霍小玉传》,攻击李益“重色”而又“负心”,以致“霍王小女”冤死。使李益声名狼藉,仕途挫折。
3.作者不署自己的姓名,而署所攻击者之姓名,用心更为险毒。
代表作是署名牛僧孺的《周秦行纪》。此文冒充牛僧孺,自述一个夜晚在古庙中与王昭君、杨太真等女鬼饮酒赋诗,借杨太真之口,称代宗睿真皇后为“沈婆”,德宗为“沈婆儿”,这在当时是大不敬之罪,幸唐文宗了解牛僧孺不敢这样,未成大狱。当时朋党之争,李宗闵、牛僧孺为一集团,李德裕又一集团。欲置牛僧孺于死地的《周秦行纪》,代表了李德裕集团的政治利益,必是他门下文人所撰。
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中华书局，2014年。
(四) 影射时事,寄托愤慨
有两种情况,分述如下:
1.针对某一政治事件而发者:代表作是李玫《喷玉泉幽魂》。宰相李训在唐文宗同意下,以夜降甘露为名,使宦官察看,以图全歼之,惨遭失败,李训自杀,王涯、舒元舆、贾餗三相及大批官员被宦官屠杀,诗人卢仝亦罹此祸,史称“甘露之变”。李玫虚构四相和卢仝鬼魂于夜间在喷玉泉聚会赋诗故事,称四相为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丈夫”,与宦官恶势力针锋相对,具有进步意义。
2.针对某种政治现象而发者:
代表作是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安史之乱虽平,藩镇割据局面已成,唐德宗采取姑息政策,先后下嫁八个公主给“逆息虏胤”,“冀结其心”而“愈不逊”。李公佐虚构淳于棼梦中入宅南槐树蚁穴为驸马“贵极禄位”故事,告诫:“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传中主人公之名曰“棼”,亦寓讽刺之意,盖“譬犹棼丝,非政理也”。
(五) 借题发挥,控诉不平
代表作是韩愈《毛颖传》。韩愈少孤,生母改嫁或以乳母身份留在韩家。“宗兄”韩会坐元载党,贬死岭南,小韩愈“泣血号天”,与嫂、姪“归葬河阳”,又遭乱,“避地江濆”。这场政治灾难,韩愈一直怨恨不忘。他仕途坎坷,“累被摈黜”,撰《毛颖传》,以物拟人,以俳谐为掩护。以笔“秃”被皇帝抛弃,为兄、为自己鸣不平。以“秦真少恩哉”,为传之结束语。知韩愈者柳宗元,称韩此传“以发其郁积”。
李建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5年。
(六) 以古喻今,开悟皇帝
代表作是陈鸿《长恨歌传》。此传描述唐玄宗宠杨贵妃,“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表示“不但感其事”,更要“垂于将来”,即开悟当时的唐宪宗引以为戒。宪宗“多私爱”,不立皇后,以免受皇后的约束。陈鸿忧之,确有史识。宪宗虽未重蹈玄宗“几丧天下”之覆辙,而终于遭杀身之祸——十五年不被立为皇后、长期怀恨的郭妃,与太子李恒参预宦官弑帝,足以说明陈鸿事先陈诫之可贵。
(七) 歌颂侠义,鞭挞逆臣
代表作是袁郊《红线》、《聂隐娘》。袁郊虚构两个故事:一是田承嗣欲占薛嵩地盘,女侠红线为薛嵩分忧,夜入魏郡,盗取田承嗣床头金合,使田承嗣惧而取消妄念。二是田季安派女侠聂隐娘到许州刺杀刘昌裔,聂隐娘弃暗投明,反为刘昌裔抵御田季安派来的刺客。今考袁郊之父袁滋,曾为郑滑节度使,与魏博、陈许二节度使接壤。其后薛嵩之子薛平,继任袁滋之职。袁滋对田、陈、薛三家,有不同的印象。袁郊自幼耳熟能详。他继承家学,懂得《春秋》“褒善惩恶”之旨,故撰传时以“凶险”的田承嗣、田季安为谴责对象,而选择诸田的对立面,自然便想到印象较佳的薛平之父薛嵩、刘纵之父刘昌裔了。
(八) 耸人听闻,以求功名
代表作是罗隐《说石烈士》。文中说,李愬的“亲信”石孝忠,反对韩愈《平淮西碑》纪功“尽归乎丞相(裴度)”,“推去其碑”,又杀二吏,唐宪宗怒,“使送阙下”,他向帝“明(李)之功”,帝命磨去韩文,诏段文昌重撰。唐代文人应举时,将自己所作诗、传奇写在卷轴上,送给名流,请求“推赞”,时称“行卷”。罗隐虚构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即为“行卷”之用。他扬李(愬)抑裴(度)、重武将轻文臣的政治立场,亦因此文而凸显。
顺便说明两点:
第一,不是每篇传奇都有寓意,要作具体分析。以中唐时期记载女报父仇的四篇作品为例,只有崔蠡《义激》一篇是有为而作,因为他也有家仇。鉴别传奇有无寓意,要联系作者的家世、生平与政治立场、观点,进入作者的心胸,进行判断。
第二,文学意境与史学意境有别。举一个例:白居易《长恨歌》中描写太上皇由蜀还京,思念杨贵妃,有“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自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皆批评白居易,认为太上皇宫中绝无点油灯而不燃蜡烛之事。鄙意以为,以史学言,此句失实,以文学言,此句极佳。如云“红烛烧尽未成眠”则远不如“孤灯挑尽未成眠”之能写出太上皇的凄凉景况而感染千百年之读者也。
卞孝萱：《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我将自己多年来研究唐传奇的成果,汇集为《唐传奇新探》一书,2001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海外的《华裔学志》发表书评,略谓:二十世纪国人(包括大陆和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者)的传奇研究,分为两派。一派以鲁迅等为代表,研究的焦点为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进行分类;探讨思想性及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等。一派另辟蹊径,以陈寅恪、卞孝萱为代表,在上述范围之外,从唐人传奇中拈出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以为研究的重心,别开文史互证的新生面,于是形成二十世纪传奇文研究的“正”与“奇”两种风格的分流。(“正”与“奇”没有价值判断的成分)
在新世纪,我仍力求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使我文史互证的工作能与时俱进,呈现出现代学术的崭新面貌。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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