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宝荣：语用预设翻译描述性研究 ——《阿Q正传》杨译本个案分析
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曾为英国伦敦大学、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有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翻译史等。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
内容提要
语用预设理论可用于分析译者如何处理作者预设的背景信息。一些国内外学者已尝试将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但大多遵循“语用对等”原则，未能摆脱规定性研究的取向。本文基于一个自创的分析模式，提出可尝试对语用预设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对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阿Q正传》中的语用预设实例的个案分析表明，他们一般能够准确解读鲁迅预设的背景知识，并根据对译文读者能否理解预设知识的推测，有的放矢地运用直译、替代、释义（意译）、改写、直译加文外注释等译法，但很少用文内注释法，且其倾向于采用的直译法有时导致预设信息传递不够充分。论文最后结合译者的文化身份、遵循的翻译原则及预期的目标读者等因素对译者的翻译决策作出尝试性解释。
预设是语言学中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复杂课题”（Levinson 1983：167）。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曾就预设的本质展开过激烈讨论，并开始研究语用预设（又译“语用前提”）（pragmatic presupposition）。语用预设大致可定义为“交际双方共享的背景知识”（何兆熊 2000：283）。时至今日，学界对语用预设的界定仍众说纷纭（何兆熊 2000：277），这个概念本身却似乎已经过时，为众多时髦的理论或概念所替代（Caffi 2006：18）。尽管如此，对翻译研究而言，语用预设理论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可用来考察“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语言外因素”（Ehrman 1993：152），包括译者遵循的翻译原则与目的、译者的知识结构、目标读者的认知环境等，进而分析译者如何处理棘手的预设信息。一些国内外学者已尝试将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主要有Ehrman（1993）、Fawcett（1997，1998）、刘肖岩（2001）、戈玲玲（2002）、Hong（2002）、吕世生（2003）、Serban（2004）、蔡平（2007）、肖慧（2009）、耿智、王玉平（2013）等。
然而，Ehrman除外，上述研究者基本上都遵循“语用对等”原则，旨在评判译文质量好坏，仍未摆脱早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普遍采用的“规定性取向”（prescriptive orientation）（Saldanha 2009：149）。当下，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范式，即把译者、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及文化背景下，考察翻译行为涉及的各种因素，从而描述译本面貌，解释翻译现象（Hermans 1999：7）。本文旨在以个案分析验证对语用预设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的可行性。论文首先提出一个语用预设翻译策略的描述分析模式，然后以《阿Q正传》中10个非语言类预设触发语为考察中心，描述杨宪益、戴乃迭采用的预设翻译策略，并尝试对他们的翻译策略选择作出解释。
一、语用预设及其翻译难题
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常常设想某些信息已为听话人所知，这些无须言明而其实被传递的信息就是预设。预设分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两种。从语义学角度看，预设被视为两个语义命题之间的一种关系（Yule 1996：26），代表固定不变的、独立于语境的意义。后来，语言学家发现预设对语境很敏感，与说话人及其它语言外因素关系密切，于是开始把它当作一种语用推理加以研究。Stalnaker（1974：200）把“语用预设”界定为：
交际双方共享的背景信念这一概念比较接近我所称的“语用预设”。某一命题P是某个语境中说话人的语用预设，须满足以下条件：说话人对命题P作出假设或相信命题P；说话人设想或相信听话人对命题P作出假设或相信命题P；说话人设想或相信听话人意识到自己在作出这些假设或具有这些信念。
以上定义清晰地区分了语用预设与语义预设：前者依存于说话人和语境，后者依存于句子及其命题。换言之，语用预设是说话人的预设，“作出预设的是说话人，而不是句子”，语义预设则是句子本身具有的意义（Yule 1996：25-26）。例如，《阿Q正传》第六章描写未庄的村民对阿Q 上城回来后“发了财”的反应，有这样一个句子——“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该句至少包含以下几个预设：
（1）存在着叫做阿Q的人（<<阿Q）
（2）存在着叫做未庄的村子（<<未庄）
（3）未庄住着一些女人（<<闺中）
（4）这个叫阿Q的人干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大名）
预设（1）、（2）、（3）可由句子的语言形式直接推理得到，属于语义预设，预设（4）则需要读者与作者共享语境和文化背景才能推理得到，因此是语用预设。
预设往往以某些词语或句式为基础，这些词语或表层结构形式被称为“预设触发语”（presupposition trigger）。上例中的“大名”就是一个预设触发语。鲁迅笔下的阿Q是地位卑微的无名小卒，连自己的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哪来的“大名”？基于与作者共享的背景知识，读者能够推断阿Q一定干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后来证实是在城里做“偷儿”），所以一夜间名声大噪，连村里深居“闺中”的女人们都知道了。
从理论上说，语用预设是交际双方共有、共享的背景知识，但实际上“说话人预设的背景知识可能与交际双方共知的背景知识不相同”（Stalnaker 2002：704）。更有甚者，有时听话人不具备说话人预设的背景知识，导致交际受挫。这种情形在翻译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书面交际行为中更为突出：文学作品一般都以本国读者为主要受众，因而作者倾向于对本国读者已知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预设处理，但这些知识对译者（尤其非本土译者）来说可能不是“已知”的。其次，即便译者具备该背景知识，要将其有效传递给缺乏出发语文化知识的目标语读者，也绝非易事。由于目标语大众读者大多不了解出发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如果译者对依存于语境和文化的“非语言类”预设触发语用直译或删除法处理，就不能在目标语文化中触发预设，也即原文预设的语用含义在译文中不复存在。再者，“因翻译跨越时空距离，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包括世界观、设想、预期等）可能不同”（Serban 2004：329），这就要求译者知道目标读者是哪些人，并对他们的认知环境作出准确的评估，而后才能选定合适的翻译策略。Fawcett（1998：121）指出：“如果我们连原文读者是否具备理解原文所需的预设知识都不确定，那么目标读者对该知识会了解多少，我们又怎能有把握？这确实很难判断，除非特定情形下译者比较确切地知道译本读者会是哪些人。”
总之，以上三种情形，即译文读者不具备原文作者预设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采用直译或删除法容易丢失原文预设的语用含义，译者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不能作出准确的评估，决定了语用预设是文学翻译领域的一大难题。Fawcett（1998：120）进一步指出：“作家用很经济的写法，就能唤醒（原文读者）复杂的知识和强烈的情感，但如把预设搬到另一种文化中，其预设的文化知识可能并不存在。因此，译者面临的难题是评估各种可能的情形及可用的翻译手法，而译者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的。”
二、语用预设翻译描述分析模式
如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都是规定性的，尚未有现成的分析模式可用于描述译者采用的语用预设翻译策略。以下基于前人的研究，尝试提出一个分析模式。
Durieux（1990：671）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作者预设读者已有的知识，译者也必须具备”。Fawcett（1998：121）则冷静客观地指出：“事实上，很多翻译任务是在译者不具备预设知识的情况下完成的。”很显然，译者只有在共享作者的语用预设，认为该预设信息在原文中很重要，并且推断译文读者不具备该预设知识的情形下，才会设法翻译语用预设。Fawcett（1998：121）指出，译者要么断定译文读者对作者的预设一无所知，而且无从知晓，因而翻译时“对目标读者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patronize the target audience）；要么明知读者无法或不想自行通过研究去了解预设信息，却不在译文中提供读者理解原文所需的预设知识，从而“把读者蒙在鼓里”。Fawcett认为，这两种做法都不合适，译者应采取“一种巧妙的平衡手段”（delicate balancing act）。Fawcett还指出，译者应寻求“最佳译法”，“在尽量不打断阅读流的前提下把预设信息传递给读者”。他提到注释法（annotating）和改译法（rewriting），并认为文学文本一般不宜用脚注，因为读一部注释堆砌的文学经典，“读者会有一种挫败感”；改译法则可用于处理传达“敏感”信息的语用预设。例如，因纽特人（Inuit，北美的爱斯基摩人）传奇故事中提到的“从不到一岁的小海豹身上剥下来的皮”，不宜据实译成英文，而应改译为“海豹皮”，这是因为西方人大多爱怜动物，会觉得这样做过于残忍，难以接受（pp. 121-122）。
Ehrman（1993：159-162）利用预设概念分析了认知语境（又称“概念框架”）对翻译决策过程的影响。他选取一个十六世纪的德语科技文本及其1964年出版的英译本，比对了3个段落，发现原文中两个重要预设被删除。Ehrman通过分析翻译带来的认知语境的改变，即原文阐述的哲学思想已经过时，不为二十世纪的读者所知，对译者采取的删除法作出了解释。
洪岗（Hong 2002）考察了预设触发语在目标语中触发语用预设的三种情形：“出发语文化赋予某一概念或所指的语用含义与目标语文化所赋予的可能很相似，可能完全不同，可能在目标语中不存在”。据此，洪岗提出5种常用译法，即直译法、替代法、释义法、文内增补法和脚注法，并认为直译法适用于他所说的第一种情形，另外4种译法可根据实际情况用于后两种情形。
基于以上相关研究，笔者提出一个用于描述语用预设翻译策略的分析模式，包括可供译者选择的七种翻译策略及其可用的一般情形：
（1）直译法。译文保留并传达语用预设的字面意义，用于预设触发语在出发语文化中的语用含义与其在目标语文化中的语用含义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2）文外注释法（一般用于配合直译法）。用脚注、尾注、译者注等解释语用预设的语用意义，用于作者预设的出发语文化背景知识较为丰富、复杂的情形。
（3）文内注释法（一般用于配合直译法）。把用于解释语用预设的简短注释放在译文中，用于预设的出发语文化背景知识不太丰富、复杂的情形。
（4）改译法或淡化译法。用较温和或中性的语用预设淡化处理原文语用预设，用于译者觉得过于强烈、敏感因而译文读者难以接受的出发语文化信息。
（5）释义法（即意译法）。舍弃语用预设的字面意义，改用直白、浅显的语言形式解释其语用含义，用于预设触发语在出发语文化中的语用含义在目标语文化中不存在或相抵触的情形。
（6）替代法（即归化法）。用语用含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语语用预设替换原文语用预设，用于目标语中有语用含义相同或相当的词语或句式的情形。
（7）删除法。用于译者认为某个语用预设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可接受，或其预设的知识已陈旧过时，或不值得译文读者去费力地理解，或过于晦涩难懂，或译者不想用注释等情形。
由定义不难看出，译者如采用以上翻译策略，其译文传递的原文预设信息的充分性以及对出发语文化的保留程度，大致上从第（1）种到第（7）种翻译策略依次递减。
三、翻译策略描述与译者的决策过程推测
鲁迅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一个闭塞的江南小村庄为背景，塑造了作为“民族痼疾化身”的阿Q这个经典人物，对中国近代史尤其辛亥革命进行了辛辣的批评（Hsia 1999：37）。这样一部深刻剖析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及文化的力作，自然涉及大量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因作品面向与其同时代的本国读者，鲁迅设想读者与他共享背景知识，无需明言，因而生成不少令译者犯难的语用预设，尤其非语言类或文化类语用预设。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合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为个案，一是因为杨译本是公认的经典译作，“因译文准确、流畅为世人所钦敬”（Denton 1993：175），二是因为杨宪益是谙熟中国历史、文化的本土翻译家，一般情况下应该熟知鲁迅预设的文化背景知识，戴乃迭是长期旅居中国的英国人，应该知道一般的英文读者对这些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但这只是笔者的推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可从译文描述分析中找到答案。以下以从原作中随机选取的若干实例为考察中心，基于上述语用预设翻译分析模式描述杨译的基本面貌，同时对他们的翻译决策过程作出图里（Toury1995：59）所说的“解释性推测”。
例1. 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鲁迅 2006：109）
杨译：Presently, however, he regained composure by thinking, “Only idiots can make perfect circles.” (Lu Xun 1981: 110) （例中黑体和斜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据鲁迅（2005a：190）在致日本译者山上正义信中的解释，此处“孙子”是指阿Q自慰“我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其语用含义无疑是阿Q临死前还不忘运用他的“精神胜利法”。陈新仁（1998：54-55）指出，语用预设具有“隐蔽性”，即语用预设总是隐含而不是明示的，需要读者结合语境和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准确识别和理解。杨译本把预设触发语“孙子”误译为骂人的话“idiots”，确实令人遗憾。笔者推测，由于在杨宪益的故乡天津，“孙子”一般用作詈辞，杨先生未能吃透鲁迅的深意，而是基于自己的认知环境去解读句子的意思，因而作出了偏离作者本意的推断。本例说明，即便是原作语言为其母语的本国译者，有时也不具备作者预设的背景知识，从而导致对语用预设的误读、误译。
例2. 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第89页）
杨译：This epic struggle had apparently ended in neither victory nor defeat, […]. (p. 88)
上例是小说中叙事人对阿Q与小D打架一事的评论。“龙虎斗”典出唐代诗人李白所写的《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中诗句“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比喻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争斗十分激烈，其中“龙虎”喻指豪杰之士（夏征农 1999:1337），也暗指下文提到的绍兴地方戏《龙虎斗》，“演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呼延赞交战的故事”（鲁迅 2006：116，注35）。很显然，鲁迅通过“龙虎斗”这个预设触发语，向读者暗示了他对阿Q“怒其不争”的态度：小D跟阿Q一样，是一个“又瘦又乏”的穷小子，阿Q本应和他同病相怜；对方和他素无仇怨，虽然这次“谋了他的饭碗”，但纯粹是为了糊口，阿Q不该把对方当做死敌。再者，阿Q和小D都是欺软怕硬之辈，绝非“人中龙虎”，而且这场“龙虎斗”充满了闹剧的味道。可见，“龙虎斗”至少有三层语用含义。
杨宪益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对这个典故及作者用典的意图（或语用含义）想必是清楚的。有趣的是，他采用的处理手法是：规避预设触发语“龙虎斗”，舍弃其字面意义，将其意译成“epic struggle”（可回译为“伟大的争斗”）。笔者推想，此处译者没有用直译法，可能是因为考虑到“a fierce fight between the dragon and the tiger”不能在英语中触发与“龙虎斗”在原文中相同的语用含义。同时，由于“dragon”一词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象征混乱或邪恶（Oxford Dictionary of AmericanEnglish），直译会引起英文读者的文化误读。再者，如上分析，“龙虎斗”的语用含义颇为丰富，需要较长的注释才能解释清楚，因此译者放弃了直译加注的方法。
例3.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第81页）
杨译：“I couldn’t think what made my luck so bad today -- so it’s meeting you that did it!” he fumed to himself. (p. 79)
此处“晦气”预设的文化知识是：“迷信，据说如见到尼姑，便晦气一天”（鲁迅 2005a：188）。绍兴籍学者谢德铣（1993：15）证实，这是“绍兴旧时迷信，据说如果撞见尼姑，便会有一天的晦气”。周作人（2002：103-104）具体解释道：“对于尼姑，最普通的是一种忌讳，路上遇见尼姑，多要吐口唾沫，有的两个男人同走，便分开两旁，把她搿过，（据信）可以脱掉晦气。”阿Q以遇见尼姑给他带来一天的晦气（指先后挨王胡和“假洋鬼子”的打）为由，对小尼姑动手动脚，取得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胜利”。显然，对英文读者来说，了解“晦气”预设的文化知识很重要，否则他们就难以理解阿Q在尼姑身上报“晦气”之仇的举动。
杨宪益可能对“晦气”的绍兴民俗寓意不甚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晦气”预设国人的迷信。然而，译者很可能考虑到解释预设知识需用脚注，但即使有脚注，英文读者仍会感到困惑，因此决定直译“晦气”。令人遗憾的是，译者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这一决策不仅造成“晦气”语用含义的失落，而且给译文读者带来更大的困惑：由于不知道“晦气”预设的地方迷信观念，他们难以理解为何“遇见尼姑”会带给阿Q“一天的坏运气”（“it’smeeting you that did it”）。本例表明，如果预设触发语的语用含义在目标语文化中不存在，仅用直译法就不能充分传递预设信息，还需辅以注释法。
例4. 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费用由阿Q负担。（第87页）
杨译：Ah Q must pay for the Taoist priests whom the Zhao family had called to exorcize evil spirits. (p. 85)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讲述阿Q向赵太爷家的女仆吴妈求爱，恪守妇道的吴妈拒绝了阿Q后，羞愧难当，试图上吊自杀。事后赵府强迫阿Q接受五个赔偿条件，其中之一是以“请道士祓除缢鬼”为借口，迫使阿Q负担所需费用。“祓除缢鬼”预设绍兴旧时鬼神信仰：一个女人上吊自尽后会变成缢鬼，然后想方设法“讨替代”，就是诱惑一个现世中的女子自杀，拉来做垫背（参见鲁迅 2005b：637-644）。赵府据此认定吴妈欲自缢，“其原因盖在于缢鬼之作怪，必欲讨得‘替代’始肯罢休；更恐讨吴妈为‘替代’不遂，因而转变方针，讨着家里人”，因此请来道士作法，以便阻止缢鬼作怪（郑子瑜 1993：83）。
“祓除缢鬼”关涉绍兴的鬼神信仰，限于一地，较难理解，但中国人是相信有鬼的，因而我们推测杨先生能大致理解其语用含义。但杨氏夫妇很可能担心英文读者很难理解中国人的鬼神迷信，因此翻译时有意避开“缢鬼”一词，把“祓除缢鬼”改译为“to exorcize evil spirits”（“祓除鬼怪”），对面目可怖、英文读者感觉陌生的缢鬼形象做了淡化处理。他们之所以如此处理，想必是因为西方也有除灾求福的祭祀习俗，英语读者可以理解。但由于杨译本没有提供“缢鬼”的文化背景知识，英文读者难以把吴妈自杀未遂与赵府欲请道士“祓除缢鬼”关联起来，也就不能理解为何赵府强迫阿Q负担所需的费用。
例5. 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来视若草芥的，但世事须“退一步想”，[…]。（第91页）
杨译：Now though Ah Q had always had the greatest contempt for such people as little nuns, there are times when “Discretion is the better part of valour.” (p. 89)
上例描写阿Q在尼姑庵菜园里偷萝卜被小尼姑发现时的心理活动。恃强欺弱的阿Q平日里视小尼姑为草芥，竭尽其“虐无告”之能事。然而，这次情形很不同：阿Q肚饥难忍，唯恐老尼姑出来后萝卜偷不成，只想赶紧拔几个萝卜走人，不想和小尼姑纠缠，更不用说欺负她了。从表面上看，“退一步想”是阿Q“不愿承认自己害怕、自我解嘲的借口”（余敏 1997：112-113），其实预设了阿Q欺软怕硬、妄自尊大的个性特征（即鲁迅批评的“民族劣根性”）。“退一步想”如直译为“on second thoughts”，显然不能充分准确传递其语用含义。杨氏夫妇选用了语用含义与“退一步想”相近的英谚“Discretion is the better part ofvalour”（“谨慎即大勇”）进行归化处理，颇为恰切地表现了阿Q既胆怯又自负、善于寻求“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例6. 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第80页）
杨译：When he came home half a year later his legs were straight* and his queue had disappeared. His mother wept bitterly a dozen times, and his wife tried three times to jump into the well. (p. 78)
* The stiff-legged stride of many foreigners led some Chinese to believe that their knees had no joints.
上例中的“他”是被阿Q称作“假洋鬼子”的钱太爷的大儿子。此人“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鲁迅 2006：80），半年后回来就成了这副样子。“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都是语用预设，前两个预设是后两个预设的直接诱因。“腿也直了”预设钱大少爷“学洋人走路的姿式”（鲁迅 2005a：190）。“辫子也不见了”表面上指钱大少爷在日本留学时剪掉了辫子，其实是隐射国人的积习难改。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N先生之口指出，清世祖入京后，强令百姓“拖辫子”，遭遇“中国人的反抗”；等到“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国人转而反对剪辫子，将戴假辫子者“拟为杀头的罪名”（鲁迅 2006：44-45）。因此，在其思想“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阿Q看来，“辫子而至于假”的钱大少爷，“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鲁迅 2006：81-83）。换言之，钱大少爷虽生犹死，而中国的积习是“只要丈夫死了，他（妻子）也跟着自尽”（鲁迅 2005c：122），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女人”。这正是“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预设的语用意义。钱少爷学洋人走路的姿势和剪掉辫子，“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为天地所不容”（鲁迅 2005d：340）。这是“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的语用预设意义。
杨译本对后三个语用预设均采用直译法，未能充分传递以上分析的丰富、复杂的预设信息。“腿也直了”则引起了译者的注意，因为突兀地说一个人“腿直了”会引起读者的误解或无端的猜测——此人患有关节炎或腿受伤了？所以译者在直译之余加了脚注。笔者推测，杨先生解读后三个语用预设没有问题，问题是他认为它们无须解释，或不愿用过多的脚注（详见第四节分析），其结果是搞懵了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英文读者：他们不明白，此人学洋人走路的姿势和剪掉辫子，为何在家里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本例再次表明，如果预设触发语的语用含义在目标语文化中不存在，直译法就不敷使用，需辅以注释。
例7.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第110页）
译文：“In twenty years I shall be another …”* In his agitation Ah Q uttered half a saying which he had picked up himself but never used before. (p. 112)
* “In twenty years I shall be another stout young fellow” was a phrase often used by criminals before execution to show their scorn of death. Believing in transmigration, they thought that after death their souls would enter other living bodies.
上例中，预设触发语“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至少预设两层语用含义：其一，阿Q临死前喊出半句应景的豪杰语，“完成了最后一次精神胜利”（黄修己 1997：66）；其二，中国人相信佛教宣扬的“灵魂转生说”。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一文中解释道：
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 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鲁迅 2005e：632）
显然，杨先生对作者预设的第二层语用含义了如指掌，并且认为阿Q喊的这半句豪杰语对凸显小说的主题意义很重要，必须在译文中交代其背景知识。由于此处涉及的文化信息较为丰富、复杂，而且阿Q只喊了半句，不宜用文内注释法，杨译采用直译辅以文外注释的手法。译者在脚注中解释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是中国的死刑犯绑赴法场时喜欢喊的一句豪杰语，同时点明其思想根源，不可谓不详尽，可惜未能传递另一层更重要的语用含义：“Ah Q uttered the unfinishedheroic catch-phrase to win the very last psychological victory in his life”。
以上翻译实例的描述分析结果统计于下表中：
翻译策略 | 译例 | 小计 |
直译 | [例3] 晦气 [例6] 辫子也不见了 [例6]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 [例6] 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 | 4 |
直译+文外注释 | [例6] 腿也直了 [例7]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 | 2 |
直译+文内注释 | ----- | 0 |
改译（淡化译法） | [例4] 祓除缢鬼 | 1 |
释义（意译） | [例2] 龙虎斗 | 1 |
替代（归化） | [例5] 退一步想 | 1 |
删除 | ----- | 0 |
杨译本语用预设实例翻译策略统计表
四、翻译策略解释
第三节基于实例描述分析了杨译本采用的语用预设翻译策略（见上表），并对他们的翻译决策过程作出了解释性推测。本节结合译者的文化身份与知识结构、遵循的翻译原则及其对目标读者认知环境的预测等因素，尝试对他们采用的翻译策略作出解释。
一般而言，浸淫于中国文化的本土翻译家杨宪益能够准确识别和理解《阿Q正传》中的语用预设。另一方面，译者难免为自身的认知环境和知识结构所限，学识渊博的杨先生也不例外，因而偶尔也会误读语用预设，造成令人遗憾的误译（例1）；有时则未能完整把握或准确理解语用预设蕴含的地域文化信息（例3、4），导致译文对语用含义的传递不够充分。
对取自《阿Q正传》的10个非语言类预设触发语及杨译的描述分析表明，直译成英语后不能触发相同的预设信息或语用含义在英语中不复存在的语用预设居多，使翻译颇为棘手。在处理其中3个预设触发语时，杨氏夫妇很可能推测英语读者难以理解作者预设的背景知识，但并未采用删除法，而是分别用意译法（例2）、直译法（例3）和淡化性质的改译法（例4）进行传译，可见他们对待翻译的态度相当严谨（准确地说是谨慎），这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其文化和职业身份：杨氏夫妇是受雇于外文局、在中国从事翻译的职业翻译家。张南峰（2004：223-225）指出，隶属于外文局的外文出版社是官方的对外翻译出版机构，“其出版物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官方立场和国家形象，因此“译者不能有太多发挥的余地，通常只能对原文亦步亦趋”。由此可见，特殊的职业身份使他们的翻译过程受制于机构翻译规范（包括“对原文亦步亦趋”），不能自由发挥。
如上表所示，在9个预设触发语中（例1除外），共有6例（例3、例6中4例、例7）用直译法处理（其中2例辅以文外注释），表明其总的翻译原则确如杨宪益声称的那样“严格忠于原文”（转引自Henderson 1980：34），“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或减少”（杨宪益1998：83）。（参见汪宝荣 [2015：55-56] 对杨译本偏重直译的动因分析）。另一方面，杨氏夫妇没有直译“龙虎斗”和“缢鬼”，而是分别用释义法和改译法补偿语用含义的损失，这并非有意偏离原文，而是因为他们知晓“龙虎斗”直译后不能在英语中触发相同的语用含义，推测“缢鬼”预设的鬼神信仰会对英文读者构成认知障碍，因而在翻译策略上做出了必要的调整。
在认为背景知识在原作中很重要且必须解释给英文读者的情形下（例6中第1例、例7），译者提供了简明的脚注，但这种情形并不多，可见他们执行的是“尽量少用脚注”的翻译操作规范。杨宪益指出：“如果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看脚注，他们的思路就会被打断，那就太糟糕了。”（转引自Qian & Almberg 2001：20）事实上，文内注释不会打断读者的阅读流，可以相对不露痕迹地传递预设信息，效果似乎胜过脚注。然而，文内注释是把用于显化原文预设的解释性语句直接插入译文中，杨氏夫妇很少采用，这应是他们恪守的“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这一翻译原则决定的。
在笔者提出的七种预设翻译策略中，杨氏夫妇除了删除法都有采用，说明他们不是绝对的“直译至上”，而是在尽量直译的基础上适当顾及灵活变通。用何种方法处理语用预设，主要取决于他们对目标读者认知环境的预测，即英文读者是否具备原文预设知识，是否需要为读者提供预设知识。如他们推测英文读者了解或能够理解预设知识，一般采用直译法；反之，则用直译加脚注、意译、归化、改译等策略。作为经验丰富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决策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对例3、4及例6中后3例的译文描述分析显示，译者采用直译或改译法，没有加注进行补偿，似乎高估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原因何在？戴乃迭曾透露：“我们不仅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做翻译，也为亚非国家中懂英语的读者而工作，因此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读者究竟是谁。”（转引自Henderson 1980：36）由于目标读者不确定，他们对读者能否理解原文预设就没有充分的把握。直译虽略显生硬，不够通达，却是一种相对稳妥、简便的译法，也符合杨宪益坚持的“严格忠于原文”这一翻译原则。
本文基于语用预设理论，并依据笔者提出的预设翻译策略描述分析模式，以《阿Q正传》中10个非语言类预设触发语为考察中心，描述了杨宪益、戴乃迭采用的预设翻译策略，并结合译者主观因素，尝试对他们的翻译策略选择作出了解释。本个案研究表明，语用预设理论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可用来考察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机构翻译规范、译者遵循的翻译原则、译者的文化身份与知识结构、目标读者的认知环境等，从而帮助研究者有效地描述、分析译者采用的预设翻译策略，对其翻译决策过程作出“解释性推测”，并对其翻译策略选择作出解释。这无疑是规定性翻译研究难以做到的。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学界，把语用预设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似乎已经走进一个“学术瓶颈”，其根源之一是研究者未能彻底摆脱规定性研究取向。笔者认为，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考察预设翻译，能为预设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深入考察翻译难题、复杂的翻译现象以及译者艰难的翻译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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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香港《翻译季刊》2016年第82期。因原文较长，篇幅有压缩，包括删去注释。请多关注、多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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