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茶者说11】孙立平：从三件事情认识数字时代

最近，有三件事情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走进的数字时代，在给我们带来财富和便利的同时，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第一件事：润肺与墨茶之死：数码时代的劳动与生存

最近，人们在谈论拼多多女孩之死，谈论墨茶之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们谈论过劳死，谈论996。这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数字时代里人们的劳动与生存。

这样我想起一个关于什么是满的实验：一个瓶子里，放几块石头，再也放不进去了，满了吗？满了。但实际上没满。然后再放沙子，直到放不进去为止，满了吗？满了。但实际上还是没满。接着，再往里面倒水，不少的水又可以倒进去了。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满了，没有任何空隙地满了。

可以说，这就是数码时代劳动状态的隐喻。在此前的时代，特别是在传统社会中，管理者也会努力让员工的潜能发挥到最大的限度。但那时候，没有相应的技术，管理方法也处于比较粗疏的状态，被管理者还有或大或小的空间。就像瓶子里放石头那样，看起来是满了，但其实还有不少的空隙。后来，到了科学管理的时代，卓别林的时代，管理的方法与技术看起来是科学了，留下的空隙也比原来小了，但实际上还会有一些空隙存在。

而数码时代，就如同被倒满水的瓶子一样，一切可能的空隙都被填满。最近有人讲到的一件事情是，某市的一家科创公司，给员工发了一种高科技的坐垫，并要求员工都要用。这样，就可以监测每个人的心跳、呼吸和坐姿等，可以发现每个员工在不在工位上。这时你就会理解瓶子被倒满水时石头的状态和感受了。

而拼多多女孩之死的背景，与这个倒满水的瓶子有很强的相似之处。根据网上的资料，拼多多实行的是一种硬核式奋斗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实行大小周工作制，即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也就是连续工作13天后休息1天。而且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10小时，每月工作时间不少于300小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严苛的绩效考核。

令人感叹的是，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进步的光环之下。数字技术，代表着进步；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撑的管理方式，代表着进步；其带来的效率与发展，更代表着进步。但问题是，所有这些进步对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哪怕是是为了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也要苦苦挣扎。以命换钱，成为不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更值得人们思考的是，面对这种荒谬和悲哀，有多少人秉持一种与己无关的冷漠和接受的态度？又有多少人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墨茶。在我写的那篇有关墨茶之死的文章发表后，有网友提醒我关注一下赛博朋克这个概念。细究起来，墨茶的生活可能连赛博朋克也算不上。但赛博朋克这个概念，即高科技下的低生活，不是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数字时代中相当一部分与数字技术相联系的人的生存状态吗？这还说的是与数字技术沾边的人的生活状态，那些被数字技术排挤出去而在社会中已经失去位置的人呢？

第二件事：美国大选：数码时代的政治

与此同时，数码时代的政治，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让人大开眼界。

在这次美国大选中，首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所谓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依据过去的现实，我们对互联网时代曾经的想象是，互联网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使得对信息的垄断越来越不可能，这样，民众掌握信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隐瞒真相将越来越不可能。一切靠垄断信息得以存在的东西，将日益失去存在的基础。

但人们没有想象到的是，替代信息垄断出现的，并不是真相本身，而是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在整个大选期间，可以感受到，各种谣言铺天盖地而来。在似乎去中心化的各种自媒体中，耸人听闻甚至荒谬到极点的小道消息和谣言层出不穷，传统的主流媒体也放下昔日至少表面严肃庄重的姿势，而日益失去其传递信息的权威性。这时，人们辨不清事实，不知道真相是什么，而且人们似乎也不愿意相信事实与真相，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而且，在数码技术的推动下，一种信息茧房的现象出现了。大数据可以发现和追踪你的偏向，可以根据算法对你进行精准推送。你的倾向是什么？你的偏好是什么？好，那就精准地向你推送你愿意看到的东西。于是，人们就在这种投喂的信息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不断强化自己的幻想，不断加固自己的信息茧房。同时，人们也就变得越来越偏执，越来越极端。

当然，数码技术对政治的介入不全然是这种无意的、自然的过程。事实是，掌握着这些技术的主体，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强势介入政治。童大焕先生首先指出：美国科技社交平台联手封杀川普，其本质根本不是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舆论监督，而是新型科技霸权对国家和民众实施的降维打击和超级奴役。在极短时间里迅速成长起来的超级公司，正用一种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科技力量，有望迅速打败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国家，并全面重塑人类的价值观与灵魂。

第三件事：抗疫：数码时代的隐私与控制

昨天，我曾经编发了一位网友给我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断断续续的留言。他讲到了一个问题，自从去年疫情开展线上教学以来，各个地方已经把线上教学常态化。寒暑假都要求教师每天布置作业，然后线上批改，从小学就开始这么干了。更有网友补充说，人脸识别、手环、头箍、智能校服等科技监控手段，正在进入校园。

实际上，这次疫情给了数字技术一个急速扩展的舞台。而数码技术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力量，有赖于病毒对人类生命威胁的助攻。在疫情之中，我们经常面临着一种选择，要隐私还是要健康？通过手机对个人的行踪进行追踪，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为抗疫所需要。健康码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抗疫所需要。于是，隐私退后，监控上位。

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选择。于是，人们就看到，以权力和市场为双重动力的对隐私的侵犯，不但进展神速，而且甚至达到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程度。以至于赫拉利不得不想出诸如皮下监视、紧急补丁这样一类匪夷所思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匪夷所思的进展。

热爱自由、看重隐私的人们，竭力做出出于本能的反抗，但这些反抗太微弱了，在病毒的攻击之下，不得不节节败退。赫拉利曾经设想，我们应当利用新技术，赋予公民权力，而不是建立一种监控体系，不能用这些数据来创建一个功能强大的政府。然而，思路是温馨的，现实却是冷酷的。建立在人们放弃隐私和自由前提下的监控，正在显示出空前强大的力量。

杨鹏论D社会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读到老朋友杨鹏先生和子云的对话《屠杀D-Trump与人类美丽新社会》。杨鹏先生是一位富有哲学思维的人，他的带有想象性的思路，会给我们讨论这个舞台很大的启发。这里我将他的主要观点摘编概括如下，供各位参考。

杨鹏先生认为，对于特朗普封杀事件提醒人类：一个数字新社会，一个线上社会，第二社会，正在出现。对此，可以称为D社会，D-society。他说，我们可以把生理人称为P人，P-person，把过去的社会（也包括当下社会的主要部分）称为P社会，P-society。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二个人，second-person，数字人，线上人，D人，D-person。

从动态的角度说，生命就是时间。而我们的时间分配，愈来愈从生理P人向数字D人倾斜，我们愈来愈生活在D社会之中。愈是发达的地区，愈是依赖知识和信息生存的人，生活数字化程度愈高，D化生活愈来愈重要，生命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如果今后营养药丸和仿真机器人科技再有革命性突破，以食色欲望满足为本的生理P人的时间权就更会被剥夺，P人不再有多少存在的意义，P社会进入终结。数字D人的权利和义务，数字D社会的伦理和制度，就成为未来人类的真正伦理和制度。

而这次特朗普在大选中被封杀的事件表明，迅速被数字化的人类正在面临如何治理数字社会的问题。今天的美国是有基督教基础的民主法治共和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横向分立，有联邦地方纵向分权。有政党政治竞争，言论、出版、宗教自由等等。这些都属于现实世界、P世界中的制度、伦理和文化。但美国又是D社会发育最快的国家，D社会的价值和制度正在生成之中，与P社会的价值和制度发生了矛盾。

这次新媒体平台封杀特朗普，使这个深层矛盾猛然暴露了出来。在D社会中，其实就是几大数字公司在统治，就是少数D人在统治全体D人。这与美国线下社会不是一个治理逻辑。我们作为一个D社会的D公民，没有我们的《D独立宣言》，没有我们的《D宪法》，没有我们的D伦理。我们D人生活的D社会中，立法、司法、行政都归公司，D人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D人的权利义务是由数字公司在定义，我们D人的生死由数字公司的程序员们主宰。

杨鹏先生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看，积极支持永久封杀特朗普的学者，其实就是主张数字社会公司君主或僭主政体的人。支持封杀特朗普，但认为不要永久封杀的人，其实就是主张数字社会的公司君主（或贵族）开明专制的人。反对封杀特朗普的人，其实是追求数字社会的民主政体、共和政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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