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尽管是在旅行途中，看到一些群里的讨论，还是忍不住发了几点感想。第一招，大棋论，厉害着呢。请问有以攻击羞辱盟友为乐的大棋吗?第二招，和平论，不能再死人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历史上所有对邪恶的抵抗都变成了荒谬。第三招，实力论，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是实力不济，那还扯什么大棋？第四招，美国总统论，人家是美国总统，当然首先要为美国着想。当然不错，但问题是，可以袖手旁观，至少不能助纣为虐吧？第五招，谣言论，事情都没有发生，那都是媒体造谣。事情在越来越明，以此一言以蔽之。我将上面的，称为为川辩护五招。其实，还是人家老胡诚实：俄罗斯终于熬出头了。下面这篇，是写于2020年的文字】21世纪可能是一个黯淡的世纪。这句话，这些年我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第一次说这个话是哪一年？由于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无处查考。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是，是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去年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二十一世纪也许是个黯淡的世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话至少是2016年说的。但不管是何时说的，第一次说这个话时候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耳边响起的是葛优在一个电影中长长的一段独白。电影的名字不记得了，是《不见不散》？这段独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电影史上最精彩的一段独白，没有之一。情节大体是：临近春节了，或许就是除夕之夜吧，总而言之，这时窗外响起了鞭炮声。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葛优坐在已成植物人的姐姐的床前，陪伴着姐姐。这是在父母去世之后，相依为命的一对姐弟。这时葛优缓缓地、自言自语地说道：姐，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妈了。妈问我，咱们那个家还在吗？咱们那个家散了吗？我（葛优）说：妈，姐姐还在，我还在，咱们那个家没散。说着说着，葛优伏在姐姐的床头，失声痛哭。收起眼泪，葛优缓缓地、自言自语地回想起小时候姐姐带着他玩的情景。那时候，每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姐姐就会安慰他说，到21世纪就好了，到21世纪就好了。葛优说，现在，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了，姐姐你得好起来啊。这时，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姐姐，眼角上流出了眼泪。葛优那每个字都使劲的语调非常有感染力。是啊，21世纪啊。在世纪之交就要到来的时候，在千禧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多少人就是这样的期待，就是这样的憧憬。到21世纪就好了。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整整20年了。环顾周围，这真的是一个人们曾经期待、曾经憧憬的世纪吗？记得在我说21世纪可能是一个黯淡的世纪那句话的时候，我曾经讲了三个理由。其中一个是过去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及其价值观将遇到严峻的挑战，甚至走向混乱和衰落。另一个是以生育和移民的力量形成的某种力量的扩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来着？忘记了。就算是最近乌克兰战事所预示的吧。也许人类开始陷入某种深层的危机之中。关联阅读：孙立平：二战中的罗斯福：假如历史用另一种写法来写会如何？孙立平：从朋友的那篇文章说到乌克兰的和平方案乌克兰和平方案，表明二战后欧美日为主的社会整体软化，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孙立平：川马是好蛋也好，坏蛋也罢，我现在在谈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孙立平：马斯克改造政府：我不太在意人们的那些争论，我只在意一点，从这里能不能看到未来政府的某些雏形，至少是要素孙立平：挺有意思的几个问题，我试着回答一下孙立平：在斯普特尼克时刻后都发生了什么？孙立平：智能化信息茧房比一般信息茧房可怕得多，一个坑连着一个坑，坑坑位置精准，防不胜防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福鼎白茶随心，孙立平教授配制福鼎白茶两大世家之一吴氏后人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

【这是一篇写于2003年的文章，原题为《失业，你这人类自己创造的荒谬》。之所以要重新发表这篇写于20多年前的文章，是因为下面的这件事情：最近，在被问及是否会担心人类被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一个物种的生活由一种远远超过这个物种的智慧笼罩着、支配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最近在想的问题。老实说，我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勉强能想象的是一个不见得完全合适的类比：一群猴子，它们的智力应该是在许多其他物种之上的，但在某个时刻，它们遇到了比它们智力更高的人类。人类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想建一个动物园，于是，就把这群猴子抓来，放到动物园里，供人观赏。从此，一种远远超过猴子的智慧支配了猴子的生活。在动物园里，猴子们在人类的悉心照顾下，生存当然是没有问题了，有足够的吃喝，有足够的舒适。这是一种用猴子自己的智慧根本打不到的生活水平。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会不会面临着与此相类似的处境？在人工智能刚刚出现之际，其对于人类的意义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就成为人们的一种担心和忧虑。所以，在过去这些年，关于人工智能安全性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和争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具体一点说，人们的担忧主要是集中在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层，是AI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常规性风险，如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的问题等。因为人工智能系统通常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和优化，而在这些数据中，往往包含着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如此一来，会不会导致隐私的泄露与数据安全的风险？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人工智能发出错误的指令会怎么样？这在流水线上曾多次发生过。第二层，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负面经济、社会、文化后果。人们关心最多的，就是就业问题。AI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可能导致大量的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替代，从而引发失业问题。这会在社会的层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现在看已经越来越现实，波及面可能比原来人们想象的还要大。还有，AI技术如果在军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带来的可能后果会是什么？等等。第三层，人工智能的失控问题。对于人工智能更深层的忧虑，是人工智能会不会失控？如果失控会怎么样？霍金是最早表达这种忧虑的人之一。霍金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比人类的智慧发展得更快，那么，当机器发展到能自己演化的重要阶段时，它们的目标与人类愿望之间的相符程度就很难预料了。现在看，这也已经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但今天我想说的不是这些。上面的这些担忧，都是很具体的，设想的情景，也都是在某种情况发生后会怎么怎么样。但在这里，我想在一个更一般、更抽象似乎又有点虚，同时又是一种常态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即使不发生常规性风险，即使人类设计的制度安排足以解决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带来的副作用，即使失控的问题在技术上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如果有一种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智慧笼罩在我们的周围，如果我们人类每日每时的生活是由一种远远超过人类的智慧所设定和支配的，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人们的感觉又会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这才是人工智能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人类自身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为什么还要活着，而其可能是很卑微地活着？或者的意义是像猴子有一种更优渥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并不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但说句老实话，这个问题太大了，已经远远超出我能讨论的范围。下面将我这两天与网友互动时一些想法的片段，摘录如下，供各位思考和讨论：我：尽管人类有了这么漫长的历史，但有一个关于自己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真正弄清楚，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换句话说，是什么支撑你活着。我想，首先是存在感，我们还先不说成就感。我们假设一种情形，一群人在一个客厅里聊天，客厅很舒适，有茶水咖啡水果，你可以尽情取用，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你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人看你一眼。这时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还有某种程度的自尊的话。我：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有意思在上面地方？存在感和成就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因为做饭不完全为了自己，你看到别人吃你的饭，不用说吃得很尽兴，就是仅仅是吃饱了，你都会有一种成就感，至少有一种存在感。我：其实，存在感或成就感，不是一种很玄虚的东西。甚至是在很琐碎的地方，还是用两口子过日子来比方，对方弄一个东西，弄不好，或者是弄不动。你说，我来。弄完之后，你心里可能一句没说出口的话是，看，你不行吧。这是一种对存在感或成就感的自我感受。人生的价值什么？就是这些琐琐碎碎感受的总和。好了，假如现在你身边有一种巨大的能力和高超的智慧存在，在这种力和智慧的面前，你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就是无能儿，就是一个窝囊废，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形象一点说，假如你是一个小学生，而在你的班级里，几乎所有人的智力都比你高很多倍，10倍，100倍，1000倍，1万倍，而你就像一个傻子一样，这时候这感觉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傻子一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什么样的世界？我：退休了，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些人在学画画。是想当艺术家吗？是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吗？也不是。为什么呢？就是想从中找到一种成就感。看，我画得不错吧。但最近我就听到有的朋友说，不画了，人工智能合成的比我画的还好呢。当然，你可以说，毕竟自己画出来的和人工智能合成的毕竟不一样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时的成就感已经打了相当的折扣。我想，这种感受，也许就是人类在被更高智慧碾压时的一种最初的感受。各位可以再想想我们经常说的“没劲”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网友:

重庆市副市长熊雪腐败案有两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一个细节是：熊雪升任副市长前，其夫人极力反对，甚至闹到夫妻反目的地步。据报道，熊雪夫人系重庆市某区某局副局长，她平常会“跟投”一些小工程，但是主要收入来自于民间放贷，月利息为2分。她认为，家中已经积累了几千万元资产，加上放贷收益，早已财务自由，树大招风，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往前更进一步。另一个细节是：在熊雪升任副市长后，为避免“裸官”嫌疑，其在美国多所顶级名校攻读本、硕、博毕业的独生女儿熊某，不得不放弃20万美元年薪的全球某顶级投行香港公司的工作，回内地在上海一家普通公司就职，自此身心受到严重影响，父女交恶，鲜有见面。2024年12月17日，熊雪因受贿1.48亿元人民币，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我在转发这条消息的时候，写了一句话：这是何苦呢？看来腐败这个事情真不是我们普通人能理解的事情。作为普通人，通常会想，他们为什么要腐败呢？答案肯定是为了金钱财富呗。为什么要聚敛这些金钱财富呢？肯定是为了自己享受或传承给子女呗。但事情也许还真的不是这么简单。从自己的生活来说，正如其夫人所说，已经财务自由，何必再冒风险呢？为了子女，女儿原来的年薪是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将近150万，子女需要吗？为了他当副市长（再过几年就退休了，而女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放弃这个工作和年薪值得吗？腐败巨大的吸引力在哪里呢？下面是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对此的思考：晚饭后，打开电脑，愣愣地盯着一张照片发呆。脑子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巨大问号。照片上中间的人物，是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报道说，2021年8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受贿一案。在审判中，董宏被控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6亿余元。我对有关的法律是外行，我不知道如果指控成立，这应当判个什么罪，会判多少年，会不会是死刑？此时，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悠的问题是，这个干瘪瘦小的老头，这个4.6亿的天文数字，两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贪腐4.6亿这样的巨款，怎么还这么瘦小呢？没吃点好吃的吗？反过来说，这么个干瘪瘦小的老头，干嘛要冒着生命危险弄这么大一笔巨款呢？百思不得其解。猛然间，我想起前些天在评论阿里事件时，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的一句话：有时我很不解有的贪官为什么贪那么多，那么频繁。后来也想明白了，在了无生趣的生活中，似乎也只有这点乐趣了。于是，我猜测，腐败有时也许是一种精神生活。说腐败有时也许是一种精神生活，这话肯定是有戏谑的成分在里边。我的意思是，对于腐败，我们也许不能完全从金钱、从物质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们应当注意腐败行为的心理或社会心理或精神的层面。过去，对于腐败现象，我们往往觉得是个经济问题，或世界观、政治觉悟问题，一说就是贪图享受，一说就是世界观没改造好。这恐怕是不够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些腐败分子的逻辑真的难以得到解释。比如眼前的这位董宏。查了一下，董宏出生于1953年，今年已经是68岁。就算他前些年的贪腐在逻辑上还可以理解的话，到了现在，年近70，还顶风作案，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还能活多久呢？有限的余年，用得了这么多钱吗？况且，在他这样的位置上，有时生活奢侈一点都怕被外人知道，能用掉多少钱呢？有人说，为了家人啊，为了子孙后代啊。但据知情者说，董宏连个自己的子女都没有。这又是何苦来哉？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某地。一天中午，一位当地官员请我到附近一个农家乐去吃饭喝酒。那时候，正是查公款吃喝查得很严的时候，他也显得略微有点紧张。喝酒聊天，他不由自主地跟我诉说他的苦衷。他家离工作地点并不远，但据他说，每个月大约只能回一次家。上边要求他，白天干兼职的事情，晚上做本职工作。除此之外，晚上还有数不清的会议、汇报和临时性的工作。我开玩笑地说，我理解你了。你说你要不经常喝点小酒，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也有不少官员朋友，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是风光，但内心里其实苦不堪言。白天里做着很不情愿的事情，下班后就尽量努力地放松缓和一下。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就这，也很难做到。说他们的生活了无生趣，一点都不为过。当然，这一点都不构成他们可以贪腐的理由，也不构成我们可以原谅他们贪腐的理由。但谁又能够否认，他们会在了无生趣当中，把非理性的贪腐作为一种变态性的享受。换句话说，他们享受的并不完全是腐败的物质结果，同时也是在享受腐败的心理过程，甚至有时后者要超过前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注意腐败行为中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应当对腐败行为有一种多维的、立体的了解。说到这，我又想起另一个朋友和我说的话。有一次，聊天时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前半句起码说明喜爱钱财是人的本性。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拒绝腐败是没有心理代价的。他给我打了个比方，有人送你一百万，你没有收，这和根本就没人送你是不一样的。他用亲身经历和感受说，你没收那一百万，有时就像自己丢了一百万，或应该得到一百万但没有得到一样，心里是很不舒服的。试想，一个人如果有经常腐败的机会，而他又因权衡利弊每次拒绝，他就会经常处于怅然若有所失的境况之中，这是一种何等的煎熬？这样说来，不腐败，有时真的不容易。可见，腐败的心理，绝不是我喜欢钱，你送我要这么简单。在腐败的文化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补偿心理。有人通过对一些贪官忏悔书的分析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年都极其贫穷，都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爬上来的。在他们的悔过书中，不乏这样表述：我生长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我妈临死的时候想吃个馒头，都没有吃上等等。或，那时候我的学费都是向亲戚邻居借来的。然后就是没有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没有加强世界观改造云云。其实，这与马列主义，与世界观什么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原因是一种心理补偿因素在起作用：从小就穷，就缺钱，就更迷恋钱，甚至迷恋到非理性的程度。在腐败的心理因素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称之为的堕落仪式。一个人在腐败的路上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这个开始的点很重要，具有一种仪式的含义。贪官的第一次受贿，孩子的第一次说谎，小偷的第一次作案，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这种仪式的作用是弱化堕落产生的负疚感，从而使之习以为常。一个腐败分子曾经说过：“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但之后就越来越坦然。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个人的因素，生态的因素，在其中各自起了什么作用？也许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我们通常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同样的，腐败似乎也是在前赴后继。对于这样一种顽强的社会现象，也许我们需要不断增进对它的认识。关联阅读：孙立平：大拆解：由来、进展、下一步及终极的可能（把我关于大拆解的想法系统整理一下）孙立平：最近几篇还值得一读的文章孙立平：最悲观的预测：大拆解会走到哪一步？孙立平：现在创造的财富够不够我们生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孙立平：观察2025年世界风云的四条脉络孙立平：国运转折仅仅需要十年时间孙立平：人们最焦虑的两件事情：也算是迟到的新年祝愿孙立平：中国经济问题的三个层面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在《现在创造的财富够不够我们生活得轻松快乐一点？》一文中，我们探讨了一个几乎每个人都深有痛感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利用现有的财富，生活得轻松一点，快乐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的压力太大了，人们生活得太沉重了。说得难听一点，甚至活得不像个人样。那我们的压力来自哪里？当然是各个方面，我们就说最现实的吧，经济的压力。一位网友说：以前是低收入低消费，现在是低收入高消费，压力能不大吗？工资没涨多少，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翻着跟头上涨。财富是创造出来了，但没分到老百姓手里。另一位网友说：现在人如此累，我认为在3个方面，让人疲于奔命：1）劳动供养比1：1.11，一个普通男性赚钱，只能养活自己一个人，根本无力养家，使原本的家庭和婚姻结构遭受重创，年轻人都负债，更不用说养家。2）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人民所刚需的部分，没有一个不是大山，发展这么多年的经济，如此高的税收，并没有转化成老百姓的兜底机制，你如果现在不赚钱，未来可能老无所依，如何能不心急呢。3）希望，现在的绝大部分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一方面因为各行各业发展进入存量期，晋升机会减少，另外一方面经济的下行和产能出清期，工作机会减少，没有希望，如何幸福呢。我觉得，网友们所说的这些，都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现将我原来写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转载如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找到的最直接的因素往往是收入。一说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意，就说收入太低了，或说收入增加太缓慢，甚至减少了。在宏观的层面，一说消费不足、内需疲软，人们也往往到收入中找原因。但真的是这样吗？在十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帖子，具体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了。有据可查的是我在2011年的一个讲座上提到过这个帖子，而且说是不久前看过的。那这个帖子发表的时间应当是2010年或2011年。这个帖子的题目是，《我年薪50万，生活很艰难》。如果光看这个题目的话，你一定觉得他很矫情。有人会说，如果年薪50万还生活得很艰难，那一年挣几万块钱的普通人日子怎么过？人们这么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你看看他在帖子里面算的账，他说的也并不是太离谱：年薪50万元，大体就是月薪4万元。这4万元，在交了个人收入所得税8000元后，还剩32000元。他生活在北京，买了一个100平米出头的房子，每个月的按揭是12000元。这样月薪还剩20000元。他太太是个全职太太。他的单位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大家都知道，在高科技企业里是吃青春饭的，所以他上了保额比较高的保险，保费大约每个月3000元。月薪还剩17000元。除此之外，在剩下的17000元中，还要支付他太太和小孩的其他保险1500元、小孩的幼儿园和各种辅导班的费用500元、养车的费用2000元、给双方的父母各1500元。这样，月薪还剩10000元。接着，还要支付手机和上网费500元，房子的日常养护500元，吃饭3000元，这样还剩6000元。假如说一家三口每个周末到郊区去玩一次，每次来去1000元。这样算来算去，最后月末也就仅剩两三千元，于是一年也就能攒个两三万元。当然，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太太是全职太太，家庭收入只靠他一个人。第二，他的消费水平还是不低的。但尽管如此，看他算完账的感觉与我们乍看到这个题目时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我想用这个帖子说明什么呢？我们先看下面这张图：上面这张图是从1978年到2018年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增长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进入本世纪后，工资增长的水平还是不慢的。这里统计的虽然只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数字，但从其他统计或调查数字看，其他就业人员包括农民工的工资变化趋势也大体与之类似。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但问题是，在工资迅速增长的同时，很多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水平也得到这样大幅度的提高，相反，相当一部分人感觉生活的压力更沉重了，甚至有一些人感到生活更加窘迫。这是为什么呢？我想用下面的比方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种情形：水在水泥地上流。我们知道水泥基本是不渗水的，即水越多，水流越大。改革前的情形大体与之类似，那时候很多东西是国家配给的，包括房子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那时候的工资很低，水少水流也小。第二种情形：水在沙土地上流。由于相当一部分水会在沙土上渗下去，水再多，水流也不会同比例加大。这大体相当于，工资或收入在提高，但原来许多不需要花钱的需要花钱了，原来花钱少的现在花钱多了，增加的收入中，真正能用来改善生活的很有限。第三种情形：水在铺设了防渗层的水道中流。由于有防渗层，会有一部分水渗到防渗层上面的沙土里，但去掉这部分渗透掉的水，水越多，水流也就会越大。这里说的防渗层，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起的是兜底的作用。其实，有时候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完全是收入没有增加的原因，有时是某些支出在增加，甚至增加得太快。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关联阅读：孙立平：最近几篇还值得一读的文章孙立平：最悲观的预测：大拆解会走到哪一步？孙立平：现在创造的财富够不够我们生活得轻松快乐一点？农村人也不想多生孩子了孙立平：观察2025年世界风云的四条脉络孙立平：国运转折仅仅需要十年时间孙立平：人们最焦虑的两件事情：也算是迟到的新年祝愿孙立平：中国经济问题的三个层面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顶级生茶正宗墨江凤凰山原产地

如何看2025年的世界？去年年底，人们给出了许多说法，进行了很多预测。其中，许多人是将焦点放在事件的发生与进展上。但我的看法是，关键是世界变化的框架与脉络。我将这些脉络归纳为如下四条。第一条脉络：产能战争新冠疫情以及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紧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人们对掌控制造业产能的重新重视。在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时代，压倒一切的原则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哪里的劳动力价格低，哪里的资源便宜，哪里的运输便利，产业链就放在哪里。至于这些产业链放在哪里，这并不重要，反正是在地球村里。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给人们的教训是，产业链放在哪里，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这已经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大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动向，一个是友岸和近岸产业链的建立，一个是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的产业回流。实际上，我们观察一下近几年的世界经济，就可以发现，这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墨西哥、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以及东欧的几个小国，几乎都是因供应链替代而受益的国家。另一种趋势就是产业的回流与重建。2023年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2010年平均值的三倍。有人估计，到2025年，将有84%的美国企业部分或全部回流其制造业务。有人甚至认为，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新的超级周期就要到来。而且应当注意到的是，美国以往的发展，往往是挖掘全新的赛道，而这一次，除了新的赛道之外，也在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回流，这意味着对传统产业有限市场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无论是新的产业链的建设，还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回流，最终的结果都是产能的扩大，而且是大规模的扩大。这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工业产能的爆发期，如果再加上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加持，人类也许会面临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产能过剩时代。其结果，将会是一场残酷的产能战争。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获胜之后，特朗普口不离关税这个词。但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关税这个词，其含义并不仅仅是贸易战，甚至并不仅仅是以产业回流增加就业，其实质是产能战争，是对制造业掌控权的争夺。第二条脉络：地缘政治关于地缘政治，去年岁末，许多专家学者对2025年的走势与演变做了种种预测。大致的说法是，地缘政治冲突将会增多，世界将会进入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而今年年初的一系列事件，乌克兰战争在陷入僵局，叙利亚政权在眨眼间更替，尹锡悦因戒严遭弹劾，似乎都正在佐证这一点。当然也有人认为，如果俄乌战争能在2025年结束，加之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的毁灭性打击，地缘政治冲突有可能走向缓和，至少是喘口气。而我关心的则不是这些具体的事件，我关注的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脉络的变化。就此而言，我倾向于认为，2025年也许是一个世界政治格局轴心转换的一年。这种转换并不是始于当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事实上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轴心的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之间虽处于冷战状态，间而也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但这样的格局形塑了世界的基本秩序，并保障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而在苏联解体苏东巨变之后，意识形态对立的营垒越来越失去存在的根据，西方阵营亦处在松懈的过程中。现在也许是在向下一个轴心转换的时刻，只是转向何方，我们一时还难以断言。在这里，我要再次引用我曾经多次引用过的冷战史学家加迪斯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说法：现在不是冷战，因为有意识形态才有冷战，而今天意识形态不是重要因素。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那种力量平衡，就是俾斯麦玩的那种游戏。美国、中国、日本、俄国、欧洲，五大势力现在很接近这种状态——全球的力量平衡游戏。对于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来说，2025年为什么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呢？这就是特朗普的重返白宫。但我认为，加迪斯所说的力量平衡状态，也许是一种过渡状态。未来会走向哪里？我的看法，也许是文明的冲突。这下面还会谈到，但过渡状态可能是我们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要面对的现实。这是一个相当混沌的时期，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从特朗普第一届任期的退群，到拜登时期联盟的重新组建，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可能作为，也许就是寻找新框架的过程。对于这样的一种过渡状态，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多极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碎片化。加迪斯对此的描述是：第一，各国之间是丛林社会，惟力是视，没有共同认可的规则、原则和价值观。第二，各国之间随时调整朋友和敌人的组合，弱者联合以制衡强者，但随时拆散重组，不受观念、历史，以及鲜血凝成的友谊所制约。对此，我们自然可以再加上一句，这将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世界。第三条脉络：文明冲突在当今的世界上，有两个现象非常耐人寻味。第一，整个世界有一种右转的趋势。更早的事情不说了，米莱的崛起，特朗普的当选，特鲁多宣布即将辞职，是这一趋势最新的进展。第二，右翼极右翼领袖超越地缘政治格局的惺惺相惜。特朗普与普京的关系暧昧不清，马斯克公开支持德国选项党，欧洲相当一部分极右翼领导人对援乌持消极态度，甚至对普京公开表示好感。在这种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背后，也许可以看到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明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文明冲突的内部化。这是我在三四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而导致文明冲突内部化的直接因素，就是移民，包括大量的非法移民。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大选中，移民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而右翼特别是极右翼在此意义上，立场高度一致。对于这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看到荷兰总理吉尔特·威尔德斯在美国的一个演讲。威尔德斯有小特朗普之称，其观点之激进，使其不得不经常穿着防弹衣。他的这个报告被称为是一个的令人心寒的报告。在这个报告的一开头，他说：我带着使命来到美国。旧世界并不那么美好。巨大的危险迫在眉睫，很难保持乐观。我们可能正处于欧洲伊斯兰化的最后阶段。这不仅是对欧洲未来的明显而现实的威胁。它对美国和西方的生存也构成了威胁。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最后堡垒。这个报告的内容难以概括，但可以说，非常触目惊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看。而他讲到的那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文明的冲突。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亨廷顿给出的答案是：文明的冲突。在最初的时间里，亨廷顿的这个结论备受诟病。但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人们不得不认头，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实以这么快的速度在西方世界内部展开。这么说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西方世界很多事情将沿着这条线索展开。第四条脉络：人工智能这一条，我知道重要，但我几乎完全不懂。但不懂也得将其作为一条脉络，因为它实在太过重要。这里只能将我最粗浅的学习体会写下来。一份美国报告研究显示，在未来20年内，约47%的美国工作岗位可能被ASI卷走。资料显示，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就会导致当地经济损失约5.6个工作岗位。有人说，这折射出一场正在悄然发生的职场革命。其实，哪里是悄然，是猛烈，是轰轰烈烈。现在就可以预期的是，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之下，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而与此前所有的职场变化不同，以前是转换，现在是淘汰。我们不用说远的，下面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中国的观感：这次参观让我学到了一个新词：“黑灯工厂”。一位退休的中国官员在晚餐时顺便提到她想买一张新的高科技床，于是决定去看看工厂里的产品。然而，当她到达时，她发现这是一间“黑灯工厂”。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来推动生产，并引入了‘黑灯工厂，这些工厂具有

这是2018年9月1日我一个讲座的部分。这次发表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特此说明。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尤其最近这段时间，人口的问题、生育的问题，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而这种关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从最近这两年的情况看，东北三省已经开始进入人口净减少状态，有学者把这称之为收缩型社会。乐观一点说，在十几年之后，悲观一点说，就在几年之后，整个中国也有可能都要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事实是，4年后即2022年，就进入了这个状态）。原来，人们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放开二胎上，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并不乐观。去年（2017年）是中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第二年，但是根据人口统计的数字，2017年全国新出生的人口比上一年却减少了63万。而且这其中，新出生的人口在减少，二胎的数量却在增加。这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总数比原来少，但是二胎比原来多，这意味着头胎比原来要少得更多。或者换句话来说，在生育上可能正在出现这样一种趋势：要生就两个，但是更多的人是一个也不生。这是一种生育上的分化，也是社会分化在生育问题上的反映。但这个分化与社会当中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多少有点不同。在生育的问题上，将来可能的结果是：富人，条件比较好的，可能就两个甚至更多；然后还有一部分比较贫困的人口，可能也会有比较高的生育率。就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就是新疆、山东、西藏、青海、海南、福建、广西、宁夏这样的一些省份。总体描述一下，就是社会当中最富裕的人和最贫困的人，可能将来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生育率。而社会中间的这一块，生育率可能会非常非常的低。这是很可怕的。我们且不说人口的质量问题，就单纯以数量而论，靠贫富这两头也是支撑不了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的。我们不是说中产阶层在不断壮大吗？问题是不断壮大的人群却在越来越不生孩子。那有人说，中国这么多人，人口少一点儿还不好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人口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里人口大幅度下降，维持不了人口的再生产，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我们能感受最明显的，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正在转向，开始鼓励人们生二胎。像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出台一些政策，对于生二胎的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我们都知道，这只能是杯水车薪，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说的杯水车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点补贴对于育儿这个负担来说，可以说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因为现在养育一个孩子，特别是二胎，两个孩子，经济和社会的负担实际上是太大了。有人会说，几十年前一个家庭有两三个孩子、甚至三五个孩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时候都能把这些孩子养大，怎么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条件改善了，却连养两个孩子、甚至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呢？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在独生子女一孩化的时代，我们形成了一种奢侈的养育儿童的方式。大家把点儿时间、把点儿精力、把点儿钱都用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把孩子当作小皇帝来养。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模式来生第二个、养第二个，实际上就非常困难，就算你钱不是问题，但是时间、精力可能都无法承受。最近我看到一个数字，就是在过去实行计划生育这几十年当中，我们总共出生大约是一亿七千六百万，也就是将近一亿八千万的独生子女。对于实行这样的一种政策，当时人们就有很多的担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比过去人们当初的那些预料，哪怕是从最坏角度做出的那种预料，可能都要复杂得多、严重得多。当初很多的问题我们都缺乏预见性，有的可能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比如说，当初人们确实想到独生子女将来要面对老龄化社会，要面对他们父母养老的负担。但是当时没有想到，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平均寿命提高得这么快，人们当时讲所谓“421”家庭，但是现在看可能这都是有点把事情简单化了，可能都不仅仅是421家庭的问题。而且在当时，人们也很难想象到，今天的养老、医疗在经济上的负担有这么重。现在问题来了，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阶段，而且寿命还很长，养老医疗的负担非常重，这时候你让他怎么处理养老和育儿的矛盾（去年，我一个学生给我发来一张照片，她正在照顾她住院的父亲，照片里都是头发花白的在照顾头发全白的）？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上海的一对中年夫妻，大约是四十五岁左右，一个孩子读高一。男方的月收入是大约两万块，女方是八千，每个月去掉还房贷，应当说生活还凑合吧。但是男方的父母都在农村，七十多了，他姐姐出嫁之后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也管不了父母。女方是一个独生子女，父亲没了，母亲一直是在一个小县城独居，大约也是七十左右。现在的问题是三个老人身体都很差，生活基本上处于不能自理的状态，然后这三个老人都要来投奔这一对夫妻。这一下子就麻烦了，你得租两套房子，可能还得雇两个保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小夫妻按照现在的收入的状况，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办法来承担的。这还是这对夫妻现在已经是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了，可能也不见得有要生育二胎的愿望。但是如果他们岁数稍微小一点，那你可以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说他们想到将来这样一种可能的前景，他还敢要第二个孩子吗？所以这个事情至少从程度的角度来说，原来其实是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还有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在独生子女时代形成的一种奢侈的养育儿童的模式。这样一个东西对后来的影响，可以说当时也是没有充分的估计到。而现在看呢，实际上也成为制约人们生育的选择，从而造成当今这种生育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概括的说，过去几十年实行的这样的一种计划生育的政策，已经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得相当脆弱，社会的生态也在不断恶化。所以当前这个生育困境之所以形成，是和这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整个社会要想出一些办法，其中最现实的是，我们不能够继续把有限的资源过多的用在干大事上，我觉得更多的要用到这个方面，由社会来更多承担养老的责任，承担育儿的责任。这样可能我们才能真正的缓解当前这个生育困境的问题，不然的话，将来社会的正常运转可能都是一个问题。推荐阅读：孙立平：李稻葵的观感，值得深思孙立平：目前的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孙立平：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注意到的只是现象孙立平：一种猜想：美国正在发生的可能是一场类似于中国改革的变革？孙立平：三个案例：我们如何在思维与争辩中不走入误区？孙立平：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公正，只要知道什么是不公正就够了孙立平：关键是两个地方转不动了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

【在昨天的《一种猜想：美国正在发生的可能是一场类似于中国改革的变革？》的最后，我写道：有些事情如果从我们几年前讲过的保守主义这条暗线的角度来想象呢？这里重发的就是当时讲暗线的那篇文章，当时的题目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条暗线》。这条暗线指的是保守主义。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并重发这篇文章，意在提醒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保守主义也许会成为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一条重要线索。只要看看当今世界上保守主义领袖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为什么众多西方的右翼成为俄罗斯或普京的同情者甚至支持者？这其中有什么内在的联系？看清这种联系对我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有什么意义？现在，特朗普即将再次入主白宫，同时共和党拥有两院多数，可以预见到的是，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保守主义也许将从一条暗线变成一条明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思考当今世界格局的概念框架也许需要发生变化。有挺乌的朋友对文中温和保守主义一词感到不适。这完全是望文生义。这里的温和保守主义是思想光谱意义上的，而且是俄官方就其意识形态的一种正式表达。我一直以来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入侵的，并对特朗普有关乌克兰的言论持保留或批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保守主义这条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就会将事情简单化。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条线的因素，乌克兰面对着严峻的局面。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对垒的背景下，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只是一条暗线。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可能变成一条明线】众多右翼成为俄罗斯的支持者或同情者10月10日，特朗普在一场集会上，公开批评了拜登日前发出的与俄罗斯有关的“核末日”言论，称美国本该敦促俄乌和谈，但拜登却对俄说了“完全错误的话”，如果拜登不做出改变，那俄乌冲突可能会演变成“三战”。在当今世界的思想光谱中，特朗普无疑属于右翼或保守派。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无疑与拜登政府的立场有明显区别。实际上，特朗普的这种观点一以贯之。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特朗普就多次表示，如果自己还是总统，今天的俄乌冲突根本就不会发生。在战争面临升级危险的情况下，特朗普有多次强调：普京的核威胁绝不是虚张声势，如果美国和盟友继续把普京堵在墙角，那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全球性战争风险。也是在10月10日同一天，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抨击了拜登的“核末日”言论，称对美国人来说，拜登的言论“可能比世界末日更危险”，并称拜登的言论非常“鲁莽”。有人认为，蓬佩奥的言论让人感到意外。其实，这没有什么意外的。在美国的右翼阵营中，对普京或俄罗斯表示理解、同情甚至支持者，不乏其人。一篇文章指出：塔克·卡尔森(Tucker

近期，不少人问及历史上的经济衰退期，或社会经济动荡之后，降临的是通胀还是通缩？我以为此问的真切意思是，如果遭遇衰退动荡，那么有没有一个防御范式，能系统性地保全自己，包括财富和地位？人们总是会恍惚于所爱所得，似乎真切恒久，却又梦幻泡影，如阿兰胡埃斯之恋，在挽入怀中之前却已失之交臂。社会兴衰经济荣枯都是有周期律的，但对周期本身的定义却极其模糊，缺乏清晰的力度和交替时间的测度。也就是说经济多好，好多久？多糟，糟几何？都说不清。这给抵御周期的防御策略带来了大麻烦。多数情况下，人们束手无策。第一，经济动荡后，究竟是通胀还是通缩，看反危机的手段是财政的还是货币的。粗俗地说，财政走通缩，货币走通胀。以美国1929年大萧条和日本1991大衰退为例，接踵而来的都是持续通缩。对美国大萧条的教科书式描绘，就是牛奶倒入沟河中，日本则是在“失去的三十年”之中，物价几乎不变。通缩意味着现金为王，存货、生产和销售都面对不断萎缩的需求。政府不断举债，财政持续赤字，以公共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故而今天的日本政府，是财政负担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当政府举债难以为继时，发达国家会转向货币刺激，百姓通俗地用“钱变毛了”来形容。绝大多数穷国则在面临经济动荡时，直接放任发钞泛滥，原因在于穷国通常没有可靠的税收制度。从拉美到非洲，热衷于发钞的国家比比皆是。如果说通缩对持有大量现金的富裕群体伤害较小，那么持续恶性通胀则是政府对全体国民的持续掠夺。只要经济动荡延续得足够漫长，几乎绝大多数经济体，包括历史上的中国，最终都会走上发钞+通胀之路，最终穷得只剩下钱。次贷危机至今，发达国家的窘境就在于原先的财政困境无力摆脱，还走上了以量化宽松为特征的快速发钞之路，结局如何还未知，目前有催生金融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的效果。考虑到日本是财政持续刺激和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人们正对日本如何应对拭目以待。总结起来，就是遭遇大衰退，穷国直接发钞，直接恶性通胀；富国在财政无以为继时会转向发钞，先通缩后通胀。那么，走不出衰退就几乎意味着社会财富大洗牌。第二，在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胀交织时，直接承压的并非防御策略，而是法制稳健否？如果政府财政货币政策最终非常松懈，通胀或迟或早总是要来，无非在通胀降低之前有没有一段时间的通缩罢了。那人们又如何应对？通常可能转向持有成本很低的资源性资产，例如土地森林或矿产。不少香港人是在香港经济低迷和内地楼市早期时通过囤地而发迹。前苏东巨变时，也涌现了不少通过攫取资源性资产而暴发的寡头。持续恶性通胀时期，试图积累资源性资产其实很危险。因为其成败取决于该国能否维持稳定的法制框架。如果财税金融失灵后迎来通胀，通胀后迎来寡头们攫取资源，接下来很可能是法制废弛和丛林规则了。政府面对衰退和通胀时，法制的损毁可能是渐进的，即罚没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比持续上升，最优达到系统拐点。历史教训是，穷国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偏离和放弃法制，这应是不言自明的。即便发达国家也往往会遭遇一段保守甚至极右翼的氛围。换言之，你想构建系统防御策略保全身家性命，不单纯看通胀，还要看法制。至此，不少人会将眼光投注到黄金之上。我确实见过屡经抄家的成分不好的家庭，在最艰难的时候，仍能魔幻地拿出金戒指之类，向走街串巷的金匠讨价还价换得一些钱，以熬过最艰难的岁月。但今昔大不同。往日现钞或黄金是匿名拥有的。如今购买金饰品或实物黄金是强实名验证的，同时携带黄金跨境旅行也几乎不可能。因此，以黄金为财富的避风港实际上虽有必要，但策略容量变得相当困难。第三，可行的系统性防御策略只是个框架，知易行难，挑战人性。《西藏生死书》上说，死亡并非突然降临，对于不愿意接受生死必然性的人来说，死亡就是失去，一点一滴地失去时间和地位。那有什么万全之策可以恒久保持自己的财富呢？要构建系统性的防御策略，无非是跨境、跨周期和时间中性。面对周期律，自然有人会联想到资产的跨境配置，即本外币资产、海内外资产的均衡配置。这些是可行且必要的。但需要注意细节。一是跨境的中性策略是本币资产和非本币资产最好各50%。这样汇率对你来说是中性的。二是可选防御资产也许仅仅局限在法制可靠的经济体，而不是一时风光的发展中国家。三是过多的资产在海外，人的主要生活工作半径在境内的话，资产和人居的持续分离能维持多久？也是令人担心的。面对周期律，也有人联想到跨期资产配置，最典型的长久期资产，自然是世界级城市的不动产。理性告诉我们，由于不知道衰退持续多深多久，因此你能做的本质上是“穿越周期”，也就是进行久期长达30年甚至50年的资产配置，类似纽约、伦敦、巴黎之类的不动产，其实世界城市的核心区及其核心区的功能，变迁往往非常缓慢，这是追逐核心地产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否成立，还要看当地的不动产持有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中国京沪一线城市近年来核心区域住宅供应不足10万套，相对于近800万户人口而言，以30年-50年看也许具有可投资性，但仍需考虑税收和土地政策，以及建筑寿命。此外，储蓄型寿险也往往会在经济衰退时大受欢迎。面对周期律，一个急功近利者几乎不可能进行30年以上的投资，因为这已越过了他形成投资能力后，几乎全部投资生涯的长度。也就是说，他很可能看不到自己此生投资的成败，而需由子孙后代来领受。我对财富成功人士愿否进行这样的超长久期投资十分怀疑，原因在于难以克服的自负和短视。很少有企业家会感谢法制和市场给他带来了成功，而会幻觉自己的才华、努力和运气才是真谛。如果有寥寥者愿意尝试穿越周期，那么类似道琼斯这样折射全球经济未来的宽基指数也许是最好选择，如果没有法制和市场的启蒙与认同，那么人们几乎不可能理解，当代文明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唾手可得，而很可能是一种随时可能失落的偶然。经济动荡之后是通胀还是通缩？对此问题难有真良方。一个人活下去的秘诀或是足够“愚蠢”，并能理解这种“愚蠢”。有人来这世间，不是为了繁衍生息，而是看花怎么开，看水怎么流，看日升日落。活在世间无非是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人和事。生命无非偶然，也无谓因果。这世间不因我曾活过而变得更糟，来这世间便可无愧。（作者系民生加银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推荐阅读：孙立平：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公正，只要知道什么是不公正就够了孙立平：特朗普的美国：有没有可能在自身力量有所增强的同时沦为地区性强国？如果是，那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就看你要什么？监管与安全，还是创新与增长孙立平：老干部局，可以考虑撤销了这几年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世界的张力在积蓄，在积聚，在增强孙立平：关键是两个地方转不动了孙立平：假设一个问题：如果特朗普重回白宫，欧洲能不能独撑乌克兰？变数是哪些？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定制金藏系列紫陶茶具从拉胚、绘画到刻填全由苦斋老师手工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政府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并提出一系列措施。我很赞成这个说法。下面重发一下我三年前的一篇文章。人们是否生育，是基于环境做出的一种选择。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育才有可能。其实，不仅生育问题是如此。所以，最近几年中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应当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一种正常的生活，正常做人，正常思维，正常做事】出生率跌破1%，人们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一些有识之士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要知道，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以少子化著称的日本等国家的水平。于是，人们纷纷在想办法。政府在想办法，专家在想办法，甚至民间关心点公共事务的人们也在想各种各样的主意。甚至一些无奈而荒唐的主意都被想了出来。但可以说，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之前，这些办法要么是言不及义，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无济于事，要么干脆就是胡诌八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先有生活，然后才会有生育。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生育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产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一种屁滚尿流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现实是，生活在不断受到挤压，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人们的心思越来越不在生活上，甚至人们已经越来越顾不上生活，生活已经成为疲于奔命的同义语。试问，没有生活，哪来的生育？换句话说，没有生活的意义，哪有生育的意义？有人会说，在过去的时代，人们不就是稀里糊涂地生孩子吗？不错，那时候生孩子是有点稀里糊涂。但稀里糊涂不意味着脑子里没有意义这个概念。你总不能说，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就这几年才萌生了生活意义的概念吧？那时候，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就是最朴素的生活的意义，生育就是实现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意义的方式。大家都知道生孩子放羊的段子吧？在那里，家里的羊得有人放，几间破草房得有人继承，自己的姓得有人接着姓，就是意义。何况，在那个时候，实现这种意义既有条件，代价也不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造人有的是时间。造出来了，也不过是吃饭的时候多添一双筷子，人们不觉得是个多大的负担。而在今天，情况非常不一样了。现代社会既可以说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理性计算的时代。过去那种稀里糊涂型的意义越来越不起作用，生育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性思考和选择的结果。这时候，他首先要想要问的是：我为什么要生孩子多生孩子？你想让他生，请先给他一个理由。在这种思考和选择之中，过去那些生孩子必要性的理由似乎在一个个隐去。功利性的理由就不必细说了。关键是生活，以及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人生的无意义感或不满意感越来越强。就最本能的生命延续来说，他总得觉得生活是多少有点意思的体验，他才会觉得生命的延续是有意义的吧。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说，我不想有一个孩子，让他和我一样过这一生。包括那些在人们看来是比较成功的白领，那些985、211的毕业生。有的说，难道我要个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和我一样一辈子996甚至弄不好连996的机会都得不到吗？所以，我建议那些专家，在了解人们生育意愿之前，先了解一下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一方面是找不到生育的意义和动力，另一方面对成本的感受却越来越深切。这个成本不能简单从金钱的意义上来理解，虽然这极为重要。就一部分人来说，成本有时更多是精力上的。因此。对于哪怕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在成本的负担面前可以轻松。而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状态有关。甚至我们可以问，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生活还有多少生活？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一位网友发来的信息，他说：现在手机通信方便了，结果至少半个月上级都会要求安装一个app，防毒的，宪法学习，环保的，安全教育的。。。我算了一下，我的手机里面光各类app都装了不止四五十个。每周末都要通过这类app进行学习。活得这么复杂这么累，有什么意思呢，我要不是放不下孩子，还真想出家彻底躺平算了，没意思，回到前面的话，生育是生活的一部分，有生活才会有生育。让人们生活的空间大一点，生活稍微轻松一点，稍微从容一点，让人们体验到生活是有点意思的，生孩子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我们身上毕竟有着种群延续的基因。挖茶俱乐部最新上架紫鹃，花青素之王紫娟红茶深受欢迎别有特色的紫鹃白茶上市

这几天，沉闷的格局正在打破，将来何去何从的选择正在逼进。大家都在思考，我本人也就此写了几篇文章。我们都不可能预知将来，但总得有一些思考的思路。现将这几篇自认为还勉强可以一看的文章辑录在一起，不是提供结论，而是想探讨一些思路，更重要的是想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孙立平：面对当前形势，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想法（点击题目阅读）朋友和学生经常来家喝茶聊天，大家随性而谈，看似漫无边际，实则更加深入。这篇文章整理的就是和朋友学生聊天的内容。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丝毫没有希望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反而平静，在希望若隐若现的时候，却是各种焦虑。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寻求某些明确一点的答案。其实，现在的问题真的很复杂，有表层的，有深层的，有现在能做的，有现在还无从谈起的。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这篇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大体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梳理中，我也想努力将不同的问题呈现出一种顺序。有时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要加一句的是，惊喜当然是人们所乐见的，作为决心的宣示也是需要的，但乍惊乍喜的负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孙立平：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点击题目阅读）在前面这篇文章的最后，我写了一句话：经济会怎么走？归根结底，取决于底层逻辑。底层逻辑是极为重要的。当然，这篇文章是用回顾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的方式来写的。大家都可以理解，这样写可以把事情讨论得更充分一点，但对当前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改革开放初期底层逻辑的变化概括为三句话：把解决吃饭或民生问题作为我们的目标；用一种新的思维看待外部世界，争取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用松绑的方式激发各个经济社会主体的积极性。这一波会走多远，就取决于这个底层逻辑。孙立平：股市、十万亿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想法（点击题目阅读）孙立平：美国是如何走出30年代大萧条的？（点击题目阅读）前一篇是最近写的，第二篇是2008年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一个对谈。这两篇东西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只有用一个新的社会才能支撑一个新的经济阶段。这句话不是虚的。现在大家都在讲产业升级，日本在所谓停滞的30年中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产业升级。但我们一定得知道，产业升级能否实现，不仅仅取决于技术与经济。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吧，即使我们在经济与技术的层面能够实现产业升级，升级后的产业生产的产品谁来买？市场在哪里？循环能否实现？可以说，没有一个好的社会来支撑，产业升级是实现不了的，至少是走不远的。如何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一个直接的因素就是财政刺激的方向指向哪里。孙立平：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点击题目阅读）我的文章很少用夸张的题目，这里之所以连个用了六个就业的字眼，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不仅在现实中，就业一边连着收入一边连着预期，同时，这也是底层逻辑的一个体现。什么是最应该看重的？什么东西应该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从这里面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美国各界为什么都把非农数据看做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所谓非农数据是指非农业就业人数、就业率与失业率这三个数值。这个数据重要到什么程度？货币政策要跟着这个走，利率要跟着这个调，经济冷热要根据这个来判断。有朋友说，就业要取决于经济的状况。这是没错的。但这并不是说，就业是经济的自然结果。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排挤劳动力越来越明显，996式的内卷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哪怕面对的是既定的经济条件，工作机会的分配仍然有变革的空间。孙立平：低调：一种值得警觉的现象（点击题目阅读）在那篇文章中，我说：现在很多人在怀念上个世纪的80年代，怀念那时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怀念那时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儿，怀念那时经济的充满活力。但人们往往忘记了这种氛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批引领社会走向的精英的出现。那时候，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甚至在官场里，涌现了无数思想开明、能力强、有使命感的精英。不是说他们的成就一定有多么大，而是说，他们在社会进步上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年广久最终也不过是一个卖瓜子的，但他对中国经济活跃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嗑瓜子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最后应当说明的一点是，所谓精英，我指的就是掌握的资源比较多、影响力比较大、比较明了世界走势的那些人。他们不是圣人，不必对他们提出圣人般的要求。而且他们也有整体走偏的时候。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批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将现在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最后还是要继续推荐一下我拼配的随心白茶。这已经是第四版了，从2019年到今天。最初，这款茶是为了我自己喝而拼配的，后来茶友反应不错，市面上又没有类似的茶品，于是挖茶俱乐部的年轻人拿过去压饼上架了。之所以叫随心，是来自我的一种生活理念：粗茶淡饭随心走，锦衣束人不自由。关于这款茶的介绍，见《孙老师拼配的随心白茶第四版隆重上市》，下面的是二维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随心第四版上市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人类把自己这个物种命名为智人──有智慧的人类。但我们究竟配不配得上这个称号，实在还有待商榷。过去万年间，我们智人确实积攒了巨大的力量，光是要列出人类所有的发现、发明和征服的事物，没有厚厚的几本书根本就装不下。然而，有力量并不等于有智慧，经过10万年的发现、发明与征服，人类已经把自己推向了一场生存危机。由于滥用各种力量，人类已然处于生态崩溃的边缘。人类现在还忙着创造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但这些技术有可能逃脱人类的掌控，反过来奴役或消灭人类。然而，人类非但没有团结起来应对这些存亡挑战，还让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全球合作更加困难，各国大量储备末日武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逼近。是什么在失控？

昨天转发了《她问：非“卷”不可吗？》一文后，不由得想起这篇原发于2019年的文章。昨天，我在挖茶俱乐部转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内心丑陋的高晓松，本该能救了李咏》。这个题目有点标题党了，但其中讲到一个事情，就是高晓松旅行北欧的感受。原文太长，我将其中的几段摘录如下：在丹麦和瑞典待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两个国家真的很有意思。这里的人不聊金钱，不聊地位，也不聊你读过什么名校。到了北欧没几天，我居然都不太敢跟人说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丑陋，很粗鄙，我每天琢磨的都是如何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跟人钩心斗角，跟北欧人的境界实在是差太远了。在丹麦，人们出行就是骑一辆自行车，在瑞典，人们出行就是开一条小船。在美国，一个人如果有一艘游艇，大家都觉得他特别厉害，但在瑞典，几乎人人都有一条小船，大家开着小船看看落日，钓钓鱼，船上也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自己动手解缆绳，启动发动机，把船开出去，过着非常安逸、与世无争的日子。北欧国家没有高楼大厦，人们穿着朴素，开着旧车，吃着简单的食物，每天晚上七点以后街上就静悄悄地，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也没有超级奢华的消费刺激着人的神经。北欧人的不攀比不讲排场，只关注当下，用极简的生活理念享受着美好的当下，高晓松发现自己的名气和才气在那儿完全排不上用场。在北欧，你穿爱玛仕或者穿优衣库，他们都不会有羡慕或者鄙视的目光。他们只会关心自己今天穿得舒适与否。转发这篇文章，当然是有感而发。10月12日，我发了一条微博：最近接触了一些年轻人，很有感触。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快乐。当然笼统地说不快乐也不准确，是压力非常的大，焦虑感非常的强。所在单位不错同时收入也不错的，基本是996，而且很多是末位淘汰，如履薄冰。稍微轻松一点的，往往是单位比较差的，整天在担心减薪失业的问题。自己做的，大多也都感叹生意不好做。剩下的就是党政机关的，工作轻松点，但学习压力大。按说，技术进步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就不能生活得轻松点吗？转发那篇文章，是因为我内心里的这种感觉。于是我在转发的时候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真的应当好好读一读。生活态度，价值观，可能要比多挣点钱重要。当然很缺钱也不行。真的想认真读读，议论一下。到此为止，涉及的也不过是生活态度，或者说是价值观的问题。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叫@叶知秋的网友接连发了几条微信，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在高昂的税收保证高福利的情况下，居然还能拥有一批优质、创造大量财富的公司。瑞典人月入超过6000克朗（约人民币4390元）就要纳税，月入超过2万克朗（约人民币15000元）需要缴纳25%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纳税税率超过50%。而瑞典却拥有诸如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享誉世界的公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瑞典通过普及全民高等教育和高福利，让年轻人普遍拥有高学历和大把闲暇时间，来选择职业和思考，在空闲和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最容易产生灵感和创造力，瑞典的电子产业、游戏、音乐、设计等多个领域，具有极高的技术壁垒。看到这两条微信后，我马上就发了一句话：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可以讨论一下。接着，我发了几条语音，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个呼应，并简略谈了我的一点看法：你这个问题让我特别受启发。这个问题原来似乎就是一个解不开的结，好像福利多了，生活优越了，人就一定会变懒，变得没有创造性。而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激发出新的创造性。也就是说，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人们会有一种驱动力，或者说是有一种社会激励的机制。但生活条件好了，用不着那么拼了，有些人可能就会懒惰下来，甚至伴随着空虚和无聊。而现在提出的是第三种可能，即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新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创新的激励机制。可能说激励机制也不准确，而是自身的创新动力。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就是受教育的程度，人的素质，信仰等等。如果是的话，这是一种基于自我实现的创造冲动。不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是为了自我实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语音整理，并有修改）。@楚门的世界：因福利好而懒惰会有，但是教育质量好会相对减少这种原因产生的懒惰。相反的，如果温饱都有问题，人是没有心情去欣赏美发现美的。包括长期的规划和安排，如果当前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这很难。@豆豉丁：孙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在较好的物质条件基础上，通过教育的提升，能在精神层次上面焕发出来更持久的创造力。接着@叶知秋网友又发了两条评论：@叶知秋：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觉得还不能一概而论说有了这些条件，社会就不会出懒人，我觉得也跟当地文化有关系。我之前去过瑞典两次，采访过他们的驻华经济参赞。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瑞典人特别喜欢看书，他们民族的求知欲是非常强的，随便在一个车站、公交上面，很少有人玩手机，看书的人特别多。第二个特点，就是瑞典人没有攀比心，他们的生活超级朴素，他们不很看重车、房、衣服、奢侈品这些东西，瑞典人在出行上花销特别大，他们一有假期就全家去度假。第三个特点就是，瑞典人特别敬业，别看他们物质条件这么好，但是瑞典人是整个欧洲出了名守时的民族。@叶知秋：瑞典人形容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lagom

在老朋友发来的信息中，得知最近国内翻译出版来了一本书，题目是《北欧向左，美国向右》，作者是一位芬兰记者，叫阿努·帕塔宁。之所以关注这本书，是因为老朋友这样一句介绍性的话：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不是一回事。社会保障是普惠性的、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社会福利是特殊性的、偏向穷人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混为一谈。这恰好是我关心的一个问题。于是，先去找有关这本书的介绍。有关的介绍中讲到：芬兰记者阿努·帕塔宁2008年搬到美国，她本来是充满自信的人，有成功的事业和充实的社交生活，可是来美国后不久就变得谨小慎微，充满自我怀疑。她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购买一部手机到为教育和儿童保育进行税务申报——和自己的北欧老家相比都更复杂和充满压力。起初，她把自己严重的焦虑归因于自己难以适应自由的新环境。但是随着越来越了解更多的美国人，她发现他们也和她一样倍感压力。为了理解美国和芬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她开始仔细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从政经文化、育儿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健保、两性关系、工作税制等政策差异优劣，在清晰详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给出具体建议。问题在哪里呢？接着找到一篇翻译过来的《华盛顿独立书评》上的（与作者的）对谈。今天先转发这篇对谈，明天再重发一下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讨论类似问题的文章。我们对这个世界应当多些了解。非“卷”不可吗？一个“佛系”北欧人的美国观察《北欧向左，美国向右》的作者阿努·帕塔宁在芬兰赫尔辛基的郊外长大，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做记者，直到她遇见了一位来自美国的作家。坠入爱河后，她定居到美国。尽管纽约的新生活令人兴奋，但她还是感到焦虑，因为她要面对美国复杂的保险、税收和医疗体系。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在芬兰有多么幸运。芬兰非常重视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又没有门槛的社保结构。所以，在书里，用她的话来说，她“披露了常见的关于北欧社会神话的真相”，展示了北欧在21世纪多方面的成功，希望能帮助美国重建美国梦。该书最早获得了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密西根商学院有一位企业管理学教授，叫普拉哈拉德。他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项非常简单却极其革命性的主张：不要再把贫困群体看作受害者或社会负担，而要把他们视为有活力、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有价值的消费者。他说这话的时候，全世界的底层人口大约为40亿。他们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但普拉哈拉德认为，他们将是下一轮全球贸易和繁荣的发动机，将是无穷无尽的创新之源。服务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需要大公司与民间社团组织、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此外，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发展也将孕育成千上万个草根企业。20年过后回过头来看，谁真正看懂了这本书？也许，是黄铮，拼多多的创始人。尽管做的事情并不完全一样。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是马云的傲慢成就了拼多多的成功。这个议论说的是，在几年前，阿里巴巴、京东与拼多多对于未来不同的预期所导致的不同结果。按照这种说法，那时马云赌的是平民和中产数量增加。而拼多多赌的居然是贫民数量大幅增加。有人说，在2015-2020这段时间，拼多多几乎可以说是来搞笑的。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清华李稻葵教授的团队曾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按照这个报告的预测，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努力，也就是说经过大约15年的时间，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在规模上、人数上将会翻一番，从目前的4个亿增加到8个亿。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支撑。截止到目前为止，应当说，事情并没有按照李稻葵团队的预测走，恰恰相反，拼多多赌赢了过去几年的走势。8月9日，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44岁的黄峥已登顶中国首富。他以486亿美元（约3483亿元人民币）的身家，反超从2021年4月以来一直占据榜首的中国瓶装水之王钟睒睒。这件事，可以非常直观而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来自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尽管我们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偏离了普拉哈拉德的本意。网上有不少拼多多使用者群体的画像，其中之一依次是：学生党、大龄底层劳动人民、工厂打工妹、生活压力大的年轻人、农村人口、家庭主妇、农村宝妈、中老年、三四线城市人群、自由职业者、新用户、从未网购过的用户、社会经验不足的职场新人、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简言之，是以中低收入者为主。但正是这个庞大的中低收入者人群，造就了中国最大的电商，造就了中国的首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金字塔的底层与塔尖浑然一体。其实，这两年，伴随着消费的降级，电商的生意并不好做，就连京东与淘宝，似乎都露出了疲态。但在这一片低迷中，拼多多却是个例外。在2023年，拼多多整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较2022年同期增长了89.68%和90.33%。对此，连马云都表示，祝贺拼多多过去几年的决策、执行和努力。但不能忽略的是另一个事实：拼多多2023年靓丽的业绩，与一个重要的变化有关。2022年，拼多多决定进军海外市场。2022年9月1日，拼多多海外版Temu上线。到了2023年12月，temu的独立访客数量已达4.67亿，体量仅次于海外龙头亚马逊，位列全球第二。在2023年，temu为拼多多贡献了23%的营收。可以说，没有海外市场的扩展，就没有拼多多这个增长的速度。而就在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8月26日，拼多多发布2024年第二季度财报，接着，当晚美股开盘，拼多多股价直线跳水，一度跌超30%，收盘时跌幅为28.51%，单日市值蒸发553.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946亿元，创IPO以来最大跌幅。无独有偶，8月28日，农夫山泉股价也暴跌逾11%。人们据此编了一个段子：两大首富轮流砸盘，都不想当首富。而砸了一圈发现，首富还是他们俩，但身价都缩水了不少。这就是所谓内卷。段子当然只是段子，拼多多管理层公开表述的是下面的意思：从第三季度开始，利润将逐渐呈下降趋势。从短期看，会有波动或反弹；从长远来看，盈利能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前瞻，还是对金字塔底层未来消费能力的谨慎？对此，我们不得而知。推荐阅读：孙立平：几个有意思的数字，一边看一边想【八面来风】按黄金衡量，目前人均消费相当于2014年水平孙立平：两个方案：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孙立平：科技进步成果能否造福人类，取决于是否有好的社会形态来承接孙立平：用供给端来解决需求端的问题，用增加产能来解决产能过剩，其结果一定是产能的进一步过剩孙立平：用两张图，来重新说说经济预测的问题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福鼎白茶随心，孙立平教授配制福鼎白茶两大世家之一吴氏后人制作

【这是22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旨在分析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源扩散过程是如何演变为资源重新积聚过程的。这对于经济发展的动力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时过境迁，在此后的20多年中，情况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资源扩散与重新积聚的分析思路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分析中国近年来社会变革的时候，人们经常使用诸如“改革以来”这样的句式。这样的的句式暗示着，在改革以来的20年中，中国社会在朝者某个方向持续地转变着。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化的方向并不是这样的。在其中的一些领域，甚至在发生一些重要的逆转。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正在由80年代的扩散走向重新积聚。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正在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的，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起来说，这些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这样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头脑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10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蔽。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10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推荐阅读：孙立平：羊不愿意被拴着，不见得是为了干坏事孙立平：一个无法从苦难中走出的民族孙立平：温故知新：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精神源头孙立平：俄罗斯：那厚重的沉郁与忧伤孙立平：疆域帝国、市场帝国与科技帝国孙立平：两个脱节：历史给人们的一段教训孙立平：无论战后是何结局，那都是一片麻烦的土地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由2017年春茶制成的老熟茶颜色红艳透亮，有一股木质香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有感重发】2020年11月31日，我发了一条微博，大意是说：退休了，思考的都是小问题了。最近在思考三个问题。第一，羊为什么不愿意被拴着？是为了干坏事吗？第二，如果一个人老盯着你看，你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第三，假如家里来了一个亲友，打开你家的冰箱，想知道冰箱里有什么，有多少。你愿意吗？为什么？没想到，这条微博发表后，不少网友参与了讨论，对问题本身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解。甚至有的网友说：这些可不是小问题，细究起来个个都是大问题。还有的网友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终极性的问题，应该一直追问下去。羊为什么不愿意被拴着？最近一直在想，羊为什么不愿意被拴着？我们经常见到羊被拴着的情景。应当说，饲养的羊是一种被驯化程度比较高的动物。一般地说，这样的羊即使是被拴着，也不会挣扎。这就给人们一种误解，以为羊对被拴着是无所谓的。其实不然。你只要看看羊被解开拴着它的绳索，就欢快地跑出去老远，就会知道，它是多么地不愿意被拴着。其实，羊不愿意被拴着，不见得是为了干什么坏事，甚至可以说，都不见得是出于某种功利性的目的。也许有人会说，羊不愿意被拴着，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找草吃。这话看起来有道理，其实不尽然，羊酒足饭饱的时候也愿意随处走动。说到底，自由地行走，不受约束，是动物的一种天性。天性就是天性，不见得是为了什么。当然，在不同动物中，这种天性的强烈程度是不一样的。被驯化的羊，被长期关在笼子里鸟，可能对被束缚多少有些习惯了。另外的一些动物则不然。比如，你用手圈住虫子和蜘蛛，这些虫子和蜘蛛会拼命的要挣脱出去。一些研究表明，有些动物被困住时会自杀。比如，海豚，鲸鱼在被捕捉和困在一个地方太久之后就会有自杀倾向。一部分鸟类也是如此。如果你见过第一次给狗上锁链，你就知道了。那种挣扎和绝望，是痛彻心扉的。还有研究发现，某种动物的智商越高，这种本能就越强烈。注视下的冒犯与主体性问题被人盯着，老实说是一个严重的事情。不信，你可以看看东北街头的一些斗殴是如何发生的。你老瞅我干什么？瞅你怎么了？两句话，可能就是一场殴斗的开端。为什么会这样？用萨特的解释就是：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这是对你的主体性否定掉并把你物化的过程。同时，被盯者能感受到一种不舒服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会扰乱人们的心智。我们都知道那个有名的故事。埃及金字塔是由谁建造的，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但在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断言：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定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布克的道理何在呢？原来，布克本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信徒，1536年，因反对罗马教廷的刻板教规，锒铛入狱。由于他是一位钟表制作大师，囚禁期间，被安排制作钟表。在那个受到高压，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制作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而在入狱之前，在自家的作坊里，布克甚至能轻松制造出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

【本文作者为《纽约日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原文发表在2024年1月11日《纽约时报》。7月13日报道，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到枪击。重发此文以加深对特朗普的了解】除非出现政治奇迹或天灾，特朗普极有可能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如果民主党的提名拜登作为候选人，民调已经显示特朗普明年重返白宫的机会非常大。那么我们这些一直反对他的人该怎么办呢？大多数的人尤其是进步人士，应该深入思考特朗普持久性吸引力的来源，而不是贬低他的支持者，或者将他的反攻归咎于邪恶的外部势力或选举团的不公平。正因为我将在未来的一年里极力反对特朗普的候选资格，所以要在此尽我所能写出特朗普最多的优势。如果你拒绝了解对手的强大之处，就无法击败他。从最基本开始，特朗普做对了三件大事，或者说至少正确多于错误。（1）首先，本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实是人口大规模迁移，这导致了人口结构、文化、经济以及最终的政治转变。特朗普从2015年竞选总统之初就明白了这一点。那一年，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欧洲不堪重负，所以特朗普说，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有一堵墙，法制很重要。但特朗普的许多反对者根本拒绝将几乎不受控制的移民视为西方的一个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展示人道主义精神的机会，另一些人则视其为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还习惯于谴责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是种族主义者。直到现在，随着拜登对大规模移民采取的懒散态度和后果，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的人行道、避难所和公立学校中变得令人沮丧的明显，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者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由税收支付的公共服务是为居住在这里的人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为那些违反法律而进入美国的人提供。就业市场是由规章制度构成，而不仅仅是源源不断地供应愿意以更少的钱工作更长时间的绝望劳动力。当特朗普上台时，他说明了西方政治的自欺欺人的现状，而他显而易见的断言则被视为道德丑闻，至少被那些因大规模移民而损失最小的社会阶层视为道德丑闻。但对于数百万其他美国人来说，无论他的表达方式多么粗俗，但特朗普说的事情就是简单常识。（2）特朗普做对的第二件大事是关于国家的大方向。特朗普是趁着一股悲观主义浪潮入主白宫的，而他的批评者却并不认同这种悲观情绪。这是因为特朗普所谈论的美国批评者们要么没有看到，要么只是将其理解为一幅漫画。而到了今年，当自由派精英坚称一切顺利，而绝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情况并非如此的时候，特朗普那不讨人喜欢的观点就抓住了整个美国的情绪。特朗普执政的2017年，人口统计学家艾博施塔特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用全面数据表达了这种悲观的看法。指出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劳动力参与率大幅下降，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从未恢复过来。人们明显感觉到经济衰退，越来越多的年轻美国人看不到有希望在同一人生阶段达到与父母的收入相匹配的水平。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6%的选民认为美国梦依然存在。低于2016年前的48%。（3）特朗普看准了美国的第三大根本问题，就是政府机构的问题。从精英大学和媒体到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还有联邦调查局，特朗普批评者经常认为他的煽度和谎言极大地、不必要地削弱了人们对这些重要机构的信任。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本应代表公正专业和知识的机构，工作无能，热衷于党派之争，浪费了他们曾经受到广泛尊重的声誉。学术界也大多是自由派，但却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不仅对保守派，而且对任何温和的反对正统观念的人都冷漠和敌视。因为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大声疾呼这一切，就被那些自认为开明、富有同情心、并在民族文化中占据制高点的人称为白痴骗子和偏执狂。这种蔑试只会让数百万美国人更加强烈的感觉到自由派精英是自恋、专横、歇斯底里、毫无希望的脱离现实，或者用特朗普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说恶心。（4）但一些反对特朗普的人们会问，那么拒绝选举如何呢？（2021年）“1月6号”的骚乱如何呢？还有特朗普对我们民主的基础构成的威胁又如何呢？所有这些当然都要被否定，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稍微拓展一下思维，去努力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选民对所谓民主终结论不感兴趣。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在2016年把上台的特朗普与墨索里尼和其他独裁者进行比较。但是，如果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充斥着政治对手被监禁和暗杀，操纵或取消选举，媒体被压制或被降服，还有特朗普今天仍然掌权而不是为了夺回原来的职位而尽力选举，那样的话，称其为独裁者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否认选举结果的行为肯定是丑陋的，但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党人也否定过小布什两次选举的合法性。许多普通共和党人也认为，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袭击是一种耻辱，也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但他们也认为，与其说这是一场叛乱，不如说这是特朗普及其最狂热的支持者们的丑陋脾气。而他们从未有成功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任命的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拒绝了他的法律努力，特朗普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裁决。所以特朗普根本不是美国版的普京。这就是为什么拜登和其他人关于特朗普对民主构成风险的警告，即使对许多温和派选民来说也可能没有效果。（5）事实上2024年的选举将不会纠缠于民主问题，而是实施的问题，就是哪位候选人会为选民做更多的实事。这将取决于哪位候选人在任期内为选民做的更多，而特朗普当总统的时代可以说是美好的，除新冠大流行之外。那是一场百年一遇的事件，几乎任何当政者都会被击倒。除此之外，美国人是有理由铭记那段美好时光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美好时光完全违背了专家对厄运的预测，比如工资增长超过了通货膨胀，失业率降到五十年来的最低点，股市繁荣，通货膨胀和利率都很低。特朗普在乎的是建筑商、制造商、能源生产商、食品服务业等从事物质经济的美国人，而不是律师、学者、记者、公务员等从事文字经济的美国人。他与普通美国人有着共同的法律和秩序本能，包括对警察的尊重。而左派们对“1月6号”事件很关心，却对由于弗洛伊德被杀引起的数月骚乱、暴力和半无政府状态明显不那么关心。说到外交政策，值得疑问的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和真主党袭击以色列、胡塞武装袭击国际水域航运以及中国大陆威慑台湾地区等情况下，拜登治下的时间是否比特朗普治下更安全呢？特朗普可能制造了很多噪音，但他的疯狂言论和不可预测的神情似乎让美国的对手保持着警惕和失去平衡，而拜登则由于本能的谨慎和软弱的态度，根本不会这样做，普通选民通常关心的只是结果。许多人不太关心特朗普所谓的攻击性，至少值得一问的是，他偶尔的粗鲁行为是否比他的对手不断的进攻、咬手指和假装正经更令人讨厌的。你可以指责特朗普粗俗，但你不能假装我们没有生活在粗俗的时代。特朗普的对手在考虑如何击败他时，还应该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如今，破碎已成为美国生活大部分的决定性特征。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公立学校、破碎的小镇和内城区、破碎的大学、破碎的医疗保健、破碎的媒体、破碎的教堂、破碎的边界、还有破碎的政府，人们明显认为美国的政府及其领导人所处于的自动驾驶状态，就是已经脑死亡却自鸣得意的状态，不能够继续下去了。我要对反对特朗普的建制派说：如果只有你们在大谈美国的早晨，而77%的美国人却认为这个国家正走在错误轨道上，那么你们就是在向错误的唱诗班和错误的国家进行错误的宣讲。既然我们这些特朗普反对者都说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那么现在不正是我们要把头从沙子里抽出来的时候吗？文章来源：凤凰网关联阅读：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这是我两年多前说的：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管理，管理，现在管与理有点分家了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可能是出于某种预感吧，这几年在我的文章中，民生都是一个不时出现的重点主题。2018年6月19日，发表《我为什么要重提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一文。可能是题目过于平庸，也可能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什么感觉，文章的阅读量非常可怜。在这篇文章中，我特别强调了这么四点：第一，要善用过去40年所积累以及现在发展所形成的财富；第二，要将有限的资源更多用于国内的发展上；第三，在国内的发展上要侧重于民生；第四，在民生问题上要着重解决老百姓生活中最棘手的那些问题。八年的时间过去，对上面的四个问题人们也许才会有点切身的感受。为什么要用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来讲民生问题？当时讲了五个理由，限于篇幅，将其中的四个复述如下：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永远保持如此高的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财富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未来，要有切合实际的预期。第二，国际环境将会恶化，冷战陷阱有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可能要更多地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第三，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等问题将会成为中国未来非常棘手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资源。第四，庞大的财政开支消耗了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成果，无论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负债，到了偿还期。换言之，之所以如此焦虑民生问题，与当时萦绕在心中的两个担忧有直接关系。一是从现实的角度说，预感到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在经济上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2018年我就曾经提出，有可能要进入艰难十年。二是从未来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一个极大问题，必须在经济上做好准备。所以，在2019年8月，我在一个音频节目中就提出：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殷实社会。什么叫殷实？它强调的是富裕、富足、厚实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家庭是殷实之家，是说这个家庭一定是家底很厚实。形象一点说，人家打扫箱底都能打扫几两碎银子出来。而殷实之家，一般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高调，实际胜于外表，里子胜于面子。殷实社会首先意味着要藏富于民，要使得老百姓能够成为拥有社会财富的最主要的主体。就此而言，前些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叫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我觉得应该重提这个理念。同时，整个社会应当低调、内敛、务实。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在遇到风险的时候，也有更强的抗御风险的能力。刚才，我看到一个小视频，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担着担子卖菜，被城管追得满街转，一位女性帮他打抱不平。实际上，民生往往就在街头巷尾之中，就在让许多人不待见的小摊小贩小作坊之中。所以，烧烤我写文章支持，清理这些摊贩我写文章抨击。因为那就是生计，那就是民生。在2020年6月的《城市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一味追求高端化》一文中，我写道：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个问题，从更现实意义上来说，要警惕的，就是追求城市的高端化，对城市进行改造过程当中，导致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得社会生态系统不断恶化，尤其是对于这当中的穷人、弱者、底层，他们的生存生态的破坏。我们一定要警惕，在城市改造过程当中，对社会生态的破坏，特别是它给穷人、弱者、底层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大家居住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当然都愿意这个城市能够漂亮一点、整齐一点，这没错。但是，城市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像老北京，一条街上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拉洋车卖豆浆的，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存。这样才构成一种食物的链条，构成一种生态。我要特别强调一句，我们往往都有点忘恩负义。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城乡接合部，没有脏乱差，卖菜的都住在很高档的公寓里，你用什么价格来买菜？如果建筑工人不是住在工地里，不是穿的脏兮兮的，他住高档的三居室里，那个房子的价格会是怎样的？但我们常常忘恩负义，我们用了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了这个菜，一转身就说这么乱，怎么还不治理。当然，在现实当中，民生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就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就业就是民生，就业就是经济。一个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等于同时有了两个东西：收入和信心。正因为如此，就业成为最近这几年我絮叨不休的一个话题，疫情前讲就业，疫情中讲就业，疫情结束后还是讲就业。最近一篇文章的题目干脆就是《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那篇文章中说道：就业的机会来自哪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大部分就业机会是民营企业提供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它们提供不了多少税收，为国家强大做不了多大贡献，但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往往就在所谓低端里，低端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而高大上往往是黑灯工厂；大力发展服务业，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人们往往忽略了，服务业其实也是财富再分配的一环。一个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大上，更不能把绝大多数的资源都集中在高大上上。退一步说，难道高大上就不需要市场需求的支撑吗？所以，就业需要资源的下沉。国计民生，国计民生，其实，应该是民生国计。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把什么放在前边，资源集中在哪里。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脑子里的思路，把就业和民生的问题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五六七八，说是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对这个说法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你看民营企业只用60%的经济体量，就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机会；另一种理解则是，你看，国有企业只用20%的劳动力就创造了50%的税收。问题就在于，你看重的是哪一个。不容否认的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的收缩期。就业在收缩，收入在收缩，财富在收缩，消费在收缩，企业在收缩，商业活动在收缩，甚至社会心态也在收缩。。。。。。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问题似乎又有了另一层含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民生的改善，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但在更现实的意义上，这话反过来说，可能也能成立：没有民生就没有经济。因为没有就业与民生，没有与民生相联系的旺盛的消费，经济也很难顺畅运转。关联阅读：孙立平：两个老头，荒腔走板的吵架，事关重大的抉择孙立平：欧尔班这个人身上有许多谜团甚至答案孙立平：两件事，心里堵得慌，不吐不快孙立平：俄乌战事对于中国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没有想到坏处这么多值得玩味的几件事情，你能解读出什么是什么【八面来风】最应该宽松的可能并不是货币政策，而是压抑的社会氛围值得玩味的几件事情，你能解读出什么是什么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少见的冷香型红茶雪域贡茶产于贡嘎雪山的西南坡十几万株距离太阳最近的古茶树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这是一篇写于2003年的文章，原题为《失业，你这人类自己创造的荒谬》。之所以要重新发表这篇写于20多年前的文章，是因为下面的这件事情：最近，在被问及是否会担心人类被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围绕俄乌战争形成的国际阵营与围绕中东冲突形成的国际阵营，虽然有很大部分是重叠的，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在这里，我想就这个现象来讨论一个问题，冲突的主要断裂带问题。我首先转述一下著名社会学家科塞曾经引用过的两段话。一段是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罗斯说的：“每一种冲突都阻碍着社会中其他的冲突，只有当分裂线重合的时候除外。”第二段话是一个叫福尔泰列的人讲的：“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科塞就是通过这两段话来讨论主要断裂带这个极为重要的现象的。我们都知道，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和冲突不会只有一种。在每一种矛盾、每一种冲突中，都有它的阵营，有对立的双方。那么这个对立的双方、对立的阵营每次是不是同样的阵营？这非常不一样。比如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的问题上人们都有分歧和对立。但仔细分析下，你会发现，每次对立的阵营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假如有一屋子人，在要不要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左边的人是一种意见，右边的是一种意见；在“要不要管制枪支”的问题上，你会发现阵营不一样了，前面的是一种意见，后面是另一种意见；假如再换个问题，“允许不允许同性恋结婚”，阵营可能又不一样了，这个角上是一种意见，那个角上是另一种意见。也就是说，它每一次冲突和分歧的阵营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样的社会中，你看起来是矛盾和冲突很多，但是它没有形成一个主要的断裂带，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的冲击是比较有限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那句话了：“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也就是说有多种宗教的时候，它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有冲突和矛盾的局面，社会中可能反倒不能形成一种主要的断裂带。但从最近这几年的情况看，美国社会中主要断裂带似乎也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所谓撕裂。一个社会会不会形成主要断裂带，与一个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即人们能不能理性地对对待分歧和矛盾。在现实中，社会的利益是分化的，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阶层的利益及其诉求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是在一种比较理性的氛围中，人们就比较能够理性地、就事论事地对待这些分歧与矛盾。在这当中，就事论事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社会成熟或理性化的表现。相反，在意识形态或宗教氛比较浓重的社会中，人们会更多地执著于某种理念，更看重的是立场。在这样的社会中，什么都是按立场划线。这样的社会无疑更容易形成主要断裂带。关联阅读：孙立平：回过头看，18、19是很重要的两年，很多迹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孙立平：我在俄乌战争爆发第三天写的一篇文章孙立平：尽管烽烟四起，我还是相信人类趋向和平的趋势不会改变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孙立平：内卷：从一个段子说起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大随心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2018年在腾讯财富高峰论坛的演讲孙立平2018年12月18日下午，第二届腾讯理财通金企鹅奖暨财富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进行了主题演讲，孙立平通过两个关键词总结2018和展望2019年，他认为2018年的形势发展“出乎意料”，2019年在新形势下将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孙立平表示，2018年世界上很多事情超出了我们预料，而且这些事情对现有的世界格局和秩序正在产生强烈冲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过去的格局和秩序。而到2019年，将是世界面临冲击后做出反应的一年，这意味着反应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各方如何选择是很难预测的，因而2019年的突出特征将是高度不确定性。从中期趋势来看，孙立平认为，经过40年的发展之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已经差不多了，未来是后置业时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消费升级和新经济动能（记得2018年夏天，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会不会进入艰难十年》）。记者将孙立平演讲主要内容整理如下：孙立平：各位下午好。我对2019年的看法和各位做一个交流。在这之前，会议的主办方就跟我打招呼说能不能想几个关键词，有利于理解2019年。我想了好长时间，最后也觉得好像很多的事情都很难想清楚，然后就想了一个词——“不确定性”或者说是“高度不确定性”，我觉得用这个词大体上能概括我们即将到来的2019年最基本的特征。为什么呢?在2018年的时候，世界发生很多事情。这当中有很多事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这些事情对现有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正在产生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在很多程度上改变着过去的格局和秩序。2019年，我觉得可能是各个方面对这样的一种冲击做出反应的一年，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反应当中面临更多的选择因素，人们如何来进行选择?这个是我们事先很难预测的，所以2019年一个突出的特征可能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这里面包括背景的不确定性、方向的不确定性、体制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能够找到一些带有趋势性的线索，这种趋势性的线索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寻找，在几年前，当时我曾经提出过四句话，对于未来经济走势如何判断的四句话：第一句：短期看政策。一年、两年、三年看什么?看政策。第二句：中期看趋势。这个“中期”大约指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个“趋势”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生活形态的变化。第三句话：长远看文化。这个“长远”大约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最后还有一句叫：体制贯彻始终。时间有限，我主要说第二句。我们从短期来看，政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把时间段拉长，无论政策怎么变化、体制怎么变化，就经济本身来说，其实是有一些有迹可寻的趋势，这个趋势最重要指的就是老百姓生活变化的趋势。这个我们回顾改革开放这40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有的地方吃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于是得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农村的体制改革，就有了家庭联产承包，吃饭的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人们想的多一点，于是就有了服装工业、纺织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我们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靠这个。吃穿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人们想活的丰富一点好一点，就到了家用电器的时代，家用电器成为中国当时主导的产业，家用电器也差不多了，就到了房子、汽车的时代，房地产汽车开始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了。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来想，现在我们到什么时候了呢?可能我们要进入新的时代了，中国经济会跟着这个东西走，我们在琢磨房子、汽车也差不多了的情况下会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对于房子、汽车之后的阶段，现在我也不能完全说清楚，我原来曾经想了一个词，把它叫做后置业时代，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人们想活的好一点想提升点生活品质。虽然现在的条件很不乐观，但是按照一个自然的过程来说，要进入这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房子经过20年的时间，今年正好是20年差不多了，这个社会在这当中也有一个转变。我们一定得意识到我们今天正面临着这样的转变，经过这样的转变，这个社会会进入到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词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满意，叫后置业时代，但是我想更通俗一点表达，应当到了一个正常过日子的时代，就像我们过去说我们要盖房子、要装修、要买房子、要布置这个家，但所有这些东西都做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到了正常要过日子的时候。我想中国的经济慢慢要进入到这个阶段，要进入一个阶段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升级的过程，我们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消费升级的过程?对于当前的经济转型，人们有不同的理解，现在政府也好、专家也好，更加强调的是产业技术的升级。但是对于我个人我更强调消费升级的过程，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市场，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没有这样一种消费愿望，老百姓没有这种购买力，你就产业的技术升级实际上也缺乏内在的动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2018年叫人出乎意料，2018年发生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大家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国际环境的变化，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中美关系等这种变化，这就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现在人们也经常有人在问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就指贸易战的过程，最近我一直在强调，这句话不是特别好回答，为什么?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或者说世界上在发生的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过程。另外一个过程就是人们叫做的准冷战或者冷战，实际上这个概念不是很确切，我更多的愿意用严重的一种对峙的状态。总而言之这是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人们往往混在一起，于是就导致了一系列的误导，人们提出贸易战什么时候会结束?实际上也模糊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我们可以说贸易战的过程可能会打打停停、有起有伏，就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真正休战也有可能，但是后一个过程我说的一种类似于冷战或者准冷战的过程或者一个严重的对峙的过程，将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在未来的时候我们要面临全新的发展环境，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我们要面对这个全新的环境。我们的思维也要转变，特别是从扩张性思维到收缩性思维转变，我要强调的是未来会不会是艰难的十年。想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未来的发展实际上有着很大的潜力和空间，另一方面发展的环境会是非常的严峻。从这个潜力和空间来说，中国工业化过程没有完全完成，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完全的完成，地区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平衡，特别是说我们面临着现在房子的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它会打开新的需求空间，也就是说发展的潜力是不小的，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临新的环境，需要我们发展思路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当时就想了五个词，这五个词分别是目标、方向、战略、动力和保障，也就是说在新的环境下，整个发展的思路需要有调整。我只能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说这五个词，首先第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究竟定在什么地方，这是为了真正的为民众的福祉吗?当中这个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在新的环境背景下。第二是方向，要明确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这对于解决无论是企业还是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都非常的重要。第三个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我提了三个字叫“缓、微、实”，这个来不及解释了。第四要重建发展的动力，特别是民间的发展动力。第五个，实现这样一种发展的保障，在国内以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在国际上重建一种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关联阅读：孙立平：尽管烽烟四起，我还是相信人类趋向和平的趋势不会改变孙立平：大通胀从何而来？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但最终还是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弄错了孙立平：在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之后（在一个活动上的演讲）孙立平：重庆燃气费事件留给人们的几个问号几个有趣资料，思考内卷式发展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孙立平：内卷：从一个段子说起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清新淡雅、清爽柔甜挖茶俱乐部自己制作的一款老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一年前，疫情管控放开不久，我写文章讨论了一个问题：一场大的瘟疫之后，迎来的是经济衰退，还是一次大的繁荣？当时，持两种看法的人都有。在文章的末尾我写道：一场大的瘟疫之后，迎来是经济衰退，还是一次大的繁荣？也许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把握。现在，整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回看一下当时的讨论，内心里无限感慨。繁荣还是衰退？偌大的世界岂可一言以蔽之？下面是当时文章的全文】题目中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在思考在想象的。怎么看这个问题？咆哮的21世纪20年代2021年7月，福布斯杂志出版人Rich

上一篇：孙立平：这三个国家走过的路值得认真玩味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石油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资源。于是，拥有这种宝藏的国家，往往就迅速暴富起来。但在不同的国家，对这些财富使用的方式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挪威，一个北欧国家，人口约500万。历史上，挪威一直是个农夫与渔民的国度。1969年北海油田发现，挪威在一夜之间进入世界最富国家行列。截至到2009年，挪威拥有探明石油储量67亿桶，是西欧最大的石油储量国，也是西欧最大的产油国和世界第三大的石油出口国。挪威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19年，挪威人均GDP为76817美元，排名第六。自2001年起挪威已连续六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2017年，挪威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并于2009年—2018年连续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排名。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中挪威排名第二。还有一个国家叫卡塔尔，常住人口264万，其中卡塔尔公民约占15%。历史上是一个养殖珍珠的地方。截止2019年1月，已探明石油储量为25亿吨，居世界第十三位；天然气储量24.7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卡塔尔也是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由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19年，人均GDP68254美元，排名第七位。虽然卡塔尔的人类发展指数也非常高，国民极其富裕，但因其工业和制造业不发达，仍然不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委内瑞拉，人口3111万人。历史上，委内瑞拉是西班牙在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石油是委内瑞拉最主要矿物资源，2011年，委内瑞拉宣布，全国探明原油储备增至近3000亿桶，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探明原油储备国。2019年，委内瑞拉人均GDP5736美元，排名第九十四位。2015年，Business

【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这六张图是我在上次美国大选时画的，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大选背后的社会背景。本文写于四年多前，特此说明】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混乱不堪甚至匪夷所思的图景。而在这个混乱不堪或匪夷所思图景背后的，则是过去几十年中伴随着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过程，美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演变。为了清晰起见，我特意画了六张图，以说明这种变化。这六张图，也许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形象地勾画出美国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呈现的阵营对垒与分歧究竟是从何而来。甚至，在这六张图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未来人类文明演变的某些迹象。让我们先从这六张图说起。我们知道，社会是分层的，并由此形成社会分层的结构。把人们的地位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起来，就构成社会结构的图形。分层结构既可以表明由相同或近似社会地位构成的人群在结构中的位置，也可以表明不同人群的关系。但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构成和由此形成的分野是不同的。图一：全球化之前的水平线式切割。社会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是金字塔式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个部位，画一条或两条水平的线段，把这个金字塔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部分，于是就有了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或上层、中层、下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是上下之间的分野与营垒。这也是过去多少年中，我们看社会的习惯性框架。从这当中，派生出对无数社会事务的理解。图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斜线式切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时，一条斜线开始把社会切割成两个部分。A是融入全球化框架的部分，其利益和地位与全球化密切相连；B是被甩在全球化轨道之外，或者说是据守本土的部分。社会分野的图景，已经迥然不同于过去。这也是这次美国大选发生的结构性背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种种诡异现象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与此有关。图三：本次美国大选中的基本营垒。如图二所示，B是在全球化时代未能融入全球化的部分。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部分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B和C两个部分。B虽未融入全球化，但却是美国本土经济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其中有些人可能被从这个结构中抛离出来，如失业者。而C则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某些下层，尤其是某些移民，特别是新移民。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A与C的结构性地位虽明显不同，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与美国社会某种程度的疏离。正是由于这个因素，景况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人，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走到了一起，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图四：两种切割的叠加。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时代，尽管斜线式切割的结构正在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水平线式切割已经消失。实际上，无论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斜线式切割都不可能完全取代水平线式切割。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两种切割的叠加。对于这种叠加中两种切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许需要注意的是，斜线式切割进一步加重了水平线式切割。也就是说，全球化部分与本土性部分的分殊，进一步加大了水平方向上的贫富之间的分化。这就是这些年人们不断讲美国贫富悬殊扩大的真正原因。而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分化，而是C和B中的少部分人已经被抛离出去，成为含着奶嘴的、勉强生存的“多余的人”。这样，就使得水平线式切割中的下层，甚至包括部分中层，对全球化的过程更加愤怒。所谓社会撕裂的加深，即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之中。图五：叠加后形成的不同结构主体。由于两种切割的并存与叠加，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实际上形成了七个结构性主体。其地位，其利益，其诉求和主张，可能都是各不相同的。a1是全球化的上层，即人们经常所说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权贵资本；b1则是本土化的上层，如主要立足于美国国内的那些产业资本的所有者、企业主。a1和b1虽然都属于上层，但利益已经明显不同。相比之下，前者处于强势，后者渐处弱势。a2以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白领为主，b2主要是本土性白领。a3是少数进入全球化轨道的蓝领，b3是本土性蓝领。C是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和移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b2和b3所受冲击最为明显。图六：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上面前五张图表明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社会的分殊。由于这个结构的不同部分实际上是分别嵌入于全球化与本土的不同经济秩序之中，因此，这种结构性的分殊缺少内在的整合机制。这样，社会结构开始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撕裂与断裂不完全相同。断裂是结构意义上的，撕裂更多是行动意义上的。而撕裂往往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为此，我又制作了这第六张图。图六表明的是在全球化和斜线式切割的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对垒。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阵营中，人们都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成为社会撕裂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亲友的反目，往往都与此不无关系。但这种意识形态对垒的阵营是什么？很多人用左和右的框架来概括。我觉得这并不确切。对垒的真正阵营，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前者代表着对立基于传统基督教文明价值观的坚守，当然与背后的利益也不无关系；后者则代表着来自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力量对前者的瓦解，当然，利益的因素也不会缺席。仔细琢磨这六张图，也许可以增进我们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诸多难解之处的理解。对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在此，只提醒感兴趣的朋友思考一个问题：这六张图所预示的趋势，对美国的未来，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也许现在的情形还有点混沌不清，但图六所展示的，也许就是未来文明对垒的主线。当然，有另外的强有力力量趁多元主义营造的氛围而崛起，也不是没有可能。说明：这六张图，都是逻辑意义上的示意图，美国现实的结构其实是一个菱形的结构。（斜线式切割的概念框架，最初是我于2017年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展社会学》课堂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也在黑板上潦草地画过草图。2019年7月在一篇文章中简单地进行过讨论）。关联阅读：孙立平：在温室门口探头探脑的欧洲孙立平：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孙立平：别再批评各人自扫门前雪，那已经是还说得过去的境界孙立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本文写于2021年8月14日。文中指出，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两年多的现实可能正在验证这一点】1、在通常的意义上，财富重新洗牌，指的是财富在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的转移。换言之，财富洗牌往往表现为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游戏。在大规模社会变革时期，往往也是财富洗牌最为频繁、最为剧烈的时期。当然，当变革与危机相伴随的时候，这种洗牌就会更为惨烈。2、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中为挽救经济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本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取向的变化，这三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正在形成一种推动财富洗牌的巨大力量。而这个力量，现在可能才刚刚露出端倪。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也许会见识到一场波澜壮阔的财富洗牌运动。3、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财富洗牌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市场开放与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致富者，即个体户和倒爷。90年代，民营企业的发展和集体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成就了第一批企业主阶层。21世纪初，住房商品化和房地产的发展，既造就了一批暴富的房地产商，也使得较早买房者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近十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新经济的结合，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写着财富格局。4、面对这种跌宕而残酷的洗牌过程，人们习惯性的思维，如同本文一开头就指出的，是把它看做一种财富转移的过程。即一种你得我失或你失我得的过程。于是，在这样的关头，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是，专家们在那认真地分析着未来的新机会在哪里，从而给人们指导着投资的方向，出着赚钱的主意。你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即可发现，这几年流传最广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洗牌已经开始，股权投资或将成为最大赢家！5、然而，最近的变化令人目瞪口呆，包括那些投资专家，包括那些听从了专家建议的投资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那些教育股、中概股、网络股的投资者，也许会对上面的那个建议，有更痛切的感受，也才真正明白了灰飞烟灭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涵义。购买了学区房的人们呢？手里握着**股和**股的人们呢？除了学区房之外，这其中哪个不是股权投资？一些学区房又未尝没有投资的含义？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许多人是将眼前这场洗牌放到旧的眼镜中去看了。而这一次可能真的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6、为了本文能顺利而方便地写下去，我将更多地用引用别人的话的方式来说。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首先我的是一则网上的评论，原文如下：这条新闻可能未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但其实爆炸性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说是空前的，这大概是全球范围内重量级政经人物对华形势的最明确表态了。我相信软银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的判断，【一两年内】将有【新规则】主持【新局面】。7、现在，真正有内容的观点的表达方式往往都是云遮雾罩，点到为止。让我们还是直接看看孙正义说了什么。8月10日，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表示，根据目前公司的战略部署和研判，软银将暂停对中国的投资，以静观其变。软银被称为是中国最积极的科技投资者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孙正义的话称，在中国对科技行业的审查变得清晰之前，软银将削减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但他也表示，“我仍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8、孙正义说这些话是有原因的。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已经让孙正义失去了日本首富的宝座。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显示，截止2021年8月11日，孙正义以308亿美元在日本富豪榜上位居第三。孙正义的话说得很明确，他现在很多东西也还看不懂，还要继续看。不过，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的话也耐人寻味，中国的政策有着不变的底层确定性。如果你认为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中国。9、下面是有关媒体整理的资料。短短一个月内，腾讯市值蒸发了接近1700亿美元。阿里巴巴10个月的时间里市值蒸发近3000亿美元。拼多多对比巅峰市值，蒸发逾千亿美元之多。快手股价累计下跌超80%，市值蒸发近1.5万亿港元。美团市值从最高位的3万亿港元跌落到1.3万亿港元，蒸发1.7万亿。那些教育股可能更惨。这当中，损失惨重的，不仅仅是和机构富豪，还有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尤其是散户。10、上面所说的是最新的进展，我们再看看此前已经多少有些预感的人们的看法。罗杰斯在7月初曾预测：世界可能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国内也有人说，一场商业大变局正在到来。还有人说，整顿教培产业实际是中国治理与行业政策的大政治。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做预测的风险是很大的。在此我只想说一点，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在以往的每次财富洗牌中，总有人试图告诉你，新的机会在哪里，而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关联阅读：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管理，管理，现在管与理有点分家了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警惕伪专家，更要警惕反智主义孙立平：这个叫停如果是真的，我赞成，但应该叫停的不止这个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转化五年多的老白茶著名白茶世家吴家后人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前几天，我们讨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非常精明的企业家有时会集体犯错误（见《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何以会走到今天，而且今后还可能会有其他行业步其后尘。本文将首先谈论一般性的市场的因素，然后再讨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的那些独特的因素。就一般的市场因素而言，这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首先提出来的。他说，经济学家们往往忽视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为什么企业家才能异常地不能发挥作用。下面我们援引他的几段话：在市场经济中，商人最为重要的一个职能是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们用获得收益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购买设备、雇佣劳工，用以生产那些他们无法准确预知是否能带来收益的东西。一句话，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在着手一项投资或增加生产线时，企业家必须估计现在的、未来的成本和未来的收益，然后，做出评估。市场经济包含一种内置机制，一种自然选择，以确保优秀的预测者得以存在下去、欣欣向荣，而清除那些劣等的预测者。因为，优秀的预测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他们的经营范围也就越大，他们可用以投资的生产方法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数年下来的亏损将会驱使那些糟糕的预测者、企业家从生意场上淘汰出局，并迫使他们加入工薪阶层。通常，我们可以预期到，不会有很多企业都遭遇亏损。那么古怪的事情是，你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周期性的衰退袭击，尤其是急剧下降的萧条时期，生意场上是如何遭遇大规模、成群结队的亏损的？那些以前一直精明地赚取利润、避免亏损的企业家，什么时候会突然惊愕地发现他们（几乎所有人）遭受着严峻、难以解释的亏损呢？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是上面所提炼出的问题：为什么有时精明的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或者说，是在大面积亏损发生之前，他们全行业集体性地发生了什么错误？有意思的是，在探究这种错误发生的原因时，中国读者的反应（我文章中的留言）与罗斯巴德强调的因素非常不一样。罗斯巴德的本意是分析银行制度和繁荣期信用扩张的影响，而中国读者更加强调的则是行政权力与政策在当中的作用（见那篇文章后的留言）。不过，尽管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企业家的错误源于外部信号的特点，如果从自身找原因，可以说源于对这些信号的捕捉、理解与把握。一句话，源于对信号的误判。问题是，集体的误判是如何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企业家的活动是一个追逐和把握信号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信号做出反应的过程。差异是在于，不同背景下信号的种类和特征是不一样的。罗斯巴德从休谟和李嘉图的分析出发，发现其关键密码存在于商业周期那种神秘的从扩张到收缩的转换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在其中的运作，以及由信用扩张而发出的误导性信号。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中国，市场信号固然是重要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政策信号所起的作用要更为直接。但市场信号与政策信号的特点是很不一样的。市场信号是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然给出的，因而是散射性的、多样化的，甚至是缓慢而渐进的。而来自行政权力的政策信号则是人为的、单一的、聚焦性的，有时是突如其来发生的，甚至其转换也往往是不期而至。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导致中国房地产陷入今天困境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政策鼓励或默许下的蜂拥而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第二，赌政策。蜂拥而上的结果必然是资本拥挤、产能过剩。但大家都在相信政策的力量，在房地产中的独特逻辑就是，相信只要我做得足够大，欠的债足够多，政府就不会允许我倒下。也就是赌政策。问题是，过去还曾经多次赌对了。第三，政策的变化会突然而至。微观上多次赌对了，而宏观上的问题却积累得越来越严重，于是，三条红线从天而降，全行业处于资金枯竭状态，本来能交的楼也交不了了。对信号的误判，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的房地产，其实也包括其他在某些阶段上的热门行业，往往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种政策信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和模糊。我们的许多政策往往都是以精神、原则的形式出现的，要靠自己去理解。这样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奇特现象：由各种机构举办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学习班、培训班遍地开花，很多企业家也热衷于参加这类学习班培训班。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对政策精神的讲解。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政策就是指导人们做事情的，要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做出规定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人们去努力琢磨和理解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介绍过弱信号这个概念（见《破除信息茧房，对弱信号保持敏感》），并讨论了弱信号与强风险的关系。弱信号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尤其重要。其原因，就和上述因素有关。关联阅读：孙立平：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把过去这几十年分成两段，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孙立平：以哈冲突、人口大置换与文明冲突内部化孙立平：敌人在撒尿，这时，他怎么也无法扣下扳机孙立平：太闷了，不喜欢有东西挡在视野前面孙立平：谁说中国人不消费了？不能有东西卖不出去就说是消费不足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推出的第一款入门级熟茶如今已有三年的时间，清爽柔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有的时候，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在人们的心目中，企业家应该是最精明的一批人，至少在商业的领域是如此。他们精于计算收益和成本，他们对市场中的信号最敏感，他们对可能的风险有着本能的警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眼光比一般人要更宽阔和长远。然而，在某些时刻，这些特质仿佛突然之间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很不幸的是，至少以目前的房地产行业而论，这种现象已经事实上发生了。许家印，现在成了一个人们随便就可以奚落几句的对象。但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一直讲一个观点，这个人不是白给的，是一个有想法，想干事的人。特别是在我去过海花岛之后。你可以说他有种种的问题，但他在商业上的精明是不可否认的。其实，不仅仅是许家印，如今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大佬们，哪个不是聪明绝顶？但如今，他们集体陷入惨烈的困境之中。他们中有的人，下场可能会很惨。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扩张期陷阱。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好像没人专门讲过，就算是我提出来的吧。但其基本意思，其实经济学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在经济扩张期，首先是银行信用大规模膨胀，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廉价资金。而大量廉价资金的存在，使企业家失去了对未来进行准确预测的能力。信心处于爆棚的状态，仿佛一切皆有可能。而当紧缩期到来的时候，特别是加上我们特有的行政权力收放自如地发挥作用时，他们的厄运就不期而至的到来了。上面说的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道理。我觉得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无需赘言。我现在想说的是心理机制层面的问题。在心理层面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伴随信用扩张而来的赌性膨胀，并误把赌性理解为企业家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家印就是赌，整个房地产行业也是赌，就看胆子够不够大。王健林的一句话，大家可能还记忆如新：“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自己胆子大”。冯仑写过一本书，叫《野蛮生长》，其中分析了中国早期企业家的一些特征。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勇于冒险，可以说就是这种野蛮精神的一部分。于是，不仅在已有的领域盲目扩张，而且竞相追求多元化发展，义无反顾地闯进自己不熟悉的陌生领域。但这里有个问题，赌性与冒险精神其实并不是一回事，而在经济扩张期，人们往往把两者混淆在一起。已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莱兰曾长期致力于成就需求的研究，这种成就需求对于人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企业家而言就更是如此。为此，他还在一些地方开设过专门以企业家为对象的成就需求训练班。特别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据说这种训练班的效果，即在提高企业家成就需求、促进创新的效果上，是很明显的。但麦克莱兰认为，冒险精神和赌性不是一回事。他对两者做了一个区分。他用套树桩的游戏为例。套树桩游戏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套圈游戏的原始版。这个套圈游戏大家都很熟悉：依据距离远近，放置若干作为奖品的物品。游戏参与者站在规定位置，投掷塑料圈。套中哪个物品，即可以获得这个奖品。小朋友很爱玩这个游戏。因为这个这个游戏把努力与运气结合在了一起。麦克莱兰有个很有趣的发现：不同的人，在玩这个游戏时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种人，尽量选择距离比较近的目标，以保障能够套上作为目标的物品。第二种人，会仔细地权衡，他们不会站得太近也不会太远。他们往往会认真测量距离，计算站立位置，做到使套圈既不会轻而易举，又可以在努力下取得成功。第三种人，他们会选择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套中就算，套不中拉倒。套中了，自己会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也会获得别人的羡慕和赞赏。套不中，自己也认赌服输。在麦克莱兰看来，第一种人往往比较保守，成就需求比较低，或者是冒险精神比较差。第三种人往往是赌性比较强的，遇到点大的事情也往往喜欢豪赌。而第二种人，则是成就需求比较高的人，他们选择的目标往往有相当的挑战性，但同时也有相当胜算的概率。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要进行仔细的权衡和慎重的选择。很显然，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麦克莱兰发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第二种人比较多，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则是第一种和第三种人居多。这样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的差异吧。麦克莱兰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冒险精神和追求成就，与豪赌是两回事。社会需要做的是，鼓励冒险，但要约束赌性。这就是制度应该起的作用。关联阅读：孙立平：以哈冲突、人口大置换与文明冲突内部化孙立平：以哈冲突，世界大战？我不这么认为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把过去这几十年分成两段，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孙立平：敌人在撒尿，这时，他怎么也无法扣下扳机孙立平：太闷了，不喜欢有东西挡在视野前面孙立平：谁说中国人不消费了？不能有东西卖不出去就说是消费不足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推出的第一款入门级熟茶如今已有三年的时间，清爽柔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有人说，这次的以哈冲突，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左派内部的分裂。此话不无道理。在美国的拜登和德国的朔尔茨等左派政府明确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与打击的同时，更多的左派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甚至哈马斯，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或支持。而在其背后的，还是种族或民族的因素在里面。这不禁让我再次想到人口大置换和文明冲突内部化这两个词。文明冲突内部化是我在2020年讨论当时美国那场骚乱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将一些相关的讨论内容或资料辑录如下（鉴于这个话题在政治正确意义上的敏感性，我更多是用引用的方式来讨论的）。因为这些内容散见于若干篇文章中，辑录的内容互不连贯，我用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涉及的更深层问题，容后讨论。文明冲突的内部化。大家都知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话题。他把文明的冲突当作理解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的一种思维框架提出来。关于文明冲突的框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论。但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对文明的冲突的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明的冲突是发生在国际的舞台上，文明这个单位比国家大。而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文明的冲突也可能在国内舞台上发生，这就是文明冲突的内部化。文明冲突内部化源于其本身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多元化。当时我曾援引一位网友对我文章的评论：我们中国人习惯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武备等等原因分析美欧关系，却忽视了基督教世界内部长期存在的诸多紧张关系：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天主教与新教的；新教各流派之间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

以哈冲突处于正在进行时。就此，我最近也写了几篇文章。如同以前在面对重大事件一样，我的兴趣不在于站队表态，而是在于下面这两点：第一，对于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第二，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进行收集整理，这于我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孙立平：在扑朔迷离与错综复杂中靠什么不至于迷失？最近几年，冷战结束后的风和日丽似乎已经结束，世界重新进入多事之秋。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搅动人们生活和内心的大事件，就会不期而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变局。在这当中，有些事情我们一时之间辨不清是非。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我的看法是，不妨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来，站在基本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当然，即便是这样，也不见得每一次的认知都对，但从概率上来说，犯错的机率会小一些。孙立平：相近相杀：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在当今的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俄乌、中东、朝鲜半岛。不到两年的时间，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俄乌之地，鏖战犹酣；以哈冲突，烽烟再起。这三个火药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相近相杀。俄乌不仅地理上相邻，而且都是东斯拉夫的一个分支。以色列人和哈马斯所属的阿拉伯人，都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共同祖先。而朝鲜半岛的南北方，更是刚刚分开的亲兄弟。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是在亲戚之间进行的。有的是同辈之间，有的是老一辈和小一辈之间，表兄弟之间打，叔叔和侄子打，舅舅和外甥打，有很多甚至都没出五服。这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种持久、高烈度的冲突与仇杀，为什么往往发生在这些有着深厚渊源的群体之间？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最容易形成很容易点燃的火药桶？孙立平：凡事都有历史踪迹，解开死扣需要切割对于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有人用三句话概括了其三千多年的历史：犹太人来了；犹太人走了，阿拉伯人来了；犹太人又回来了。更重要的是，自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赶走之后，这里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至少没有一个既存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后，这里先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然后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不错，这里是叫巴勒斯坦，但不是一群巴勒斯坦人在这里生活，这里才叫巴勒斯坦，而是因为这块地方叫巴勒斯坦才把在这里生活的非犹太人叫作巴勒斯坦人。这下问题就麻烦了。用自古以来来说事儿吧，只能越弄越麻烦。因为按自古以来来说事儿，在更早的时候，这里其实也不是犹太人的，而是迦南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就是在适当尊重历史的同时，以现实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切割，从而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现实解决方案。而这件事情，只能按照现代国际法准则，由一个权威的国际机构来做。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读三篇文章后的一些感想。这三篇文章，一篇是原哈马斯领袖谢赫·哈珊·约瑟夫的儿子摩萨·哈珊·约瑟夫的《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一篇是以色列预备役少校军官尼尔·阿维沙伊·科恩在回国参战的路上写就的《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还有一篇是一位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这三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三位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要么身在其中，要么近身观察。第二，这三位，特别是前两者，虽然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态度都比较平和，努力在讲述自己心中的道理。这样，我们就可以窥见到在仇恨和炮火后面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孙立平：欧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杀的？说欧洲是历史上战争最频仍的一个大洲，应该没有人反对。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主战场也都是在欧洲，历史上各种名目的战争更是不可胜数。在欧洲内部，有人统计过，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但就是这样一个欧洲，在二战后却一直没怎么打仗，直到九十年代爆发的南斯拉夫内战和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而从历史的眼光看，尽管当今世界上也仍然是冲突不断，战争也时有发生，但从总体来说，有两个趋势是明显的。第一，总体上说，战争的次数在减少。第二，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武力的冲突越少。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赫拉利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解释：战争与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关联阅读：孙立平：欧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杀的？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孙立平：相近相杀：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孙立平：凡事都有历史踪迹，解开死扣需要切割孙立平：在扑朔迷离与错综复杂中靠什么不至于迷失？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班章为王，易武为后以阴柔见长的麻黑来自易武茶区

我们曾经是凶残的维京海盗，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和平的社会之一。据说，这是丹麦一官方网站首页上写着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用在欧洲身上，也是比较恰当的。乌克兰战事的爆发，引起我对那一地区历史的兴趣。翻开史书，我不得不为那里在历史上发生那么多的战争感到惊异。回到现实，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欧洲又是当今世界上战事最少的地方。这是同时令人感兴趣而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什么？说欧洲是历史上战争最频仍的一个大洲，应该没有人反对。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主战场也都是在欧洲，历史上各种名目的战争更是不可胜数。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沙俄，这些帝国或海上霸主及殖民者，哪个离得开战争？哪个离得开攻城略地？在欧洲内部，有人统计过，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给人的感觉是，谁和谁都打。从粗线条的线索来说，就有北部的蛮族与南部的罗马之间的战争，西部的英格兰岛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战争，有东部的斯拉夫民族与中部日耳曼的战争。而在同一民族内部，往往也是战争不断。为什么欧洲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战争？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欧洲人比其他人好战，用另一个说法，是白种人比其他人种好战。证据当然是现成的：在欧洲之外，美国立国240多年来，对外发动战争超过200次，平均一年多一点儿一次。土耳其，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差一点儿征服欧洲。阿拉伯人同样极具扩张性。白人在历史上建立了多个帝国，包括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雅利安人的印度帝国。还有人认为，欧洲战争频仍与欧洲的地理特点有关。欧洲东部面临的是世界上彪悍勇猛的游牧民族，南面是充满宗教激情的伊朗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而且，欧洲半岛众多，中南部有一系列山脉切割。整个欧洲地理单元小而支离破碎。而且，欧洲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大河，这就意味着各国很难通过一条河流贯穿起来，形成占压倒地位的地方势力。分散的格局很容易陷入割据纷争。这两种解释，从表面看，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事实：同样是欧洲人或白种人，同样是欧洲的山欧洲的水，二战后的欧洲却一直没怎么打仗，直到九十年代爆发南斯拉夫内战。而我们知道，南斯拉夫内战有着特殊的背景。当然，这期间也有欧洲部分国家对外部的战争，但尽管如此，在过去的80年中，整个欧洲生活在和平当中。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想，最主要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和社会气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具体体现在现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讲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主要指的还不是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等这些外在的表现，如韦伯所说，现代文明最核心的是理性化的过程。许多朋友对韦伯的思想都很熟悉。理性化，是韦伯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我们不去讨论有关理性问题的那些学术争论，我们可以把理性大致理解为是在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建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如果这样理解也还是觉得有些模糊，我们可以在不理性或非理性相反的意义上来对之进行理解。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的这种区别。街头上的小混混，经常发生打架斗殴这样的事情，一言不合，拳脚相见。你瞅我干什么，瞅你怎么了。就这两句话，就有可能最后头破血流。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中，就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是否会权衡利弊。前者热血一上头，什么都不顾，而后者则要权衡值得不值得。这个区别是重要的。懂得权衡，知道利弊，这是理性化最粗浅也是最重要的含义。有了这样的理念，人们开始寻找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利大弊小的手段。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和文化。在这样的风气和文化中，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崇尚力量或武力，甚至将其视之为粗鲁。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为什么战争会减少，首先要理解人们脑子里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当然，这样一种观念层面的变化，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我们需要注意这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什么在农业时代，尤其是游牧民族，人们对土地和疆域那么感兴趣？因为土地意味着收获，意味着生活空间。而为了获得土地，就要战争，就要征服。但在工业时代不同了。虽然在工业时代，土地矿山仍然是有价值的，为此发生的争夺也时有发生。但其重要性，无疑是大大下降了。在工业时代，谁能创造和拥有更多的财富，更主要的，是要取决于资本、设备、技术、知识、创造性等等。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战争或政府获得的吗？显然不是。用赫拉利的话来说，在这样的时代，战争与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战争的成本在增加。因为战争不但往往造成对创造财富的那些东西的破坏，甚至会破坏财富本身。过去那种战争中的烧杀抢掠，烧掉的可能是秸秆和简陋的茅草房，而在现代战争中毁掉的，却可能是高楼大厦和繁华的都市。懂得了利弊，懂得了权衡，懂得了财富主要不是来自于战争和征服，这时人们才有可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量和制订解决矛盾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于是，有了谈判机制，有了协调机制，有了种种跨国的或地区性、国际性的组织。于是，在许多情况下，战争成了不必要的事情。关联阅读：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孙立平：相近相杀：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孙立平：凡事都有历史踪迹，解开死扣需要切割孙立平：在扑朔迷离与错综复杂中靠什么不至于迷失？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班章为王，易武为后以阴柔见长的麻黑来自易武茶区

一这是葛优在《没完没了》中的一段独白。这段独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电影史上最精彩的一段独白，没有之一。情节大体是：临近春节了，或许就是除夕之夜吧，总而言之，这时窗外响起了鞭炮声。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葛优坐在已成植物人的姐姐的床前，陪伴着姐姐。这是在父母去世之后，相依为命的一对姐弟。这时葛优缓缓地、自言自语地说道：姐，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妈了。妈问我，咱们那个家还在吗？咱们那个家散了吗？我（葛优）说：妈，姐姐还在，我还在，咱们那个家没散。说着说着，葛优伏在姐姐的床头，失声痛哭。收起眼泪，葛优缓缓地、自言自语地回想起小时候姐姐带他玩的情景。那时候，每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姐姐就会安慰他说，到21世纪就好了，到21世纪就好了。葛优说，现在，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了，姐姐你得好起来啊。这时，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姐姐，眼角上流出了眼泪。葛优那每个字都使劲的语调非常有感染力。是啊，21世纪啊。在世纪之交就要到来的时候，在千禧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多少人就是这样的期待，就是这样的憧憬。到21世纪就好了。二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20多年了。环顾周围，这真的是一个人们曾经期待、曾经憧憬的世纪吗？21世纪可能是一个黯淡的世纪。在2015年12月31日23时36分，我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段新年寄语：辞旧迎新，总是怀有期待的时候。期待什么？改革？开放？发展？繁荣？实在不想说这些了。那期待什么?我期待的是人性的复苏。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没有人性的回归，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切的根基。祝各位新年快乐。上面那段话，这些年我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都有点像祥林嫂了。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一种深深的忧虑：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变局，有些事情我们一时之间辨不清是非。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来，站在基本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即便是这样，也不见得每一次的选择都对，但从概率上来说，犯错的机率会小一些。也许人类开始陷入某种深层的危机之中。三我这里所说的人性，不是说人的本性。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惯说法的人性，是和通常所说的“没有人性”、“泯灭人性”相对应的。因此，关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不是这里所关心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弄不清什么是人性的时候，先弄清楚什么叫“没有人性”就行了。说到这里，我想到公平正义的问题。阿玛蒂亚森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人们对现实中什么是不公正的共识远远高于对理论上什么是公正的共识。如果这么说还不行，还胡搅蛮缠，不妨这样试一下：如果有人骂你没人性，这时候你会生气吧？这说明你理解的人性是好的，没有人性是坏的。这时候你理解的人性就是我这里讨论的人性。四正义为什么有时会被模糊？我们多少年给人们灌输的是大道理，大是大非。这时候为什么人们会迷失，就是在于脱离了人性的基石而执着于所谓大是大非。因此我说，基于人性的判断，不能保证全对，但总不至于太离谱。风再大，靠到坚固的墙上，总会安稳得多。对于一些问题，人们总会遇到某种诡辩术。比如你说人类需要自由，他说，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也是有条件的。对于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争论清楚：将其置于监狱之中，然后问：自由是好东西吗？想要自由吗？然后再问他：我们先讨论一下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也是有条件的问题好不好？在2018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短链条正义。所谓短链条正义，是指在一件事情是否正义的判断中，去除掉动机、背景、实质、进一步效果等等这些相关的因素，就事情本身做出简单的判断。当然不是说这些因素不存在，而是说暂时弃之不管。这样说来，短链条正义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判断，但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基本判断。其好处是，把事情简单化，注重最基本的要素，避免因枝节横生而把事情弄得复杂化、模糊化甚至是非颠倒。保罗·罗宾逊曾经写过一本书《正义的直觉》。短链条正义会不会出错？会的。这就如同常识也会出错一样。但是，其出错的概率往往会小于正确的概率。特别是在短链条正义是多元的，互相碰撞的，同时又有系统的思辨知识可以补充、丰富、校正这些直觉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关联阅读：孙立平：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什么？投资，还是消费？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福鼎白茶随心，孙立平教授配制福鼎白茶两大世家之一吴氏后人制作

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个问题，在当前有着很现实的政策含义。疫情之后经济反弹不尽如人意，其症结，或者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对此，有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供给端的思路，最直接的就是投资，当然不仅仅限于投资；需求端的思路，最主要的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到经济学中一个持久而深刻的分歧，即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就是所谓供给决定还是需求决定的争论。供给决定的观点，源远流长。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早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家所称的“萨伊定律”，其内容是“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其表述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定律，直接催生了后来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有人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例子来诠释萨伊定律：鲁滨逊摘果子，星期五抓鱼，鲁滨逊摘了果子才有支付鱼的能力，才产生需求，星期五也一样；单纯的鲁滨逊想吃鱼和星期五想吃果子都不叫需求，而只能叫需要。鲁滨逊摘到果子，他先有了果子的供给，才有了对鱼的需求。在此之后，对萨伊定律的争论和批评一直不断。虽然批评的角度和理由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意思是，供给决定论是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而且忽视了需求的独立作用。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的需求决定论应运而生。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观点概括为“需求会创造它自身的供给”，即凯恩斯定律。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这种争论，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正面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超出笔者本人的能力和知识积累。在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一点，也许可能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关键是看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及所面对的具体情形。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显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于是，增加投资，给国有企业放权松绑，鼓励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物价改革从而使市场能发出正确的信号，甚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当时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这个过程也恰恰可以验证萨伊命题。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就不一样了。从那时起，中国就逐步进入一个过剩时代。而当一个社会进入过剩时代的时候，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变了。原来是一物难求，人们这个也缺哪个也缺，关键是落后的产能无法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供给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到了过剩的时代，逻辑就完全反了过来。这时候，谁能发现市场，能找到消费者，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从理论上来探讨，确实太过复杂，刚才也说了，我本人也力所不逮。但从常人的角度看，下面的比喻，也许可以让我们理解其中一些浅显的道理。可以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简单比喻成面与水的关系。面多了需要加水，水多了需要加面。正好合适就叫均衡。哪个是决定因素？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有人担心，强调需求的重要性，会不会强化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从而强化本来就已经非常强大的行政权力？我觉得，这种担心有点似是而非。关键是要看解决需求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这几天我一再强调，解决中国的需求问题，就要调整分配格局，调整政府与居民间收入分配的比例，而这与凯恩斯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关联阅读：孙立平：论许家印的倒掉：在历史的转弯处的咎由自取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国民收入倍增：日本30年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为纪念挖茶俱乐部成立四周年制作的一款优质熟茶熟茶之母谭梅老师监制汤色红浓透亮，香气高扬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据媒体报道，中国恒大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结果不出人们的意料，但还是令人有点感慨。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要么涉及许家印，要么以许家印为主题。梳理这些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也许可以对认识许家印倒掉的踪迹与背景有一些启示。在历史的转弯处的咎由自取两年前的2021年9月7日，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任泽平抱不平的文章----《扯什么扯，许家印被任泽平忽悠？》。因为当时有人说，许家印是被任泽平忽悠了。当时我说，这真是柿子专拣软的捏。许家印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20几年间把恒大做到如此规模，个人财富名列中国富豪榜前列。以他超人的精明，老道的经验，还能被一个书生忽悠，那还算什么著名企业家？如果许家印能被任泽平忽悠了，他的恒大可能早被其他商人忽悠垮了。因此，许家印走到今天，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个责任，只能由他自己来负。我一直认为，许家印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企业家。我们不能因许家印走到今天这一步就否认他的能力。我曾去过恒大旗下的海花岛项目，其时，社会疯传，当中的若干楼宇因违规将被拆除，许家印也成为一些人嘲笑的对象。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了这个项目，当时我就和朋友说，老许确实是一个有想法，想干事的人。那许家印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可能就是见识，就是对自己和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层所信奉的哲学和理念。这种见识特别表现在一些重要时刻对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许家印有点像多少年前倒掉的禹作敏，误读了时代，一直沉醉在自己的逻辑和想象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问题是，在一个大时代，关键的因素在他视野之外。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变化，谁能够说许家印不能再维持几年？谁能够说许家印一定会失去自救的时机？哪怕能在自救上与王健林同步。成败皆由大，大而狂热最可怕过去这几年，一些响当当的企业暴雷，一些精干的企业家陷入困境，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陷入债务泥潭。究其原因，都少不了一个因素：干大事，创奇迹。大家熟知的恒大是如此，贵州的那个独山县也是如此。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的，这是很多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的一个坚定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也给了他们放飞雄心的某些条件。那他们为什么又栽了呢？我想这当中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会驱使他们最终会走到这样一个结局：因事情超出自己能力所及而失败，甚至前功尽弃。不错，在一个扩张的时代，盲目和荒谬都有可能造就奇迹与神话。罗素有句很有名的话：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狂热来自什么地方？有人会不假思考地说，当然是来自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这当然有道理，但有点简单化。如果从享受或享用的意义上说，许家印用得着那么多钱吗？再多的钱不就是纸面上的一个数字吗？赚够几个亿之后的适可而止，不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吗？但不行，他们要干大事，要创造奇迹，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狂热。狂热在最初的想象中，似乎都有点根据和道理。我想，许家印当初构想海花岛蓝图的时候，一定是激动得夜不能寐的。但这种根据和道理的延伸，太依靠想象力了，而在现实面前，这种想象力太脆弱了。这不免让人想起汶川那场地震。汶川地震的损失为什么那么大？和那里山的特点有关。那里的山，都是比较年轻的，都是由土和大石头混合在一起。一摇晃，就塌下来了。其实，很多大的东西都有这样的特点。收缩时代的水落石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有关商业周期的文献，包括罗斯巴德的《经济萧条：成因及其治愈》。罗斯巴德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经济繁荣时期的大规模信贷扩张与大繁荣之后的大萧条之间的必然性及其逻辑关系，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有些时刻，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同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为什么企业家才能异常地不能发挥作用？罗斯巴德说，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他们用获得收益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购买设备、雇佣劳工，用以生产那些他们无法准确预知是否能带来收益的东西。如果他预测的准确又明显比他的生意对手更好，那么他就能从他的投资中获取利润。他预测得越准确，赚得的利润越高。如果他是个糟糕的预测者，他高估了市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那么他就遭受亏损，很快他就会在生意场上被扫地出场。但这种预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要命的是，如同罗斯巴德所说，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同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至少就房地产而言，这次有几个著名的企业家逃脱了这种暴雷的厄运或困境？他们中的哪个不是精明过人？原因在于，现实太容易诱惑他们了，太容易捉弄他们了。现实当中的什么诱惑和捉弄了他们？这就是经济周期或者叫商业周期。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往往伴随着信贷的扩张和泡沫。这时候，往往是货币充足，利率很低，故事非常好讲。很多事情，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到，一切皆有可能。与此同时，一个项目哪怕差一点，只要故事讲得好一点，也能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但凡是一个想干点事，特别是想干点大事的人，谁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但要知道，经济不可能永远在繁荣期里运转。当收缩期到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戛然而止。特别是在人为干预更明显的时候。能否提前意识到历史转弯处的到来，这就是对企业家见识的考验。关联阅读：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即刻消费：不想为未来花钱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国民收入倍增：日本30年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来自贡嘎山西南麓的高原红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前些天，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了一句话：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见《孙立平：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文章发表后，不少网友对这句话很感兴趣，想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下面我想以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和德国不同反应的方式及其后果，来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30年代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其影响，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实际上，这场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类的历史进程。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

在讨论后耐用品时代的消费时，我引用了一篇报道的下述内容：对比今年上半年与2019年上半年居民消费结构，发现食品烟酒支出的占比是增加最多的，达到2.1%，除医疗保健外，其余消费的占比都有所减少。其中，衣服是减少最多的，占比下降了1.1%。看到这个数字，我内心里是多少有点怀疑的。但该报道用一个案例，诠释了上面这个现象：一位女性消费者表示，今年她在服饰、护肤方面的开销大幅缩减，原来计划分别有5000、2000元的开销，但直到8月，服饰只花了不到1400元，护肤更是几乎0开销，仅有16元。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如果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倒真的是非常值得玩味和探究。人靠衣服马靠鞍。在人们的印象中，尤其是女士，对衣着和化妆是非常重视的。哪怕是在比较贫困的年代，人们也要尽量穿得体面些、光鲜些。看完上面的数字和案例，我脑子里不禁开始琢磨一个问题：难道人们真的不在意装束了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在消费上，人们内心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接着看报道，该女士节衣缩美，将节省下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答案是旅游。报道说，旅游成为她今年唯一超预算的项目。7月份，她前往三亚度假，消费超过一万元。尽管这是一个个案，但却与消费总体偏冷旅游独热的宏观景观相吻合，这也许可以表明，该女士的消费选择，具有超出个案的意义。报道还说，在开销上，她的基本原则是，出一进一，辅助原则是尽量不买。衣服只要不破就还可以穿，能省一点是一点。看到这里，我多少有点理解了这位消费者在旅游和穿着上的不同选择。衣着和旅游消费的各自特点是什么？旅游的特点是什么？是能够把一次消费中开销所带来的效用或使用价值当场享受完毕。对此，我将其称之为即刻式的消费。而衣着则不同，假如一件衣服2000元，穿三年，意味着2000元的使用价值要用三年的时间才能用完。也就是说，这个钱在大程度上是为未来花的。如果是这样一种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许多事情。在消费整体偏冷的背景下，有一些领域的消费却比较火热。不仅仅是旅游，还有餐饮、电影、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比如，海底捞今年上半年赢利22亿，已超过去年全年。除海底捞外，包括九毛九、海伦司、广州酒家、全聚德等在内，多家餐饮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都不错。6月15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阿根廷对澳大利亚的足球比赛，虽然球票的价格不菲，但在第一轮出票后，被球迷一抢而空。而西安的那场演唱会，门票更是被炒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面这些消费与旅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上面说的，能够把一次消费中开销所带来的效用或使用价值当场享受完毕。正因为如此，凡是能用于即刻式消费的，会出手大方，相反的，则出手谨慎。我听到一个小伙子说他的消费经历也是如此，吃一顿饭花几百块毫不犹豫，花两三千块买个电视，还是算了吧。也就是说，有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说到当前的消费低迷，很多人都强调，人们手里没钱啊。不错，我承认在很多人那里是这个问题。但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还有个消费价值观的变化问题，即有人开始不愿为未来花钱。五一期间的旅游热，很多人将其称之为穷游，即旅游的人数多了，到处是人山人海，但人均花费却减少了。但在今年暑期的旅游中，情况可能有所变化。今年暑期旅游更加火爆。而且，不少地方的旅游花销都在涨价，8月我曾经去过一个草原景点，一条自驾路线，每个人票价120元，一辆车4个人就是480元。一家普通酒店的标准间，上千元。也经常见到网友这样的吐槽：月薪2万住不起汉庭如家。去往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高铁商务舱和飞机公务舱，甚至都一票难求。这也可以佐证我上面说的消费观念的变化。我不能说，这种变化有多大的代表性，也许这只是在一些年轻人才中存在的现象。但它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内心中的选择标准和价值的变化。而在这种变化背后的，则是对人生和未来的理解。如果再联想到一部分人中存在的不婚不育现象，则对我们提出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关联阅读：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国民收入倍增：日本30年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房地产症结：缺少一种长期主义和平常心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定制华宁陶白釉绿彩茶杯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前文《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一文提出为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日本曾经实行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说到日本停滞的30年，人们注意到两点。第一，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和萧条。第二，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原因何在？在停滞发生前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进入停滞期后物价大体保持稳定，可能是两个重要原因。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45年二战结束时，日本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其战后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到1955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其经济增长率大约年均为10%。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5-1964年这10年。有人将这10年称之为日本的第一次消费革命。其时，机电技术革命开始转化为一系列的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消费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被称之为旧三大件的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迅速普及。此前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形成了巨大的产能，但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成为制约消费的瓶颈。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助推这场消费革命。1967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前完成，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一倍的目标。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这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助推了以旧三大件为主的战后日本第一次消费革命，而且也启动了以新三大件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革命。新三大件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其普及的时间大致为1965-1974年。而这次消费革命与国民收入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的小汽车每辆平均售价约为100万日元。这样，在国民收入提高与消费革命的互相助推中，日本实现了一段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下面的一些问题，有的零零碎碎地写过，现将这些问题的脉络重新捋一捋，从而形成一个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系统理解。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在经济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我最近一直在琢磨，如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用一个什么词来揭示我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的背景和症结？想来想去，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影子，这就是过剩，生产过剩。过剩，这可能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或许有人说，过剩不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吗？不完全是。第一，现在中国的过剩问题，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二，把过剩简化为内需问题，很容易忽略掉那些超出内需范畴的结构性问题。先说过剩形成的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剩问题的真正含义。首先，从外部看，中国的过剩问题源于世界的大拆解过程。在大拆解的背景下，西方面临的是供给问题，而中国面临的则是需求问题。前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来生产，后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要重新找市场。但我们要知道，解决需求的问题比解决供给的问题要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世界是买方市场，是过剩时代。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产能，会有部分因出口下滑而处于过剩状态。有人估计，中国全球供给端的净敞口已经达到3.4万亿美元。再从从内部看，我一直在讲，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已经结束。中国这轮经济发展开始起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世界上机电技术革命大规模转化为一系列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大规模消费革命的过程。于是，从三大件到空调，从汽车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再加上房子，消费的热潮一波接着一波。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这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是分不开的。但这个过程，到现在可以说基本结束了。不巧的是，上述两个变化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发生了。于是，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过剩的时代。不但如此，由于内外两个因素同时作用，就使得过剩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范围，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从短缺时代走出来的国家而言是如此。现在，我们环顾四周，几乎什么都是过剩的，房子卖不出去，汽车卖不出去，家电卖不出去，各种工业品都销售困难。面对过剩，重要的是转变思路这个过剩，不仅是相对于消费说的，对于投资来说，也是如此。过剩已经成为我们很多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短缺时代，仍然是一味地扩大投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主导型思维。经常听到有人说，现在企业贷款、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也知道，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心和对于未来的预期。但除却这些因素，与过剩的背景没有关系吗？降息了，贷款了，有钱了，你让他投资什么？现在，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过剩：房子过剩、汽车过剩、家用电器过剩、日用品过剩......按照这种投资主导的思维，专家们刺激经济的思路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货币政策，加大货币的供给，增加流动性。另一个就是财政刺激，由政府举债，扩大投资，以激活经济。但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思路，还是财政刺激的思路，体现的都是投资思维，而且最终可能都需要通过货币的增量来实现，区别只在途径的直接还是间接。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实际上，在全面过剩的背景下，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巨大产能已经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据估算，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投资主导型模式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提高居民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从投资主导型经济走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济转型，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因为，我们过去的许多安排和政策导向都是为投资服务的。银行是为投资服务的，股市是为投资服务的，税收是为投资服务的，财政是为投资服务的，整个政策的取向，都是以服务于投资为权衡。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意味着这一切都要发生重要改变。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自哪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要把就业放到首要地位。有人说，就业就是经济，就业就是民生。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应当把就业当作第一要事，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人们经常说，信心比黄金还珍贵。但信心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描绘的美妙前景，不是来自令人激动的口号，在普普通通人的生活中，信心就是来自就业。有一份工作，先不管收入多少，人们内心里才会踏实。就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不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产业升级是未来的方向，但对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所谓低端产业也要同时加以保护。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199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55%，这个比例到2021年只有大概43%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重大约在70%上下。相应的，居民消费率也从54%降至38%(国际社会在60%左右)了。因此，要形成旺盛的消费力，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我们过去比较重视个人间贫富差距的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从促进消费的角度说，国民收入如何在政府与居民间分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前些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叫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我觉得应该重提这个理念。这主要涉及的是资本市场和居民手里的房子。应当使股市成为投资者获取收益的平台，而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平台。同时应当利用政策工具，稳定人们在房地产上的财富预期，促有房者消费，帮无房者安居。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详谈。关联阅读：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房地产症结：缺少一种长期主义和平常心孙立平：大拆解后面临的什么：在西方是供给，在中国是需求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孙立平：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定制华宁陶白釉绿彩茶杯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实际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短期的问题是防止房地产暴雷，长期的问题是房地产已经基本处于一种饱和状态。这两种状况提出的是不同的要求，两种要求实际上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对于房子这样一个兼具耐用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几乎要用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来购买的物品，应当有一个长期主义的政策取向。但在过去这些年，我们过多地将房地产作为一种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来使用。经济低迷时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过热或泡沫明显时，用房地产来降温。现在房地产中的问题，与频繁地将其作为政策调控工具来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回顾过去20多年房地产发展的历史，有三个节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个节点：1998年，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起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虽然进行过几轮住房制度改革，但真正的、全社会性的住房商品化，是始于1998年。当时的背景是，在外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内部，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继推出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可见房改是作为解决经济困境的措施出台的。第二个节点：2008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这一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这4万亿有很多流到了房地产市场上，造成了房价的飙升，同时也成就了房地产的黄金十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而其对经济的扭曲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出来。第三个节点：2016年，房地产去库存。当时的背景是，股市泡沫破灭，经济增长减速，房地产库存问题突出。于是，2015年底，房地产去库存的政策出台。尽管当时房住不炒的方针已经明确，尽管有关部门在房价控制上出台了种种措施，但实际上，房地产去库存成了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结果，这一波成了房价涨得最猛的一波。很多地方，包括一些房价几年没动的地方，房价在一年的时间里就翻了一番，包括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型城市，甚至县城。现在，我们无疑又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同时面对着商品房严重过剩、房地产企业债务沉重、企业暴雷可能造成金融风险，以及经济反弹乏力、人们对前景预期不佳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这一次面对的背景，比以往要更为凝重。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政策正在密集出台，有的甚至有点不遗余力；有的媒体或自媒体，又在夸张热销或涨价的新闻；有的人又在期待，或惧怕，新一轮的房价上涨。若干年前的那种氛围似乎又在重现。最近，好几位朋友在问，要不要买房？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对冲可能的货币贬值。这不免让人生出一丝忧虑。1998年之后的20年，是中国房地产狂飙猛进的一段时间。仅仅20年的时间，大体解决了中国大几亿城镇人口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得中国社会从一个真正的无产社会变成一个稍微有点财产的社会，应当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过程。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社会资金的炒作，一个是频繁将房地产作为政策调控的工具。但人们往往强调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近些年，开始提出房住不炒，使房子回归居住的属性，这当然是对头的。但将房地产作为经济调控或解决其他问题（如地方财政）手段的做法，却积习难改。我觉得，现在到了用一种平常心和长期主义的心态对待房地产的时候了。不错，目前房地产中是有许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房企的负债和暴雷问题，但如果只顾解决眼前的问题，走上过去的老路，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患。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几轮房地产热的前车之鉴。在解决现在问题的时候，更不应忘记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铸就的。数据表明，现在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0平方米，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报道说，目前积压的没有售出的商品房，大体够消化10年。因此，房地产超常规发展的阶段应该结束了。有人说，不对，未来还会有几亿农民要进城，他们还得需要住房呢。不错，但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关联阅读：孙立平：很多问题，背后都有信任问题的影子孙立平：陌生人社会靠什么形成信任？孙立平：从大拆解的角度理解美国为什么还没有衰退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定制华宁陶白釉绿彩茶杯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前几天，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易刚的一句话又在网上流传：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变“毛”。我查了一下，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是易刚在最近几年中多次强调过的。早在2019年，易纲就曾撰文指出：评判和衡量货币政策，根本上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使命。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这个观点，此后他多次强调。最近的一次，是在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易刚的观点最近在网上再次流传，显然与当下的背景有关：面对经济反弹乏力，国内消费不振，特别是CPI和PPI持续走平或走低的情况，救经济的呼声此起彼伏。如何才能救经济呢？专家们的思路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货币政策，加大货币的供给，增加流动性。另一个就是财政刺激，由政府举债，扩大投资，以激活经济。但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思路，还是财政刺激的思路，最终可能都需要通过货币的增量来实现，区别只在途径的直接还是间接。而问题就在这里。首先的问题是，增加货币的供给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截止7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285.4万亿元，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缺钱。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说法，钱进入流通，尤其是通过信贷的途径形成企业投资才有意义。所以，人们经常用社融和信贷的数据，来说明降息降准增加流动性的必要性。更有人用辜朝明的理论来论证，现在使用货币政策已经来不及，而应该直接由政府发债，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此来刺激经济。如果仔细来分析，这样的思路接着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增加政府债务意味着什么？已经有学者论证，中国并不存在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就算存在吧，那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政府、企业、个人三者之间，谁的负债表问题更为严重？显然是政府。在地方债已经如此沉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举债的空间还有多大？如果强行举债，后果是什么？即使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能扩大政府投资，可能形成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热，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多大的作用？第二，企业投资意愿低，是因为企业贷不到款吗？钱只有到了企业，才能带来投资和收益。但问题是，企业为什么贷款和投资的意愿低？无非是两个因素。信心的问题，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再赘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过剩，房子过剩，汽车过剩，电器过剩，日用品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企业家，还有信心，且能得到贷款，贷款的利率还很低，我问你，你投什么？有人说，现在实体经济不借钱了。问题是，借钱投什么（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第三，钱多起来，对民众意味着什么？现在人们在强调通缩，并努力说明通缩比通胀更可怕。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道理是有条件的，如果通胀能带来经济增长，可能确实好于通缩，但如果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呢？现在人们都在议论巨额的M2，但要知道，巨额的M2也是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实际上，就在学者们讲通缩的同时，一些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商品正在涨价。因此，在警惕通缩的同时，同时要保持对通胀的警惕性，特别是由所谓刺激政策所可能导致的通胀。这样的时候，我经常想起德国战后经济重建时一位德国领导人说的一句话，如果人们对钱没信心了，那就是彻底没信心了。因此，我们应当记住易刚的那句话：不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变“毛”关联阅读：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孙立平：换个思路吧，现在开始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俱乐部最早突破万饼销量的白茶福鼎白茶四大家吴氏白茶的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促销费，现在已经是人们的一个基本共识。问题是如何促销费？消费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在什么地方？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消费问题不是政策可以解决的，解决消费问题，需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是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无论是过去的成就，还是今天的问题，都与此直接相关。这种发展方式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是在一种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过程的。这时候，资本就是发展的瓶颈，需要解决的是资本形成和投资的问题。这样，也就可以理解那些年为什么招商引资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资本已经基本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主要问题，同时，投资的边际效益已经越来越低。据估算，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制约因素。这说明，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以投资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模式的转变。最近看到两句话，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一句是，曾在30年代大萧条中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说的。他在评论30年代大萧条发生原因的时候说，这场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传递给消费者。换言之，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能不能使劳动者和消费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将决定着经济的未来前景。还有一句话，是克鲁格曼说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但实现这样的转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转向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系列结构性的制约。通过下面这三个数据，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是什么：一是投资相当于GDP的百分比。从2008到2021年，我国投资平均每年相当于GDP约44%，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25%，美国约为20%。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至现在的43%，国际上一般为60-70%。三是居民消费率。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约38%，而国际上一般在60%左右)。2023年上半年，我国GDP中，个人消费支出仅占30.3%，美国为70.8%，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50-70%之间。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上述条件的制约下，仅仅靠刺激消费的政策来拉动消费，是不可能奏效的。相反，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包括调整国民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的分配比例，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资本市场成为国民分享发展成果的平台，而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平台；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就业的关系等。关联阅读：孙立平：保卫财富：现在应该明确地说这句话孙立平：中国繁荣之谜：从紧绷到放松孙立平：危机发生在繁荣被耗尽的时刻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祝贺挖茶俱乐部成立四周年山头秘而不宣的品鉴级普洱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最近，翻来覆去在想一个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与繁荣究竟来自哪里？说改革开放，那是当然的了，但多少有点概念化。改革开放的精髓是什么呢？是当中的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发展和繁荣呢？我觉得，其实就一句话，从紧绷走向放松。让我们从1978年开始。那几年当然发生了许多大事，但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我想说几件非常不起眼的小事。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成为中国人走向新生活、实现社会生活正常化的起点。也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情，像肥料一样，滋养了后来中国几十年的繁荣。第一件事情，喇叭裤开始在大城市流行。所谓喇叭裤，是一种裤腿肥大呈喇叭状的裤子。今天的人们可能觉得，不就是一条裤子吗？但要知道，在此前，喇叭裤之类的服装，被称之为奇装异服，没有任何特点的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是人们着装的统一标准。喇叭裤带来的是社会风尚的一发而不可收的变化。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说：中国的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俗称：烫个“鸡窝”最时髦。

在翻看有关美国30年代大萧条和日本30年经济停滞的材料时，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在脑海之中：经济危机往往是发生在繁荣被耗尽的时刻。无论是美国30年代大萧条，还是日本在30年的经济停滞期，在其发生之前，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异常繁荣与辉煌的时期。强调这一点，是想凸显繁荣与危机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后来的危机实际上是对繁荣的一种耗尽。更进一步说，恰恰是原来造就繁荣的因素，酝酿了后来的危机。一位历史学家说：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那个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之为

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一般都认为，是技术创新引发了工业革命。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至少不是其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英国金融革命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希克斯指出，实际上，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因为早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的支持。这样，这些技术就很难从小规模作坊阶段走向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阶段。这样，如同希克斯所说，“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而恰在这时，英国金融革命发生了。什么是金融革命？一般说，就是以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现代资本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一系列金融创新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革命所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不断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的燃料和动力。由此可见，低利率和大规模投资是推动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金融孕育和助推着现代的技术创新二战结束之后，技术创新与经济创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时候，波士顿的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纽约的惠特尼公司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这三大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应运而生，他们与美国政府联手为技术创新领域提供投资。到了70年代，风险投资的发展，更是风起云涌。风险投资对于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科技创新有这样的几个特点：投入大、周期长、成功的概率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风险极大的商业行为。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在传统的金融市场得到支持。而风险投资，恰恰是以概率的逻辑，为他们分散和承担了风险，同时也为自己获得一种此前未有的赢利方式。我们知道，风险投资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投资并不以经营被投资公司为目的，仅是提供资金及专业上的知识与经验，以协助被投资公司获得成功。风险投资的最终目标是在被投企业上市后，进行股权转让，以此获得数倍于投资成本的利益回报。正因为如此，他追求的是成功率，而不是每个项目都盈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冲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风险的机制（见《孙立平：底层密码：是哪些因素酝酿和滋养了科技创新？》）。今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之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却相当强劲。但仔细看，绝大多数股票其实涨幅有限，股指的上涨，主要是科技股贡献的，尤其是英伟达、Meta和特斯拉。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又可以发现，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科技公司，大部分都是在金融泡沫中诞生的。正因为如此，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写了一本书，叫《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在这本书中，佩雷斯研究了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的关系，发现金融泡沫往往是技术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对于技术革命推广意义重大。其道理是，突然增加的泡沫型财富不仅增加了财富的总量，而且打破了旧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使得技术创新更容易获得所需的资源。所以泡沫过后才能迎来全面的大繁荣。在金融的推动下，大繁荣之后，往往是可怕的大萧条现代金融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但回顾现代的经济史，又可以发现，那些大的经济灾难，又往往是在金融的土壤中孕育的。这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注意到的所谓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内在的周期性逻辑。所以，罗斯巴德在《美国的大萧条》一书中有句名言：在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带来长时间的大繁荣之后，便是可怕的大萧条，并由此形成跌宕起伏的经济周期。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关联阅读：孙立平：七年前，房价那场诡异的上涨孙立平：换个思路吧，现在开始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俱乐部最早突破万饼销量的白茶福鼎白茶四大家吴氏白茶的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五年前我一个音频讲座的整理稿。时过境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与那时已经全然是一种不同的景象，但回顾那场房价的诡异上涨，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问题，仍然会有所裨益。七年前那场房价的上涨，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对待房地产应当有一种长远的眼光，而不应当基于短期的需求，片面地将其作为一种调节工具。房地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应当有一种平常心】大家都知道，从2016年开始，这三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房价上涨最快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房价的上涨大体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涨幅大，上涨的速度快。经过这轮房价的上涨，很多地方房价都翻了一番，而且很多地方甚至就在一年的时间里翻了番。比如像江苏的苏州和广东的中山，在这之前的好几年里，房价基本纹丝不动，但是就在一年里房价几乎就翻了番，甚至更多。第二，一二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七八线城市轮番上涨，动作非常整齐。在2016年，先是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非常迅猛，在一二线城市房价被摁住之后，三四线城市、五六线城市，甚至七八线城市接着以同样的速度上涨。所以到现在为止，包括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型城市，甚至县城，大部分房价都已经翻了一番。可以说，经过这样一轮上涨的过程，全国的房价陡然间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一轮房价的上涨多少有些诡异之处。我说这轮房价上涨诡异，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点，这一轮房价迅猛上涨是在调控力度空前的背景下发生的。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的房地产调控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从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到各种措施的出台，包括限购、限售、限价、约谈等等，几乎是把控制房价当作政治任务来落实的。但就是在这同时，全国房价翻了一番。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诡异点。第二点，这次房价的上涨来得非常突然。其实在2016年之前，已经有几年时间房地产的市场在慢慢冷却下来。在我们周围，关心房子、房价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时候虽然还有人需要买房，但是更多的是刚需，炒房的现象也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像前面提到的像苏州和中山这样的地方，有五六年的时间房价几乎是纹丝不动的，就是到了2016年房价突然涨了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第三点，是这一轮房价的上涨是在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国家有个数据，到2016年底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36.6平米，户均是差不多一户一套多一点，将近1.1套。按照这个标准，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即使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已经很有限。而且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这样居住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哪怕在一二线城市，当时的刚需最主要是新市民的刚需，老市民的住房问题已经基本上不是问题了。这一轮房价的上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种的诡异之处就更加重了我们内心的疑问：这一轮房价究竟是怎么涨起来的？其实回顾一下这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房价上涨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去库存，一个是棚改货币化。2016年政府把去库存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于是各个地方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激活房地产市场。许多地方降低首付的比例，甚至有的地方实行零首付；全国普遍对房贷的利率实施大幅度优惠；有的地方鼓励大学生买房，有的地方对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买房还多少给一些补贴。正是在这样的政策驱动下，像合肥、南京、厦门这样的一些城市房价率先暴涨起来。当然不能否认在这个暴涨的过程中，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控制房价上涨的速度。但是与此同时，就在一二线房价暴涨已经基本完成的时候，棚改的货币化开始推进。这个棚改货币化主要针对的是三四线城市、四五线城市。在推进棚改货币化的过程中，中央通过国开行向地方政府发放了大量的棚改专项贷款，实行棚改货币化。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棚改货币化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通过棚改，给被拆迁者以现金作为补偿。你有了补偿金，再加上自己已经有的一些钱，再加上点贷款，你就可以去买新房。这样就推动了三四线城市、五六线城市去库存和房价的上涨。通过这两点，我们能看出什么呢？就是这轮房价的上涨，实际上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行政之手。很多人对高房价深恶痛绝，但是人们往往把高房价归因于开发商和炒房者。其实从这一轮来看，房价上涨的真正动力是在行政之手。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仅仅靠开发商，你想卖出高价就能卖出高价吗？炒房的人原来为什么炒不动呢？几年前，你到苏州和中山这样的城市去炒房子，你试一试，能炒得起来吗？如果说这几年房价的上涨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来自于政府，那么背后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政府究竟把房子当作什么？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出房子更不是用来干……的。不应该用来干什么呢？至少有这么三点。第一点，不能把房子、房地产作为地方财政最主要的来源。第二点，不能把房子、房地产作为容纳超发货币的蓄水池。第三点，不能把房子、房地产作为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的工具。要知道，这里提到的三个因素，比人们炒房、开发商哄抬房价起的作用大得多。这几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很难有一个正常的房地产市场。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定格在2015年，那时候的房价高不高呢？确实也有点高。但是如果没有后面那两项政策，即去库存和棚改的货币化，假如房价就稳定在当时那个水平，以时间换空间，通货膨胀慢慢就会追上这个房价，房地产就可以平安着陆，房地产中具有的某种程度泡沫就可以用一种渐进的和缓的方式慢慢化解掉。而老百姓的财力也不至于如此大规模地被吸引过去，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整个社会的内需可能都要比现在乐观得多。关联阅读：孙立平：换个思路吧，现在开始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俱乐部最早突破万饼销量的白茶福鼎白茶四大家吴氏白茶的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在讲一个话题：大规模的集中消费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面临的是过剩的问题。有朋友问：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过去之后，就消费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想，也许可以叫做常规化消费时代。做出这样一个阶段性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可以让我们思考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经历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之后，人们在消费上已经处在一种超前、过度、透支的状态，需要喘一口气了。相关的数字是：2010年至2021年，中国居民信贷规模从1.27万亿攀升至8.26万亿；2021年，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达124.4%；从2012至2021年，我国居民每年还本付息的金额从5万亿元攀升至14万亿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4.5%上升到28.2%；全国负债人数高达七亿人，其中80后、90后负债人数占比达85%；信用卡逾期高达2000多亿元。数字中的含义，大家可以自己琢磨。第二，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热潮可以重来，那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们经历的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是两个因素耦合的产物。第一个因素是匮乏经济的起点。在改革前的匮乏阶段，什么都缺，吃的缺，穿的缺，很多现代的东西更是见都没有见过。改革之后我们首先经历的是基本生活补课阶段，那时候就像一幅画一样，留白很多。这样就留下了巨大的可以尽情挥洒的空间。第二个因素，上述过程恰好与技术进步背景下发生的家电领域的消费革命迎面相撞。我曾经讨论过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汽车（不算家电）、个人电脑、电话及智能手机这七大件在消费革命上具有的意义（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上面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几十年的非常规的、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但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过程。第三，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潮可以重来，现在的消费略低，但与经济状况大体相符，人为拉动只能适得其反。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消费低迷，好像经济反弹乏力是人们不消费的结果。其实，这要看和什么比。与过剩的产能比，确实给人内需不足的感觉，但我多次说过，这个产能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世界市场准备的，靠国内消费是无法完全消化的。但如果与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的情况相比，大体是相符的。毋庸置疑，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消费处于较低水平，但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不愿意消费，而是受消费能力所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善的是收入和就业，而不是拉动消费。否则是本末倒置。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犹在，但我们在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的结束，经济增长减速，外部环境巨变，这几个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常规化消费时代。要看到，在过去这几年中，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位网友的话很有代表性：有人说凡是不是必需的就不买，凡是有便宜的就不买贵的，凡是能用的就将就着用，手机从原来一年换一个，现在大概两年换一个。这样的消费理念，其实是正常的。难道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才是正常的吗？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中国从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到常规化消费时代的转变，应当探讨在常规化消费阶段上，人们消费的特点是什么，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尤其对于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发展思路的变化，这就是我前些天几次讲过的：在常规化消费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见孙立平：我们需要一种在正常消费基础上运行的经济）。关联阅读：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不能跳出疫情思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传统背景与现代灵魂的结合苦斋老师系列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这次的特大暴雨已经由此导致的严重灾情，再次提醒我们，已经习惯了干旱的中国北方，需要有点汛情思维了。汛情思维，是我在2021年7月郑州大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我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提出：在我国的北方，在经历了多少年的干旱周期之后，人们熟悉了干旱，对如何应对旱灾，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对于汛情，对于水灾，脑子里却往往缺少这根弦。人们更多想的是天不下雨怎么办，而较少去想天下暴雨怎么办，水灾来了怎么办。但由于南雨北移，我国的北方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多雨多水甚至水灾会频仍发生的时期，我们要有相应的思维转变。在那几篇文章中，我主要讲了如下的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可能面临一个重要转折，即我国的北方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多雨多水甚至水灾会频仍发生的时期，而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干旱事情，我们的思维还是干旱时期的思维。在这几年，人们就开始讨论南雨北移或南方雨带北移的问题。西北、东北、华北这些历年缺雨缺水的地方，现在经常遭遇暴雨大暴雨。一些久旱地区的朋友甚至说，难道我们这里的天气成了南方的多雨天气？搜索一下有关的消息，更是比比皆是：暖湿周期，沙漠变绿洲，新疆变粮仓；南方雨线已经北移，东北新一轮透雨马上来；南方雨带北移

一直在想，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在经济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问题。因此，我最近一直在琢磨，如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影子，这就是过剩，生产过剩。过剩，这可能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问题。过去，我们经历了漫长的短缺时代。要知道，粮票是在1993年才停止使用的。1993年4月1日，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各地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的正式标志。但中国从短缺到过剩的转换，来得非常之快。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行业，开工率不足30%。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有人估计，国有银行贷款隐形不良率超过40%。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引发金融海啸。这场危机同时也波及到中国。当时，有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在讨论这场危机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这场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对此，我曾经说了一段话：这个比喻很好，提醒我们要分清雪和霜，千万不要以为那白茫茫的一片都是霜。美国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够正常运转导致的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很传统的，原来在教科书当中就接触过无数次的这样一个危机：生产过剩型危机。其实，在今天，我们遇到的依然是同一个问题。有经济学家用通缩来概括当前经济的问题，但我认为，通缩，包括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如经济反弹乏力及失业等，背后其实就是过剩的问题。这个过剩危机不完全是那个过剩危机但要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过剩问题，与传统上人们所说的过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种独特背景下发生的相对过剩与绝对过剩的混合物。所谓相对过剩，是相对于人们的购买能力的过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由于购买力不足造成的过剩。而绝对过剩则是指，生产的数量已经大于人们需求的数量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纯而又纯的绝对过剩，是很少见的。但在一种情况下，这种情形可能出现，下面讨论。在现实中，我们议论过剩的时候，往往是一种相对过剩的思路。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们有那么多的房子卖不出去，但也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我们有那么多耐用消费品过剩，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捉襟见肘；我们有那么多的人虽然在银行有一定存款，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不敢拿出来进行消费。人们更经常用来佐证的，是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上面这种情况，人们讨论得很多了，在此不再赘述。但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即绝对过剩的因素。绝对过剩的因素来自哪里？最主要的两个因素。首先，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持续20多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房地产已经处于饱和甚至过剩状态，尤其是在三四五线城市；2022年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已经接近3000万辆的天花板，而现在的产能是6000多万辆；三大件早就进入以更新换代为主的平台期。目前的现实是，尽管低收入群体对此有很大消费潜力，但主流消费群体已处于饱和状态。其次，也许是更现实、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需要消化世界工厂的过剩产能。现在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很多产业的产能是为整个世界市场准备的，但大拆解的过程使得部分外部市场在流失。在这当中，相当部分产品不可能完全由内需来消化。这就如同饭馆的饭菜是为顾客准备的，靠家人内部消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目前我们面对的过剩问题的独特之处，也是绝对过剩出现的真正原因。是通缩，还是过剩？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因此，现在必须要明白，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过剩，是产能过剩，是内部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与与外部大拆解双重压力下形成的生产过剩。现在，人们纷纷在呼唤大招，呼唤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呼唤降息降准者有之，呼吁政府发债增加投资者有之。问题是，这样的思路能真正解决问题吗？几乎所有刺激措施的设想，都指向资金的增加，因为按照逻辑，注入流动性会增加经济的活跃度。但问题在于，首先，如何将增加的货币转化为信用扩张。关键问题是谁来借钱？企业、政府、个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企业，因为钱只有到了企业中才能带来投资和收益。接着的问题是，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面对几乎全面的过剩，有多少企业有增加投资的动机？有人说了，那就拉动消费吧。前面说了，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的挖掘远水不解近渴，而主流消费群体已处于饱和状态。内需不是想拉就可以拉动的。人们经常将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与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相比附，但两者实际上有很大不同。在中国，虽然在整个经济的层面不能说完全不存在这个因素，但企业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个，不是为了修复负债表而不贷款，而是贷款扩大了产能，东西卖不出去。尤其是出口。其实，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性和阶段性的。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有三十年的停滞，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也有十多年的低迷。这都是必须的修复过程。现在人们都在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要知道，跨越并非一定是一鼓作气，有时需要一个喘息和下蹲动作，以积蓄力量。以消费为例，有人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耕牛累了，是让它喘息一会儿，还是继续进行刺激？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面对从短缺时代向过剩时代的转折，所谓一蹴而就的刺激措施是没有的，强行刺激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时真正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包括创造一种友好的国际环境，尽可能保住外部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淘汰过剩产能，甚至淘汰某些低质量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赋予中小企业以生命力，尽可能保就业；尽可能调整利益关系，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提高居民所得部分的比重，使财富和资源更多蕴涵在民间等。这样才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关联阅读：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消费中一种细微的感受孙立平：不能跳出疫情思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普洱产区顶级生茶料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从要不要卖房子说起最近，有好几位朋友问要不要卖房子的问题。老实说，每次回答这样的问题我都很为难，因为万一出错了主意，人家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更何况，具体的选择要取决于非常复杂的因素。所以，我只能提供一些对背景及其中逻辑的理解。提出这样问题的朋友，肯定都不是一套房子，其本人大体也都是中产的背景。因此，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财富保值，至少是不遭受大的损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都总是不忘先提醒他们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也是我最近跟别人学来的：在面对不确定情况的时候，首先是不要想努力使自己成为富人，而是要避免使自己成为穷人。这算是一个引子，下面说正题，说说我对上面所说背景和逻辑的一些理解。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人们讨论卖房子的问题，实际上考虑的是未来资产价格的变动与生活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位朋友考虑的就是如何用手里的两套房子更好地养老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物价走势的预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一种说法：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有人用这样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道理。一个人在十年前100万卖了自家房子，买了100万煎饼果子放家里。假设这玩意儿没坏，现在卖出去，最多值个150万。10年消费品膨胀了1.5倍。另外一个人在十年前，用100万买了前面那位的房子，现在卖出去1000万，10年房地产资产膨胀了10倍。这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虽然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率只有一个，但不同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是不一样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穷人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和富人世界的通货膨胀率是不一样的。这才是通货膨胀的真实情况。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呢？有，但这个道理只有在静态的情况下才存在。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看，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我与一位出租司机的对话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情况：第一，我们面临的不是整个社会的通缩，更不是整个社会由于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的通缩。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7.3万亿元。有人估计，到年底M2超过300万亿，应该没有悬念。也就是说，我们的货币供给是很充足的。第二，M2是什么呢？虽然M2整体上流动性偏弱，但它反映的是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是说，这么多的钱随时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货币超发，却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货膨胀呢？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我们有房地产和股市两个蓄水池。二是整个社会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前者使得超发的钱有了去处，后者使得物价想涨也涨不起来。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出租司机抱怨本地房价高，买不起房。当时大约是一万一平米吧。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房价降一半，你买得起吗？他说，还是买不起。我说，那算了吧，你也别骂了。让他们炒房子去吧，如果他们用这个钱来炒大米大白菜可麻烦了。也许我们应当有一个从通缩到通胀的动态概念。具体说，也许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货币超发，但整体通缩；按照我说的新二元结构的说法，出现上半身通胀，下半身通缩；再接着的，是上半身淤积的巨额货币释放出来，冲击下半身。我们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通缩向通胀的转换点是什么？在现实的层面，这个转折点可能就是，钱结束迷茫，同时商品出现局部短缺，至少钱有制造局部短缺的能力。无论是通缩，还是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缩是货币退出流通。而之所以退出流通，要么是在流通中无利可图，要么是在流通中风险巨大。之所以无利可图，是因为过剩。之所以风险巨大，是因为环境中充满不确定性。货币供应量增加背景下的通缩这提醒我们，在通缩的同时，要随时警惕通胀的爆发。这直接涉及到我们解决通缩问题的思路是什么。如果像一般解决通缩的方式加大货币投放，不仅可能会引爆通货膨胀，甚至可能会导致滞涨的出现。这意味着原来处于迷茫和沉睡状态的巨量货币，因苏醒和震惊而涌出，结果就是巨量货币争夺有限的商品，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到来。记住，把时段拉长一点，没有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关联阅读：孙立平：消费中一种细微的感受孙立平：不能跳出疫情思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带有橄榄味的普洱生茶带来夏季的清凉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