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疫情管控放开不久，我写文章讨论了一个问题：一场大的瘟疫之后，迎来的是经济衰退，还是一次大的繁荣？当时，持两种看法的人都有。在文章的末尾我写道：一场大的瘟疫之后，迎来是经济衰退，还是一次大的繁荣？也许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把握。现在，整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回看一下当时的讨论，内心里无限感慨。繁荣还是衰退？偌大的世界岂可一言以蔽之？下面是当时文章的全文】题目中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在思考在想象的。怎么看这个问题？咆哮的21世纪20年代2021年7月，福布斯杂志出版人Rich

上一篇：孙立平：这三个国家走过的路值得认真玩味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石油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资源。于是，拥有这种宝藏的国家，往往就迅速暴富起来。但在不同的国家，对这些财富使用的方式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挪威，一个北欧国家，人口约500万。历史上，挪威一直是个农夫与渔民的国度。1969年北海油田发现，挪威在一夜之间进入世界最富国家行列。截至到2009年，挪威拥有探明石油储量67亿桶，是西欧最大的石油储量国，也是西欧最大的产油国和世界第三大的石油出口国。挪威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19年，挪威人均GDP为76817美元，排名第六。自2001年起挪威已连续六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2017年，挪威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并于2009年—2018年连续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排名。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中挪威排名第二。还有一个国家叫卡塔尔，常住人口264万，其中卡塔尔公民约占15%。历史上是一个养殖珍珠的地方。截止2019年1月，已探明石油储量为25亿吨，居世界第十三位；天然气储量24.7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卡塔尔也是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由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19年，人均GDP68254美元，排名第七位。虽然卡塔尔的人类发展指数也非常高，国民极其富裕，但因其工业和制造业不发达，仍然不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委内瑞拉，人口3111万人。历史上，委内瑞拉是西班牙在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石油是委内瑞拉最主要矿物资源，2011年，委内瑞拉宣布，全国探明原油储备增至近3000亿桶，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探明原油储备国。2019年，委内瑞拉人均GDP5736美元，排名第九十四位。2015年，Business

【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这六张图是我在上次美国大选时画的，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大选背后的社会背景。本文写于四年多前，特此说明】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混乱不堪甚至匪夷所思的图景。而在这个混乱不堪或匪夷所思图景背后的，则是过去几十年中伴随着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过程，美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演变。为了清晰起见，我特意画了六张图，以说明这种变化。这六张图，也许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形象地勾画出美国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呈现的阵营对垒与分歧究竟是从何而来。甚至，在这六张图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未来人类文明演变的某些迹象。让我们先从这六张图说起。我们知道，社会是分层的，并由此形成社会分层的结构。把人们的地位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起来，就构成社会结构的图形。分层结构既可以表明由相同或近似社会地位构成的人群在结构中的位置，也可以表明不同人群的关系。但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构成和由此形成的分野是不同的。图一：全球化之前的水平线式切割。社会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是金字塔式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个部位，画一条或两条水平的线段，把这个金字塔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部分，于是就有了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或上层、中层、下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是上下之间的分野与营垒。这也是过去多少年中，我们看社会的习惯性框架。从这当中，派生出对无数社会事务的理解。图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斜线式切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时，一条斜线开始把社会切割成两个部分。A是融入全球化框架的部分，其利益和地位与全球化密切相连；B是被甩在全球化轨道之外，或者说是据守本土的部分。社会分野的图景，已经迥然不同于过去。这也是这次美国大选发生的结构性背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种种诡异现象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与此有关。图三：本次美国大选中的基本营垒。如图二所示，B是在全球化时代未能融入全球化的部分。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部分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B和C两个部分。B虽未融入全球化，但却是美国本土经济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其中有些人可能被从这个结构中抛离出来，如失业者。而C则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某些下层，尤其是某些移民，特别是新移民。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A与C的结构性地位虽明显不同，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与美国社会某种程度的疏离。正是由于这个因素，景况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人，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走到了一起，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图四：两种切割的叠加。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时代，尽管斜线式切割的结构正在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水平线式切割已经消失。实际上，无论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斜线式切割都不可能完全取代水平线式切割。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两种切割的叠加。对于这种叠加中两种切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许需要注意的是，斜线式切割进一步加重了水平线式切割。也就是说，全球化部分与本土性部分的分殊，进一步加大了水平方向上的贫富之间的分化。这就是这些年人们不断讲美国贫富悬殊扩大的真正原因。而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分化，而是C和B中的少部分人已经被抛离出去，成为含着奶嘴的、勉强生存的“多余的人”。这样，就使得水平线式切割中的下层，甚至包括部分中层，对全球化的过程更加愤怒。所谓社会撕裂的加深，即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之中。图五：叠加后形成的不同结构主体。由于两种切割的并存与叠加，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实际上形成了七个结构性主体。其地位，其利益，其诉求和主张，可能都是各不相同的。a1是全球化的上层，即人们经常所说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权贵资本；b1则是本土化的上层，如主要立足于美国国内的那些产业资本的所有者、企业主。a1和b1虽然都属于上层，但利益已经明显不同。相比之下，前者处于强势，后者渐处弱势。a2以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白领为主，b2主要是本土性白领。a3是少数进入全球化轨道的蓝领，b3是本土性蓝领。C是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和移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b2和b3所受冲击最为明显。图六：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上面前五张图表明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社会的分殊。由于这个结构的不同部分实际上是分别嵌入于全球化与本土的不同经济秩序之中，因此，这种结构性的分殊缺少内在的整合机制。这样，社会结构开始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撕裂与断裂不完全相同。断裂是结构意义上的，撕裂更多是行动意义上的。而撕裂往往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为此，我又制作了这第六张图。图六表明的是在全球化和斜线式切割的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对垒。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阵营中，人们都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成为社会撕裂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亲友的反目，往往都与此不无关系。但这种意识形态对垒的阵营是什么？很多人用左和右的框架来概括。我觉得这并不确切。对垒的真正阵营，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前者代表着对立基于传统基督教文明价值观的坚守，当然与背后的利益也不无关系；后者则代表着来自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力量对前者的瓦解，当然，利益的因素也不会缺席。仔细琢磨这六张图，也许可以增进我们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诸多难解之处的理解。对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在此，只提醒感兴趣的朋友思考一个问题：这六张图所预示的趋势，对美国的未来，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也许现在的情形还有点混沌不清，但图六所展示的，也许就是未来文明对垒的主线。当然，有另外的强有力力量趁多元主义营造的氛围而崛起，也不是没有可能。说明：这六张图，都是逻辑意义上的示意图，美国现实的结构其实是一个菱形的结构。（斜线式切割的概念框架，最初是我于2017年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展社会学》课堂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也在黑板上潦草地画过草图。2019年7月在一篇文章中简单地进行过讨论）。关联阅读：孙立平：在温室门口探头探脑的欧洲孙立平：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孙立平：别再批评各人自扫门前雪，那已经是还说得过去的境界孙立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本文写于2021年8月14日。文中指出，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两年多的现实可能正在验证这一点】1、在通常的意义上，财富重新洗牌，指的是财富在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的转移。换言之，财富洗牌往往表现为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游戏。在大规模社会变革时期，往往也是财富洗牌最为频繁、最为剧烈的时期。当然，当变革与危机相伴随的时候，这种洗牌就会更为惨烈。2、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中为挽救经济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本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取向的变化，这三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正在形成一种推动财富洗牌的巨大力量。而这个力量，现在可能才刚刚露出端倪。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也许会见识到一场波澜壮阔的财富洗牌运动。3、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财富洗牌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市场开放与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致富者，即个体户和倒爷。90年代，民营企业的发展和集体乡镇企业、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成就了第一批企业主阶层。21世纪初，住房商品化和房地产的发展，既造就了一批暴富的房地产商，也使得较早买房者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近十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新经济的结合，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写着财富格局。4、面对这种跌宕而残酷的洗牌过程，人们习惯性的思维，如同本文一开头就指出的，是把它看做一种财富转移的过程。即一种你得我失或你失我得的过程。于是，在这样的关头，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是，专家们在那认真地分析着未来的新机会在哪里，从而给人们指导着投资的方向，出着赚钱的主意。你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即可发现，这几年流传最广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洗牌已经开始，股权投资或将成为最大赢家！5、然而，最近的变化令人目瞪口呆，包括那些投资专家，包括那些听从了专家建议的投资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那些教育股、中概股、网络股的投资者，也许会对上面的那个建议，有更痛切的感受，也才真正明白了灰飞烟灭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涵义。购买了学区房的人们呢？手里握着**股和**股的人们呢？除了学区房之外，这其中哪个不是股权投资？一些学区房又未尝没有投资的含义？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许多人是将眼前这场洗牌放到旧的眼镜中去看了。而这一次可能真的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6、为了本文能顺利而方便地写下去，我将更多地用引用别人的话的方式来说。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首先我的是一则网上的评论，原文如下：这条新闻可能未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但其实爆炸性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说是空前的，这大概是全球范围内重量级政经人物对华形势的最明确表态了。我相信软银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的判断，【一两年内】将有【新规则】主持【新局面】。7、现在，真正有内容的观点的表达方式往往都是云遮雾罩，点到为止。让我们还是直接看看孙正义说了什么。8月10日，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表示，根据目前公司的战略部署和研判，软银将暂停对中国的投资，以静观其变。软银被称为是中国最积极的科技投资者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孙正义的话称，在中国对科技行业的审查变得清晰之前，软银将削减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但他也表示，“我仍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8、孙正义说这些话是有原因的。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已经让孙正义失去了日本首富的宝座。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显示，截止2021年8月11日，孙正义以308亿美元在日本富豪榜上位居第三。孙正义的话说得很明确，他现在很多东西也还看不懂，还要继续看。不过，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的话也耐人寻味，中国的政策有着不变的底层确定性。如果你认为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中国。9、下面是有关媒体整理的资料。短短一个月内，腾讯市值蒸发了接近1700亿美元。阿里巴巴10个月的时间里市值蒸发近3000亿美元。拼多多对比巅峰市值，蒸发逾千亿美元之多。快手股价累计下跌超80%，市值蒸发近1.5万亿港元。美团市值从最高位的3万亿港元跌落到1.3万亿港元，蒸发1.7万亿。那些教育股可能更惨。这当中，损失惨重的，不仅仅是和机构富豪，还有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尤其是散户。10、上面所说的是最新的进展，我们再看看此前已经多少有些预感的人们的看法。罗杰斯在7月初曾预测：世界可能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国内也有人说，一场商业大变局正在到来。还有人说，整顿教培产业实际是中国治理与行业政策的大政治。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做预测的风险是很大的。在此我只想说一点，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在以往的每次财富洗牌中，总有人试图告诉你，新的机会在哪里，而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关联阅读：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管理，管理，现在管与理有点分家了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警惕伪专家，更要警惕反智主义孙立平：这个叫停如果是真的，我赞成，但应该叫停的不止这个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转化五年多的老白茶著名白茶世家吴家后人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前几天，我们讨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非常精明的企业家有时会集体犯错误（见《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何以会走到今天，而且今后还可能会有其他行业步其后尘。本文将首先谈论一般性的市场的因素，然后再讨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的那些独特的因素。就一般的市场因素而言，这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首先提出来的。他说，经济学家们往往忽视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为什么企业家才能异常地不能发挥作用。下面我们援引他的几段话：在市场经济中，商人最为重要的一个职能是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们用获得收益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购买设备、雇佣劳工，用以生产那些他们无法准确预知是否能带来收益的东西。一句话，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在着手一项投资或增加生产线时，企业家必须估计现在的、未来的成本和未来的收益，然后，做出评估。市场经济包含一种内置机制，一种自然选择，以确保优秀的预测者得以存在下去、欣欣向荣，而清除那些劣等的预测者。因为，优秀的预测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他们的经营范围也就越大，他们可用以投资的生产方法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数年下来的亏损将会驱使那些糟糕的预测者、企业家从生意场上淘汰出局，并迫使他们加入工薪阶层。通常，我们可以预期到，不会有很多企业都遭遇亏损。那么古怪的事情是，你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周期性的衰退袭击，尤其是急剧下降的萧条时期，生意场上是如何遭遇大规模、成群结队的亏损的？那些以前一直精明地赚取利润、避免亏损的企业家，什么时候会突然惊愕地发现他们（几乎所有人）遭受着严峻、难以解释的亏损呢？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是上面所提炼出的问题：为什么有时精明的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或者说，是在大面积亏损发生之前，他们全行业集体性地发生了什么错误？有意思的是，在探究这种错误发生的原因时，中国读者的反应（我文章中的留言）与罗斯巴德强调的因素非常不一样。罗斯巴德的本意是分析银行制度和繁荣期信用扩张的影响，而中国读者更加强调的则是行政权力与政策在当中的作用（见那篇文章后的留言）。不过，尽管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企业家的错误源于外部信号的特点，如果从自身找原因，可以说源于对这些信号的捕捉、理解与把握。一句话，源于对信号的误判。问题是，集体的误判是如何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企业家的活动是一个追逐和把握信号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信号做出反应的过程。差异是在于，不同背景下信号的种类和特征是不一样的。罗斯巴德从休谟和李嘉图的分析出发，发现其关键密码存在于商业周期那种神秘的从扩张到收缩的转换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在其中的运作，以及由信用扩张而发出的误导性信号。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中国，市场信号固然是重要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政策信号所起的作用要更为直接。但市场信号与政策信号的特点是很不一样的。市场信号是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然给出的，因而是散射性的、多样化的，甚至是缓慢而渐进的。而来自行政权力的政策信号则是人为的、单一的、聚焦性的，有时是突如其来发生的，甚至其转换也往往是不期而至。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导致中国房地产陷入今天困境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政策鼓励或默许下的蜂拥而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第二，赌政策。蜂拥而上的结果必然是资本拥挤、产能过剩。但大家都在相信政策的力量，在房地产中的独特逻辑就是，相信只要我做得足够大，欠的债足够多，政府就不会允许我倒下。也就是赌政策。问题是，过去还曾经多次赌对了。第三，政策的变化会突然而至。微观上多次赌对了，而宏观上的问题却积累得越来越严重，于是，三条红线从天而降，全行业处于资金枯竭状态，本来能交的楼也交不了了。对信号的误判，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的房地产，其实也包括其他在某些阶段上的热门行业，往往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种政策信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和模糊。我们的许多政策往往都是以精神、原则的形式出现的，要靠自己去理解。这样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奇特现象：由各种机构举办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学习班、培训班遍地开花，很多企业家也热衷于参加这类学习班培训班。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对政策精神的讲解。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政策就是指导人们做事情的，要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做出规定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人们去努力琢磨和理解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介绍过弱信号这个概念（见《破除信息茧房，对弱信号保持敏感》），并讨论了弱信号与强风险的关系。弱信号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尤其重要。其原因，就和上述因素有关。关联阅读：孙立平：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把过去这几十年分成两段，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孙立平：以哈冲突、人口大置换与文明冲突内部化孙立平：敌人在撒尿，这时，他怎么也无法扣下扳机孙立平：太闷了，不喜欢有东西挡在视野前面孙立平：谁说中国人不消费了？不能有东西卖不出去就说是消费不足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推出的第一款入门级熟茶如今已有三年的时间，清爽柔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有的时候，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在人们的心目中，企业家应该是最精明的一批人，至少在商业的领域是如此。他们精于计算收益和成本，他们对市场中的信号最敏感，他们对可能的风险有着本能的警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眼光比一般人要更宽阔和长远。然而，在某些时刻，这些特质仿佛突然之间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很不幸的是，至少以目前的房地产行业而论，这种现象已经事实上发生了。许家印，现在成了一个人们随便就可以奚落几句的对象。但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一直讲一个观点，这个人不是白给的，是一个有想法，想干事的人。特别是在我去过海花岛之后。你可以说他有种种的问题，但他在商业上的精明是不可否认的。其实，不仅仅是许家印，如今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大佬们，哪个不是聪明绝顶？但如今，他们集体陷入惨烈的困境之中。他们中有的人，下场可能会很惨。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扩张期陷阱。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好像没人专门讲过，就算是我提出来的吧。但其基本意思，其实经济学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在经济扩张期，首先是银行信用大规模膨胀，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廉价资金。而大量廉价资金的存在，使企业家失去了对未来进行准确预测的能力。信心处于爆棚的状态，仿佛一切皆有可能。而当紧缩期到来的时候，特别是加上我们特有的行政权力收放自如地发挥作用时，他们的厄运就不期而至的到来了。上面说的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道理。我觉得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无需赘言。我现在想说的是心理机制层面的问题。在心理层面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伴随信用扩张而来的赌性膨胀，并误把赌性理解为企业家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家印就是赌，整个房地产行业也是赌，就看胆子够不够大。王健林的一句话，大家可能还记忆如新：“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自己胆子大”。冯仑写过一本书，叫《野蛮生长》，其中分析了中国早期企业家的一些特征。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勇于冒险，可以说就是这种野蛮精神的一部分。于是，不仅在已有的领域盲目扩张，而且竞相追求多元化发展，义无反顾地闯进自己不熟悉的陌生领域。但这里有个问题，赌性与冒险精神其实并不是一回事，而在经济扩张期，人们往往把两者混淆在一起。已故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莱兰曾长期致力于成就需求的研究，这种成就需求对于人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企业家而言就更是如此。为此，他还在一些地方开设过专门以企业家为对象的成就需求训练班。特别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据说这种训练班的效果，即在提高企业家成就需求、促进创新的效果上，是很明显的。但麦克莱兰认为，冒险精神和赌性不是一回事。他对两者做了一个区分。他用套树桩的游戏为例。套树桩游戏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套圈游戏的原始版。这个套圈游戏大家都很熟悉：依据距离远近，放置若干作为奖品的物品。游戏参与者站在规定位置，投掷塑料圈。套中哪个物品，即可以获得这个奖品。小朋友很爱玩这个游戏。因为这个这个游戏把努力与运气结合在了一起。麦克莱兰有个很有趣的发现：不同的人，在玩这个游戏时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种人，尽量选择距离比较近的目标，以保障能够套上作为目标的物品。第二种人，会仔细地权衡，他们不会站得太近也不会太远。他们往往会认真测量距离，计算站立位置，做到使套圈既不会轻而易举，又可以在努力下取得成功。第三种人，他们会选择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套中就算，套不中拉倒。套中了，自己会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也会获得别人的羡慕和赞赏。套不中，自己也认赌服输。在麦克莱兰看来，第一种人往往比较保守，成就需求比较低，或者是冒险精神比较差。第三种人往往是赌性比较强的，遇到点大的事情也往往喜欢豪赌。而第二种人，则是成就需求比较高的人，他们选择的目标往往有相当的挑战性，但同时也有相当胜算的概率。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要进行仔细的权衡和慎重的选择。很显然，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麦克莱兰发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第二种人比较多，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则是第一种和第三种人居多。这样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的差异吧。麦克莱兰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冒险精神和追求成就，与豪赌是两回事。社会需要做的是，鼓励冒险，但要约束赌性。这就是制度应该起的作用。关联阅读：孙立平：以哈冲突、人口大置换与文明冲突内部化孙立平：以哈冲突，世界大战？我不这么认为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把过去这几十年分成两段，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孙立平：敌人在撒尿，这时，他怎么也无法扣下扳机孙立平：太闷了，不喜欢有东西挡在视野前面孙立平：谁说中国人不消费了？不能有东西卖不出去就说是消费不足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推出的第一款入门级熟茶如今已有三年的时间，清爽柔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有人说，这次的以哈冲突，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左派内部的分裂。此话不无道理。在美国的拜登和德国的朔尔茨等左派政府明确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与打击的同时，更多的左派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甚至哈马斯，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或支持。而在其背后的，还是种族或民族的因素在里面。这不禁让我再次想到人口大置换和文明冲突内部化这两个词。文明冲突内部化是我在2020年讨论当时美国那场骚乱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将一些相关的讨论内容或资料辑录如下（鉴于这个话题在政治正确意义上的敏感性，我更多是用引用的方式来讨论的）。因为这些内容散见于若干篇文章中，辑录的内容互不连贯，我用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涉及的更深层问题，容后讨论。文明冲突的内部化。大家都知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话题。他把文明的冲突当作理解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的一种思维框架提出来。关于文明冲突的框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论。但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对文明的冲突的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明的冲突是发生在国际的舞台上，文明这个单位比国家大。而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文明的冲突也可能在国内舞台上发生，这就是文明冲突的内部化。文明冲突内部化源于其本身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多元化。当时我曾援引一位网友对我文章的评论：我们中国人习惯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武备等等原因分析美欧关系，却忽视了基督教世界内部长期存在的诸多紧张关系：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天主教与新教的；新教各流派之间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

以哈冲突处于正在进行时。就此，我最近也写了几篇文章。如同以前在面对重大事件一样，我的兴趣不在于站队表态，而是在于下面这两点：第一，对于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第二，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进行收集整理，这于我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孙立平：在扑朔迷离与错综复杂中靠什么不至于迷失？最近几年，冷战结束后的风和日丽似乎已经结束，世界重新进入多事之秋。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搅动人们生活和内心的大事件，就会不期而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变局。在这当中，有些事情我们一时之间辨不清是非。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我的看法是，不妨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来，站在基本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当然，即便是这样，也不见得每一次的认知都对，但从概率上来说，犯错的机率会小一些。孙立平：相近相杀：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在当今的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俄乌、中东、朝鲜半岛。不到两年的时间，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俄乌之地，鏖战犹酣；以哈冲突，烽烟再起。这三个火药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相近相杀。俄乌不仅地理上相邻，而且都是东斯拉夫的一个分支。以色列人和哈马斯所属的阿拉伯人，都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共同祖先。而朝鲜半岛的南北方，更是刚刚分开的亲兄弟。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是在亲戚之间进行的。有的是同辈之间，有的是老一辈和小一辈之间，表兄弟之间打，叔叔和侄子打，舅舅和外甥打，有很多甚至都没出五服。这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种持久、高烈度的冲突与仇杀，为什么往往发生在这些有着深厚渊源的群体之间？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最容易形成很容易点燃的火药桶？孙立平：凡事都有历史踪迹，解开死扣需要切割对于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有人用三句话概括了其三千多年的历史：犹太人来了；犹太人走了，阿拉伯人来了；犹太人又回来了。更重要的是，自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赶走之后，这里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至少没有一个既存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后，这里先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然后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不错，这里是叫巴勒斯坦，但不是一群巴勒斯坦人在这里生活，这里才叫巴勒斯坦，而是因为这块地方叫巴勒斯坦才把在这里生活的非犹太人叫作巴勒斯坦人。这下问题就麻烦了。用自古以来来说事儿吧，只能越弄越麻烦。因为按自古以来来说事儿，在更早的时候，这里其实也不是犹太人的，而是迦南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就是在适当尊重历史的同时，以现实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切割，从而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现实解决方案。而这件事情，只能按照现代国际法准则，由一个权威的国际机构来做。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读三篇文章后的一些感想。这三篇文章，一篇是原哈马斯领袖谢赫·哈珊·约瑟夫的儿子摩萨·哈珊·约瑟夫的《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一篇是以色列预备役少校军官尼尔·阿维沙伊·科恩在回国参战的路上写就的《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还有一篇是一位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这三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三位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要么身在其中，要么近身观察。第二，这三位，特别是前两者，虽然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态度都比较平和，努力在讲述自己心中的道理。这样，我们就可以窥见到在仇恨和炮火后面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孙立平：欧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杀的？说欧洲是历史上战争最频仍的一个大洲，应该没有人反对。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主战场也都是在欧洲，历史上各种名目的战争更是不可胜数。在欧洲内部，有人统计过，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但就是这样一个欧洲，在二战后却一直没怎么打仗，直到九十年代爆发的南斯拉夫内战和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而从历史的眼光看，尽管当今世界上也仍然是冲突不断，战争也时有发生，但从总体来说，有两个趋势是明显的。第一，总体上说，战争的次数在减少。第二，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武力的冲突越少。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赫拉利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解释：战争与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关联阅读：孙立平：欧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杀的？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孙立平：相近相杀：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孙立平：凡事都有历史踪迹，解开死扣需要切割孙立平：在扑朔迷离与错综复杂中靠什么不至于迷失？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班章为王，易武为后以阴柔见长的麻黑来自易武茶区

我们曾经是凶残的维京海盗，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和平的社会之一。据说，这是丹麦一官方网站首页上写着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用在欧洲身上，也是比较恰当的。乌克兰战事的爆发，引起我对那一地区历史的兴趣。翻开史书，我不得不为那里在历史上发生那么多的战争感到惊异。回到现实，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欧洲又是当今世界上战事最少的地方。这是同时令人感兴趣而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什么？说欧洲是历史上战争最频仍的一个大洲，应该没有人反对。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主战场也都是在欧洲，历史上各种名目的战争更是不可胜数。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沙俄，这些帝国或海上霸主及殖民者，哪个离得开战争？哪个离得开攻城略地？在欧洲内部，有人统计过，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给人的感觉是，谁和谁都打。从粗线条的线索来说，就有北部的蛮族与南部的罗马之间的战争，西部的英格兰岛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战争，有东部的斯拉夫民族与中部日耳曼的战争。而在同一民族内部，往往也是战争不断。为什么欧洲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战争？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欧洲人比其他人好战，用另一个说法，是白种人比其他人种好战。证据当然是现成的：在欧洲之外，美国立国240多年来，对外发动战争超过200次，平均一年多一点儿一次。土耳其，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差一点儿征服欧洲。阿拉伯人同样极具扩张性。白人在历史上建立了多个帝国，包括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雅利安人的印度帝国。还有人认为，欧洲战争频仍与欧洲的地理特点有关。欧洲东部面临的是世界上彪悍勇猛的游牧民族，南面是充满宗教激情的伊朗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而且，欧洲半岛众多，中南部有一系列山脉切割。整个欧洲地理单元小而支离破碎。而且，欧洲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大河，这就意味着各国很难通过一条河流贯穿起来，形成占压倒地位的地方势力。分散的格局很容易陷入割据纷争。这两种解释，从表面看，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事实：同样是欧洲人或白种人，同样是欧洲的山欧洲的水，二战后的欧洲却一直没怎么打仗，直到九十年代爆发南斯拉夫内战。而我们知道，南斯拉夫内战有着特殊的背景。当然，这期间也有欧洲部分国家对外部的战争，但尽管如此，在过去的80年中，整个欧洲生活在和平当中。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想，最主要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和社会气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具体体现在现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讲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主要指的还不是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等这些外在的表现，如韦伯所说，现代文明最核心的是理性化的过程。许多朋友对韦伯的思想都很熟悉。理性化，是韦伯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我们不去讨论有关理性问题的那些学术争论，我们可以把理性大致理解为是在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建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联系。如果这样理解也还是觉得有些模糊，我们可以在不理性或非理性相反的意义上来对之进行理解。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的这种区别。街头上的小混混，经常发生打架斗殴这样的事情，一言不合，拳脚相见。你瞅我干什么，瞅你怎么了。就这两句话，就有可能最后头破血流。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中，就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是否会权衡利弊。前者热血一上头，什么都不顾，而后者则要权衡值得不值得。这个区别是重要的。懂得权衡，知道利弊，这是理性化最粗浅也是最重要的含义。有了这样的理念，人们开始寻找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利大弊小的手段。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和文化。在这样的风气和文化中，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崇尚力量或武力，甚至将其视之为粗鲁。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为什么战争会减少，首先要理解人们脑子里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当然，这样一种观念层面的变化，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我们需要注意这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什么在农业时代，尤其是游牧民族，人们对土地和疆域那么感兴趣？因为土地意味着收获，意味着生活空间。而为了获得土地，就要战争，就要征服。但在工业时代不同了。虽然在工业时代，土地矿山仍然是有价值的，为此发生的争夺也时有发生。但其重要性，无疑是大大下降了。在工业时代，谁能创造和拥有更多的财富，更主要的，是要取决于资本、设备、技术、知识、创造性等等。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战争或政府获得的吗？显然不是。用赫拉利的话来说，在这样的时代，战争与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战争的成本在增加。因为战争不但往往造成对创造财富的那些东西的破坏，甚至会破坏财富本身。过去那种战争中的烧杀抢掠，烧掉的可能是秸秆和简陋的茅草房，而在现代战争中毁掉的，却可能是高楼大厦和繁华的都市。懂得了利弊，懂得了权衡，懂得了财富主要不是来自于战争和征服，这时人们才有可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量和制订解决矛盾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于是，有了谈判机制，有了协调机制，有了种种跨国的或地区性、国际性的组织。于是，在许多情况下，战争成了不必要的事情。关联阅读：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孙立平：相近相杀：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孙立平：凡事都有历史踪迹，解开死扣需要切割孙立平：在扑朔迷离与错综复杂中靠什么不至于迷失？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班章为王，易武为后以阴柔见长的麻黑来自易武茶区

一这是葛优在《没完没了》中的一段独白。这段独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电影史上最精彩的一段独白，没有之一。情节大体是：临近春节了，或许就是除夕之夜吧，总而言之，这时窗外响起了鞭炮声。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葛优坐在已成植物人的姐姐的床前，陪伴着姐姐。这是在父母去世之后，相依为命的一对姐弟。这时葛优缓缓地、自言自语地说道：姐，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妈了。妈问我，咱们那个家还在吗？咱们那个家散了吗？我（葛优）说：妈，姐姐还在，我还在，咱们那个家没散。说着说着，葛优伏在姐姐的床头，失声痛哭。收起眼泪，葛优缓缓地、自言自语地回想起小时候姐姐带他玩的情景。那时候，每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姐姐就会安慰他说，到21世纪就好了，到21世纪就好了。葛优说，现在，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了，姐姐你得好起来啊。这时，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姐姐，眼角上流出了眼泪。葛优那每个字都使劲的语调非常有感染力。是啊，21世纪啊。在世纪之交就要到来的时候，在千禧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多少人就是这样的期待，就是这样的憧憬。到21世纪就好了。二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20多年了。环顾周围，这真的是一个人们曾经期待、曾经憧憬的世纪吗？21世纪可能是一个黯淡的世纪。在2015年12月31日23时36分，我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段新年寄语：辞旧迎新，总是怀有期待的时候。期待什么？改革？开放？发展？繁荣？实在不想说这些了。那期待什么?我期待的是人性的复苏。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没有人性的回归，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切的根基。祝各位新年快乐。上面那段话，这些年我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都有点像祥林嫂了。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一种深深的忧虑：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变局，有些事情我们一时之间辨不清是非。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来，站在基本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即便是这样，也不见得每一次的选择都对，但从概率上来说，犯错的机率会小一些。也许人类开始陷入某种深层的危机之中。三我这里所说的人性，不是说人的本性。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惯说法的人性，是和通常所说的“没有人性”、“泯灭人性”相对应的。因此，关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不是这里所关心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弄不清什么是人性的时候，先弄清楚什么叫“没有人性”就行了。说到这里，我想到公平正义的问题。阿玛蒂亚森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人们对现实中什么是不公正的共识远远高于对理论上什么是公正的共识。如果这么说还不行，还胡搅蛮缠，不妨这样试一下：如果有人骂你没人性，这时候你会生气吧？这说明你理解的人性是好的，没有人性是坏的。这时候你理解的人性就是我这里讨论的人性。四正义为什么有时会被模糊？我们多少年给人们灌输的是大道理，大是大非。这时候为什么人们会迷失，就是在于脱离了人性的基石而执着于所谓大是大非。因此我说，基于人性的判断，不能保证全对，但总不至于太离谱。风再大，靠到坚固的墙上，总会安稳得多。对于一些问题，人们总会遇到某种诡辩术。比如你说人类需要自由，他说，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也是有条件的。对于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争论清楚：将其置于监狱之中，然后问：自由是好东西吗？想要自由吗？然后再问他：我们先讨论一下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也是有条件的问题好不好？在2018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短链条正义。所谓短链条正义，是指在一件事情是否正义的判断中，去除掉动机、背景、实质、进一步效果等等这些相关的因素，就事情本身做出简单的判断。当然不是说这些因素不存在，而是说暂时弃之不管。这样说来，短链条正义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判断，但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基本判断。其好处是，把事情简单化，注重最基本的要素，避免因枝节横生而把事情弄得复杂化、模糊化甚至是非颠倒。保罗·罗宾逊曾经写过一本书《正义的直觉》。短链条正义会不会出错？会的。这就如同常识也会出错一样。但是，其出错的概率往往会小于正确的概率。特别是在短链条正义是多元的，互相碰撞的，同时又有系统的思辨知识可以补充、丰富、校正这些直觉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关联阅读：孙立平：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什么？投资，还是消费？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福鼎白茶随心，孙立平教授配制福鼎白茶两大世家之一吴氏后人制作

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决定经济发展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个问题，在当前有着很现实的政策含义。疫情之后经济反弹不尽如人意，其症结，或者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对此，有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供给端的思路，最直接的就是投资，当然不仅仅限于投资；需求端的思路，最主要的就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到经济学中一个持久而深刻的分歧，即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就是所谓供给决定还是需求决定的争论。供给决定的观点，源远流长。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早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家所称的“萨伊定律”，其内容是“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其表述是：“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定律，直接催生了后来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有人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例子来诠释萨伊定律：鲁滨逊摘果子，星期五抓鱼，鲁滨逊摘了果子才有支付鱼的能力，才产生需求，星期五也一样；单纯的鲁滨逊想吃鱼和星期五想吃果子都不叫需求，而只能叫需要。鲁滨逊摘到果子，他先有了果子的供给，才有了对鱼的需求。在此之后，对萨伊定律的争论和批评一直不断。虽然批评的角度和理由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意思是，供给决定论是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而且忽视了需求的独立作用。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的需求决定论应运而生。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观点概括为“需求会创造它自身的供给”，即凯恩斯定律。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这种争论，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正面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超出笔者本人的能力和知识积累。在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一点，也许可能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关键是看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及所面对的具体情形。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显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于是，增加投资，给国有企业放权松绑，鼓励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物价改革从而使市场能发出正确的信号，甚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当时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这个过程也恰恰可以验证萨伊命题。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就不一样了。从那时起，中国就逐步进入一个过剩时代。而当一个社会进入过剩时代的时候，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变了。原来是一物难求，人们这个也缺哪个也缺，关键是落后的产能无法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供给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到了过剩的时代，逻辑就完全反了过来。这时候，谁能发现市场，能找到消费者，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从理论上来探讨，确实太过复杂，刚才也说了，我本人也力所不逮。但从常人的角度看，下面的比喻，也许可以让我们理解其中一些浅显的道理。可以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简单比喻成面与水的关系。面多了需要加水，水多了需要加面。正好合适就叫均衡。哪个是决定因素？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有人担心，强调需求的重要性，会不会强化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从而强化本来就已经非常强大的行政权力？我觉得，这种担心有点似是而非。关键是要看解决需求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这几天我一再强调，解决中国的需求问题，就要调整分配格局，调整政府与居民间收入分配的比例，而这与凯恩斯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关联阅读：孙立平：论许家印的倒掉：在历史的转弯处的咎由自取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国民收入倍增：日本30年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为纪念挖茶俱乐部成立四周年制作的一款优质熟茶熟茶之母谭梅老师监制汤色红浓透亮，香气高扬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据媒体报道，中国恒大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结果不出人们的意料，但还是令人有点感慨。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要么涉及许家印，要么以许家印为主题。梳理这些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也许可以对认识许家印倒掉的踪迹与背景有一些启示。在历史的转弯处的咎由自取两年前的2021年9月7日，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任泽平抱不平的文章----《扯什么扯，许家印被任泽平忽悠？》。因为当时有人说，许家印是被任泽平忽悠了。当时我说，这真是柿子专拣软的捏。许家印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20几年间把恒大做到如此规模，个人财富名列中国富豪榜前列。以他超人的精明，老道的经验，还能被一个书生忽悠，那还算什么著名企业家？如果许家印能被任泽平忽悠了，他的恒大可能早被其他商人忽悠垮了。因此，许家印走到今天，可以说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个责任，只能由他自己来负。我一直认为，许家印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企业家。我们不能因许家印走到今天这一步就否认他的能力。我曾去过恒大旗下的海花岛项目，其时，社会疯传，当中的若干楼宇因违规将被拆除，许家印也成为一些人嘲笑的对象。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了这个项目，当时我就和朋友说，老许确实是一个有想法，想干事的人。那许家印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可能就是见识，就是对自己和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层所信奉的哲学和理念。这种见识特别表现在一些重要时刻对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许家印有点像多少年前倒掉的禹作敏，误读了时代，一直沉醉在自己的逻辑和想象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问题是，在一个大时代，关键的因素在他视野之外。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变化，谁能够说许家印不能再维持几年？谁能够说许家印一定会失去自救的时机？哪怕能在自救上与王健林同步。成败皆由大，大而狂热最可怕过去这几年，一些响当当的企业暴雷，一些精干的企业家陷入困境，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陷入债务泥潭。究其原因，都少不了一个因素：干大事，创奇迹。大家熟知的恒大是如此，贵州的那个独山县也是如此。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的，这是很多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的一个坚定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也给了他们放飞雄心的某些条件。那他们为什么又栽了呢？我想这当中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会驱使他们最终会走到这样一个结局：因事情超出自己能力所及而失败，甚至前功尽弃。不错，在一个扩张的时代，盲目和荒谬都有可能造就奇迹与神话。罗素有句很有名的话：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狂热来自什么地方？有人会不假思考地说，当然是来自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这当然有道理，但有点简单化。如果从享受或享用的意义上说，许家印用得着那么多钱吗？再多的钱不就是纸面上的一个数字吗？赚够几个亿之后的适可而止，不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吗？但不行，他们要干大事，要创造奇迹，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狂热。狂热在最初的想象中，似乎都有点根据和道理。我想，许家印当初构想海花岛蓝图的时候，一定是激动得夜不能寐的。但这种根据和道理的延伸，太依靠想象力了，而在现实面前，这种想象力太脆弱了。这不免让人想起汶川那场地震。汶川地震的损失为什么那么大？和那里山的特点有关。那里的山，都是比较年轻的，都是由土和大石头混合在一起。一摇晃，就塌下来了。其实，很多大的东西都有这样的特点。收缩时代的水落石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有关商业周期的文献，包括罗斯巴德的《经济萧条：成因及其治愈》。罗斯巴德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经济繁荣时期的大规模信贷扩张与大繁荣之后的大萧条之间的必然性及其逻辑关系，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有些时刻，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同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为什么企业家才能异常地不能发挥作用？罗斯巴德说，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他们用获得收益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购买设备、雇佣劳工，用以生产那些他们无法准确预知是否能带来收益的东西。如果他预测的准确又明显比他的生意对手更好，那么他就能从他的投资中获取利润。他预测得越准确，赚得的利润越高。如果他是个糟糕的预测者，他高估了市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那么他就遭受亏损，很快他就会在生意场上被扫地出场。但这种预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要命的是，如同罗斯巴德所说，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同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至少就房地产而言，这次有几个著名的企业家逃脱了这种暴雷的厄运或困境？他们中的哪个不是精明过人？原因在于，现实太容易诱惑他们了，太容易捉弄他们了。现实当中的什么诱惑和捉弄了他们？这就是经济周期或者叫商业周期。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往往伴随着信贷的扩张和泡沫。这时候，往往是货币充足，利率很低，故事非常好讲。很多事情，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到，一切皆有可能。与此同时，一个项目哪怕差一点，只要故事讲得好一点，也能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但凡是一个想干点事，特别是想干点大事的人，谁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但要知道，经济不可能永远在繁荣期里运转。当收缩期到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戛然而止。特别是在人为干预更明显的时候。能否提前意识到历史转弯处的到来，这就是对企业家见识的考验。关联阅读：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即刻消费：不想为未来花钱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国民收入倍增：日本30年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来自贡嘎山西南麓的高原红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前些天，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了一句话：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见《孙立平：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文章发表后，不少网友对这句话很感兴趣，想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下面我想以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和德国不同反应的方式及其后果，来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30年代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其影响，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实际上，这场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类的历史进程。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

在讨论后耐用品时代的消费时，我引用了一篇报道的下述内容：对比今年上半年与2019年上半年居民消费结构，发现食品烟酒支出的占比是增加最多的，达到2.1%，除医疗保健外，其余消费的占比都有所减少。其中，衣服是减少最多的，占比下降了1.1%。看到这个数字，我内心里是多少有点怀疑的。但该报道用一个案例，诠释了上面这个现象：一位女性消费者表示，今年她在服饰、护肤方面的开销大幅缩减，原来计划分别有5000、2000元的开销，但直到8月，服饰只花了不到1400元，护肤更是几乎0开销，仅有16元。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如果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倒真的是非常值得玩味和探究。人靠衣服马靠鞍。在人们的印象中，尤其是女士，对衣着和化妆是非常重视的。哪怕是在比较贫困的年代，人们也要尽量穿得体面些、光鲜些。看完上面的数字和案例，我脑子里不禁开始琢磨一个问题：难道人们真的不在意装束了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在消费上，人们内心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接着看报道，该女士节衣缩美，将节省下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答案是旅游。报道说，旅游成为她今年唯一超预算的项目。7月份，她前往三亚度假，消费超过一万元。尽管这是一个个案，但却与消费总体偏冷旅游独热的宏观景观相吻合，这也许可以表明，该女士的消费选择，具有超出个案的意义。报道还说，在开销上，她的基本原则是，出一进一，辅助原则是尽量不买。衣服只要不破就还可以穿，能省一点是一点。看到这里，我多少有点理解了这位消费者在旅游和穿着上的不同选择。衣着和旅游消费的各自特点是什么？旅游的特点是什么？是能够把一次消费中开销所带来的效用或使用价值当场享受完毕。对此，我将其称之为即刻式的消费。而衣着则不同，假如一件衣服2000元，穿三年，意味着2000元的使用价值要用三年的时间才能用完。也就是说，这个钱在大程度上是为未来花的。如果是这样一种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许多事情。在消费整体偏冷的背景下，有一些领域的消费却比较火热。不仅仅是旅游，还有餐饮、电影、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比如，海底捞今年上半年赢利22亿，已超过去年全年。除海底捞外，包括九毛九、海伦司、广州酒家、全聚德等在内，多家餐饮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都不错。6月15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阿根廷对澳大利亚的足球比赛，虽然球票的价格不菲，但在第一轮出票后，被球迷一抢而空。而西安的那场演唱会，门票更是被炒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面这些消费与旅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上面说的，能够把一次消费中开销所带来的效用或使用价值当场享受完毕。正因为如此，凡是能用于即刻式消费的，会出手大方，相反的，则出手谨慎。我听到一个小伙子说他的消费经历也是如此，吃一顿饭花几百块毫不犹豫，花两三千块买个电视，还是算了吧。也就是说，有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说到当前的消费低迷，很多人都强调，人们手里没钱啊。不错，我承认在很多人那里是这个问题。但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还有个消费价值观的变化问题，即有人开始不愿为未来花钱。五一期间的旅游热，很多人将其称之为穷游，即旅游的人数多了，到处是人山人海，但人均花费却减少了。但在今年暑期的旅游中，情况可能有所变化。今年暑期旅游更加火爆。而且，不少地方的旅游花销都在涨价，8月我曾经去过一个草原景点，一条自驾路线，每个人票价120元，一辆车4个人就是480元。一家普通酒店的标准间，上千元。也经常见到网友这样的吐槽：月薪2万住不起汉庭如家。去往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高铁商务舱和飞机公务舱，甚至都一票难求。这也可以佐证我上面说的消费观念的变化。我不能说，这种变化有多大的代表性，也许这只是在一些年轻人才中存在的现象。但它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内心中的选择标准和价值的变化。而在这种变化背后的，则是对人生和未来的理解。如果再联想到一部分人中存在的不婚不育现象，则对我们提出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关联阅读：孙立平：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孙立平：国民收入倍增：日本30年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房地产症结：缺少一种长期主义和平常心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定制华宁陶白釉绿彩茶杯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前文《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一文提出为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日本曾经实行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说到日本停滞的30年，人们注意到两点。第一，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和萧条。第二，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原因何在？在停滞发生前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进入停滞期后物价大体保持稳定，可能是两个重要原因。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45年二战结束时，日本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其战后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到1955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其经济增长率大约年均为10%。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5-1964年这10年。有人将这10年称之为日本的第一次消费革命。其时，机电技术革命开始转化为一系列的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消费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被称之为旧三大件的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迅速普及。此前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形成了巨大的产能，但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成为制约消费的瓶颈。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助推这场消费革命。1967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前完成，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一倍的目标。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这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助推了以旧三大件为主的战后日本第一次消费革命，而且也启动了以新三大件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革命。新三大件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其普及的时间大致为1965-1974年。而这次消费革命与国民收入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的小汽车每辆平均售价约为100万日元。这样，在国民收入提高与消费革命的互相助推中，日本实现了一段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下面的一些问题，有的零零碎碎地写过，现将这些问题的脉络重新捋一捋，从而形成一个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系统理解。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在经济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我最近一直在琢磨，如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用一个什么词来揭示我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的背景和症结？想来想去，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影子，这就是过剩，生产过剩。过剩，这可能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或许有人说，过剩不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吗？不完全是。第一，现在中国的过剩问题，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二，把过剩简化为内需问题，很容易忽略掉那些超出内需范畴的结构性问题。先说过剩形成的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剩问题的真正含义。首先，从外部看，中国的过剩问题源于世界的大拆解过程。在大拆解的背景下，西方面临的是供给问题，而中国面临的则是需求问题。前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来生产，后者的问题是很多东西要重新找市场。但我们要知道，解决需求的问题比解决供给的问题要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世界是买方市场，是过剩时代。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产能，会有部分因出口下滑而处于过剩状态。有人估计，中国全球供给端的净敞口已经达到3.4万亿美元。再从从内部看，我一直在讲，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已经结束。中国这轮经济发展开始起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世界上机电技术革命大规模转化为一系列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大规模消费革命的过程。于是，从三大件到空调，从汽车到电脑和智能手机，再加上房子，消费的热潮一波接着一波。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这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是分不开的。但这个过程，到现在可以说基本结束了。不巧的是，上述两个变化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发生了。于是，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过剩的时代。不但如此，由于内外两个因素同时作用，就使得过剩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范围，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从短缺时代走出来的国家而言是如此。现在，我们环顾四周，几乎什么都是过剩的，房子卖不出去，汽车卖不出去，家电卖不出去，各种工业品都销售困难。面对过剩，重要的是转变思路这个过剩，不仅是相对于消费说的，对于投资来说，也是如此。过剩已经成为我们很多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短缺时代，仍然是一味地扩大投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主导型思维。经常听到有人说，现在企业贷款、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也知道，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心和对于未来的预期。但除却这些因素，与过剩的背景没有关系吗？降息了，贷款了，有钱了，你让他投资什么？现在，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过剩：房子过剩、汽车过剩、家用电器过剩、日用品过剩......按照这种投资主导的思维，专家们刺激经济的思路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货币政策，加大货币的供给，增加流动性。另一个就是财政刺激，由政府举债，扩大投资，以激活经济。但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思路，还是财政刺激的思路，体现的都是投资思维，而且最终可能都需要通过货币的增量来实现，区别只在途径的直接还是间接。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实际上，在全面过剩的背景下，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巨大产能已经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据估算，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投资主导型模式向消费主导型模式的转变。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提高居民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从投资主导型经济走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济转型，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因为，我们过去的许多安排和政策导向都是为投资服务的。银行是为投资服务的，股市是为投资服务的，税收是为投资服务的，财政是为投资服务的，整个政策的取向，都是以服务于投资为权衡。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意味着这一切都要发生重要改变。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自哪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要把就业放到首要地位。有人说，就业就是经济，就业就是民生。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应当把就业当作第一要事，千方百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人们经常说，信心比黄金还珍贵。但信心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描绘的美妙前景，不是来自令人激动的口号，在普普通通人的生活中，信心就是来自就业。有一份工作，先不管收入多少，人们内心里才会踏实。就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不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产业升级是未来的方向，但对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所谓低端产业也要同时加以保护。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199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55%，这个比例到2021年只有大概43%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重大约在70%上下。相应的，居民消费率也从54%降至38%(国际社会在60%左右)了。因此，要形成旺盛的消费力，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我们过去比较重视个人间贫富差距的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从促进消费的角度说，国民收入如何在政府与居民间分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前些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叫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我觉得应该重提这个理念。这主要涉及的是资本市场和居民手里的房子。应当使股市成为投资者获取收益的平台，而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平台。同时应当利用政策工具，稳定人们在房地产上的财富预期，促有房者消费，帮无房者安居。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详谈。关联阅读：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房地产症结：缺少一种长期主义和平常心孙立平：大拆解后面临的什么：在西方是供给，在中国是需求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孙立平：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定制华宁陶白釉绿彩茶杯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实际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短期的问题是防止房地产暴雷，长期的问题是房地产已经基本处于一种饱和状态。这两种状况提出的是不同的要求，两种要求实际上又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对于房子这样一个兼具耐用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几乎要用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来购买的物品，应当有一个长期主义的政策取向。但在过去这些年，我们过多地将房地产作为一种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来使用。经济低迷时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过热或泡沫明显时，用房地产来降温。现在房地产中的问题，与频繁地将其作为政策调控工具来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回顾过去20多年房地产发展的历史，有三个节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个节点：1998年，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起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虽然进行过几轮住房制度改革，但真正的、全社会性的住房商品化，是始于1998年。当时的背景是，在外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内部，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继推出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可见房改是作为解决经济困境的措施出台的。第二个节点：2008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这一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这4万亿有很多流到了房地产市场上，造成了房价的飙升，同时也成就了房地产的黄金十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而其对经济的扭曲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出来。第三个节点：2016年，房地产去库存。当时的背景是，股市泡沫破灭，经济增长减速，房地产库存问题突出。于是，2015年底，房地产去库存的政策出台。尽管当时房住不炒的方针已经明确，尽管有关部门在房价控制上出台了种种措施，但实际上，房地产去库存成了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结果，这一波成了房价涨得最猛的一波。很多地方，包括一些房价几年没动的地方，房价在一年的时间里就翻了一番，包括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型城市，甚至县城。现在，我们无疑又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同时面对着商品房严重过剩、房地产企业债务沉重、企业暴雷可能造成金融风险，以及经济反弹乏力、人们对前景预期不佳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这一次面对的背景，比以往要更为凝重。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政策正在密集出台，有的甚至有点不遗余力；有的媒体或自媒体，又在夸张热销或涨价的新闻；有的人又在期待，或惧怕，新一轮的房价上涨。若干年前的那种氛围似乎又在重现。最近，好几位朋友在问，要不要买房？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对冲可能的货币贬值。这不免让人生出一丝忧虑。1998年之后的20年，是中国房地产狂飙猛进的一段时间。仅仅20年的时间，大体解决了中国大几亿城镇人口的住房问题，同时使得中国社会从一个真正的无产社会变成一个稍微有点财产的社会，应当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过程。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源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社会资金的炒作，一个是频繁将房地产作为政策调控的工具。但人们往往强调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近些年，开始提出房住不炒，使房子回归居住的属性，这当然是对头的。但将房地产作为经济调控或解决其他问题（如地方财政）手段的做法，却积习难改。我觉得，现在到了用一种平常心和长期主义的心态对待房地产的时候了。不错，目前房地产中是有许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房企的负债和暴雷问题，但如果只顾解决眼前的问题，走上过去的老路，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患。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几轮房地产热的前车之鉴。在解决现在问题的时候，更不应忘记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铸就的。数据表明，现在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0平方米，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报道说，目前积压的没有售出的商品房，大体够消化10年。因此，房地产超常规发展的阶段应该结束了。有人说，不对，未来还会有几亿农民要进城，他们还得需要住房呢。不错，但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关联阅读：孙立平：很多问题，背后都有信任问题的影子孙立平：陌生人社会靠什么形成信任？孙立平：从大拆解的角度理解美国为什么还没有衰退孙立平：后耐用品时代：值得注意的消费转向孙立平：我现在好像有点理解了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定制华宁陶白釉绿彩茶杯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前几天，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易刚的一句话又在网上流传：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不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变“毛”。我查了一下，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是易刚在最近几年中多次强调过的。早在2019年，易纲就曾撰文指出：评判和衡量货币政策，根本上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使命。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这个观点，此后他多次强调。最近的一次，是在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易刚的观点最近在网上再次流传，显然与当下的背景有关：面对经济反弹乏力，国内消费不振，特别是CPI和PPI持续走平或走低的情况，救经济的呼声此起彼伏。如何才能救经济呢？专家们的思路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货币政策，加大货币的供给，增加流动性。另一个就是财政刺激，由政府举债，扩大投资，以激活经济。但无论是货币政策的思路，还是财政刺激的思路，最终可能都需要通过货币的增量来实现，区别只在途径的直接还是间接。而问题就在这里。首先的问题是，增加货币的供给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截止7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285.4万亿元，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缺钱。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说法，钱进入流通，尤其是通过信贷的途径形成企业投资才有意义。所以，人们经常用社融和信贷的数据，来说明降息降准增加流动性的必要性。更有人用辜朝明的理论来论证，现在使用货币政策已经来不及，而应该直接由政府发债，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以此来刺激经济。如果仔细来分析，这样的思路接着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增加政府债务意味着什么？已经有学者论证，中国并不存在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就算存在吧，那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政府、企业、个人三者之间，谁的负债表问题更为严重？显然是政府。在地方债已经如此沉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举债的空间还有多大？如果强行举债，后果是什么？即使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能扩大政府投资，可能形成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热，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多大的作用？第二，企业投资意愿低，是因为企业贷不到款吗？钱只有到了企业，才能带来投资和收益。但问题是，企业为什么贷款和投资的意愿低？无非是两个因素。信心的问题，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不再赘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过剩，房子过剩，汽车过剩，电器过剩，日用品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企业家，还有信心，且能得到贷款，贷款的利率还很低，我问你，你投什么？有人说，现在实体经济不借钱了。问题是，借钱投什么（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第三，钱多起来，对民众意味着什么？现在人们在强调通缩，并努力说明通缩比通胀更可怕。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道理是有条件的，如果通胀能带来经济增长，可能确实好于通缩，但如果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呢？现在人们都在议论巨额的M2，但要知道，巨额的M2也是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实际上，就在学者们讲通缩的同时，一些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商品正在涨价。因此，在警惕通缩的同时，同时要保持对通胀的警惕性，特别是由所谓刺激政策所可能导致的通胀。这样的时候，我经常想起德国战后经济重建时一位德国领导人说的一句话，如果人们对钱没信心了，那就是彻底没信心了。因此，我们应当记住易刚的那句话：不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变“毛”关联阅读：孙立平：消费：仅仅靠政策是不够的孙立平：换个思路吧，现在开始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俱乐部最早突破万饼销量的白茶福鼎白茶四大家吴氏白茶的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促销费，现在已经是人们的一个基本共识。问题是如何促销费？消费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出路在什么地方？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消费问题不是政策可以解决的，解决消费问题，需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是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无论是过去的成就，还是今天的问题，都与此直接相关。这种发展方式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是在一种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过程的。这时候，资本就是发展的瓶颈，需要解决的是资本形成和投资的问题。这样，也就可以理解那些年为什么招商引资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资本已经基本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主要问题，同时，投资的边际效益已经越来越低。据估算，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制约因素。这说明，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以投资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模式的转变。最近看到两句话，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一句是，曾在30年代大萧条中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说的。他在评论30年代大萧条发生原因的时候说，这场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传递给消费者。换言之，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能不能使劳动者和消费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将决定着经济的未来前景。还有一句话，是克鲁格曼说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但实现这样的转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转向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系列结构性的制约。通过下面这三个数据，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是什么：一是投资相当于GDP的百分比。从2008到2021年，我国投资平均每年相当于GDP约44%，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25%，美国约为20%。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至现在的43%，国际上一般为60-70%。三是居民消费率。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约38%，而国际上一般在60%左右)。2023年上半年，我国GDP中，个人消费支出仅占30.3%，美国为70.8%，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50-70%之间。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上述条件的制约下，仅仅靠刺激消费的政策来拉动消费，是不可能奏效的。相反，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包括调整国民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的分配比例，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资本市场成为国民分享发展成果的平台，而不仅仅是企业融资的平台；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就业的关系等。关联阅读：孙立平：保卫财富：现在应该明确地说这句话孙立平：中国繁荣之谜：从紧绷到放松孙立平：危机发生在繁荣被耗尽的时刻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祝贺挖茶俱乐部成立四周年山头秘而不宣的品鉴级普洱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最近，翻来覆去在想一个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与繁荣究竟来自哪里？说改革开放，那是当然的了，但多少有点概念化。改革开放的精髓是什么呢？是当中的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发展和繁荣呢？我觉得，其实就一句话，从紧绷走向放松。让我们从1978年开始。那几年当然发生了许多大事，但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我想说几件非常不起眼的小事。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成为中国人走向新生活、实现社会生活正常化的起点。也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情，像肥料一样，滋养了后来中国几十年的繁荣。第一件事情，喇叭裤开始在大城市流行。所谓喇叭裤，是一种裤腿肥大呈喇叭状的裤子。今天的人们可能觉得，不就是一条裤子吗？但要知道，在此前，喇叭裤之类的服装，被称之为奇装异服，没有任何特点的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是人们着装的统一标准。喇叭裤带来的是社会风尚的一发而不可收的变化。1978年6月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说：中国的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俗称：烫个“鸡窝”最时髦。

在翻看有关美国30年代大萧条和日本30年经济停滞的材料时，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在脑海之中：经济危机往往是发生在繁荣被耗尽的时刻。无论是美国30年代大萧条，还是日本在30年的经济停滞期，在其发生之前，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异常繁荣与辉煌的时期。强调这一点，是想凸显繁荣与危机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后来的危机实际上是对繁荣的一种耗尽。更进一步说，恰恰是原来造就繁荣的因素，酝酿了后来的危机。一位历史学家说：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那个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之为

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一般都认为，是技术创新引发了工业革命。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至少不是其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英国金融革命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希克斯指出，实际上，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因为早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的支持。这样，这些技术就很难从小规模作坊阶段走向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阶段。这样，如同希克斯所说，“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而恰在这时，英国金融革命发生了。什么是金融革命？一般说，就是以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现代资本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一系列金融创新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革命所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不断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的燃料和动力。由此可见，低利率和大规模投资是推动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金融孕育和助推着现代的技术创新二战结束之后，技术创新与经济创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时候，波士顿的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纽约的惠特尼公司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这三大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应运而生，他们与美国政府联手为技术创新领域提供投资。到了70年代，风险投资的发展，更是风起云涌。风险投资对于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科技创新有这样的几个特点：投入大、周期长、成功的概率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风险极大的商业行为。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在传统的金融市场得到支持。而风险投资，恰恰是以概率的逻辑，为他们分散和承担了风险，同时也为自己获得一种此前未有的赢利方式。我们知道，风险投资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投资并不以经营被投资公司为目的，仅是提供资金及专业上的知识与经验，以协助被投资公司获得成功。风险投资的最终目标是在被投企业上市后，进行股权转让，以此获得数倍于投资成本的利益回报。正因为如此，他追求的是成功率，而不是每个项目都盈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冲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风险的机制（见《孙立平：底层密码：是哪些因素酝酿和滋养了科技创新？》）。今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之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却相当强劲。但仔细看，绝大多数股票其实涨幅有限，股指的上涨，主要是科技股贡献的，尤其是英伟达、Meta和特斯拉。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又可以发现，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科技公司，大部分都是在金融泡沫中诞生的。正因为如此，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写了一本书，叫《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在这本书中，佩雷斯研究了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的关系，发现金融泡沫往往是技术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对于技术革命推广意义重大。其道理是，突然增加的泡沫型财富不仅增加了财富的总量，而且打破了旧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使得技术创新更容易获得所需的资源。所以泡沫过后才能迎来全面的大繁荣。在金融的推动下，大繁荣之后，往往是可怕的大萧条现代金融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但回顾现代的经济史，又可以发现，那些大的经济灾难，又往往是在金融的土壤中孕育的。这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注意到的所谓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内在的周期性逻辑。所以，罗斯巴德在《美国的大萧条》一书中有句名言：在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带来长时间的大繁荣之后，便是可怕的大萧条，并由此形成跌宕起伏的经济周期。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关联阅读：孙立平：七年前，房价那场诡异的上涨孙立平：换个思路吧，现在开始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俱乐部最早突破万饼销量的白茶福鼎白茶四大家吴氏白茶的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五年前我一个音频讲座的整理稿。时过境迁，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与那时已经全然是一种不同的景象，但回顾那场房价的诡异上涨，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问题，仍然会有所裨益。七年前那场房价的上涨，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对待房地产应当有一种长远的眼光，而不应当基于短期的需求，片面地将其作为一种调节工具。房地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应当有一种平常心】大家都知道，从2016年开始，这三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房价上涨最快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房价的上涨大体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涨幅大，上涨的速度快。经过这轮房价的上涨，很多地方房价都翻了一番，而且很多地方甚至就在一年的时间里翻了番。比如像江苏的苏州和广东的中山，在这之前的好几年里，房价基本纹丝不动，但是就在一年里房价几乎就翻了番，甚至更多。第二，一二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七八线城市轮番上涨，动作非常整齐。在2016年，先是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非常迅猛，在一二线城市房价被摁住之后，三四线城市、五六线城市，甚至七八线城市接着以同样的速度上涨。所以到现在为止，包括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型城市，甚至县城，大部分房价都已经翻了一番。可以说，经过这样一轮上涨的过程，全国的房价陡然间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一轮房价的上涨多少有些诡异之处。我说这轮房价上涨诡异，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点，这一轮房价迅猛上涨是在调控力度空前的背景下发生的。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的房地产调控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从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到各种措施的出台，包括限购、限售、限价、约谈等等，几乎是把控制房价当作政治任务来落实的。但就是在这同时，全国房价翻了一番。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诡异点。第二点，这次房价的上涨来得非常突然。其实在2016年之前，已经有几年时间房地产的市场在慢慢冷却下来。在我们周围，关心房子、房价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时候虽然还有人需要买房，但是更多的是刚需，炒房的现象也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像前面提到的像苏州和中山这样的地方，有五六年的时间房价几乎是纹丝不动的，就是到了2016年房价突然涨了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第三点，是这一轮房价的上涨是在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国家有个数据，到2016年底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36.6平米，户均是差不多一户一套多一点，将近1.1套。按照这个标准，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即使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已经很有限。而且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这样居住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哪怕在一二线城市，当时的刚需最主要是新市民的刚需，老市民的住房问题已经基本上不是问题了。这一轮房价的上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种的诡异之处就更加重了我们内心的疑问：这一轮房价究竟是怎么涨起来的？其实回顾一下这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房价上涨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去库存，一个是棚改货币化。2016年政府把去库存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于是各个地方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激活房地产市场。许多地方降低首付的比例，甚至有的地方实行零首付；全国普遍对房贷的利率实施大幅度优惠；有的地方鼓励大学生买房，有的地方对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买房还多少给一些补贴。正是在这样的政策驱动下，像合肥、南京、厦门这样的一些城市房价率先暴涨起来。当然不能否认在这个暴涨的过程中，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控制房价上涨的速度。但是与此同时，就在一二线房价暴涨已经基本完成的时候，棚改的货币化开始推进。这个棚改货币化主要针对的是三四线城市、四五线城市。在推进棚改货币化的过程中，中央通过国开行向地方政府发放了大量的棚改专项贷款，实行棚改货币化。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棚改货币化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通过棚改，给被拆迁者以现金作为补偿。你有了补偿金，再加上自己已经有的一些钱，再加上点贷款，你就可以去买新房。这样就推动了三四线城市、五六线城市去库存和房价的上涨。通过这两点，我们能看出什么呢？就是这轮房价的上涨，实际上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行政之手。很多人对高房价深恶痛绝，但是人们往往把高房价归因于开发商和炒房者。其实从这一轮来看，房价上涨的真正动力是在行政之手。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仅仅靠开发商，你想卖出高价就能卖出高价吗？炒房的人原来为什么炒不动呢？几年前，你到苏州和中山这样的城市去炒房子，你试一试，能炒得起来吗？如果说这几年房价的上涨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来自于政府，那么背后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政府究竟把房子当作什么？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出房子更不是用来干……的。不应该用来干什么呢？至少有这么三点。第一点，不能把房子、房地产作为地方财政最主要的来源。第二点，不能把房子、房地产作为容纳超发货币的蓄水池。第三点，不能把房子、房地产作为缓解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的工具。要知道，这里提到的三个因素，比人们炒房、开发商哄抬房价起的作用大得多。这几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很难有一个正常的房地产市场。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定格在2015年，那时候的房价高不高呢？确实也有点高。但是如果没有后面那两项政策，即去库存和棚改的货币化，假如房价就稳定在当时那个水平，以时间换空间，通货膨胀慢慢就会追上这个房价，房地产就可以平安着陆，房地产中具有的某种程度泡沫就可以用一种渐进的和缓的方式慢慢化解掉。而老百姓的财力也不至于如此大规模地被吸引过去，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整个社会的内需可能都要比现在乐观得多。关联阅读：孙立平：换个思路吧，现在开始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俱乐部最早突破万饼销量的白茶福鼎白茶四大家吴氏白茶的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在讲一个话题：大规模的集中消费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面临的是过剩的问题。有朋友问：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过去之后，就消费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想，也许可以叫做常规化消费时代。做出这样一个阶段性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可以让我们思考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经历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之后，人们在消费上已经处在一种超前、过度、透支的状态，需要喘一口气了。相关的数字是：2010年至2021年，中国居民信贷规模从1.27万亿攀升至8.26万亿；2021年，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达124.4%；从2012至2021年，我国居民每年还本付息的金额从5万亿元攀升至14万亿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4.5%上升到28.2%；全国负债人数高达七亿人，其中80后、90后负债人数占比达85%；信用卡逾期高达2000多亿元。数字中的含义，大家可以自己琢磨。第二，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热潮可以重来，那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们经历的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是两个因素耦合的产物。第一个因素是匮乏经济的起点。在改革前的匮乏阶段，什么都缺，吃的缺，穿的缺，很多现代的东西更是见都没有见过。改革之后我们首先经历的是基本生活补课阶段，那时候就像一幅画一样，留白很多。这样就留下了巨大的可以尽情挥洒的空间。第二个因素，上述过程恰好与技术进步背景下发生的家电领域的消费革命迎面相撞。我曾经讨论过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汽车（不算家电）、个人电脑、电话及智能手机这七大件在消费革命上具有的意义（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上面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几十年的非常规的、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但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过程。第三，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潮可以重来，现在的消费略低，但与经济状况大体相符，人为拉动只能适得其反。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消费低迷，好像经济反弹乏力是人们不消费的结果。其实，这要看和什么比。与过剩的产能比，确实给人内需不足的感觉，但我多次说过，这个产能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世界市场准备的，靠国内消费是无法完全消化的。但如果与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的情况相比，大体是相符的。毋庸置疑，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消费处于较低水平，但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不愿意消费，而是受消费能力所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善的是收入和就业，而不是拉动消费。否则是本末倒置。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犹在，但我们在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的结束，经济增长减速，外部环境巨变，这几个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常规化消费时代。要看到，在过去这几年中，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位网友的话很有代表性：有人说凡是不是必需的就不买，凡是有便宜的就不买贵的，凡是能用的就将就着用，手机从原来一年换一个，现在大概两年换一个。这样的消费理念，其实是正常的。难道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才是正常的吗？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中国从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到常规化消费时代的转变，应当探讨在常规化消费阶段上，人们消费的特点是什么，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尤其对于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发展思路的变化，这就是我前些天几次讲过的：在常规化消费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见孙立平：我们需要一种在正常消费基础上运行的经济）。关联阅读：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不能跳出疫情思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传统背景与现代灵魂的结合苦斋老师系列作品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这次的特大暴雨已经由此导致的严重灾情，再次提醒我们，已经习惯了干旱的中国北方，需要有点汛情思维了。汛情思维，是我在2021年7月郑州大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我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提出：在我国的北方，在经历了多少年的干旱周期之后，人们熟悉了干旱，对如何应对旱灾，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对于汛情，对于水灾，脑子里却往往缺少这根弦。人们更多想的是天不下雨怎么办，而较少去想天下暴雨怎么办，水灾来了怎么办。但由于南雨北移，我国的北方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多雨多水甚至水灾会频仍发生的时期，我们要有相应的思维转变。在那几篇文章中，我主要讲了如下的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可能面临一个重要转折，即我国的北方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多雨多水甚至水灾会频仍发生的时期，而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干旱事情，我们的思维还是干旱时期的思维。在这几年，人们就开始讨论南雨北移或南方雨带北移的问题。西北、东北、华北这些历年缺雨缺水的地方，现在经常遭遇暴雨大暴雨。一些久旱地区的朋友甚至说，难道我们这里的天气成了南方的多雨天气？搜索一下有关的消息，更是比比皆是：暖湿周期，沙漠变绿洲，新疆变粮仓；南方雨线已经北移，东北新一轮透雨马上来；南方雨带北移

一直在想，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在经济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问题。因此，我最近一直在琢磨，如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影子，这就是过剩，生产过剩。过剩，这可能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问题。过去，我们经历了漫长的短缺时代。要知道，粮票是在1993年才停止使用的。1993年4月1日，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各地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的正式标志。但中国从短缺到过剩的转换，来得非常之快。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行业，开工率不足30%。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有人估计，国有银行贷款隐形不良率超过40%。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引发金融海啸。这场危机同时也波及到中国。当时，有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在讨论这场危机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这场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对此，我曾经说了一段话：这个比喻很好，提醒我们要分清雪和霜，千万不要以为那白茫茫的一片都是霜。美国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够正常运转导致的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很传统的，原来在教科书当中就接触过无数次的这样一个危机：生产过剩型危机。其实，在今天，我们遇到的依然是同一个问题。有经济学家用通缩来概括当前经济的问题，但我认为，通缩，包括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如经济反弹乏力及失业等，背后其实就是过剩的问题。这个过剩危机不完全是那个过剩危机但要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过剩问题，与传统上人们所说的过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种独特背景下发生的相对过剩与绝对过剩的混合物。所谓相对过剩，是相对于人们的购买能力的过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由于购买力不足造成的过剩。而绝对过剩则是指，生产的数量已经大于人们需求的数量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纯而又纯的绝对过剩，是很少见的。但在一种情况下，这种情形可能出现，下面讨论。在现实中，我们议论过剩的时候，往往是一种相对过剩的思路。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们有那么多的房子卖不出去，但也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我们有那么多耐用消费品过剩，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捉襟见肘；我们有那么多的人虽然在银行有一定存款，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不敢拿出来进行消费。人们更经常用来佐证的，是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上面这种情况，人们讨论得很多了，在此不再赘述。但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即绝对过剩的因素。绝对过剩的因素来自哪里？最主要的两个因素。首先，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持续20多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房地产已经处于饱和甚至过剩状态，尤其是在三四五线城市；2022年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已经接近3000万辆的天花板，而现在的产能是6000多万辆；三大件早就进入以更新换代为主的平台期。目前的现实是，尽管低收入群体对此有很大消费潜力，但主流消费群体已处于饱和状态。其次，也许是更现实、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需要消化世界工厂的过剩产能。现在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很多产业的产能是为整个世界市场准备的，但大拆解的过程使得部分外部市场在流失。在这当中，相当部分产品不可能完全由内需来消化。这就如同饭馆的饭菜是为顾客准备的，靠家人内部消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目前我们面对的过剩问题的独特之处，也是绝对过剩出现的真正原因。是通缩，还是过剩？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因此，现在必须要明白，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过剩，是产能过剩，是内部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与与外部大拆解双重压力下形成的生产过剩。现在，人们纷纷在呼唤大招，呼唤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呼唤降息降准者有之，呼吁政府发债增加投资者有之。问题是，这样的思路能真正解决问题吗？几乎所有刺激措施的设想，都指向资金的增加，因为按照逻辑，注入流动性会增加经济的活跃度。但问题在于，首先，如何将增加的货币转化为信用扩张。关键问题是谁来借钱？企业、政府、个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企业，因为钱只有到了企业中才能带来投资和收益。接着的问题是，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面对几乎全面的过剩，有多少企业有增加投资的动机？有人说了，那就拉动消费吧。前面说了，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的挖掘远水不解近渴，而主流消费群体已处于饱和状态。内需不是想拉就可以拉动的。人们经常将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与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相比附，但两者实际上有很大不同。在中国，虽然在整个经济的层面不能说完全不存在这个因素，但企业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个，不是为了修复负债表而不贷款，而是贷款扩大了产能，东西卖不出去。尤其是出口。其实，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性和阶段性的。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有三十年的停滞，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也有十多年的低迷。这都是必须的修复过程。现在人们都在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要知道，跨越并非一定是一鼓作气，有时需要一个喘息和下蹲动作，以积蓄力量。以消费为例，有人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耕牛累了，是让它喘息一会儿，还是继续进行刺激？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面对从短缺时代向过剩时代的转折，所谓一蹴而就的刺激措施是没有的，强行刺激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时真正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包括创造一种友好的国际环境，尽可能保住外部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淘汰过剩产能，甚至淘汰某些低质量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赋予中小企业以生命力，尽可能保就业；尽可能调整利益关系，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提高居民所得部分的比重，使财富和资源更多蕴涵在民间等。这样才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关联阅读：孙立平：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孙立平：消费中一种细微的感受孙立平：不能跳出疫情思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普洱产区顶级生茶料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从要不要卖房子说起最近，有好几位朋友问要不要卖房子的问题。老实说，每次回答这样的问题我都很为难，因为万一出错了主意，人家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更何况，具体的选择要取决于非常复杂的因素。所以，我只能提供一些对背景及其中逻辑的理解。提出这样问题的朋友，肯定都不是一套房子，其本人大体也都是中产的背景。因此，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财富保值，至少是不遭受大的损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都总是不忘先提醒他们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也是我最近跟别人学来的：在面对不确定情况的时候，首先是不要想努力使自己成为富人，而是要避免使自己成为穷人。这算是一个引子，下面说正题，说说我对上面所说背景和逻辑的一些理解。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人们讨论卖房子的问题，实际上考虑的是未来资产价格的变动与生活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位朋友考虑的就是如何用手里的两套房子更好地养老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物价走势的预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一种说法：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有人用这样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道理。一个人在十年前100万卖了自家房子，买了100万煎饼果子放家里。假设这玩意儿没坏，现在卖出去，最多值个150万。10年消费品膨胀了1.5倍。另外一个人在十年前，用100万买了前面那位的房子，现在卖出去1000万，10年房地产资产膨胀了10倍。这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虽然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率只有一个，但不同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是不一样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穷人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和富人世界的通货膨胀率是不一样的。这才是通货膨胀的真实情况。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呢？有，但这个道理只有在静态的情况下才存在。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看，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我与一位出租司机的对话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情况：第一，我们面临的不是整个社会的通缩，更不是整个社会由于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的通缩。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7.3万亿元。有人估计，到年底M2超过300万亿，应该没有悬念。也就是说，我们的货币供给是很充足的。第二，M2是什么呢？虽然M2整体上流动性偏弱，但它反映的是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是说，这么多的钱随时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货币超发，却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货膨胀呢？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我们有房地产和股市两个蓄水池。二是整个社会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前者使得超发的钱有了去处，后者使得物价想涨也涨不起来。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出租司机抱怨本地房价高，买不起房。当时大约是一万一平米吧。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房价降一半，你买得起吗？他说，还是买不起。我说，那算了吧，你也别骂了。让他们炒房子去吧，如果他们用这个钱来炒大米大白菜可麻烦了。也许我们应当有一个从通缩到通胀的动态概念。具体说，也许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货币超发，但整体通缩；按照我说的新二元结构的说法，出现上半身通胀，下半身通缩；再接着的，是上半身淤积的巨额货币释放出来，冲击下半身。我们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通缩向通胀的转换点是什么？在现实的层面，这个转折点可能就是，钱结束迷茫，同时商品出现局部短缺，至少钱有制造局部短缺的能力。无论是通缩，还是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缩是货币退出流通。而之所以退出流通，要么是在流通中无利可图，要么是在流通中风险巨大。之所以无利可图，是因为过剩。之所以风险巨大，是因为环境中充满不确定性。货币供应量增加背景下的通缩这提醒我们，在通缩的同时，要随时警惕通胀的爆发。这直接涉及到我们解决通缩问题的思路是什么。如果像一般解决通缩的方式加大货币投放，不仅可能会引爆通货膨胀，甚至可能会导致滞涨的出现。这意味着原来处于迷茫和沉睡状态的巨量货币，因苏醒和震惊而涌出，结果就是巨量货币争夺有限的商品，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到来。记住，把时段拉长一点，没有什么富人的通胀，穷人的通缩。关联阅读：孙立平：消费中一种细微的感受孙立平：不能跳出疫情思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带有橄榄味的普洱生茶带来夏季的清凉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闲着没事在网上浏览，看到有人说到这样一种感受：春节后在家办公，陈年的粽子、大米、坚果、食用油一点点见少，看着橱柜从拥挤变清爽，竟吃出了一种成就感，颇能体会工厂清理积压库存的喜悦。看到这里，心中不禁怦然一动：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也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哪怕是一盒药吃完了，或一罐茶喝光了，将盒子或罐子扔掉，都有类似的感觉：嗯，又少了点东西。只不过，这种感觉原来是模模糊糊，也没当回事，也没有能明白地说出来。一次，和朋友聊天，说起这种感觉，朋友说，一样一样的，我也是这样。看来，有这种感受的，还真不是一个两个人，甚至可能还不仅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前些天，我发表了《也许我们应当接受一个现实了》一文。文章发表后，收到许多网友的留言，其中，有的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位网友说：极简主义的生活模式是未来潮流，现代的人被车、房等搞得太累了。另一位网友写道：的确，消费需求的弹性更高了。手机也就是换个电池，笔记本电脑加个内存和固态硬盘继续用。去年手机销量大跌，大家都不愿意换手机。食油大米涨价幅度很大，收入不涨，只能减少消费了。前几天看一个对00后的采访视频，很多00后都不想买房，甚至结婚都不想。现在真的没啥必要消费了（吃的除外），大家消费更理性和谨慎。我想说是的是什么呢？想说的是，我们的消费理念可能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最近一段时间，说消费低迷者有之，说消费降级者有之。这当中，就业与收入这些客观因素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实也有消费周期和观念变化的因素在里面。消费周期的因素，我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前几天在《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一文中，我就讲到这么两点意思。第一，七大件结伴而来，这是人类消费史上的一个奇迹。由此才有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消费主义时代，有了在消费主义推动下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了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爆发。第二，现在，这个阶段行将结束，不要期待那种火爆的消费潮可以重来，至少在短时间内没有可能。而本文开头讨论的那种消费感受，则使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因素，这就是消费理念的变化。疫情的因素也好，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因素也好，似乎人们对消费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向，是一种理性化消费观念的出现。人们在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追求是值得的，什么样的追求是不值得的。这意味着人们衡量生活与消费的尺子在变。而这种变化，说不定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景观的变化。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看到网上的另一个帖子，也很有意思。帖子的题目是《50、60、70、80喜欢的文化，很快会被90、00后终结》。帖子说：1、玉石、翡翠，年轻一代根本没兴趣了，逐渐失去首饰的价值。对这些温柔从来不感兴趣，包括金银钻石首饰。2、文玩，手串，邮票，已经在凉的路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3、紫砂壶，这个传承了上千年了，但是目前看比较危险，茶文化不会凉，紫砂壶可能会。4、大多数的戏曲、地方戏。不管官方和民间怎么呼吁传统文化，大部分会无限接近于消亡。5、国画，这个很难说，有凉的趋势。相反书法可能会逐渐繁荣。6、象棋，年轻人玩的越来越少了，游戏取而代之。7、养鸽子、养鸟，被其他宠物取代，现在已经很少人玩了。特别是随着保护动物呼声越来越强。8、中式家具,贵重木材家具，其实现在已经凉了，绝大多数家具根本没有好的流通渠道，大多有价无市。花了上百万买的一套贵重家具，10万能卖掉就不错了。9、电视台节目，各大地方电视台、地方节目，全面凉凉。社会生活中某些最重要的变化，有时会发生在看起来似乎不起眼的琐碎细节中。关联阅读：孙立平：不能跳出疫情思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说说我为什么消费得少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带有橄榄味的普洱生茶带来夏季的清凉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前些天，和一些做跨境电商的朋友聊天，他们谈到一个感觉：今年的情况似乎还不如去年，不如疫情期间。他们的话题很值得深思。不错，这里有疫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的疫情与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疫情是不同步的。在那些经济体产业链处于紊乱状态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产业链还能正常运转。而在2023年，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这种特殊情况下得到的优势也就不可能得以持续。像跨境电商面临的问题，应该与此有直接关系。但，这只是当中的一个因素，或者说只能解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的很小一部分。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这里。要真正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需要跳出疫情思维，注意到近些年来无法用疫情来解释的那些因素。就此而言，需要注意三个方面：外部环境、周期与阶段、眼下问题的深层原因。跳出疫情思维，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也是目前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前些天，在《我们需要一种在正常消费基础上运行的经济》一文中，我曾经说过，拉动内需拉动内需，实际是没有多大拉动空间的。要说需求的空间，真正有潜力的只能是外需，现在不是内需不足，是外需不足。不是消费疲软，是出口疲软。因为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就像饭馆的饭菜是为顾客准备的一样，靠家人内部消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最近，在几个场合中，我反复与人们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外部环境会变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缓？这个问题也许要放到大拆解的背景下去看，不是简单的疫情问题，甚至也不是所谓脱钩的问题。第二，产业链的外移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如果存在的话，现在到没到？第三，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否会受到挑战？特别是印度的崛起对我们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之，要知道，中国变了，世界也变了。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才能更好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跳出疫情思维，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发展的周期与阶段性。许多朋友发现，我最近谈消费的问题谈得比较多，有的还谈得比较细。如上一篇《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我的意思是想从消费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周期与阶段的问题。而我们过去讨论周期与阶段，往往都是从供给的角度。其实，在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的时候，消费的阶段与周期性，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因素。最近，我一直在讲，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时间内，我们不要期待过去几十年的那种火爆的消费潮可以重来。同时，这也就进一步意味着，就整个社会来说，像从前三大件和房子汽车那样鹤立鸡群的主导产业将不复存在；就企业来说，只要站到风口就可以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新的消费环境中重建发展的动力。其实，阶段与周期的概念，还可以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我们经历了一个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这很容易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这样的增长就是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永远持续下去。在日本长达30年的经济停滞到来之前，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其实，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要有在增长速度上下一个台阶的心理准备。跳出疫情思维，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开阔的的视野中来思考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如何恢复中国经济的活力。我一再说，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问题，如何解决当前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大为流行，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就把当前的问题定位在所谓通缩问题上，并据此提出种种所谓的大招，有的大招已经给人耸人听闻之感。一些大招看起来很大，但实质上还是在所谓三驾马车上打转转，具体落脚点，就是政府花钱，财政刺激。实际上，目前的问题看起来是三驾马车熄火，但实际上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见孙立平：所谓三驾马车，也许是一个误区）。最近，楼继伟先生提醒，通过债务置换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引发道德风险，会导致地方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一位网友说，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放水！不能无原则救地方债！救救中小企业，保就业，保稳定！这些主张我赞成。我们不能在昨天寅吃卯粮换今天，在今天再寅吃卯粮救今天。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延续三大红利，尤其是解决新二元结构的淤塞问题。关联阅读：孙立平：神奇的七大件，将人类带进一段独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行将结束孙立平：重视李昌平的这个警告：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公仆经济”的地步！孙立平：说说我为什么消费得少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带有橄榄味的普洱生茶带来夏季的清凉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最近一直在思考消费的问题，消费的现在与未来。也许未来世界最深远的变化就发生在这里。如果把人类社会中财富的增长过程画成一条曲线，就可以发现：从人类诞生到两百年前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创造的财富微乎其微，几乎是一条直线。而在最近这两百年中，这条直线陡然抬起，直冲云霄。这是一个财富爆炸的时代，也是一个消费爆炸的时代。对于这个财富的大爆炸，人们有许多追根溯源的解释。我不想重复人们提出的种种解释及其争论。我只想说，就人类所创造的财富载体而言，就对普通人生活的改变而言，就可以构成财富的种种数字指标而言，下面这七大物品，可以说就是这个奇迹的重要载体。这七大物品是：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汽车、个人电脑、电话及智能手机。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几种司空见惯的生活用品嘛，至于抬到创造人类历史的高度吗？其实，如果把七大物品放到整个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去看，你会发现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七大物品几乎是同时进入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一个空前的消费、物欲与繁荣的时代。其实，还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这七大件，整个世界经济会完全不同，人类的生活状态会完全不同，甚至整个世界格局都会大不一样。截止到七月初，世界总人口为80亿。可以这么说，这80亿人，从刚呱呱落地的婴儿到生命垂危的老者，从繁华都市的居民到穷乡僻壤的人群，从达官贵人到身无分文者，没有一个人，我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其生活与这七大件一点关系都没有。老实说，这样的一种奇观，不但是空前的，而且以后能不能再次出现，我都有点怀疑。几乎是结伴而来的这七大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人们内心里那些原始性的强烈期待：冰箱使得长时间保存食物的愿望得以实现，电视可以同时收听收看远方的声音和图像，洗衣机使得手洗衣服的方式变成毫不费力气的机器工作，空调则使得人们可以任意将温度调节到舒适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一改善深植于人的天性之中，其甫一问世，就如水银泻地，改变每一个生活角落，甚至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要能够将人类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得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商业革命、消费革命。第二，新的技术带来的消费浪潮能波及各个行业，推动整个经济体进入风起云涌的增量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基于人性的先天基因，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能实现真正的商业革命和消费革命，这七大件能在人类的消费史上造就如此的奇迹，与下述特征是分不开的：第一，这七大件都是可以由家庭甚至是个人拥有的，这与火车、飞机、互联网个人只能使用不能拥有在消费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第二，价格适中，大体在一年的收入以内，这决定了其普及性；第三，系统都是标准和友好的。年轻人能用，老人小孩也能用，文化水平高的人能用，不认识字的人也能用。第四，操作简单，可以轻松使用。正是七大件的这些特征，才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其为消费者，才为大规模集中消费奠定了基础。于是，才有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消费主义时代，有了在消费主义推动下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了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爆发。而在今天，这个过程已经走向尾声。至少是在智能手机之后，还没有一项技术发明能具备这些特征，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于是，我们就看到一路的内卷。在上面的七大件上，各种华而不实的功能层出不穷，但其中的大部分是聋子的耳朵，只是一个摆设。不但是摆设，甚至给人们增加了经济负担和使用的烦恼。弄得有的老人现在甚至连电视都不会操作了。注意到上面讨论的这些特征是重要的。很多朋友知道，我最近一直在讨论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的问题。这场以七大件为主体的大规模集中消费，形塑了过去一百多年人类经济的发展过程，形塑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形塑了我们当今所遭遇的所谓经济问题。今后，我们会怎么走向下一个阶段呢？最近有人提出，伴随新的可能的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出现一组新的智能五大件。这新的智能五大件是：一是能够胜任人类基础性工作的家用机器人、二是具有逻辑判断能力的内容输出型机器人、三是具备脑机接口的AR/VR头盔或眼镜、四是自动驾驶的清洁能源汽车、五是突破了材料限制的3D打印。其核心技术就是核心技术人工智能。我一点都不怀疑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一点都不怀疑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改变。但就消费的意义而言，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其能否达到上面七大件的力度？至少在现在，在我脑子里还是一个问号。当然，年轻的朋友会说，你们老了，跟不上时代了。我承认，但我要说，七大件厉害就厉害在，它从不对人这么说话，它从不说你老了，你们被淘汰了

最近在几个小型讲座上，我都向参加讲座的朋友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假如今天单位突然给你多发了两万块钱奖金，你会消费点什么？因为毕竟是会场上，很少有人直接回答，大多露出的是在琢磨而没有明确答案的表情。这时我一般开玩笑地说，是不是也没琢磨出买什么东西来？可能最后和太太一商量，晚上去饭馆吃顿好吃的吧。这时很多人都是会心一笑，有的微微点头。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动态过程的角度，准确把握我们当前消费的阶段性特征。如果这样来理解，消费实际上是一个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起起伏伏的过程，是一种非线性的过程。这就如同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家庭的消费不可能是每年每月每日都差不多的均匀的、线性的分布，而是会有明显阶段性。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买了房子，然后要装修，要配家具，要添置家用电器和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这肯定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为此，可能要花光以前的积蓄，甚至要背负一定的债务。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经济上可能就要紧张一些，为了还债，可能还需要精打细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这时候，房子有了，家具有了，家用电器也基本是齐全的，实际也确实没有什么大件急需要买的。在这样的时候，按货币来衡量的所谓消费，确实不如原来多，但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从80年代中期到2015年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做了什么呢？大体说，就是家庭例子中的买房装修购置家具家电的阶段。从消费的角度说，这个时期有几个特征。第一，就大部分家庭来说，把最需要花钱的居住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第二，那是一个超常规的支出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一个过度、透支的消费过程。第三，在经历了那个过程之后，大家手头都有点紧，开销上谨慎一些是自然的。这时，专家们说了，这不行啊，这样经济怎么运转，发展速度怎么保障啊。对此，我要说，对不起，你跟我说不着这个。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我要做的就是量入为出地过正常生活。难道为了经济发展，我一定要再买一套房子吗？如果那样，每个人都过一种不正常的生活，能支撑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吗？要知道，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反过来，消费是为了生产。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说，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个体层面的逻辑与整体层面的逻辑不完全是一回事。政府也好，专家也好，当然要从宏观角度考虑经济的运转和发展。但有两点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第一，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五次三番讲的那个判断，大规模集中消费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个超常规消费阶段已经过去。在目前技术发展阶段上，作为消费主导产品的那些大件的消费，其高潮不可能再持续。不但如此，由于在那个阶段超前的透支性的消费，很多人都需要喘口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的那句话，在能快的时候，尽可能快地发展，在不能快的时候，照顾好国民的生活。第二，就个人或家庭消费而言，无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说，还是从购买力的角度说，还能够挖掘的潜力很有限了，拉动内需拉动内需，实际是没有多大拉动空间的。要说需求的空间，真正有潜力的只能是外需，现在不是内需不足，是外需不足。不是消费疲软，是出口疲软。因为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就像饭馆的饭菜是为顾客准备的一样，靠家人内部消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而且，出口有了，就业增加了，收入提高了，消费自然也会增加。如果我这么说，你还不清楚，那我用现身说法再说一遍。现在回想起来看，我消费最多的时候，按钱数算，是本世纪最初那十年。房子是那时候买的，那时装修的；家具和电器是那时添置的，车子也是那时候买的。现在，这些东西都不用再买。花钱的地方也就是吃饭和日常生活，两三年换个手机，算是较大的开销。不是因为退休了，是因为不需要。现在每年花的钱，肯定比那时候少，但因为该花的钱在那些年都提前花过了，生活过得还可以。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把这个过程放到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更确切点，应该这么说：集中消费那段，有点透支，超过应该有的正常消费的水平；最近这一段，因为前面的消费提前了，要喘口气，要还债，用时髦的学术语言叫修复资产负债表，消费确实是比正常应该有的消费低一点；过了这一段，喘口气之后，消费自然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比如多出去旅旅游啊，再换个新手机什么的。因此，我们现在应当考虑一个问题，即如何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这种有点起起伏伏的消费的自然过程的基础上，这样的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过分主观，揠苗助长，只能解决问题于一时，最终会造成许多后患。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这种对消费的分析是不是有点失于静态，没有看到新的技术进步所展示的新的消费前景和消费空间。没错，消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的技术进步会带来全新的产品，会创造全新的需求。但要知道，技术的进步也是波浪式的、阶段性的。现在有可能发生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会对消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此，笔者将另文分析。关联阅读：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孙立平：所谓三驾马车，也许是一个误区孙立平：三驾马车沉浮记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邹家驹先生出品经欧盟六百多项严格检测的经典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误区：经济上的起起伏伏都是用三驾马车来说事。正所谓成也马车，败也马车。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按照这个流行的三驾马车的线索，前几天我梳理了从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但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中国经济发展内力最足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三驾马车的完整身影，而到三驾马车齐备的时候，经济虽然来了最猛的一波，但实际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这说明什么？说明尽管三驾马车的分析在特定背景下是有用的，但实际上，在三驾马车的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我曾把三驾马车的分析脉络，放在浅层逻辑的题目之下。而在深层逻辑的题目中，则分析了另外一组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这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和平、改革、劳动力这三大红利。可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与这三大红利是密切相关的，而现在中国经济的艰难与困境，也与这三大红利的逐步减弱甚至消失有着直接关系。首先是和平红利。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往往忽视了和平的重要与珍贵。但实际上这是经济发展，甚至是正常经济活动的首要前提。不要说在炮火纷飞中无法发展经济，就是在存在严重对立或战争风险的情况下，长期的规划和投资都很难进行。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知道，那时候冷战还没有结束，中美还没有建交，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与个别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处于冷战状态。应当说，这个环境对于中国并不是很有利的。但当时的领导人，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将这个并不理想的国际局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重新定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个定调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定调，就要全力以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于是才有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中国加入WTO，有了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再说改革红利。如果按照三驾马车的框架，你很难找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是来自哪里。靠的是哪一驾马车？那时有像样的投资吗？没有。有什么作为一驾马车的出口吗？没有。也就是消费还可以，是脱离匮乏阶段的生存式需求的复苏。那当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来自哪里？就是改革。具体说，就是一松绑、二盘活、三私营。在《三驾马车沉浮记》中，我曾用《乔厂长上任记》分析过为国企松绑的改革，即使是具体规章制度层面的小改小革，是如何造就了供给端的弹性。接着的是，乡镇企业改制与国企改制。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和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中的问题，但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一批企业经由改制获得生机却是事实，由此才有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供给不足，到生产过剩。最后是人口的红利。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生育高峰。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这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到90年代，在60年代到70年代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6%，到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74%。同时，伴随体制的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过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和城市。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一个好的社会，就是能将这样的潜能发挥出来的社会。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这个人口红利的释放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动力的根本源泉，就是上述三大红利。如果一定要说三驾马车，也只有放到这个背景中才能说得清楚。我说明白了吗？关联阅读：孙立平：三驾马车沉浮记孙立平：债务在什么情况下是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不是问题？真有一个警戒线吗？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大随心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某市，具体就不说哪个市了，反正这样的事情可能也不是这一个市存在，连公共厕所都养不起了。我想这话可能多少有点极而言之，但说有的公共厕所已经成了地方财政的一个负担，应该并不为过。其中，就说到这样一个厕所：该公厕今年4月29日投入试运营，配备有母婴室及残疾人专用卫生间，还有简易婴儿床、儿童凳、儿童专用小型马桶，以及针对残疾人设置的无障碍设施等。每个蹲位前都有电子屏幕显示有人或无人，还配备了空调、风扇、音乐播放器等。实事求是地说，公测确实曾经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短板，到现在，有的地方可能仍然是。厕所看起来不是大事情，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行走在大街广厦之间，内急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厕所，这样的窘迫也许很多人都遇到过。因此，这些年很多城市都在修建公共厕所上下了很大功夫，这无疑是一件善事。但说到家，厕所也就是厕所。让大家方便一点，无疑是应该的，但如果过分，就有问题了。我曾经去过一个城市，当地朋友有点开玩笑地给我介绍说，我们市最漂亮的就是厕所。厕所是我们城市的LOGO。我确实也见到过极为豪华的公厕。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做过了。人们上厕所就是为了解决内急的问题。有没有音乐，有没有小电视，有没有豪华的化妆间，有没有大理石地砖，真的并不重要，人们也不会太在意。急切之间，能方便就好。甚至就男同志而言，有时路边有几棵树遮挡一下，就非常庆幸，就心满意足了。当然，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我曾经去过景德镇的一个展示瓷器文化的游览区。里面的厕所，非常漂亮，里外用不同风格的青花瓷镶嵌。我觉得这挺好的，看了之后赞叹不已。其实，这样的漂亮豪华并不为过，因为我们都知道，景德镇被誉为千年瓷都，这里的瓷文化享誉世界。因此，这样的公厕是整个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又在景区之内，无论把它看做是一种文化名片，还是看做商业广告，都相得益彰，一点都不突兀。但在一般情况下，其实还是实用、不难看就好。过分追求高端、豪华、上档次，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记得前些天有一位网友在我文章后面留言，讲述他第一次坐高铁的感受。他说，第一次坐这样的火车，豪华、高端、充满现代感。和印度那种很多人都有印象的坐火车的拥挤情形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感叹过后，他脑子里又出现一个问号：难道我们真的发达到可以享受这么豪华的火车的程度了吗？说到这里，不禁又想到前几天，不，好像就是昨天吧，讨论过的那个天问式的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了几十年，按说是创造了不少的财富，为什么现在企业是一身债，政府是一身债，老百姓也是一身债？那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见孙立平：债务在什么情况下是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不是问题？真有一个警戒线吗？）关联阅读：孙立平：债务在什么情况下是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不是问题？真有一个警戒线吗？孙立平：本世纪最初十年：三驾马车齐备，但有的疲态已现孙立平：90年代：为什么发展速度与贫富差距比翼齐飞？孙立平：80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希望的年代孙立平：不能轻易搞去低端化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大随心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接连写了三篇，但相当多的朋友都当做是追溯性的文章，甚至看做是一种回忆。这也许是我文章题目的误导所致。其实，这三篇文章探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过程，具体说，是三驾马车的起伏兴衰史，着眼的是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的前景。为了使讨论更准确系统完整一些，现将有关内容重写一遍。三驾马车一驾没一驾，靠的是供给端松绑和需求端的生存式需求苏醒80年代是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第一波。1977年，中国的GDP是3250亿元，人均344.48元，GDP增长速度是7.6%。当年，在全球188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人均名义GDP排名位居第172位，倒数第17位，印度比中国高1位，位列第171位。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时间里，中国GDP从3250亿元增加到15180.40亿元。其中有6年GDP增长超过10%。人均GDP增长有三年超过10%。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上面的数据表明，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改开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我们现在讲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总要到三驾马车里找原因，那8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哪一驾？严格地说，真的是一驾没一驾。不是没起作用，是压根就没有。出口不用说了，当时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国内更是处在短缺与匮乏状态，哪有可以用来出口的东西？那时说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出口，往往要与一个词连着说，节衣缩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一点不能没有的外汇收入，只有靠自己节衣缩食。因此，靠出口拉动经济，那时根本无从谈起。再看投资。经济快速发展肯定需要大量投入，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在不同阶段上，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在80年代，投资所起的作用其实也极为有限，除了数量极少的外资之外，政府几乎完全没有投资的能力。原因很简单，没钱，实在是没钱。那时上层领导常说的一句话是，要钱没有，实在需要可以给政策。某全国性福利组织成立，政府本应出点钱吧，没有。结果是给了一万台体制内价格的彩电指标。你把指标卖了，不就是几百万吗？这就算政府资助了。那80年代快速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三个东西：初步体制改革造就的供给端弹性、劳动力红利的初步释放和努力挣脱匮乏的生存式需求苏醒。供给端弹性是来自国企松绑。我们都说中国体制改革开始于80年代，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要知道，那时的改革是很初步的。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当时有一篇风靡全国的小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在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改革英雄乔厂长的改革，无非就是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建立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奖惩制度而已。换句话说，不过是使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稍微恢复点正常而已。但在当时，这已经是石破天惊。因此，当时的改革，很难说得上是真正体制意义上的改革，充其量不过是具体规章制度层面的小改小革罢了，如恢复工资调整制度、奖金制度，有的甚至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在企业层面，有的开始试行企业承包制。实行这些改革的目的无非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以调动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真正说得上是体制改革的，是这时候开始在一些领域允许个体经营，出现了一批个体户。这也可以看作是私营企业的萌芽。但就是这样，在供给端上，还是有一种巨大的活力被释放出来了。而恰逢其时的，是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大家都知道，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在80年代，这批劳动力正当年。而60年代第二个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也在80年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我看到一个数字，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城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从一个方面看，这是就业压力，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其实就是劳动力红利。这意味着在城市经济中，增加了2000多万的劳动力，增加了2000多万创造财富的人。还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这就又意味着一个更大数量的劳动力转入到工业和服务业中。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一个好的社会，就是能将这样的潜能发挥出来。8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个人口红利的释放是分不开的。最后说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改革前的短缺与匮乏不用多说了，最有象征性的就是票证制度。当时的票证种类繁多，有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鱼票、肉票、煤油票、甚至火柴票等等。在当年，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因此，80年代是一个生活补课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1985年前后，凭证凭票供应的除粮、油及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等大宗商品外，其他各类商品基本上已经敞开供应。直到1993年，粮票正式谢幕。中国与匮乏时代告别。那时哪有刺激拉动消费一说，是东西出来就一抢而光。而消费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在当时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第一，当时百废待兴，处于典型的匮乏阶段，什么都缺，人们什么都想买，都需要买，尤其是生活必需品。这就是我说的努力挣脱匮乏的生存式需求苏醒。第二，那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普通民众。有学者把这叫作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那时贫富差距是不是开始扩大？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个人能力的收入差距，二是官倒。但总起来说，当时贫富差距不是太突出的问题。两次盘活成为替代性投入，消费成为最强劲马车之一1989年，中国GDP增长只有4.2%，1990年为3.9%，不到此前十年的一半。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从1992年开始，中国连续4年GDP增长超过10%。最高的是1992年，达到14.2%。GDP从1991年的22005.60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90564.40亿元。人均GDP从1991年的1912元增加到1999年的7229元。接着再看90年代这一波。其实，说是三驾马车，实际就是投资与市场，消费和出口，不过的是内外的市场。我们先看发展所需要的的资源，也就是投入来自哪里？对此，需要注意如下三个环节：第一，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大批下海，从而为市场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像王健林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按道理说，80年代出现的个体户应该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但实际上，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却大多不是由个体户演变而来，而是来自这些下海的人们。所以，我当时曾经提过一个说法，叫长不大的个体户。这说明，当时个体户积攒起的那点钞票，是微不足道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下海者带出的体制资源。第二，乡镇企业改制，中国的一些著名民营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很多是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在这方面，江苏最为典型，因为此前江苏集体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最为发达。在江苏民营企业百强榜上，超过半数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如华西集团、红豆集团、阳光集团等，它们成为江苏企业中的中坚。1993年11月12日，美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第三，国企改制。90年代初，国有企业，尤其以东三省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处境艰难，很多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于是，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开始。有人估计，在这个过程中，大约有60-70%的国企改制、重组。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过程。一方面，当时的情况是，如张维迎老师所说，冰棍不吃也化了。另一方面，在大量国企职工失业下岗的同时，也有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中。但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一批企业经由改制获得生机却是事实。上述三股资源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供给端的巨大动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供给不足，到生产过剩。原来是想买什么什么东西缺，现在是生产什么什么东西不好卖。需求取代供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好在这个时候消费处于异常强劲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前面所说挣脱匮乏的生存式需求潜力未尽，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包括农村，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在整个90年代，三大件等家用电器的消费，处于最旺盛的阶段。同时，随着富人阶层的形成，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开始出现。但到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消费的浪潮进入强弩之末。所谓内需不足这个提法，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三大件等行业的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消费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于是，面对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三化开始，即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三化的实质是人为制造需求，原来不需要自己买的房子需要自己买了，原来上学不怎么花钱现在需要自己花钱了，而看病也需要自己承担越来越多的部分。这当中的一些内容，当然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当时，更直接的考虑则是扩大内需。这时，制约消费的另一因素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许多研究都表明，90年代是中国贫富差距拉得最快的一段时间。在社会心理层面，人们对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敏感，不满情绪明显增加。就改革而言，改革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的分野日益明显，对改革的分歧也在加大。其原因，与上述过程其实是分不开的：激活原有资源的过程，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国企两次改制，造就了一批富人，而通过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来造就市场的消费需求，却加重了一般老百姓的支出负担。概括起来说，90年代发展的动力是来自资源盘活和旺盛消费。换句话说，这是改革逻辑与发展逻辑的互相激发。假如一定要按照三驾马车的套路说，其实主要动力是消费，投资和出口都还是小苗刚露尖尖角。外资开始进来，但作用有限；政府投资开始增加，但当时主要限于高速公路。旺盛的消费无疑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到本世纪最后几年，其已经开始衰竭。三驾马车已经齐备，但有的疲态已经显露2002年到2011年10年间，中国有6年GDP增长在10%以上，有4年在9%以上，最低的是2002年的9.10%。GDP总值从2002年的121717.4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89300.60亿元。人均GDP从2002年的9506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03元。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原因何在？出口、投资、消费，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在这时齐备了。先说出口。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不是中国由此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由此进入发展快车道这一句轻飘飘的话所能涵盖的。要知道，在当时，加入WTO，对于中国来说，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正如上面所分析的，90年代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在家电制造上，形成了巨大产能，在90年代末期，过剩产能高达三分之二，企业经营困难，大量农民工失业。当时甚至有人已经在危言耸听地讨论所谓流民问题。现在人们经常讲的内需不足问题就是这时候浮现出来的。加入WTO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就是在严重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在国际市场上为这个巨大的过剩产能找到了出路。加入WTO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速度，可以用暴增来形容。其中货物贸易，从2001年的4.22万亿元起步，于2005年、2010年和2018年分别突破了10万亿、20万亿和30万亿三个台阶，至2021年接近40万亿元关口，20年间增长了8.3倍。就这样，巨大的过剩产能，蜕变为头号世界工厂。这时，投资也在加速。而投资真正成为三驾马车之一，与下面三件事情有着直接关系。第一件事情是，1994年，中国开始财政体制改革，政府财政状况大为改观。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政府才开始成为一个有钱的政府，直接投资能力开始具备。第二件事情，在1998年房改之后，房地产投资大量增加。其中一部分是政府投入。同时，土地财政开始形成。第三，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措施以及铁公机的迅速发展。由此，政府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政府债务，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堆积。但就在出口异军突起、投资后来居上的同时，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却露出明显的疲态。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时的需求已经不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很足很足，是人们最努力花钱的时期。但这时人们的花钱，与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的花钱是基于自己的消费冲动，而且还能够量入为出。但到了本世纪初，不一样了：孩子要学费补课费，丈母娘要房子，生病住院更是医院要多少得给多少。而且，这时花的已经不完全是自己钱包里的钱，而是要贷款、借贷。因此，在这个阶段，在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同时，居民的债务也在迅速堆积。可见，这时的消费看起来红红火火，但实际上，已经因消费饱和和负债累累而衰竭。最后，我想简单概括一下。到本世纪最初十年，三驾马车已经齐备，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这时的问题就成了如何使得三驾马车的动力得以持续：出口要靠友好的国际环境维护，消费要靠民众收入保障，投资要靠政府还债能力和企业家信心支撑。历史令人沉思。关联阅读：孙立平：90年代：为什么发展速度与贫富差距比翼齐飞？孙立平：80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希望的年代孙立平：不能轻易搞去低端化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孙立平：扑朔迷离：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反弹不如预期？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大随心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进入新的世纪后，改开以来的发展进入第三波。2002年到2011年10年间，中国有6年GDP增长在10%以上，有4年在9%以上，最低的是2002年的9.10%。GDP总值从2002年的121717.4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89300.60亿元。人均GDP从2002年的9506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03元。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原因何在？出口、投资、消费，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在这时齐备了。先说出口。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不是中国由此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由此进入发展快车道这一句轻飘飘的话所能涵盖的。要知道，在当时，加入WTO，对于中国来说，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正如在《90年代：为什么发展速度与贫富差距比翼齐飞？》所分析的，90年代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在家电制造上，形成了巨大产能，在90年代末期，过剩产能高达三分之二，企业经营困难，大量农民工失业。当时甚至有人已经在危言耸听地讨论所谓流民问题。现在人们经常讲的内需不足问题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加入WTO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为这个巨大的过剩产能找到了出路。加入WTO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速度，可以用暴增来形容。其中货物贸易，从2001年的4.22万亿元起步，于2005年、2010年和2018年分别突破了10万亿、20万亿和30万亿三个台阶，至2021年接近40万亿元关口，20年间增长了8.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再看投资。快速发展肯定需要大量投入，但在不同阶段上，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正如前面两篇文章分别分析的，在80年代是稍微为国企松了点绑。90年代是两次改制盘活了原有的资产。那时候，除了外资之外，直接的投入，特别是政府的投入，是很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没钱，实在是没钱，没钱怎么投？而投资真正成为三驾马车之一，与下面三件事情有着直接关系。第一件事情是，1994年，中国开始财政体制改革，政府财政状况大为改观。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政府才开始成为一个有钱的政府，直接投资能力开始具备。第二件事情，在1998年房改之后，房地产投资大量增加。其中一部分是政府投入。同时，土地财政开始形成。第三，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措施以及铁公机的迅速发展。由此，政府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政府债务，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堆积。但就在出口异军突起、投资后来居上的同时，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却露出明显的疲态。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时的需求已经不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很足很足，是人们最努力花钱的时期。但这时人们的花钱，与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的花钱是基于自己的消费冲动，而且还能够量入为出。但到了本世纪初，不一样了：孩子要学费补课费，丈母娘要房子，生病住院更是医院要多少得给多少。而且，这时花的已经不完全是自己钱包里的钱，而是要贷款、借贷。因此，在这个阶段，在政府债务不断堆积的同时，居民的债务也在迅速堆积。可见，这时的消费看起来红红火火，但实际上，已经到强弩之末。最后，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到本世纪最初十年，三驾马车已经齐备，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这时的问题就成了如何使得三驾马车的动力得以持续：出口要靠友好的国际环境维护，消费要靠民众收入保障，投资要靠政府还债能力和企业家信心支撑。关联阅读：孙立平：90年代：为什么发展速度与贫富差距比翼齐飞？孙立平：80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希望的年代孙立平：不能轻易搞去低端化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孙立平：扑朔迷离：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反弹不如预期？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大随心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90年代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第二波（第一波分析见《80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希望的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经济发展明显失速。1989年，中国GDP增长只有4.2%，1990年为3.9%，不到此前十年的一半。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从1992年开始，中国连续4年GDP增长超过10%。最高的是1992年，达到14.2%。GDP从1991年的22005.60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90564.40亿元。人均GDP从1991年的1912元增加到1999年的7229元。这是一个发展速度与贫富差距比翼齐飞的年代，社会中对改革的分歧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个分歧放到后面说，我们先说分歧不大的发展方面。任何经济发展发展都需要诸多的因素，但我们可以努力地将其简化到无法继续简化的程度。这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提问，如果让你凭空做一个生意，或者办一个企业，你需要的最低的必需条件有几个？其实，就两个。一个是钱，或者叫资源或资本，其余的东西比如劳动力、技术、原材料等，都可以用钱去买。另一个是市场，就是无论你卖的东西或生产的东西得有人买。归根结底，就这两个。所以，三驾马车的说法还是过于啰嗦的，其实就是资本与市场，消费和出口都是市场，不过是内外的区别而已，而且可以互相替代。我们就用这个框架来分析90年代发展的动力。我们先看发展所需要的的资源来自哪里？这一时期发展的资源要注意三点：第一，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大批下海，从而为市场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像王健林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按道理说，80年代出现的个体户应该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但实际上，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却不是由个体户发展而来，而是来自这些下海的人们。所以，我当时曾经提过一个说法，叫长不大的个体户。第二，乡镇企业改制，中国的一些著名民营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很多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在这方面，江苏最为典型，因为此前江苏集体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最为发达。在江苏民营企业百强榜上，超过半数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如华西集团、春兰集团、红豆集团、阳光集团等，它们成为江苏企业中的中坚。1993年11月12日，美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第三，国企改制。90年代初，国有企业，尤其以东三省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处境艰难，很多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于是，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开始。有人估计，在这个过程中，大约有60-70%的国企改制、重组。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过程。一方面，当时的情况是，如张维迎老师所说，冰棍不吃也化了。另一方面，在大量国企职工失业下岗的同时，也有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中。但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一批企业经由改制获得生机却是事实。由此可见，这些资源主要由激活或所谓盘活的途径而来。也就是说，这些资源本来是存在的，但效率低，质量差。在这个阶段上，新的投入，包括上个阶段自身的积累，都是很有限的。那时候外资开始进入中国，但主要限于少数沿海地区。推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还是消费。在整个90年代，三大件等家用电器的消费，处于最旺盛的时期。随着富人阶层的出现，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开始出现。但到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消费的浪潮进入强弩之末。所谓内需不足这个提法，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三大件等行业的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这说明，在当时环境下，消费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基本走到头了。于是，三化开始，即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三化的实质是人为制造需求，原来不需要自己买的房子需要自己买了，原来上学不怎么花钱现在需要自己花钱了，而看病也需要自己承担越来越多的部分。这当中的一些内容，当然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当时，更直接的考虑则是扩大内需。许多研究都表明，90年代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一段时间。在社会心理层面，人们对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敏感，不满情绪明显增加。就改革而言，改革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的分野日益明显，对改革的分歧也在加大。其原因，与上述过程也是分不开的：激活原有资源的过程，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国企两次改制，造就了一批富人，而通过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来造就市场的消费需求，却加重了一般老百姓的支出或负担。由于本系列文章是分析改革开放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变化，回到主题：90年代发展的动力是弱资源强消费。从三驾马车的角度说，主要动力是消费，投资和出口都还是小苗刚露尖尖角。外资开始进来，但作用有限；政府投资开始出现，但当时主要限于高速公路。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到本世纪最后几年，已经开始衰竭。关联阅读：孙立平：80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希望的年代孙立平：两本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的书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能轻易搞去低端化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孙立平：扑朔迷离：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反弹不如预期？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是产于贡嘎雪山西南麓的雪域红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昨天发了《两本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的书》。说的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老实说，那两本书中所讲的，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不异于天方夜谭。因为与我们当时的现实反差太大了。就说一点吧，那时连瓶装啤酒都难以买到，其余的可想而知。不说这个了。这里我想探讨一下，那个年代的希望是哪里来的？发展的动力是哪里来的？太宏观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主要想捋一捋那时发展的动力是来自哪里。那是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第一波。1977年，中国的GDP是3250亿元，人均344.48元，GDP增长速度是7.6%。当年，在全球188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人均名义GDP排名位居第172位，倒数第17位，印度比中国高1位，位列第171位。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时间里，中国GDP从3250亿元增加到15180.40亿元。其中有6年GDP增长超过10%。人均GDP增长有三年超过10%。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时期的发展动力，其实是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初步改革造就的体制弹性、劳动力红利和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先说初步改革造就的体制弹性。当然，那时的改革是很初步的。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当时有一篇风靡全国的小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在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改革英雄乔厂长的改革，无非是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建立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奖惩制度而已。换句话说，不过是使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恢复了正常而已。但在当时，已经是石破天惊。其实，当时的改革，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体制改革，更主要的在具体的规章制度层面的，如恢复工资调整制度、奖金制度，有的甚至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在企业层面，有的开始实行企业承包制等。实行这些改革的目的无非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真正说得上是体制改革的，是这时候开始在一些领域允许个体经营，出现了一批个体户。这也可以看作是私营企业的萌芽。再说劳动力红利。最近看到一组数据，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从一个方面看，这是就业压力，从另一个方面看，就是劳动力红利。通过各种措施，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城市经济中，增加了2000多万的劳动力，增加了2000多万创造财富的人。还值得一提的，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这就又意味着一个更大数量的劳动力转入到工业和服务业中。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一个好的社会是将这样的潜能发挥出来。8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个人口红利是分不开的。最后说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改革前的短缺与匮乏不用多说了，最有象征性的就是票证制度。当时的票证种类繁多，有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鱼票、肉票、煤油票、甚至火柴票……在当年，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因此，那是一个生活补课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1985年前后，凭证凭票供应的除粮、油及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等大宗商品外，其他各类商品基本上已经基本敞开供应。直到1993年，粮票正式谢幕。中国基本与匮乏时代告别。而消费之所以能成为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第一，当时百废待兴，处于典型的匮乏阶段，什么都缺，人们什么都想买，都需要买，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第二，那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普通民众。有学者把这叫作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那时贫富差距是不是开始扩大？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个人能力的收入差距，二是官倒。但总起来说，当时的贫富差距不是太突出。写到这里，我应该说明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了，其实这是我想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化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用现在三驾马车的说法来说，那时的出口还谈不上，投资的作用也很有限，因为没钱。真正起作用的，是我前面分析的三个因素：体制弹性、劳动力、消费。这对于认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有点启示呢？关联阅读：孙立平：两本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的书孙立平：拼经济？怎么拼？不惜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孙立平：不能轻易搞去低端化孙立平：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孙立平：扑朔迷离：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反弹不如预期？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全新工艺制作的生茶甜凉中些许酸味，消暑助消化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近些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们都在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外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一个词、两本书。一个词是新技术革命。两本书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而新技术革命这个概念也是伴随这两本书而来，尽管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两本书真的这么重要？真的。因为这两本书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对外开放的真正含义是我们接触、认识、拥抱、融入一个新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看一看我们当时的内心世界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争论过一个半很荒唐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多地少，高速公路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今天看来这是荒唐透顶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机器人会思维吗？这只能算半个，因为这个问题在今天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记得当时主流的结论是，机器人不可能会思维。言下之意，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具体情况可见我的《80年代争论过一个半很荒唐的问题》一文，这里不再多说。我借这个事情想说的是，当时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什么状态，离世界发展的潮流有多远。据说，当时的领导人出国访问，看到西方新技术革命的进展，很受触动。回来之后，一时之间，新技术革命成为国内热议的一个话题。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成为当时的流行词

在今年4月12日的《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一文中，我第一次提出新二元结构或上半身下半身的说法，在其后的《补上那张图》中，加上了更直观的示意图，并对新二元结构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在评论中，更有网友建议说，应该把那个图扭一下，就变成了8字。最近，看到经济学家刘元春教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3年5月）上的一个发言，他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经济恢复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我觉得刘老师的新数据和观察，可以延伸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在本文中，我首先将刘老师的论述用我的语言重新整理一下，然后，我再根据第一季度和4月份的官方数据做一些补充。刘元春教授重点讲了三个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修复分化严重。5月份的数据显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国有企业在一季度整体利润达到了1万多亿，同比增长12.4%，但中小企业尤其是下游端的中小企业和服务类中小企业，不但没有出现全面的交易修复，反而在社会重启过程中出现了进一步回落，利润呈现出持续的负增长。同时，在大量资金涌入国有企业、大量资助项目落地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它所产生的复苏效应并不明显。民营企业由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善，其投资出现持续回落。在四月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从去年底的0.9%回落到现在0.4%左右的水平。居民资产负债表：中低人群收入未出现明显增加。虽然居民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5.1%，实际增速只有3.8%。在疫情期间，很多中低人群的收入分配状况是恶化的，典型事实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占整体收入比重和占GDP比重是下降的。更重要的是，从宏观角度来看，3.8%的实际增长速度要明显低于4.5%的GDP增长速度。此时，国民收入分配中间便出现了一种收缩性的分配。具体说，工薪阶层工资性收入处于相对疲软的状况，小微企业和业主的经营性收入明显出现大幅下降，财产性收入中出现“物价下降”和“金融产品价格下降”，转移支付增长速度低。政府资产负债表：积极的财政政策依然“不积极”。一季度财政收入已经转正，约0.6%的正增长。当前面临的状态是，一些中西部政府在债务、房地产和经济低迷的约束下，它的税收仍然处在负增长的状态，非税收入还在持续正增长。目前一季度广义的支出，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基金类的支出实际增长速度远未达到预期的6%左右，反而低于1%的低水平。地方政府尤其县级政府资产负债的恶化。我想，刘教授讲的这三个资产负债表中的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新二元结构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我再做一些补充：出口产品结构：今年前四个月，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但是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0.5%，占出口总值的57.9%，其中汽车的出口同比暴增120.3%，补上了缺口。这是近年来产业升级趋势的延伸。到2021年，我国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手机、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接近20%，名列前茅、成为我国主要出口的商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饰、玩具等出口比例，则从21世纪初左右的20%逐渐下滑至12%左右。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这表明，随着产业升级，出口产品越来越集中在上半身，而下半身的比重在下降，但我们知道，下半身是就业机会的集中地。从投资上看：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147482亿元，同比增长4.7%，比1-3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预期是5.7，前值是5.1。其中，民间投资增长0.4%。细分来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5.3%、13.4%。高技术制造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9%、19.4%；高技术服务业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42.1%、33.9%。可见，投资主要集中在上半身。就业的严峻和下半身经济活动的低迷：16-24岁、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20.4%、4.2%。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910亿元，同比增长18.4%，比上月加快7.8个百分点，但低于预期的21.9。商品零售31159亿元，增长15.9%；餐饮收入3751亿元，增长43.8%。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预期是10.915。其中，私营企业增长1.6%。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7%。而国家统计局的另一数据表明：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0.6%。物价水平：2023年4月份，CPI同比+0.1%（前值+0.7%），环比-0.1%（前值-0.3%）；核心CPI同比+0.7%（前值+0.7%），环比+0.1%（前值0%）；PPI同比-3.6%（前值-2.5%），环比-0.5%（前值0%）。但一般老百姓的感觉与统计数据并不一致。普通人一般不买的东西在降价，必须要买的东西却在不停涨价。房子、汽车、手机等，价格都在下降。问题是，这些商品本来就不是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而去菜市场看一看，很多人都在感慨，今年的蔬菜、水果价格怎么涨得这么多？这证明我多次讲的，上半身淤积的大量货币，是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存贷款情况：4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4609亿元，同比多减5524亿元，贷款增加7188亿元，同比多增649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住户存款减少1.2万亿元，贷款减少2411亿元。2023年4月社融、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分别1.22万亿和7188亿元，均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1.72万亿和1.13万亿。社融、贷款下降说明预期不好，信心不足。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沉重，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如人意，同时也由于上下半身循环的阻塞，上半身是不是也有点越来越乏力？上述状况，可以让我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当前我们经济的一个关键症结是上下半身处于一种淤塞状态。由于这种淤塞，整个社会的经济动力难以激活，甚至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也往往是在上半身打转转。关键是要疏通淤塞，使上下半身循环起来。第二，不能轻易去低端化。不同产业技术含量不同，盈利能力有差异，甚至你把它分成低端高端，也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而形成歧视链。因为无数人的就业、收入甚至生计都是与所谓的低端联系在一起的。关联阅读：孙立平：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孙立平：补上那张图孙立平：平心静气地说，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孙立平：扑朔迷离：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反弹不如预期？孙立平：底层密码：是哪些因素酝酿和滋养了科技创新？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全新工艺制作的生茶甜凉中些许酸味，消暑助消化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记得若干年前，有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不错的发展水平，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但然后就是天花板了，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靠的就是科技创新。并非原话，大意如此。我们现在大体就是处在这个瓶颈的阶段。因此，最近我用四篇文章的篇幅来探讨科技创新的问题，探讨科技创新的底层密码。歪瓜裂枣们创造的世界人们整理过无数份影响了世界的创新者名单，虽然每份名单中的名字有所出入，但大体少不了下面的一些人：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还有这次的山姆·奥特曼。实际上，这个名单会很长。仔细看，当中的不少人给人的感觉都是怪怪的。其中，大多是移民的后代，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相当的一部分是辍学生，以至于有人说，几个辍学生影响了全世界；行为怪异的不在少数，扎克伯格见投资人的时候，在PPT里面演示的是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山姆·奥特曼就更是神经质，不但因为怀疑自己得了绝症而整天忧心忡忡，还为担心世界末日做着种种怪异的准备。这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后来影响了世界的奇思异想与这种种的怪异和非常规有没有关系？第二，如果社会将他们打磨得循规蹈矩，还会不会有这些重大创新的发生？换句话说，创新与自由的土壤是什么关系？延伸阅读：孙立平：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金融支持着他们的脚步从这些天才们脑子里的奇思异想，到一个成熟的重大科技突破的实现，这中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距离需要跨越。那是什么东西助推了他们的这个跨越？答案无疑是钱，是资金。问题是这钱从哪里来？科技创新有这样的几个特点：投入大、周期长、成功的概率低。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在传统的金融市场得到支持。因此，他们要成功，就必须有一种独特的有关钱或金融制度安排的支撑。实际上近两百年来整个人类工业化的过程及人类财富的爆发性增长，都是与金融制度的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有人说，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独特金融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这就是风投。风投与银行贷款不一样：不用还本，不用支付利息，有的甚至都没有盈利的压力。只要有前景就行，甚至有故事就行。如果失败了，钱打水漂了就打水漂了。这源于风投的赢利模式：它投的不是一个项目，投的是概率。他追求的是成功率，而不是每个项目都盈利。延伸阅读：孙立平：什么东西助推着几个辍学生往前走？谁来进行辨识和筛选？无论在哪个社会中，虽然天才都是凤毛麟角，但奇思异想从来不是稀缺品。不过，这些奇思异想，有的是靠谱的，有些是不靠谱的；有的是比较成熟的，有的是相当幼稚的；有的是有可能实现的，有的是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有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如何以及由谁来对这些奇思异想进行辨识和筛选？这是一些奇思异想能够成为创新突破的前提。筛选者无非是两个，市场与政府。对各种创意进行辨识和筛选，并对其中具有具有重大价值者进行支持和扶助，无疑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尤其是在与国家重大战略有关的项目上。但在更多的时候，市场是一种更有效的辨识与筛选机制。因为市场上的这些投资者有时更专业，更独具慧眼，也更有弹性。风投就是市场筛选的一种形式。而且，还要强调一句，不同的辨识和筛选机制，会决定创新未来的前景与命运。延伸阅读：孙立平：那么多的奇思异想，谁来进行辨识和筛选？市场对他们的耐心在今天这样的世俗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但实际上，很多奇思异想是源于好奇、冲动甚至有点荒谬的臆想，而与商业考量无关。而资本和市场是追求利润的。下面的这个比喻，是意味深长的：你把AI想象成一个小孩，欧美的AI属于精英教育路线，出生后家里就一路砸钱供他读书读到博士。等到毕业之后，一出场就王炸，惊艳全场。中国的AI属于功利教育路线，出生就接受生存教育，养到15岁，就开始逼着他想办法给家里挣钱。学的都是如何市场化的技巧。他的这声感叹更令人深思：人的命运在子宫里就注定了，机器人也不可幸免。延伸阅读：孙立平：市场对他们的耐心和弹性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大随心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有一件事情，国外议论很多，而国内关注却不够。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个演讲，题目是：更新美国经济领导力。这篇演讲，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未来在政策甚至体制层面可能发生的调整，很有价值。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看了这篇演讲。现将其中的一些要点以及我的一些看法整理如下：1、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对此，沙利文在演讲中只讲了一句话：更加深入地整合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但这句话说明了可能进行的政策调整的基本线索：在外部环境变化情况下的内部调整。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有时，内政是对外部因素的回应。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流行，即可以说明这后一种逻辑。2、美国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沙利文的理解是这样的：全球的经济变动将许多工作的美国人和他们的社区甩在了后面。金融危机使中产阶级受到冲击。大流行显示出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气候变化威胁到人们的生活与生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出过度依赖的种种风险。这也许是美国政界人士对美国当前面对问题的最概括性表达。3、具体体现为美国面对的四个基本挑战。第一，美国的产业基础已被掏空。第二，应对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这里特别突出了中国，他的原话是，一个庞大的非市场经济体，以形成巨大挑战的方式，融入到国际经济秩序中。他特别强调，经济的依赖性已变得极为危险。第三，气候危机加速，迫切需要一个公正有效的能源转型。第四，我们面临不平等现象及其对民主的损害的挑战。4、这是新华盛顿共识？对于沙利文的这个演讲，不少评论者将其与新华盛顿共识相联系。甚至有人说，沙利文的这篇演讲是在打造一种“新华盛顿共识"。英国《金融时报》网站4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新华盛顿共识：昨天的美国正统经济观念成为今天的异端邪说》。我仔细看了一下，沙利文在演讲中，只提到一次新华盛顿共识，还是用别人的口气说的：正如一些人说到，“新华盛顿共识”是某种方式的。。。。。。5、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纵观演讲的全文，确实充满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他认为，上面出现的种种挑战，与某些自由市场的假设是不无关系的，如：对市场效率的简单化理解，使得战略商品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商品的行业以及工作岗位一起，转移到了海外；认为市场总会高产高效地配置资本，并将特权给予了金融等经济部门；以及贸易收益最终将在各国之间（包括在大众中）广泛共享等。他说，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大流行的冲击，暴露出这些盛行假设的局限性。6、恢复一种提倡建设的经济思维。这是沙利文的表达方式。他将这种建设的经济思维称之为我们经济方法的核心。具体说，在国内和在海外与伙伴们一起，去建设，去扩展能力，去培育抗逆力，去建构广泛包容性。能生产、创新并提供如坚固的实体数字基础设施、上规模的清洁能源那样的公共产品的能力；可抵御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击的抗逆力；能保障强壮充满活力的美国中产阶级以及为全世界劳动大众确保更大机会的广泛包容性。7、以现代美国产业战略奠定新的基础。接着，沙利文提出实现这个目标的逻辑步骤。第一个就是以现代美国产业战略奠定新的基础。这里的关键词叫产业战略。我理解沙利文的意思是，通过美国政府的公共投资来支持那些对经济增长是基础性的、从国家安全角度是战略性的、而私人企业又不愿意投资的经济部门的发展。他特别提到半导体和关键矿产资源。这一条在四个步骤中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单独列出来。8、其他三个步骤。其余的三个步骤是。第一，与我们的伙伴一起努力，以保障他们从事能力、抗逆力还有包容性的建构。这里的伙伴不仅指发达国家。第二，超越传统的贸易交易，创建聚焦我们时代核心挑战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第三，在继续发挥世界银行作用的同时，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筹措上万亿投资资金投入到新兴经济体。9、我们看一下有关评论的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到这篇演讲的分量：《澳智库：拜登政府正进行一场悄无声息的经济革命》、《美国杂志:美国将迎来改革时刻吗?经济体制已不再有效》、《沙利文讲话，美国国内外经济政策剧变，全球化消亡和中美对峙》、《美国反思美国?沙利文的清醒与矛盾》等。当然还有这样的题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沙利文重磅演讲的最通俗解析》。有一句评论可能最中肯：沙利文的讲话是一个美国准备直接运用政府力量和中国进行竞争的讲话。讨论科技创新底层密码四篇系列文章（根据作者在孙立平研学坊授课内容整理）：孙立平：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关键是什么容忍了他们？孙立平：什么东西助推着几个异类成就他们的伟业？孙立平：那么多的奇思异想，谁来进行辨识和筛选，权力还是市场？孙立平：不容忽视的是，市场对他们的耐心和弹性另一篇：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新品老安寨小筐发酵熟茶“世界茶源”十周年限时特惠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现在的情况有点扑朔迷离。从宏观数据看，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增长4.5%。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3.5%，比上月加快4.3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比上月加快1.7个百分点。在整个世界经济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即使是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的因素，这个数据也是说得过去的。但问题是，在宏观数据与人们微观感受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差距。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一般民众的感受，一些专家和机构也认为，经济活动数据弱于市场预期。下面是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的表述：大部分4月经济活动数据均弱于市场预期。虽然低基数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跃升至18.4%，但我们估算的季节性调整后的实际社零环比增速放缓至0.3%。房地产销售改善至同比增长5.5%，但季节性调整后的房地产销售面积较3月环比下降20%。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出口增速也如期减速、尽管基数较低。内外需增长动能放缓拖累工业生产环比走弱，但低基数推动其同比增速加快至5.6%，仍低于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在疫情管控放开之后，大家期望中的强劲的、报复性经济反弹似乎没有出现，或者说，反弹的力度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更确切地说，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反弹没有那么强劲。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反弹不如预期？可能与这样的几个因素有关：第一，原来的预期有点过于乐观，对反弹想得过于简单，特别是忽视了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平时，我应当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因为讲问题讲得比较多。但即便如此，我前一段时间都一直在说，我对今年抱一个乐观的看法。甚至觉得政府制定的5%的增长目标，是不是偏保守了。在私下里，我甚至认为，6-7%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确实是没有理由不乐观，因为去年的情况实在是太不正常了，基数太低了，只要恢复正常，一个强劲的报复性反弹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看，事情并非完全如此。第二，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指标偏弱。首先当然就是就业，尽管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小幅下降0.1个百分点至5.2%，但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高达20.4%。人们说，就业就是经济，实际上，就业更是民生。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910亿元，同比增长18.4%，比上月加快7.8个百分点，但低于预期的21.9。2023年4月份，CPI同比提高0.1%，环比降低0.1%，PPI同比下降3.6%，环比降低0.5%。这就是人们感受到通缩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民间投资的增长，1-4月份只增长0.4%。上述状况都与普通人的感受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4月经济活动数据弱于预期，环比增长动能走弱。4月份宏观数据有一个特点，看同比，数字靓丽，因为去年因为上海等地疫情原因基数很低。而从环比看，即与上个月相比，则稍显疲弱。有人预测，随着去年低基数因素的减弱，5月经济同比增速可能较4月放缓。总起来说，反弹将会持续，反弹的力度没有原来预想的强劲和具有持续性。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前些天我发表了《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一文，介绍了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那篇文章，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想从我前些天提出的新二元结构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关于新二元结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的《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和《补上那张图》两文，特别是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比喻。从这个角度来看，下面的三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从投资上看，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7%，比1-3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0.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5.3%、13.4%。在高技术制造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9%、19.4%；在高技术服务业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42.1%、33.9%。这说明，资源主要是流向上半身。再看出口，2021年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手机、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接近20%，名列前茅、成为我国主要出口的商品。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饰、玩具等出口比例从21世纪初左右的20%逐渐下滑至12%左右。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这说明，随着产业升级，出口产品的结构越来越集中在上半身，与下半身相关的比重在下降，而下半身则是就业机会的集中地。还有一个因素，股市。从去年底提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以来，相关概念股行情火爆，不少国央企个股纷纷刷新股价，甚至出现涨停潮。5月8日，银行股集体“走红”。在以金融板块为首的“中字头”股票强势带动下，上证指数盘中一度站上3400点，创年内新高。但在同时，其他股票则因缺少资金而处于疲弱状态，甚至一跌再跌。我原来想，随着经济的正常化，股市的上涨可以带动人们信心的恢复，但现在看，现实与期望有着明显的距离。讨论科技创新底层密码四篇系列文章（根据作者在孙立平研学坊授课内容整理）：孙立平：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关键是什么容忍了他们？孙立平：什么东西助推着几个异类成就他们的伟业？孙立平：那么多的奇思异想，谁来进行辨识和筛选，权力还是市场？孙立平：不容忽视的是，市场对他们的耐心和弹性另一篇：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大随心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2023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前，1月24日，比尔·盖茨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下一次大流行将比新冠病毒严重得多。世界各国需要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吸取教训，以便更好地应对疾病。历史上的瘟疫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的一次挑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自世卫组织2020年1月30日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以来，全球向世卫组织报告了近700万例死亡病例，而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达2000万。因为这是在真正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全球化的瘟疫。所谓瘟疫，就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也就是说，瘟疫的特性是传染。瘟疫肯定是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人类相伴随的。不过早期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人类有较详细记载的第一场瘟疫，是雅典瘟疫。根据当时的记录，人们认为就是鼠疫。这场瘟疫发生在公元前430年至前429年，当时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状态，双方打得难分胜负。这场瘟疫来得非常突然，也不知从何而来。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毁灭雅典的瘟疫的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这场瘟疫有两个地方值得提一下。第一，地中海世界后来的政治走向而得到改变。瘟疫爆发之时，正值古代希腊最大规模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与斯巴达进行着激烈的军事对抗。突发的瘟疫对雅典城邦造成沉重打击，使雅典失去了近四分之一的士兵，雅典城因为人们的绝望而土崩瓦解。可以说，这场瘟疫是雅典在此次战争中败北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古典时代，雅典是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然而，瘟疫与战争使雅典再也难以恢复往日的荣耀。第二，在这场瘟疫中，出现了一位人物，即希波克拉底。我们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要求医学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习并正式宣誓的誓言。当时，对这种索命的疾病，人们避之惟恐不及。但此时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即希波克拉底，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救治。他一面调查疫情，一面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不久，他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他由此设想，或许火可以防疫，于是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希波克拉底用大火挽救了雅典。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大流行瘟疫实际的传染速度和范围，与人类自身的状况是有直接关系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三个时代的划分：（1）孤立时代。当人类刚刚在地球上诞生的时候，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孤立时期。不同的群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互相隔绝的孤立状态中度过的。（2）多中心时代。当人类从这种孤立时期走出来的时侯，一个多中心的时代到来了，多中心时代意味着相当大规模的区域性联系、区域性社会出现了。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帝国的时代，典型的情况是：一个中心即帝国支配着一个幅员相对辽阔的地域。在文化上，这是一个轴心文明的时代。也是人类文明的起始点。（3）全球性时代。从这三个阶段来看，世界性瘟疫的出现早于全球化的过程。或者说，世界性的瘟疫传播，是始于多中心时代。在孤立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候彼此隔离，没什么太多的交往。而多中心时代，是一个帝国时代。帝国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帝国之间的征战。所以，战争在当时往往是造成疫情传播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经商，还有传教士的宗教活动。第一次世界性的瘟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瘟疫，更确切地说，是引发了全球性恐慌的传染病事件，是六七百年前鼠疫的爆发，也就是黑死病。这次鼠疫开始于公元14世纪20年代，共历时70多年，波及欧、亚、北非等各大洲，当时以英国、意大利发病最重，死亡人数几乎占总人口的1/2，欧洲则共计近1/4的人口，大约2000万人丧生。对于这次疫情的起源，众口不一。过去曾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这场大瘟疫起源于中亚，1347年蒙古军金帐汗国大军攻打由意大利商人控制的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由于久攻不下，蒙古军队决定向城中投掷感染黑死病死去的士兵的尸体，从而将瘟疫传入城中。于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在城中迅速蔓延。患者少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纷纷死亡。一座曾经繁华的商业城市，转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一部分侥幸活下来的人，乘船返回祖国，结果却将传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带回了意大利。由此，黑死病首先传播到意大利，然后又蔓延到西欧、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再到俄罗斯。。。到了15世纪左右，哥伦布等人航海的时候，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早期，传染病横行的范围就扩大了。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现在的专家们估计在5千万到1亿之间。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过程中，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地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它们这些杀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了。但尽管如此，那时候病毒传播的条件与今天全球化时代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今交通四通发达，非常便捷，不断活跃的人群就给了病毒传播的机会。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瘟疫的传播有了一种超出以往的危险。记得在武汉封城的时候，张文宏曾经大胆预测过疫情三种可能的走势。一种情况是，如果各方面都非常顺利的话，应该2到4个月我们应该可以把疫情控制住；第二种是比较胶着的状态，大概需要6个月左右，我们最终把疫情控制住；第三种情况是说中国也控制不住，这个病在全球流行了。但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的这种判断，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疫情是中国的事情，至少说，外部世界的事情不至于对中国的疫情进程产生太大的影响。但问题是，现在的事情是就在这个基本的假设上出了问题。现在中国的答卷交上来了，确实2到

这是讨论科技创新底层密码的第四篇了。一些奇思异想最后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还涉及一个问题：市场对于这个转化过程的耐心。在今天这样的世俗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但实际上，很多奇思异想是源于好奇、冲动甚至有点荒谬的臆想，而与商业考量无关。奥特曼就是一个多少有点神经质的人。他经常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甚至怀疑自己得了某种绝症。为此，他查阅各种资料，内心中充满了焦虑。他的焦虑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同时也是因为人类。他担心着致命的合成病毒，叛变的人工智能和核战争。为此，他准备了枪支、黄金、碘化钾、抗生素、电池、水、防毒面具，甚至还有一大片土地。他说，我在为末日生存做准备。而他对人工智能的热衷，也是期望防止人工智能消灭人类。甚至他还设想，通过通用人工智能的使用，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大部分人不用工作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通过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向所有人发送基本收入。使人们获得足够的生活费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奥特曼的这些想法可能有些臆想，有些偏执，甚至有点神经质。但问题是，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今天的ChatGPT。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从商业利益的考虑，你如何能保障它生长的空间。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位国内AI从业者的说法：对于AI与市场的关系，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你把AI想象成一个小孩，欧美的AI属于精英教育路线，出生后家里就一路砸钱供他读书读到博士。等到毕业之后，一出场就王炸，惊艳全场。中国的AI属干功利教育路线，出生就接受生存教育，养到15岁，就开始逼着他想办法给家里挣钱。学的都是如何市场化的技巧。所以你看到谷歌的围棋，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到现在的ChatGPT，他们都有同样三个特性：1，默默烧钱，蛰伏多年：2，一鸣惊人，出来都是王炸：3、靠技术基建挣钱，看不到直接盈利的模式。这位从业者说，他在中国最顶级的三家公司搞Al已经有十年了，每个公司都是在两年左右，产品刚有雏形，技术和产品就被迫为业务目标服务。这次CHATGPT爆火，很多公司并不关心中国现有的技术到什么层面，中美最大的差异从哪来…..他们的问题依然是AI怎么赚钱，有哪些业务机会。他说，现在中国AI从业者面对老板/投资人的处境，就像一个想从村里走出去求学的年轻人，他每经过一个路口，就有一群大爷大妈，怼着他的鼻子问“咦~~读博士花那么多钱有啥用唻~能挣钱不~~”。他感叹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内心的声音是“人的命运在子宫里就注定了，机器人也不可幸免”。所以，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耐心与弹性，能不能给一种天才的想法一个生长的空间。这当然首先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我们不妨把科技的创新与突破的链条在思维上拉长一些。在这个链条的一些重要环节上留有一些弹性的空间，允许胡思乱想，允许看不到有利可图结果的探索，允许不断的试错，甚至允许失败。社会这种雍容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成功就是不断失败的结果。在马斯克的星舰爆炸之后，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马斯克做的，我们都会做。那个多发动机并联方案，也就是火箭底部密密麻麻一堆发动机。方案是可行的，但这个方案又是极为复杂的。这就决定了星舰的成功必然经历这样的过程：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开始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成功的概率是很大的。当然，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在我们的文件上、文章里，讲科技创新要有耐心，有耐力的话，比比皆是。但倡导是一回事，能不能有有效的机制保障做到这一点是另一回事。不可否认，资金的投入者，都想早日看到成果，早日使成果得到应用，而且这种应用在很多时候就是要体现为商业利益。关键的还是制度安排。在ChatGPT诞生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奥特曼所做的一个很巧妙的制度设计。在研发之初，他们面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既可以引进风投，又不会被风投左右你的发展方向。为了引进风投但又避免被风投控制，奥特曼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创立了一个盈利机构B，并用OpenAI控制B。最后的设计是：微软分批投入130亿美元，占有B机构75%的股份；当微软收回130亿美元投资本金后，股份会下降到49%；当微软封顶收益达到920亿美元后，将退出所有股份，届时B的所有股权将退还给OpenAI。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就是将回报与控制分开。这说明，资本和市场也往往是短见的。因此，对创新的耐心和弹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生态的产物。讨论科技创新底层密码前三篇文章：孙立平：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孙立平：什么东西助推着几个辍学生往前走？孙立平：那么多的奇思异想，谁来进行辨识和筛选？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苦斋老师和挖茶俱乐部共同设计四款杯子分别对应俱乐部四款人气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这是探讨科技创新底层密码的第三篇。在《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一文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对异类的容忍；在《什么东西助推着几个辍学生往前走》一文中，我们讨论了现代金融在将天才学生脑子里的奇思异想助推到成熟重大科技突破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个逻辑还有下半部分。其实，无论在哪个社会中，虽然天才都是凤毛麟角，但奇思异想从来不是稀缺品。不过，这些奇思异想，有的是靠谱的，有些是不靠谱的；有的是比较成熟的，有的是相当幼稚的；有的是有可能实现的，有的是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有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如何以及由谁来对这些奇思异想进行辨识和筛选？这是一些奇思异想能够成为创新突破的前提。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讲过马云的故事。马云在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是从风投得到的支持，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因为在银行贷款得有担保的资产，而早期的阿里没有可提供担保的资产，所以在银行眼里是没有资质的，是办理不了贷款的。即使能贷到，额度不会高到哪去。那时的阿里有什么？只有马云嘴里的故事。而银行是不听这样的故事的，故事在银行那里一文不值。能听马云故事的，只有风投。风投不仅能听，而且还特别愿意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专业听这种故事的。一位网友在评论中说，如果由国家来充当风险投资者，听创业者来讲故事，结果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惜这篇文章的评论被整体屏蔽了。对各种创意进行辨识和筛选，并对其中具有具有重大价值者进行支持和扶助，无疑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尤其是在与国家重大战略有关的项目上。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都会有这方面的基金或计划。比如，中国在芯片和新能源汽车上的政府投入和种种优惠政策。国家在这方面自有其优势，如更强的专家队伍，更强的资金力量等。当然，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芯片大基金中发生的大面积腐败，就是明显的教训。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市场是一种更强有力的辨识与筛选机制。而在当今的时代，市场的辨识与筛选，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上篇文章讨论的风投实现的，因为市场上的这些投资者有时更专业，更独具慧眼，也更有弹性。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一个故事：还是在大学创业期间，有一次扎克伯格去拜访红杉资本，不仅迟到了，而且穿着睡衣，穿着拖鞋，还准备了一个PPT演示，介绍他的公司，但是他在PPT里面列出来的是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这是到一个银行去谈贷款会怎么样？到一个国家基金去申请资助会怎么样？这里需要强调的一句是，就辨识与筛选而言，风险投资具有对市场前景更强的敏感。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当年美苏之间在半导体发展上的不同路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在电子工业上是不分伯仲的。但不久，问题出现了：在计算机的发展上，是走电子管的路线，还是走晶体管的路线？电子管，体积大、耗电多、效率低，但稳定可靠。而晶体管体积小、耗电少、效率高，但稳定性差。为了适应市场小型化的需求，美国最终选择了晶体管。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美国电子工业一路领先到今天：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也就是今天的芯片。这是市场辨识和选择的结果。但在苏联，这个选择是由官员和专家们做出的，而当时的苏联是举国体制、军事优先。为了保障军事上的可靠性，由赫鲁晓夫亲自拍板决定，选择电子管小型化方向。到了后来不得不走晶体管路线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差了一大截。特别是到今天，特别是在俄乌战场上，这种差距已经越来越明显。人们经常讲点错科技树的问题。实际上，在科技发展的岔路口上，对于方向的辨识是极为重要的。最后还要说一句的是，风投所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是更适合创新和创业的资金，它同时也是一种辨识与筛选机制，是一种助推机制。因此，巴斯蒂安·马拉比在《风险投资史》一书中指出，风险投资是投资人与创业者共同推动创新和价值创造的冒险历程。推荐阅读：孙立平：什么东西助推着几个辍学生往前走？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孙立平：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孙立平：干大的，他们都栽在了这上面孙立平：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孙立平：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孙立平：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款是产于贡嘎雪山西南麓的雪域贡茶另一款是每年只有十几公斤的大雪山野生红茶挖茶俱乐部的顶级红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这是探讨ChatGPT这种科技创新成功背后密码的第二篇，在第一篇《移民锻造了美国，辍学生改变了世界》中，我强调的是社会对异类的包容。但我们要知道，从这些天才学生脑子里的奇思异想，到一个成熟的重大科技突破的实现，这中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距离需要跨越。那是什么东西助推了他们的这个跨越？答案无疑是钱，是资金。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钱或资金的制度安排。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奥特曼的创业过程。奥特曼的创业不是从辍学开始的，而是从大二开始的。当时，他与两个同学一起写了个手机App--Loopt。Loopt很成功，于是3人一起退学创业。3人带着Loopt进驻了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