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国民收入倍增：日本30年停滞之前发生了什么？

前文《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一文提出为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日本曾经实行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说到日本停滞的30年，人们注意到两点。第一，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和萧条。第二，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原因何在？在停滞发生前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进入停滞期后物价大体保持稳定，可能是两个重要原因。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45年二战结束时，日本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其战后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到1955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其经济增长率大约年均为10%。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5-1964年这10年。有人将这10年称之为日本的第一次消费革命。其时，机电技术革命开始转化为一系列的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消费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被称之为旧三大件的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迅速普及。

此前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形成了巨大的产能，但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成为制约消费的瓶颈。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助推这场消费革命。1967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前完成，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一倍的目标。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

这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助推了以旧三大件为主的战后日本第一次消费革命，而且也启动了以新三大件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革命。新三大件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其普及的时间大致为1965-1974年。而这次消费革命与国民收入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的小汽车每辆平均售价约为100万日元。

这样，在国民收入提高与消费革命的互相助推中，日本实现了一段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

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到广场协定的前一年，即1984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978美元。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与当时的日本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因此，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

我想把我的一些基本看法先用四句话概括一下：中国超高速增长已经告一段落，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发展潜力仍在，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把收入倍增问题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意义之所在。

下面解释一下这四句话。

第一句，中国超高速增长已经告一段落。几年前，就有一个三期叠加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当时讲的原因是，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等基数增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不管原因是什么吧，减速换挡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第二句，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以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巨大产能已经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据估算，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

第三句，发展潜力仍在。我以前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现在处于减速换挡的阶段，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完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完成，全球化的过程没有真正完成，地区之间尚存在着巨大差异，城乡居民消费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

第四句，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以投资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模式的转变。克鲁格曼说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而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国民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的分配比例，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这就是我们要重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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