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

一直在想，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

在经济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问题。因此，我最近一直在琢磨，如果仅就经济层面而言，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影子，这就是过剩，生产过剩。

过剩，这可能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问题。

过去，我们经历了漫长的短缺时代。要知道，粮票是在1993年才停止使用的。1993年4月1日，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各地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的正式标志。

但中国从短缺到过剩的转换，来得非常之快。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行业，开工率不足30%。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有人估计，国有银行贷款隐形不良率超过40%。

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引发金融海啸。这场危机同时也波及到中国。当时，有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在讨论这场危机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这场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对此，我曾经说了一段话：这个比喻很好，提醒我们要分清雪和霜，千万不要以为那白茫茫的一片都是霜。美国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够正常运转导致的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很传统的，原来在教科书当中就接触过无数次的这样一个危机：生产过剩型危机。

其实，在今天，我们遇到的依然是同一个问题。有经济学家用通缩来概括当前经济的问题，但我认为，通缩，包括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如经济反弹乏力及失业等，背后其实就是过剩的问题。

这个过剩危机不完全是那个过剩危机

但要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过剩问题，与传统上人们所说的过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种独特背景下发生的相对过剩与绝对过剩的混合物。

所谓相对过剩，是相对于人们的购买能力的过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由于购买力不足造成的过剩。而绝对过剩则是指，生产的数量已经大于人们需求的数量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纯而又纯的绝对过剩，是很少见的。但在一种情况下，这种情形可能出现，下面讨论。

在现实中，我们议论过剩的时候，往往是一种相对过剩的思路。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们有那么多的房子卖不出去，但也有不少人买不起房；我们有那么多耐用消费品过剩，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捉襟见肘；我们有那么多的人虽然在银行有一定存款，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不敢拿出来进行消费。人们更经常用来佐证的，是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

上面这种情况，人们讨论得很多了，在此不再赘述。但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即绝对过剩的因素。绝对过剩的因素来自哪里？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首先，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持续20多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房地产已经处于饱和甚至过剩状态，尤其是在三四五线城市；2022年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已经接近3000万辆的天花板，而现在的产能是6000多万辆；三大件早就进入以更新换代为主的平台期。目前的现实是，尽管低收入群体对此有很大消费潜力，但主流消费群体已处于饱和状态。

其次，也许是更现实、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需要消化世界工厂的过剩产能。现在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很多产业的产能是为整个世界市场准备的，但大拆解的过程使得部分外部市场在流失。在这当中，相当部分产品不可能完全由内需来消化。这就如同饭馆的饭菜是为顾客准备的，靠家人内部消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目前我们面对的过剩问题的独特之处，也是绝对过剩出现的真正原因。

是通缩，还是过剩？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

因此，现在必须要明白，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过剩，是产能过剩，是内部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与与外部大拆解双重压力下形成的生产过剩。

现在，人们纷纷在呼唤大招，呼唤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呼唤降息降准者有之，呼吁政府发债增加投资者有之。问题是，这样的思路能真正解决问题吗？

几乎所有刺激措施的设想，都指向资金的增加，因为按照逻辑，注入流动性会增加经济的活跃度。但问题在于，首先，如何将增加的货币转化为信用扩张。关键问题是谁来借钱？企业、政府、个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企业，因为钱只有到了企业中才能带来投资和收益。接着的问题是，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面对几乎全面的过剩，有多少企业有增加投资的动机？有人说了，那就拉动消费吧。前面说了，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的挖掘远水不解近渴，而主流消费群体已处于饱和状态。内需不是想拉就可以拉动的。

人们经常将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与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相比附，但两者实际上有很大不同。在中国，虽然在整个经济的层面不能说完全不存在这个因素，但企业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个，不是为了修复负债表而不贷款，而是贷款扩大了产能，东西卖不出去。尤其是出口。

其实，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性和阶段性的。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有三十年的停滞，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也有十多年的低迷。这都是必须的修复过程。现在人们都在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要知道，跨越并非一定是一鼓作气，有时需要一个喘息和下蹲动作，以积蓄力量。以消费为例，有人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耕牛累了，是让它喘息一会儿，还是继续进行刺激？

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面对从短缺时代向过剩时代的转折，所谓一蹴而就的刺激措施是没有的，强行刺激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这时真正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包括创造一种友好的国际环境，尽可能保住外部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淘汰过剩产能，甚至淘汰某些低质量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赋予中小企业以生命力，尽可能保就业；尽可能调整利益关系，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提高居民所得部分的比重，使财富和资源更多蕴涵在民间等。这样才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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