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老教授和她的心身医学之路
吴文源教授语速很快，说话也直率，说到激动处，还会敲桌子。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她面前的办公桌被敲了12次；唯独有两次，她急促的语气和语速突然变得温柔又舒缓。
作者：丹萌
来源：医学界精神病学频道
吴文源教授并不喜欢接受媒体专访。
今年75岁的她，是上海同济大学的终身教授，同时也是国内心身医学科唯一的终身教授，尽管年届已高，却依然坚持看特需门诊、带教育查房、给研究生上课，并活跃在国内外各大与心身医学相关的学术论坛上。
只是每一次遇到媒体采访，她都习惯性“躲开”。
吴文源教授
曾经有一次，吴文源去外地开学术会议，一名当地媒体的记者只是想在会后问她几个问题，她却以“现场还有很多厉害的专家，你们可以采访别人”为由，“躲开”了记者。
“您的故事写出来也是给很多医生树立榜样呀。”见到吴文源教授的时候，我这样说。
“没什么榜样不榜样的，我觉得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她说道。
她口中的“应该的”，包括参与引进和制定中国首个精神疾病分类诊断标准，首次在综合性医院成立心身医学病房，首次在心身医学界引入德国DAAD项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精神卫生领域人才，首次引入欧盟“Asia-Link”项目，对所有医生培养心身医学沟通技巧……
不一而足。
一个学习班，打开一片新世界
吴文源说，80年代是她做事最多的时候，如今被人记住的很多“成绩”，都是那个年代拼命努力的结果。
80年代之前，国内信息闭塞，精神病患者在生活中饱受歧视；同时，那时的诊断水平也很有限，甚至缺少统一的标准，吴文源的老师们各持一套自己的经验体系，常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得“天花乱坠”，才能得出一个确诊的结论。
“所以刚开始接触这个科室的时候，我并不太乐意，但当时我有个老师跟我说，没有一个人来这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你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接触下去，你的想法是会改变的。”
改革开放后，国内精神科开始与国际接轨，吴文源遇到了一次“接触下去”的机会，她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第一次在中国开办的精神医学学习班，那次学习班打开了她的眼界，也点燃了她在这一领域执着精耕的念头。
她和另外3名医生，一起参考美国精神病分类标准，建立量表，制定出了我国自己的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使得之后的精神疾病的评估量化更为明确。
90年代，同济医院的师生推选她做院长，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她正在从成都到重庆开会的轮船上，惊诧不已，“他们说要我做院长，我说我做什么啊？”
做什么？除了医院事务管理，她还是想为心身医学发展出一份力，于是她提出要在同济医院里开设心身医学病房，却遭到了其他人的大力反对，“你收了病人，把我们其他病人赶出去了怎么办？”她当然理解其他医生对精神病患者的不解和担忧，但她向其他人解释，自己收的病人都是能控制的，不会影响病房管理。
在她的坚持下，同济医院成了全国最早开设心身医学病房的综合医院，并且就在吴文源做院长的4年时间里，同济医院凭借心内科与心身医学科两大全国重点学科，“冲”上了三甲。
虽然突飞猛进，与美国还差20年
“心身医学的大概念是心理、社会、医学相互交叉的学科，狭义地来说，就是心理因素与症状发生发展息息相关的疾病，都是心身疾病。”吴文源说，“但现在好多人搞不清楚。”
15年前，曾有一名来自吉林的患者，反复发作胸闷、濒死感，极度痛苦，“生不如死”。
他走访了国内许多知名医院，反复做了心动超声、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花了十多万，检查却都显示一切正常，无法确诊，更无法控制，直到找到吴文源教授，才最终确认为“急性惊恐”。
“这种病人来看急诊，胸闷气短，脸发白，出冷汗，急诊医生都是先拉心电图，结果一看，很正常。”过不久，患者会自行缓解出院，但用不了太久，又会因为急性惊恐发作而再次入院。
“医生的观念要提高！”吴文源说，医生应该采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来诊治病人，将病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开完手术万事大吉，“很少有病是和心理因素完全不搭界的，只不过是搭界多少的比例问题，医生应该有这么一个观念。”
她花了很长时间向我列举各个科室中可能与心身疾病相关的疾病，心内科的心绞痛、呼吸科的哮喘、皮肤科的荨麻疹、消化科的功能性消化不良、甚至手术后的倾倒综合征……
吴文源说，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是，跨学科合作论坛越来越多，各科医生常能坐下来一同交流。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国外是这么做的，像美国，他们有专门的行为学家、心理医生会被派去和心内科一起查房，有问题就一起解决。”吴文源说，“我们跟美国还是差了20年。”
12次敲桌子与2次温柔
在采访的过程中，吴文源语速很快，说话也直率，情绪上来了还会敲桌子，她说她担任了10年的上海市政协委员，每年都提提案，希望在综合医院精神科看病能够纳入医保，但迟迟不见动静；无论是做院长，还是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她始终坚持每周二推开一切事务，专注于查房和看诊，但有时会遇到不认真带教和学习的学生，几乎“气不打一处来”。
“就前几天吧，我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济大学医学院教学医院）教育查房，很多人都在，我问一个医生第几年，他说规培第一年，我说我们科里要做3个检查，一个是内科体格检查，第二是神经系统检查，第三是精神检查，你做了吗？他说没有，只做了精神检查。”
吴文源对待学生向来严格，当时就把脸一板，问道，你带教老师是谁？这是你收的第几个病人？小医生说，收了好几个了，她便质问道，那你之前几个病人也没做这些检查咯？“不过我表扬你还算老实，有些人没做也说做了。”
转头，就把这名规培生的带教老师训了一通，“你怎么带的？刚开始就这么不规范，以后也一定不规范，为什么我们要规培？就是为了规范啊！”说罢故事，她连敲了5下桌子。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里，面前的办公桌被她敲了12次。
唯独有两次，她叙述时急促的语气和语速突然变得温柔又舒缓。
第一次，是她说起自己最初进入精神科领域时，那些患者颠覆了她的“固有印象”：“在临床实践中，我就感觉，这些病人和一般病人不太一样，非常值得你去同情。”她说，“我们身体出了问题，是知道自己痛苦的，这种病人呢，他处于一种精神活动混乱的状态，并不知道自己的痛苦。”
“或者还有一些病人，他只能感受到生理上的不舒服，但他并不知道那是心理上的问题，只是通过身体表现出来。”
第二次，是她提起自己从事心身医学的意义，那“不是救了一个人，是救了一个家庭。”
她说起一个卫校的护士学生，还没毕业就出现了精神障碍，送到吴文源那里，在那个没有《精神卫生法》的年代，一纸“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书，就可能断送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她会被学校退学，而且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
“我查阅了她的病史，经过反复思考，发现她父母离异，下面有弟弟妹妹，她常常拿着卫校节约下来的生活费给妈妈，生活非常贫苦。”吴文源说，“后来我诊断她为反应性精神病。”
很多年以后，患者当时的班主任找到了吴文源，告诉她，出院后，那个学生休息了一年，之后再进入临床实习，并且服药控制，工作了两年后，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已经移居美国。
“我一直跟年轻医生说，不要总是查完房就坐在办公室里，要去接触病人，跟病人交谈，有的年轻医生查房的时候说，我没问出来啊，他不说啊——他是不说，但要你去引导，而且这个引导应当是专业化的。”
自1963年从同济医学院毕业时算起，吴文源教授已经在精神卫生领域精耕了53年，她参与和见证了我国精神科从“不毛之地”发展得初具规模。
吴文源说，当下应该是精神科发展最好的时代，无论是精神科的地位，还是政府投入，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对于当下这个时代，她依然乐于参与，对于未来，她也始终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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