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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把式的”到“国术”到“体操化”,中国武术其实从没辉煌过

2017-05-03 张力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徐晓冬KO魏雷后希望再战太极,记者亲身体验闫芳推手因没练过武无法传导力量……大家在节假日真是没什么可玩儿的了,于是把武术重新拉回视野。


中国武术到底是什么?究竟是魔术还是骗术?亦或只是混杂着民族情绪、电影特技和东方神秘主义的虚无?确实曾经存在一个中华武林的“江湖”吗?


事实上,仔细研究中国武术的历史,这个如今被文学、电影以及想象吹捧得狂拽酷炫屌炸天的“国粹”,在历史从未真正被重视过。从国家层面上,武术之所以进入主流社会,是用来替代日本德国的操练,只是一种“体育课”;百姓层面上,多数人拿它当作健身手段、社交工具或只是谋生度日的技艺。


今天同时推送另一篇讲述中国武术历史的文章《被徐晓冬KO又如何?:探秘神话背后的武术真相》。请进入公众号阅读。


       


山西太原形意拳协会的武师表演剑术套路。图|新华
   


最后的宗师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张力

本文首发于2013年1月总第596期《中国新闻周刊》 


为什么喜欢习武,很少有人能讲得清楚。

“一天不练,浑身难受!”这是他们习武多年后的普遍回答。

崔仲三,出身武术世家,爷爷是著名杨氏太极拳传人崔毅士,当年亲自创建永年太极拳社,去世后,将拳社社长的位子传给了崔仲三。

崔毅士受喜爱武术的父亲熏陶,从小习武,17岁那年,经亲友引荐,拜在京城杨澄甫门下学习杨式太极拳,此后20余年追随杨澄甫闯荡天下,不离不弃,直至师父离世,方才返京,靠祖上的专营砖瓦、麻刀等建筑材料的小生意维持生计。

唐振荣也跟祖父唐凤亭学形意拳。唐凤亭也是打小就在河北老家学武,清末民初,到北京开间小煤铺谋生——“工人们先把大一点的煤块挑出来,再用筛子筛煤末子,底下放个花盆,筛出来的煤末子再掺些土或白灰,最后拿铁锨一和,就用大剁把,咚咚咚,横着竖着砌成方块了。”唐振荣回忆。

当代八卦掌名家张全亮曾师从的太极拳老师王培生,则是因自幼颇有天资,被诸多武术名家看中,传其招法,从家乡河北武清一路学到北京,13岁时,正式拜在杨禹廷门下学习吴氏太极拳。

但多数人习武和李秉慈一样。这位如今84岁的武术家,身体健壮,可自幼体质虚弱,至12岁时,更是稍微着凉便发烧感冒、吐血,百般医治,效果不佳,一个朋友建议其父:“早晨出去锻炼锻炼,健健身。”

他们于是每天早晨到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遛弯儿,累了就坐下来休息,看人家练拳。直到一天,一位老人来打招呼:我注意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孩子有病?

李秉慈就这样开始了学拳生涯。那年他16岁,没想到,师从的竟是太极拳名家杨禹廷。

太极、形意、八卦是民国时期最流行的三大拳术。作为这几家拳法在这一时期的著名传人,杨禹廷、崔毅士、唐振荣、王培生一直活跃在京城武术界,师传数十弟子,其中多成为当今武术名流。然而,弟子们的成长与生活环境已然迥异,他们自言,因时代和机缘,只学到了师父的皮毛,尚不及深究,老人们已悄然而去。

从某种程度说,他们,是中国传统武术最后的背影。 





崔毅士开始学拳的1909年,正是大变革时代,武术正迎来没落前的最后一缕阳光。

那之前,武术仅存在于民间,国人重文轻武,轻蔑地把习武者称为“打把式的”。20世纪后,由于难以抵抗洋枪火炮,连走镖这种繁荣一时的职业也消失了。习武者仅能将此作为爱好,而以另外的职业糊口。然而时代的机缘,竟使得成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武术,又获得了生机。

生机的萌生是从教育界开始的。据如今已85岁的老太极拳人、“武坛一枝笔”吴文翰研究,大约是1914年,邢台永年十三中第一个开始在学校教授太极拳课程。

一年之后,中华民国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的决定,并要求各师范学校培养“此项教员”。1917年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已将武术排为术科课程之首。之后,民国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再次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以打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课主要教授德国和日本的“兵士体操”的局面。根据北京体育研究社在1924年对16个省市40多所中学调查,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学校达52.5%,另有22.5%的学校将其作为课外活动。

教育界的热情很快蔓延开来。1927年,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一年之后,在行政院的支持下“升级”为中央国术馆,在随后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中,武术正式更名为“国术”,与国医、国剧、国学一样,登上大雅之堂。

国术馆从此遍地开花。各省、市、县都有自己的国术馆,馆长均为地方长官,村里设不了馆,就设练武场,在河北、山西等地,几乎村村都有练武场,有的甚至有两个。

这个内忧外患的国度里的人们,“集体无意识”地选择了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中华武术,作为在危难中生存、自强乃至救亡的强国梦想。崔毅士、杨禹廷、唐凤亭、王培生等,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走上了习武之路。

(资料图片)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沧州盐山籍武术家张之江任馆长。此图为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冯玉祥、林森等人同该馆师生合影。



山公园

而北京的习武与练拳,主要在中山公园和太庙(现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这里场地开阔,环境清悠,当然,更因名师都聚集在此。

崔毅士便在这里学拳,后来又在这里教拳。崔仲三从小就跟爷爷在此练习,他记得,爷爷的学生上至党政军要员、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还有外国驻华使节及各国朋友。崔毅士外,当年在中山公园教拳的,还有形意拳名家骆兴武先生,还有一位一年四季都一身白纺绸衣裤“估衣刘”,另有一位练铁布衫、金钟罩硬功夫的,常面壁马步,用铁链上下左右抽打全身。

练武讲究持之以恒,一年四季,除了下雨,中山公园的教拳场都不间断,即便大年初一,吃完五更饺子后,崔毅士也会到中山公园去,他知道有人在那里等他。

李秉慈经人介绍后,加入了太庙太极拳研究会,每年会费两三块钱,会长均由社会名流担任,主教者则是杨禹廷。“每天来练拳的有八九十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学习的进度也不一样:第一拨来学拳的是上班族,6点就到公园,练一个多小时就走;第二拨是不上班的,8点到;9点以后来的都是老人,练个把小时回家做午饭去了;10点以后,人渐渐少了,这时,杨老师会给留下的人讲拳,练推手。杨老师每天六点就来到公园,送走一拨又一拨学生弟子,直到中午才回家。”

国术社也有不少。

比如,唐振荣爷爷唐凤亭所创的大兴武术社。

唐凤亭任职总教习后便放弃了小煤铺生意,以教拳为生,学拳的小孩子每月交一块钱,补贴水电费,练完就走;成年学生不固定学费,隔三差五来一趟,给老师放个十块八块。但老师家的“三节两寿”(三节为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两寿即师父与师母的寿辰)弟子都按规矩来送贺礼。

据唐振荣统计,从1928年到1961年,共有5000余人在大兴武术社学习形意拳、少林拳、太极拳及各种兵器。“那个年代习武人基本分四类:工人,商人,学生,巡警。”习武人众,来往频繁,大兴武术社常常有各界人士切磋交流,弟子也时不时有汇报表演。“但大家仅限于切磋,并不在乎要分出胜负。”

张全亮的老师王培生和另外三位京城八极、太极、形意高手在1947年共同创立了汇通武术社。但最著名的还是成立于1900年的四民武术社,取为“士、农、工、商”四种民众服务为意,以练形意拳为主,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学习过,如杨沫、白杨姐妹。四民武术社也有交流的传统,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各个流派拳种的交流活动,老拳师都也愿意到这里坐坐,看小孩子练武,技痒了也起来试两手。


摄影家布列松拍摄的1948年在太庙晨练的人们。图|玛格南图片社




不过很快,武术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变。

1953年,第一届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大会在天津举行,随后,北京体育学院成立了武术系,1956年,在北京体育馆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武术比赛,3年后的全运会,武术正式成为体育比赛项目。

在吴文翰看来,武术从民国时期进入学校起,就带来了变化。“进入学校后,集体上课学习,使教学方式变成了老师肢解动作,分动作学习,这使太极拳轻灵圆活的风韵渐渐消失,体操化虽然普及了太极,但也使它失去了自己。

但武术进入体育赛事带来的改变是更加不可逆的。为适用竞技需要,武术本来的实用主义特点消失,竞技体育的“高、难、新、美”标准日渐成为主流。1960年代时,主管武术的领导更提出:武术要“难度高,形象美,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在空中完成”。

武术自此走向舞蹈化、体操化。北京武术队原来的武术教练跟不上要求,干脆去请京剧演员来教;1960年,陕西一名跳得高的舞蹈演员报名参加武术比赛,赛前曾夸口可以拿冠军,不过比赛中空翻失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老武术人都暗暗庆幸:如果真得了冠军,武术不知要变成什么样。

为了加以区分,武术界开始将体育比赛中的武术称为“现代武术”“竞技武术”,而将此前的称为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看重实战,哪来的旋子、空翻?因为实战中,这些都没用。”一位老武术家说。

在周恩来总理提出文艺界“三化”要求后,武术又按指示向“民族化”靠拢,在北京,这种结合的典型事件,是北京什刹海武校的武术教练去给剧团演员上课,从京剧院、评剧院到歌舞剧院、儿童艺术剧院。

“魏荣元、袁世海,都跟我们学过。当时他们演的电影《神海立》和《红旗谱》都跟我们学过武术,像《红旗谱》里朱老忠的扮演者崔嵬,就是跟我们学的大刀、三节棍。”唐振荣说。

即使不如意,武术家们仍在努力传承,但一切都在文革中戛然而止。

崔毅士被批成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宣扬活命哲学。崔仲三还记得,批斗会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离教拳地场地不远,崔毅士、杨禹廷、以及另外几位京城武术界老前辈,终日站在舞台上受批判。

老人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练拳,很多忧郁成疾。崔毅士更从200斤瘦到不足百斤。说起这些,崔仲三不禁眼含热泪。

他还记得,爷爷的学生之一、作家周立波曾在期间来探访。“那天我正在家里,周立波戴着鸭舌帽,穿着风衣,进了门。祖父正在午睡。见周立波进来,我爷爷正要起床,周立波说:‘老师,您别起来了。’顺势就坐了下来。当时周立波也在挨斗,两人一见面就泪流不止。”

一生刚正不阿的王培生,亦没能幸免。

1963年,因受人牵连,王培生被捕入狱,苦度五年后,又发配至嫩江劳改就业十余年,受尽苦难,直至1979年方返回北京。

公园里的教拳场从此冷清了。

也有人仍在坚持。张全亮就是在1974年第一次遇见了八卦掌名师李子鸣,李子鸣与他一见如故,主动要教张全亮拳法。1976年时,时年70岁的李子鸣专程从北京城区到张全亮老家去教拳。

“我去公社接他,当时没通汽车,也没有柏油路,我们先骑了10华里石子路,又骑了5华里沙土路。”张全亮拿出当年习武留影,动情地说:“李子鸣老师兴致很高,在我家住了3天,每天早上3点起床指导我练功,晚上说推手说到11点多。”

《红旗谱》里朱老忠的扮演者崔嵬,曾专门向武术界人士学过大刀、三节棍。




武术因何使人迷恋?它大概具备所有其他体育项目的迷人之处:通体活动后的轻松与活力感;身心高度配合带来的愉悦感;与人竞技时对胜利的渴求与刺激,等等。

但它还有其他体育项目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比如,只要你愿意,可以练习一辈子,并且不因衰老而有很大差别;比如,它需要天赋,也同样需要毅力,并不是所有运动都可以依靠热爱获得成就,但武术可以;再如,它大概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以弱胜强的对抗运动,因为武术交手,不只靠体力,还要靠经验,靠智慧,靠瞬间的洞察力;武术招数往往以致人死伤为目的,因此对习武之人还有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即使身怀绝技,亦要含蓄、内敛、克己、宽厚。

这些特质,使得武术宗师仅技艺高超还不够,还要有人格魅力。武术界里称之为“武德”。

吴文翰眼里的杨禹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和生人推手时,从不轻易让对方难堪,他总是说:‘何必得罪人哪!’搭上手,让对方失去重心,或者感到不舒服,就行了,这叫‘点到为止’。”当然,这也缘于那时太极推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技术。同时,也为了练习自身的承受力,“不是非要见个输赢高低不可”。

世人常认为,武林讲究门派、讲究绝招不外传等,但在这些最后的武林人士身上,这个传统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吴文翰还记得,少时练拳,一天,突然有个外地人找杨禹廷:“我看了您十来天了,您讲得很好,我想跟您学。”

杨禹廷仔细盘问了对方学的拳种、习武时间后,告诉他:“我教的是吴式,您要是跟我学,就不如到前面,那里有个崔毅士老师,他是杨澄甫的弟子,功夫很好。”

学生们都问:多个学生不好吗?杨禹廷回答:人家学了一二十年,是有功夫的人了,改了很可惜。

另一件事发生在吴文翰一位师兄身上。

这个师兄跟杨禹廷练习了三五年,觉得太极拳不对口味,便和一个老乡去和形意拳名家陈子江学习。陈子江听说是杨禹廷的弟子,说:“这样不行,杨老师给我写个条,我才能教你。我们这些老哥们不能因为这个事闹别扭。”

杨禹廷听说情况后,反而笑道:“不用写条,走吧,我领着你去。”他带着这个孩子去和陈子江说:“师兄,你就教他吧,你教我教不都一样吗?他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

在德行方面的追求,使得武术还暗含有某种修行的意味。旧式武术的传承,又是师傅与弟子,一招一式,口授身传,经年累月,习武因此成为重塑人格的过程。

老人们常常不经思考,便脱口而出许多哲言。

崔毅士便常跟崔仲三说:“练拳就要做到明规矩,守规矩,练规矩,脱规矩而又合规矩。”说得像绕口令,实则在讲练习太极拳的原则;唐振荣的祖父唐凤亭最常说的则是:“世上没什么绝招。所谓百巧百能,不练不行,真东西都是用时间练出来的。”

巧合的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不过也是想回答这个问题——“功夫是什么?”筹备十年后,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功夫,就是时间”。

德高望重的老人们都强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并且格外喜欢“郭靖式”的弟子——这看来并不是金庸的无端想象。“这些老武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你扎扎实实地练功。来到练功场,你不能在那里扯闲篇,就得埋头苦练,练得好,他就高兴。”李秉慈说。

在崔仲三看来,习武方法在现代的转变,也使得传统武术与传统文化的维系渐渐消散。“过去练武,既要练,也要修,但现在多数人练武,只重练,不重修。”

这件本是需要时间打磨、潜心把玩的手工艺品,在无奈地进入标准化生产的现代社会后,失去了刀光剑影的实战,没有了生死传承的坚守,不再靠口传身授的机缘,随着宗师们的身影渐行渐远,中华武林的“江湖”,注定要从国人的视线中消逝,仅靠文学与电影,存在于理想世界的遐想与记忆中。
(作者系功夫电影学者,代表作:《功夫片的秘密》《京城武林往事》。本文部分内容选自《京城武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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