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书评》好书周榜(2017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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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期
本期特别推荐
《日本新中产阶级》
(美)傅高义 著
周晓虹 周海燕 吕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5月
傅高义被认为是美国唯一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本书是其成名之作。其主体研究耗时2年,但傅高义夫妇此后一直坚持对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实则跨越30年,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引进出版此书。傅高义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对工薪族生活方式的描述丰富而微妙。该书在当时具有高度前瞻性,而此后的不断修订则保证了其现实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该书仍是诸多学者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
精彩书摘
尽管男性支配从来就不完美,但毫无疑问现在男性的主导地位已然下降。一如流行俗语所说,“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现在,甚至成语“夫唱妇随”(意为“丈夫有所命,妻子即遵从”,“夫”与“妇”的发音同为 fu,fu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有时也被喜爱语带双关的一些人诠释为“妇唱夫随”。还有一些人戏谑道:现如今,就算有些丈夫在人前命令妻子,回了家也会给妻子赔不是。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和妇女政治权利的提高,日本女性在家里的权力确实增大了,但是,如同战时美国漫画所描述的阔太太们竞相唯女佣马首是瞻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格局已然被全盘改变。
现在, M町的家庭主妇的确比上一代主妇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她不必每日央求便可收到丈夫绝大部分薪水,从而掌握家中财权。得益于新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由时间。购物、社会活动以及交友方面更多的可能性拓展了个人选择的范围。除了家事, M町的主妇没有其他义务,又常常可以免受婆婆和其他亲戚的指使,因此,主妇能够有效掌控其自身的活动领域。
——摘自本书第十章 《家庭内部的权威》
《解读周作人》
刘绪源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本书是学界公认的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力的评论知堂散文的专著,此版为第三版,校订了之前两版不少错漏,另增加了两篇附录。此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行文简洁流畅,极具可读性。2017年周作人作品进入公版,预计将有各类知堂散文的选本出版,此时这本《解读周作人》(修订版)的出版,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知堂散文。
精彩书摘
周作人也是一个文体探险家,他也追求文章的冲淡简朴的外形。尽管他不写小说(早年的偶一为之,一直被他自认为是失败的记录),他所喜欢的是舒缓自然的长句,这正与李译福楼拜的文体节奏相反,但们内在的相通之处却是不难发见的。那就是:不求华美,自创新格,归绚烂于平淡,含丰饶于简朴。因为平淡简朴到了极点,变成了稚拙,于是就易于为没有经验的初读者所不屑。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也可找到。同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读者可以一下子就接受柳青的充满理智的激情与精致细腻的心理刻画,也可以接受周立波的诙谐打趣外加淡淡的白描,即使明知他们的有些作品被过去年代的观念紧紧地笼罩着,至少也会马上承认他们是有水平的作家。但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提示或阅读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遭遇孙犁的作品,恐怕情形就不这么乐观。笔者曾有意识地了解过几位孙犁小说的爱好者,他们最初对孙犁的作品都是排斥的,那第一个感觉是“土”,“单调”,“看不出好在哪儿”,甚至有说“读上去蛮滑稽的”。但渐渐地,他们从貌似简陋的文句中品出了诗意,感觉到了深藏的人情味和作家内心的真挚,进而读出了这与众不同的文体的非凡的节奏。如果去掉孙犁小说中那些优美的写景与抒情的段落,那么,孙犁的叙事方式与另一世纪另一国度的福楼拜,是确有一些相像之处的。
——摘自本书第一章《苦雨斋与同时代的散文家——兼说“涩味”与“简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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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政治体视角下的
华夏与华夏化》
胡鸿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华夏与华夏化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大的问题。由于历来的研究者都局限于以族群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故而未能窥其全貌。本书搁置族群属性与族群融合的相关讨论,采用政治体的新视角,尝试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即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
精彩书摘
“民族”作为一个词汇,在前近代的汉语文献中也间有出现,但其含义大多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不同。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只能认为,“民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引入中国的一个概念,其理论基础形成于近代欧洲,而其词汇则来源于日语。从引入之初起,它就成为近代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运动的核心概念,影响其概念阐释的因素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
最早系统介绍并阐发这一概念的人是梁启超,1903年他介绍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言民族具有八种特质,“(1)其始也同居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统;(3)同其支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因为居地、血统始同而终杂,故梁氏总结“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中国学界初次接触的民族概念即是强调共同文化而非血统的,但仍然保留了“其始也同一血统”的余地。
另外,伯伦知理强调“民族”与“国民”(即国族)不可混为一谈,有一族多国也有一国多族,他总结了“国境大而民族小”即一国多族的各种情形。在按语中,梁氏以为伯氏所言一国多族的各类型皆与中国情况不合,因为就言语、文字、风俗而言,虽满洲亦已同化于汉族。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梁氏较早意识到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及现实的不合,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
此种矛盾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解,可能的解决之道不出二途:其一,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其二,反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普世性,强调中国自有“天下主义”的传统,多民族可以和谐共存。梁氏所取的是第一种途径。
——摘自本书导论 第一节
《民族与群族视角下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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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诵复骊歌:
教会大学学人往事》
岱峻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年4月
教会大学发轫于民国初年,其历时不足半世纪,对近现代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却影响深远。因其“辉煌”,故有“弦诵”;叹其短暂,亦复“骊歌”。作者岱峻聚焦“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展示出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的几度折转经历,尤其是一代学人的精神气质与人世遭际,包括齐鲁大学国学所的顾颉刚、著名学者钱穆,人类学家李安宅等。
精彩书摘
“象牙罐,紫檀盖,里面坐了棵小白菜”,金女大吴贻芳校长很喜欢这一谜语,谜底是莲子。外表高贵,内心谦卑,恰是其人格写照。她极备宗教情怀,难忍能忍,刚柔兼济,善解矛盾。新政权下,历任高官,位高德隆。但对其书写,总要讳忌前朝旧事。其实,教会大学校长,首先是基督教徒;民国女界领袖,必然与旧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牵出这些“难言之隐”,方能见出其思想转变的合理逻辑。
逻辑是一种理性,而有时人们的选择只能随机。1948年夏的齐鲁大学,就面临这道难题:中共华东野战军开始实施对济南的战略包围。人们对前景不甚了了。济南战役将持续多久,会对平民生命财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最后的走势如何?结束抗战时的流浪播迁,刚从成都回到济南不到一年的齐大,夹在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为避免损失,慌不择路,决定南迁——遂成为国内战争期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整体南迁的大学。
——摘自《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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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为己:
传统中国的教育》
李弘祺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中国教育一直在寻求一种完美的机制,能够让个人的学习乐趣和社会责任获得平衡。而中国传统教育对此已有了深入的思考。本书从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民俗史等多学科角度去考察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大众教育、家庭教育的开展等等,并以教育为基点勾连起与传统教育相关的思想与社会的各个方面。
精彩书摘
科举制度另外一个特色,是塑造了中古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的性格。这个性格简单地说,就是领导社会国家的自我期许。但是由于必须经过多次的考试,这种自信也就常常和成本计算纠缠不清。《儒林外史》所描绘的读书人的景象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特别是“范进中举”那一段。挣扎在理想和成本的计算之间,这样的人格是一般的大众比较不会有的,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性格就与一般正常人有相当程度的差距。
应举当官的人的性格,从三样东西表现出来。第一个是读书人,这一点不用多说。其次是对投资的回馈,尤其是对投资的人(父母、宗族或姻亲)的回馈。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常常来自庞大的、有势力的家族(宗族)或地主家庭。自己对家族的回馈也常常以购买更多的田产为方式,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也成为地主。所谓“耕读传家”就是这个意思。第三,既然是科举的参与者,中举的人没有不接受任官的,因此官员是他们的身分。过去许多人讨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究竟是官员还是地主。
事实上,这两种身分或阶级的确可以互相交换。但是我个人认为官员的身分及其在社会的地位,往往是最根本的势力基础,科举的功名和官位很容易转换为财富,反之则不一定。到了明末或清代以后,财富转换为地位才逐渐容易起来。
——摘自《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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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经济解释:
经济学的诗和远方》
熊秉元 著
东方出版社
2017年6月
经济学“巨侠”熊秉元一直致力于经济学思维在华人世界的普及与推广。本书以经济学的视角,看经济、读社会、谈政治、说法律,使我们通过大大小小的生活故事,获得经济学的世界观,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特别提示,本书亦可与另一本同期出版的《法的经济解释:法律人的倚天屠龙》搭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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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及其内涵》
(美)马兹利什 著 汪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3月
“文明”一词的起源与演变一直有待廓清。本书追溯了“文明”这一概念在18世纪的起源,在19世纪又如何演变为一种具有排他主义、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并在进入20世纪后被日本、中国等国挪用,用以在其社会中推广欧洲的文明标准。作者提议,今日使用“文明”一词应具有一种全球的意味,而那些地方性差异则应称之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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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局者》
(法)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著
马振骋 译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17年4月
这是当代俄罗斯最有争议的人物利莫诺夫的传记。利莫诺夫是乌克兰的流氓、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下偶像、流浪汉、曼哈顿千万富翁的管家、被全巴黎追捧的作家……他一生危机四伏,个人经历就是一部冒险小说。利莫诺夫的传奇不仅可以被解读为一部苏俄社会的变迁史,也揭示了人们熟悉的关于社会进步的叙事所试图掩盖的暴力、无序和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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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
(英)罗莎蒙德·勒普顿 著
刘丽洁 译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教学楼无端起火,格蕾丝跑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儿子亚当安然无恙,而女儿珍妮却还在教学楼里。她冲进浓烟里找到珍妮,却被重物砸晕,恢复知觉时她发现自己和女儿的灵魂都能够自如行动,而身体却遍是重伤。惊人的消息传来:八岁的亚当被指控是纵火者!可她知道,这个善良的孩子绝不会做这种事。格蕾丝不停奔走,终于发现了这背后的惊天阴谋……
精彩书摘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希腊神话中那个被困的男子忒修斯,得抓着阿里阿德涅公主放置的丝线,才能走出迷宫,只不过,我的丝线是一块被烧化的地毯。好不容易到达地毯尽头,手指触摸到的材质有了变化。接着,我便触到了第一级台阶。我挪动着双手和膝盖,沿着楼梯往三楼爬去,头一直压得低低的,好吸到氧气。从始至终,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着往日这里的场景:嘟着小脸蛋儿的孩子们,在楼梯上下开心地玩耍;悬挂在教室之间的绳子上,挂满了三角形的绘画习作;下课后,走道里布满了课本、练习册、装小豆的袋子和削成片的水果。这里曾是何等安全。又一级台阶。周围听及和触及的全是珍妮的音容笑貌,亚当童年的场景也扑面而来。又一级台阶。我感到一阵眩晕,应该是吸进烟雾后的中毒反应。又一级台阶。这是一场较量,是一个母亲和妄图夺走她孩子生命的熊熊烈火之间的较量。又一级台阶。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也到不了四楼,不等我爬上去,大火就会要了我的命。
——摘自《从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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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美)埃亚勒·普雷斯 著 刘静雯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5月
在世俗认可的观念与看似坚实的制度面前,“说不”是一件极需理智的头脑和道德勇气的事情。在本书中,记者埃亚勒·普雷斯以多年的观察、采访入手,以神经科学、组织行为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前沿实验成果为辅助,讲述并分析了四个普通人如何为“正义”发声的故事。他们打破偏见、捍卫良知,凸显出平凡灵魂中亦有抵抗“平庸之恶”的巨大力量。
精彩书摘
我想要关注这些拒绝从众的人,探讨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他们在道德缺失的环境里,冒险违抗集体,停手,说不,反抗。幸好,类似“二战”期间德国士兵奉命追捕并杀害犹太人的极端情况,我们大多数人不会遇到。
然而,我们会想象这样的情境——如果我们是那些德国士兵,是否也会产生拒绝的冲动?如果有冲动,我们是否有胆量这么做?对这个问题好奇,并不完全是思维上的推测,因为在大多数社会里,都存在某种无法解决的紧张情境。我们都曾身处自身坚守的原则与怀有的忠心、职责相冲突的分岔路口,为了保持清白的良心而与行事尺度角力。脑海中有个声音告诉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但我们也会听到其他声音,警告我们不要反对集体,不要让上级为难,不要置我们的事业、名声,甚至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于险境。
——摘自《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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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美)阿诺德·C.布拉克曼 著
梅小侃 余燕明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
本书的英文原著出版于1987年,是一部记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著作。作为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作者长期在法庭现场采访,报道了审判全过程。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采访了当年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查找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卷宗等,因此本书除内容丰富、写法生动外,可读性、可信度也非常高。
精彩书摘
五十年代回到美国后,布拉克曼遍访档案馆、图书馆、高校等公私收藏机构,查阅了用“巨大”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的大量文献,在当今世界,在东京审判这一领域,大概没有哪位的阅读量超得过布拉克曼。为撰写本书,三十余年中,他还采访了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与不少法律界人士及法学教授有过交流和讨论。作为一个记者,跟踪一个主题如此之久,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有。采访东京审判是布拉克曼平生最早的工作,本书是他的绝笔,完成不久,他就去世了。东京审判是名副其实的贯穿他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似乎就是为了东京审判而生的。
与西方、中国不同,日本数十年来有关东京审判的著述从未间断,本书的日译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译本的译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实的大部头著作《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的日暮吉延。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日暮为本书日译本写了长篇解读。日暮认为:
一、本书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京审判从“遗忘的深渊”中打捞出来。日暮进而认为这点对于日本也有意义。因为今天日本的历史认识之所以与国际社会产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对战时日本的行为缺乏正确认识,所以认识对于昭和前期做出总结的东京审判是有意义的。
二、“实证”为本书的显著特色。除了庭审记录与证据文献,本书还博采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相关文献,就从对于庭审内外活动描画的细致而言,不仅在美国,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本书中述及的外界从来不明的法官团内部的情况。由于亲身参与审判采访的特殊经历,审判的逸闻也是本书别具的一个特色。
三、对当事人做了相当多的访谈。那些重要当事人,如荷兰法官伯纳德•维克多•A•勒林(B.V.A.Röling),在本书杀青时都已离世,作者抢救下的这些可补文献记载不足的访谈,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四、对审判持基本肯定的立场。此外,日暮认为本书也有两点不足,一是基本照搬检方与法庭判决的主张,一是未理会相关的争议与研究。所谓“不足”,与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的主流看法有关,在此不能详论。
——摘自程兆奇 本书中文版序
编辑 | 罗婉 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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