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内地政治学教授对香港局势的看法
香港的乱局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现在还不清晰以什么方式结束。
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只要是一个有心人，都能大体收集到这次乱局发生、发展的相关信息。但事实信息的多寡，并不能决定你能否对事件做出合适的判断。
一个对局中人的事情能够感同身受的局外人也许能提供点有参考价值的看法。
听了胡锡进总编与七个香港学生的对话，听到那表达不是很清楚的稚嫩声音，听完心里很是感慨，觉得这种声音太熟悉了。
（图源：新浪微博@胡锡进）
一场运动，尤其是大规模运动，对卷入者的情感和思维起着催化和强化的作用。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在某种观念的作用下，会激发出强烈的意义感，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伟大的事业。然而，由于缺乏对宏观的时空背景的认知，不知道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导致的则是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且不说事情的意义究竟如何。
一些道理只能在运动的烟火逝去之后才能与参与者讨论，或者由参与者自己反思。
回到运动本身。大规模运动起来后，去极端化很难，而且越极端的人越能掌握街头的主导权。想和平结束的温和派越来越边缘，哪怕心里温和，嘴上也要强硬，否则立即失去话语权。
现在的香港，没有脱离大规模运动的一般规律。运动经验丰富的国家，会有更多的去极端化机制，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应对者(政府、警察)，都是这些机制的构成要素。
从横向比较来看，香港政府和警察的应对总体上是偏软的。
那种对“警暴”的渲染是夸张的，局外人一看就清楚，局中人则信以为真，气愤异常。港府实际满足了运动最初的诉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妥协。运动参与者本可以此为契机，启动去动员化措施。然而，被激进者绑架的运动似已丧失这种能力，得寸进尺似是顺理成章。所谓“民主派”亦似成激进派，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
局外人对此种样子太熟悉了。正如李显龙所说，所谓“五大诉求”目的是羞辱政府、推翻政府。
10月16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福布斯会议上谈论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诉求”（图源：新加坡眼）
港府为何软弱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足够强制力支撑的政治自信，这是高度自治的一个副产品，国家强制力不能直接转化为地方强制力。
这会造成这样一种心态：我尽量不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不过分得罪反对者，闹出大问题则由国家直接出面。
的确，国家是真的希望香港稳定繁荣，继续成为联结中西方的桥梁。既便是五大诉求的核心——普选，国家也会根据《基本法》，予以积极的考虑。
然而，这种考虑的前提是能够解决国家安全之忧。被激进者绑架的运动恰恰是增加了这种忧虑，甚至直截了当地借助境外势力挑战国家安全，在硬实力强大的国家面前，这样做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然而，国家大概率不会采取直接的强力干预，这不是因为香港的不可替代而忌惮什么，而恰恰是因为香港是可以替代的。
其实，现在也是所谓民主派的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能明确地反对暴力，反对港独，应该可以为自身赢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并且磨合出一个更包容、可持续的体制。
否则，香港乱局无解，国家真的有可能“放弃”。这个“放弃”的含义显然不是直接的“强力干预”，而是意味着香港失去往前走的机会。
其实，“放弃”可能符合很多大陆人的心态，大陆尽管发展快，但还是发展中社会，很多方面不比香港发达社会，穷人帮富人，还遭富人恨，这不合天理。
林郑月娥（图源：新京报）
林郑为救香港，明确提出要中央各部委帮忙。大陆民众还不清楚这种忙具体地怎么帮，但各部委的钱、央企的钱不都是大陆人民的血汗钱吗?拿到香港去帮忙，要有说服大陆人民的理由。
所以，国家处理香港问题，首先是基于国家利益，其次是考虑人民的感受。
香港何去何从，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香港内生出更好维护“一国两制”的新机制，那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