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危机后的倪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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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儒逸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骑共享单车、熟练玩微信、每天走5000步、抱起40斤的桶装水——这是一个与公众印象完全不一样的80岁倪光南。他一边调侃“你们不要小看我”，一边在镜头面前，给一帮年轻人讲述起过去在中科院计算所、在联想的难忘岁月，以及现在的忙碌生活。在安徽卫视经济人物访谈节目《品格》的录制现场，这位早先因芯片危机而“意外走红”的工程院院士，开始鲜有地公开自我解剖。

 壹

如果不是去年4月份的中兴事件，外界对于芯片这个冷门产业的讨论，可能都会是相当微弱。这一事件让早已退休的倪光南长舒一口气：与以往对自主高新技术的呼吁相比，去年那几个月行业所获得的高密度关注，“比我们讲一百遍都管用。”

不少人把倪光南比作堂吉诃德，他在对抗着一架对自主技术迟钝和麻木的巨大风车。尤其每当业内著名的那段“倪柳之争”被提及，他身上的这种色彩就愈加浓厚。

倪光南出生在抗战炮火纷飞的年代，早年随父亲从香港逃难到上海。1961年，22岁的倪光南从南京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东南大学）无线电系毕业。随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中科院计算所的成立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举国上下开始为“两弹一星”抛洒热情的时期。倪光南回忆，1956年华罗庚等科学家向周恩来总理写信表示，要研制两弹一星就需要中国有自己的计算机。而当时以“巴黎统筹会”为首的外国组织实施对华技术禁运，这种情况下中科院计算所才火线成立。

倪光南只是计算所里的一个小字辈。这距离他后来凭借主持研制联想汉卡而声名鹊起，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起初，在计算机上显示汉字是为满足军事需要——最早的一台用于观测人造卫星的计算机屏幕上，能够显示128个汉字，由这些字描述出轨道高度、速度和经纬度等信息。“大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就考虑到计算机不能只是科学家用，普通人将来也要能用，那么汉字处理就成为必要条件。于是，计算所里的一批人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在各种汉字输入法争奇斗艳的今天，可能很难想到，当年在一台庞大计算机上顺利打出汉字所需要的艰辛努力。

“汉字输入不像外语，一个键盘就可以了。键盘就几十个键位，而常用汉字至少三四千个，要把复杂的字型存在电脑里面并能够显示出来，这对当时的电脑而言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倪光南说，因此当时一方面考虑使用一些编码方法，比如说用拼音或者部首等；另一方面，他们想到人可以通过上文推断下文，那么机器同样可以做到——就相当于在计算机中存入词典信息，当输入某个汉字时，自动会出现可能的关联选项。

这就是联想式汉字输入系统的雏形，而这个概念正是由倪光南提出。到1979年，联想式汉字实验系统已经能够完成基本的汉字处理，尽管这要借助一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计算机。倪光南所在的研制组也在这一年收获一项没有奖金的荣誉，即由中科院颁发的技术类二等奖。不过在四十年后再谈起这个，他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奖项。”可能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时能够从原理上证明，计算机完全可以实现汉语输入、显示、输出和包括联想这样的功能。

而当几年后这一“创举”开始付诸产业化，倪光南从清静的中科院计算所走到墙外竞争汹涌的市场上，他迎来的是一个更大的机遇。

 贰

1984年是个风云际会的年份。年初，邓小平坐着火车南下，去视察已经建设四年的经济特区。他在各地题词，给当时存在的一些议论定调降温。当年9月，一群中青年经济学者在浙江莫干山上聚会，面红耳赤地讨论经济领域改革，此后从中走出了一批重量级财经官员和经济学家。

中科院也打算在这一年和市场接轨。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院属研究所被鼓励创办企业，以转化所内的科技成果。11月份，一家全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计算所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成立，这就是联想集团的前身。彼时，1983年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员回国的倪光南，手握已经接近市场的汉卡样品，担任了公司的总工程师。

130万元注册资金、35个人、由所里提供的500平米办公面积，这是计算所公司起步时期的全部家当。（不过，倪光南说，那时知识产权还不受重视，所以计算所给公司的科技成果的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反映。）作为第一批在中关村成立的高新技术公司，它也开创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先河。倪光南和他的同事们都拥有两个身份，在公司他们是企业员工，但同时人事关系仍属于中科院计算所，工资也由后者发放。

相比在计算所里作副研究员，“我更喜欢总工这样的头衔，”倪光南说。在那个年代，这是个脱离象牙塔而更接近市场的角色。1985年5月份，倪光南主持研制的第一代联想式汉卡问世。这个由三块用扁平电缆相连的电路板，外加一套软件系统组成的汉卡，虽然看起来笨拙，但却能帮助电脑顺利实现汉字输入、输出和显示，一时间迅速受到市场欢迎。

汉卡投向市场之初，最大的一笔订单来自于中科院。“1985年中科院整个机关要搞电脑办公，用电脑办公就涉及到汉字处理。经过评估，我们的联想汉卡就顺利中标了，拿下了中科院500台电脑这个大订单。”倪光南回忆。

当时联想式汉卡的利润可谓丰厚。每张4000元的售价中，至少一半以上都是利润。而当时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仅有56元，这意味着如果要买一张汉卡，需要积攒六年的时间。荣誉接踵而至。1988年，联想式汉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9年11月，计算所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倪光南又主持开发了联想系列微机，并于1992年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55岁的倪光南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叁

尽管早期计算所公司从联想汉卡身上获利颇丰，但这一风光时刻没能维持太久。联想式汉卡风靡的前提，是当时计算机处理能力的薄弱，需要汉卡辅助来处理信息。而当计算机处理能力迅速提高之后，汉卡就随之陷入尴尬的市场处境。

“汉卡是一个过渡产品，它有一定的寿命。当时由于电脑处理能力不够，因此要把汉字处理放在一个专用设备上，这样可以不占用电脑本身资源，不致影响电脑的性能。但到了1992年前后电脑发展到486和586（CPU型号）以后，这些能力已能融入到计算机本身实现，所以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汉卡。于是，汉卡的寿命也就逐渐到了。”

联想在这种背景下考虑转型。在倪光南的印象中，1992年的联想开始讨论多种经营，除计算机之外再开拓新的领域，一些人对房地产行业感兴趣。经过深思熟虑，倪光南提出联想上马局用程控交换机，并进军电信市场的建议。在得到采纳之后，联想数字电话交换机部门得以组建，由倪光南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罗争具体负责。联想由此进入新的轨道。

而几乎与此同时，华为也开始开发程控交换机。1992年的华为在联想面前，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竞争者。华为当年销售收入刚刚过亿，但联想已经凭借独领风骚的汉卡和微机产品，实现17亿元的销售额。但华为反超的种子，也恰恰是在任正非打算自主研发程控交换机时就暗自种下。

坐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的联想，在开拓程控交换机业务之初不无顺利。1994年初，联想第一台交换机LEX 5000诞生，并与河北廊坊电信局签约，其容纳用户数量是华为同期产品的两倍以上。时任总工程师的倪光南亲自赶赴廊坊，参与开局仪式。随之联想程控机产品得到多个国家单位的青睐，在为公司赚取利润的同时，倪光南直接影响下的程控部也成为联想内部仅次于杨元庆领导的微机部的又一大部门。

在程控交换机之外，芯片项目也是倪光南希望联想能及早布局的业务领域。从1988年开始，公司由孙祖希负责带领ASIC（专用集成电路）研制组，借用别家公司的实验室先后开发成功了5个ASIC芯片，用在汉卡、汉字激光打印机和主板接口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取得了一定经验。他看到，当时英特尔为加速CPU更新，推出了电脑“公板，大大压缩了电脑厂商的创新空间，必须另找出路。1994年，倪光南计划联想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等合资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以开展芯片领域的自主研发进程。但分歧在此前后开始出现。

当时的联想管理层与以倪光南为代表的“自主技术派”之间，对联想的发展路线产生严重不一致。这也就是后来被熟知的所谓“贸工技”和“技工贸”之争，两者的裂痕难以弥合，相反这种分歧愈演愈烈。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去在联想的一切职务，联想的“技工贸“时期宣告结束。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计划被一张随手写出的”便条“所否定，联想程控部门也很快关闭，该部及联想其他部门的众多研发骨干纷纷选择出走。于是，在华为仍在艰苦创业的时候，当时的联想走上了一条自认为合乎时宜的发展道路。

在节目录制完成后返回家中的车上，当被问及后来与联想的联系，“我这些年没再和联想方面有过沟通，再说，我和联想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倪光南望着窗外缓缓说道。

 肆

在因芯片事件而一度被铺天盖地的陈年旧事和各种邀约围裹之余，倪光南说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做技术工作，“这样我也许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上台录制电视节目之前，工作人员给他出了30道题目。这是一套时下流行的PDP性格测试，倪光南花了几分钟做完，根据最后得分他的性格属于“考拉”型。按照说明，这一性格的特征是“行事稳健、温和善良，在别人眼中常被误以为是懒散不积极，但只要决心投入，绝对是路遥知马力的最佳典型。”

“这个结果和我很接近。我知道自己不是老虎型的性格，我不擅长去主导别人，像考拉这样一种动物也是挺不错的。”倪光南说。

他在坚持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可能今天开会，明天就去企业研讨。现在接触的企业有许多个，每一家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样，这些领域我都需要学习。”倪光南不断调侃，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车联网、物联网、5G甚至到区块链，这些领域都需要学。“太多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过在这些之中，芯片和操作系统仍然是倪光南身上绕不过去的话头。以往接受采访时倪光南曾不止一次地介绍，在他看来，国内芯片领域在设计层面与国际水平相比，并没有太大差距。而在芯片制造工艺、材料、装备和设计自动化工具等方面，国内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二十年的差距。

如今他仍然坚持这一点。一方面，他承认要完全解决芯片和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过去主观上的不够重视而表示遗憾。

“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开始国外是不给技术的，因此倒逼自主研发并有了目前的发展局面。相反国内航空领域就差一些，这是由于航空业过去有一种流行观念，那就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当时有关方面寄希望于与发达国家搞合资公司，认为这样可以速度更快、代价更小地发展航空事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倪光南如此说。

一些后起的本土科技公司正在追赶。倪光南提及一家人工智能方面的独角兽公司，他说这家公司在AI芯片上的技术已经“很厉害”。他认为创立于四五年前的这一波创新企业运气不错。倪光南表达了赞许，也表达了担忧——它们能不能继续发展还不确定，未来可能剩下的也就寥寥几家。

最后，汽车驶入倪光南位于北四环繁华市区的一处住址。大半天时间下来，他并没有太多疲惫神色。习惯自己处理日常出行的倪光南，麻利地下车并告别。他还需要去进行另一场会客。

*图片购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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