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规律性特征及其认识论意义

作者简介：任晓伟，男，1974年11月生，陕西清涧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2018年10月起任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教育部首批思政课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陕西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六个一批”理论人才，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兼职有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秘书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论文出自：《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基金：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建党百年党的建设成就与经验研究”（编号：2020ZDWT11）。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理论指南、精神旗帜和行动遵循，也是判断一个政党生机、活力和境界的直接依据。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奋斗过程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百年历史上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规律性要求，并且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史上呈现出极其鲜明的重大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不断推动思想上和理论上自我革命并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在此过程中，1921年党的一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先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党的十九大上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在百年党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对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推动和新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对党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史时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在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有机统一的过程中的具有规律性的历史必然。

第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必然要求。实践是认识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演进和发展，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之上的具有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发展过程。所谓整体性是指一部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史在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所谓阶段性，就是根据不同阶段党领导人民事业实践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形成不同阶段引领人民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基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大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确立，总体上说是建立在对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认识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进入新时代后，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认识的结果和产物。正是依据实践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依次演进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使党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与党领导的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一致性。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对阶级解放和历史创新发展产生了强烈思想引领力。

第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影响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论者。也就是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无论是离开了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还是离开了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在政治和理论上都是极端错误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上对民族复兴的推进和对共产主义的创造性实践，既具有中国条件下的重大意义，又在推动中国文明进程中影响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开辟出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新的解放道路，极大地影响和引领了人类的民族解放运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确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推动改革开放，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道路，以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在坚守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影响和引领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时代挑战中，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中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的新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的新变革，成功开辟出一条现代化新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把领导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成就转化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力量，创造性地提出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为在垄断资本支配下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全面性、历史性贡献”,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三，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必然要求。“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之中，是在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奋进在探索国家民族出路过程中人民的必然选择。但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于产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的欧洲社会，也不同于产生列宁主义的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虽然有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却并不占有社会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在社会人口上则是农民占了大多数。异常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异常艰巨的党的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历史的曲折探索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把自己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探索到这一条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表明，党领导的人民事业发展到哪一步，党的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党的建设发展到哪一步，党的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在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展党的思想建设的道路，把对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推动不断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新推动，转化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道路在新的指导思想不断形成中越拓越宽、越走越坚实，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思想活力和强劲的理论创造精神。

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规律性特征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演进和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规律性特征。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性特征，对于从百年的大历史视野中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的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党的指导思想之间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党的指导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处在理论状态的指导思想，而指导思想是上升为行动指南并开始向实践转化的理论成果。从历史来考察，毛泽东思想能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起来，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起来，使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上升并转化为全党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在理论上科学回答了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这些理论成果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既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具有的理论科学性上升并不断转化为党带领人民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在新时代的新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升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进一步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特征下用新的科学认识成果实现了对全党新的理论武装。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新的指导思想及其对全党的新的理论武装和革命性锻造，对新时代中国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人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党的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呈现出党的指导思想与党的领袖(核心)的形成之间的高度统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产生和《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成熟稳定的“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的形成，是无产阶级政党走向政治成熟的重大标志。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政党，领袖的形成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斗争中，党的领袖是党在领导人民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是党的成熟在党的领导上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在形成自己领袖(核心)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创新经验就是，基于伟大事业的实践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党的领袖形成，即思想和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和“同向同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百年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袖的形成过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作为指导思想的确立，是毛泽东领袖地位客观形成和全党对毛泽东领导地位主观认识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就是从毛泽东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的角度来阐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他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形成是高度一致的。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时代伟大斗争过程中，一方面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形成并在主观认识中牢牢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地位。这两个方面的同一性发展鲜明地体现出党的指导思想百年与时俱进演进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党的百年历史表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理论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是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基础，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于党领导的人民伟大事业发展进程中。

第三，党的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呈现出指导思想的确立与对不同时期重大风险挑战的整体性回应之间的高度统一。党的百年史的不同阶段党的指导思想都是在特定、具体的条件下确立起来的，其中一个基本的共性的条件就是反映了对不同阶段重大风险挑战的整体性回应。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通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挑战有着重要的历史关联，这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中国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形成实质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的理论自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的政治能力和思想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及其指导思想地位确立过程中，也蕴含着这一规律性的逻辑。比如，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就与当时条件下国内外对中国还能不能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会不会走“回头路”这一问题的重大关切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党的十五大在宣布确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进一步丰富、拓展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过程中，也包含着对当时条件下，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复杂环境中，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面对的重大挑战性问题的理论和政治回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形成中，同样包含着对新时代中国发展中面对的诸如“人类历史是不是终结于资本主义民主”“人类历史发展是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彼此冲突”“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人类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等重大时代挑战的理论和政治回应。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的重大理论标志和思想标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回答一系列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党建之问过程中彰显了真理的伟力。

第四，党的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呈现出党的指导思想自身发展连续性与创新性之间的高度统一。党的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的特征，这是由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时代课题的逻辑关联所客观决定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次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这一系列的战略性问题在历史逻辑上的延展性和理论逻辑上的拓展性，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为主线对人类共产主义的接续认识和实践。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又具有鲜明的创新性特征。这既体现在不同阶段党的指导思想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上的创新性或创造性，同时也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在整体上所形成的创新性或创造性，即在整体上回答了科学的理论如何转化为全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在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如何掌握群众、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统一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实质上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认识、把握、运用科学的理论，以及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科学回答如何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从而生动体现出从科学理论到指导思想再到实践创新三者之间的统一。

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演进和发展，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实践性，并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伟大成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力和理论智慧。

第一，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演进和发展体现出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的发展的基本阶段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党的指导思想的形成，都是牢牢地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对社会革命实践总结和反映所形成的真理性认识。把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和形成的具有理论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真理性认识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就使这一真理性认识获得了再回到实践、实现向实践的新的飞跃的条件和可能，从而生动地呈现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和两次飞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也就是说，离开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实现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的。

第二，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演进和发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世界两个必然王国不断深入的自由认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义上，自由和必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状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结果。“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摆脱了事物的盲目支配和认识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后，就能够不断达到认识上的自由状态。只有在认识自由的条件下，才能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来推动事物的发展。党的指导思想的演进和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断向自由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体现出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和世界这两个必然王国的认识自由，是对改造近代中国这个必然王国的认识以及通过改造中国来推动改造世界这个必然王国的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通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中国和世界这两个必然王国的认识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因此，可以说，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越是丰富和发展，党在认识上也就越是自由，也就越是能够在实践中克服盲目性，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揭示历史实践的发展方向，指导党领导人民按照历史前进的逻辑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无疑再一次证实了党的指导思想演进和发展中的这一规律性的认识发展趋向，同时又在新时代的新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性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第三，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演进和发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强大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政治组织形态，是在全体党员个体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整体，或者说，组织“集合体”。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创造就是成功探索并赋予了党的强大思想创新功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并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在百年锤炼中形成并不断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严密的组织形态、组织体系和组织力量，而且具有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主体的思想功能、思想形态和思想力量。另一方面，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形成的党的指导思想及其与时俱进的发展，实质上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指导思想层面的体现，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要求和具体体现，持续性地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主体强大的认识能力，而且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展现出这种强大认识主体能力既具有一般的认识论意义，更是呈现出趋向实践和认识客体的发展性特征，是趋向实践和认识客体的准备好了的认识状态，构成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统一形态。

第四，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演进和发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不断深化的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规定性的高度，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规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根本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整体上说，其实就是对这一根本性历史任务的创新性探索和创造性回答。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无产阶级政党史上，中国共产党最具原创性和时代性的经验就是高度重视党的指导思想建设，把党的指导思想作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心环节。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党的指导思想作为“解释世界”科学理论的产物，同时又蕴含了真理性认识不断趋向实践和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