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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才: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八个向度

作者简介:张瑞才,男,云南马龙人,1963年7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历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院办公室主任,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个人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担任《云南大百科全书》总编、《学术探索》杂志主编。论文出自:《思想战线》2021年第4期基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没有美丽中国的建成,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因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问题,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重大价值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在狭义上高度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更是立足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上着眼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人类发展史中的永恒价值,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不仅从理论上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传统意义上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观念,而且从实践上为我们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独创性成果。这一思想深入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价值观、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总集成,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总方针、总依据和总要求。我们既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又承担着系统全面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这一思想指导生态建设的前瞻性作用。为此,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系统学习、深入阐释。一、从生态地位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思想的起点,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原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就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一思想从经济、政治、民生、文明等方面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从经济和总体的角度看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永续发展的全局,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这一重要观点,深刻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的地位作用,也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结合。作为“十四个坚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来,标注出它在思想理论、战略举措、制度框架等维度上的内容与架构,在实践上揭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根本遵循。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凸显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这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性认识,有助于准确把握主题主线、科学内涵和逻辑架构,有助于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有助于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发展命题进行科学结合;在实践上有利于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政治和民生的角度看生态文明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作为重大政治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共享理念”,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在生态上的体现,是生态文明建设中走群众路线的要求,体现了共建共享共有的生态文明建设观,即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群众身边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入手,从改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的人居环境入手,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把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内化为自觉行动,使每个人都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作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观点,在理论上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人民情怀,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上体现了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要求。作为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要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老百姓从过去“盼温饱”到现在“盼环保”,从过去“求生存”到现在“求生态”,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我们要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因为谋生态文明,就是谋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论断揭示了:生态产品是最大的民生产品。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生态环境在民生改善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厚基本民生观,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积极回应,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鸟语花香、田园风光,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的新需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当前,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已成为民心之痛、民生之患,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老百姓意见大、怨言多,甚至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这些问题。要集中优势兵力,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群治,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打一场污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从国内看,在打赢蓝天保卫战中,要通过政策调整,确保“煤改气”“煤改电”后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通过土壤防治计划的实施,确保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在推进城镇化中,提供留白增绿,确保老百姓有惬意生活休闲空间。从国际看,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让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看生态文明的重要性。生态文明作为文明的一种最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意义重大,决定人类文明兴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的兴衰和演替,这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这一重大论断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邃历史观和文明观。从人类文明形态来说,人类从被动顺应自然的原始文明到谋求改变自然的农耕文明,从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到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程,可以看到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态文明建设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关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不断赓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分析了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等,由于不能很好把握自然规律而破坏自然环境,导致文明衰落的教训。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比较中深刻揭示生态环境的变化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历史和国际的角度看,古埃及、古巴比伦的衰落都与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土地荒漠化有关;从历史和国内看,中国古代楼兰文明就因生态环境破坏而被埋在万顷流沙之下,黄土高原、河西走廊都因一度环境破坏而使文明发展遭到影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二律背反”现象,即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工业文明既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又留下了巨大的“生态包袱”;而且揭示了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即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自然将慷慨回报人类,人类掠夺自然、破坏自然,自然将无情报复人类。二、从生成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从生成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从纵向上追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理论渊源,还有习近平总书记自己的实践探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独创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中,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书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具有本源性,自然决定人,是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人又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这是自然的“人化”,“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互相制约”,形成“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协同共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具有一体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联系,不外是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明确提出: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即人类和自然的一体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基础的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劳动价值论时提出了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断。马克思提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的“两类自然富源”创造价值的思想;恩格斯明确指出:“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化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在人与自然方面存在的深刻矛盾,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时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伦敦“450万人的粪便”污染“泰晤士河”,恩格斯批判伦敦将更多粪便“抛到海里去”,为解决“排泄物”和“废弃物”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土壤养分和城市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思想、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可持续经营的思想,即生态可持续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对立关系中揭示出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恩格斯更加明确地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结果又消除了。”要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不仅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就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进程中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制度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命题中,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是通过天人合一关系问题来回答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儒家强调“天人一体”,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佛家强调“法界一体”都是“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儒家的生态智慧通过推己及人、由人及物,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揭示出人与自然在生成论和德性论上是一致的。道家的生态智慧通过万物齐一而并生,道生成化育万物因循自然,人类应该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通过因缘和合而生,从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视角,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应该尊重所有生命和非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孔子说:‘子钓而不纲,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提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世界并强调:“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人定胜天”“战胜自然”到“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实践上,从植树造林入手,发展林业、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到1992年,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8年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在实践上坚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到2005年,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实践上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认识在不断深化,实践在不断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理论上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上提出著名的“两山理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自然诸要素的关系上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断,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大的民生”的思想;在目标上提出“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目标,从现代化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实践上,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污染治理力度之大、环境质量改善之快前所未有,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形成体系严密、结构严整、逻辑圆融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三、从生态关系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从生成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重点把握以下三对关系。关系之一: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人类既不能置身于自然之外,更不能置身于自然之上,只能置身于自然之中,自然界始终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和前提。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因此,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自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学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谐自然观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自然是生命之母,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要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员各方面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家园,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关系之二:解决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两山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解决这一关系的科学理论,系统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观的集中体现,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动摇,不断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关系之三:解决自然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关系。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系统,要用系统观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来认识自然环境诸要素的相互关系,用系统思维解决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认识自然,用什么样的方式修复自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就是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的集中体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在实践上要加快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构,构建自然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的“算账理论”: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要完善生态治理体制机制,坚持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开展自然生态治理。四、从生态价值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这就是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文明形态,是文明发展的新成果,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新表征。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出发,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生态文明的价值理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一是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向度看生态文明的价值。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已为人类经济和生态发展史所证明。现实地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从政治层面讲,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关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民生层面讲,生态文明关乎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中能否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关乎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从未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整体和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关乎能否共建人类美好家园,建设美丽世界,关乎人类能否永续发展;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二是从理论、实践、世界三个向度看生态文明的价值。从理论上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创造性回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全球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产力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从实践上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全社会达成生态文明建设共识、塑造共建共享行动提供意识形态引领,促使人们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认知水平,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和法治观,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彰显了生态文明的实践价值。从全球角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治理之道,不仅增强了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且引领了全球环境治理,特别是在气候和荒漠化治理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总之,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的学理研究,提升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增强人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世界意义。三是从主体、过程、客体三个向度看生态文明的价值。从主体角度看,从国际层面说,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主体是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解决生态问题是全球共同责任,建设地球美丽家园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都不能独善其身,作为“地球村”的村民,大家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大家必须同舟共济、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合作,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从国内层面说,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从过程的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是伴随人类历史始终的进程,贯穿在人类经济社会的全过程,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涉及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各领域,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始终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从客体的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在国际上要解决的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工业文明创伤”,是全球生态文明问题,突出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全球气候问题、全球荒漠化问题;在国内要解决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解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问题,重点要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五、从生态制度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论集中体现在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从制度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重点从以下三个视角认识生态文明制度的三个作用。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成层面揭示制度和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作用。制度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经过不断实践探索逐步形成的。建构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密制度法治观的集中体现。我们要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构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以及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完善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形式多样、绩效导向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把建设美丽家园转化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觉行动。生态文明制度的生成作为实践的产物,是问题倒逼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具复杂性、多样性和突发性,面临的主要任务要靠制度保障和完善。我国生态环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不仅有思想意识、治理主体的责任,更为根本的是与体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法治不严密、执行有偏差、监督不得力、惩处不彻底等综合因素息息相关。制度的刚性和权威必须牢固树立起来,不得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构、完善层面揭示制度和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作用。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上的科学内涵和显著特征之一,在实践上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须要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之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宏观上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制度架构的需求,反映了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思考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制度的效能转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制度设计更加精准和高效,把制度和法治置于突出和关键的位置。要坚持以制度创新和供给为重点,进一步扩大生态建设制度的包容性,强调生态建设体系的回应性,提高各个治理体系的协同性,增强治理过程的透明性。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配套和法治保障,特别要强调制度在各个层级的执行与落实,通过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来最终实现生态保护制度的成熟定型。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设计、执行、监督层面揭示制度和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生态文明制度从运行视角看涉及制度的安排和制度的设计、制度的执行和制度执行的监督,这就要求制度设计必须科学合理,制度执行必须严格有力,制度监督必须规范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要建构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尽快构建起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的主体架构,解决基础性制度薄弱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法治体系,以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制度上来说,我们要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赔偿制度。”六、从生态实践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从实践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重点从以下三个视角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推进路径。从实践主体政府、市场、社会三个层面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性和现实性。理论总是在实践基础上孕育而生的,成熟而科学的理论的形成更是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和沉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并不是抽象笼统的,而是具体实在的。这是习近平在实践工作中相关经验的认知发展,也是习近平成长发展历程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懈探索。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建设中的生态文明理念(在福建用生态文化推进地区生态建设;在浙江提出“生态省建设”和“两山”论断)和国家全局战略中的生态文明实践(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注重从国家全局战略层面来阐释和部署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实践性,既嵌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场景,同时又放眼于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大势;源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实践,也需要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来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的目标、内容与方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根本任务、工作抓手、创新路径、力量整合等问题做出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回答,为实践建设提供理论导航,是立足于生产实践,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推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美丽中国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等一系列辩证关系提供理路。要深入解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本,将从个案研究中总结提取普遍性原理进行“一般化”,以积极回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呼唤和全球生态治理遇到的挑战。从实践方针、方式、方法三个层面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上,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自觉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上,要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方式,既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又要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特征,突出打好“三大攻坚战”,突出解决影响人民健康的环境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上,要坚持系统观念,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统筹兼顾、多措并举、辩证施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综合应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要把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创新结合起来,顶层设计包括目标设计、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改革等,要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给予地方和基层的创造空间,鼓励实践中的大胆探索,注重总结基层创新经验。从实践成果、成就、成效三个层面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性和长远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制度成果,如建立了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制度等;而且取得了重大的实践成果,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七、从生态方法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正确推动社会活动的思想武器,也是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法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内涵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理念指引与制度建构相辅相成。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以先进科学的理念为指引,又需要以健全完善的制度作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念,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强调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等,同时强调“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上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二是加强保护与注重修复并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观点,在“重点论”中坚持保护优先,在“两点论”中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以整体性保护带动系统性修复,以系统性修复促进整体性保护。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一个是分子,一个是分母,对“污染防治这个分子”要做“减法”,对“环境保护这个分母”要做“加法”。三是标本兼治与普遍联系相结合。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运用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既解决生态环境建设的表象问题,又从根本上杜绝问题产生的根源;既清其源头,又净其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治理“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作相互促进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时强调:“要找出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要注重整体推进,在重点突破的同时,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个科学方法论,就是娴熟运用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四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是强调顶层设计,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顶层设计,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子打子,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没有基层的实践,没有基层的探索,不打通“最后一公里”,就很难接地气,生态文明理念就很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结合,善于把实践创新成果,经过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把成熟的理论用制度进行固定,使生态文明建设既有科学理论指导,又有实践支撑。八、从生态全球论的角度学习和阐释从生态问题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意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从生态全球论角度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点应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生态问题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人类应该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强化人与自然共同体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治理之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加强国际合作。二是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所需,蕴含全球生态治理的科学论断,体现了国内国际双联动、中国世界共谋全球生态治理的大国担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世界意义及对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的生态治理实践对全球生态治理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担当精神,有助于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环境问题,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精神,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这方面,中国最突出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挑战中发挥引领作用,严格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对《巴黎协定》的达成发挥了关键作用,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真金白银提供200亿元人民币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1
2021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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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论文出自:《党的文献》2021年第3期。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迎来百年华诞。我们党一经成立,就毅然决然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00年中,我们党始终以坚定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前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积淀了丰富、宝贵的历史经验。过去的100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同时又将继续一步一步走下去,前后相继,永不止步,一步比一步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非凡的伟大壮举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100年间,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历史地联系在一起。列宁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社会问题,就需要把问题放置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矛盾决定任务。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和全体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先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走过了100年的奋斗历程。这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中国共产党在这100年中领导人民创造的却是前无古人、意义非凡的伟大壮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其非凡意义在于“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的命运开始逐步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而当中国人民真正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者时,中国就将“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是伟大壮举,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的行进并不是线性的,列宁曾把社会发展的不同时间段、时间节点喻为“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消沉时代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的“伟大飞跃”,就是这样的“伟大日子”。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伟大飞跃”中,我们跨过了一道道沟沟坎坎,从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成功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自身的成功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种启迪和昭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追赶时代到赶上并引领时代、从仰视世界到平视世界的巨变。习近平指出,结合中国的历史就可以明确看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事实胜于雄辩,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无比正确。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长期居于世界发展的前列。历史的拐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由此开始,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中华民族一度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虽然一些爱国先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过不懈斗争,但都没能把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困惑中国人的头等现实问题。无数仁人志士都在艰辛探索,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了,宣告破产了”。正当“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铁肩担道义,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正确选择。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但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下于近代落伍了,面对这种境遇,“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这样做”,就是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并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认清近代以后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进行中国革命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状况,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创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实事求是等事关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取得全国胜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中华民族的最大多数形成统一战线,坚持走群众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这样,“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砥柱中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胜利,来之不易;这一胜利,意义重大。无论是建党的开天辟地,还是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的里程碑。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这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拯救中华民族的先进力量,带领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自救自立自强的精彩篇章。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奋斗历史的行程没有半刻停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推动各项社会改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进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显著提高了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都得到了极大改变,创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习近平指出:“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以前,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华民族的顽疾。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到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们党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锻铸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既是伟大民族精神的赓续,也是脱贫攻坚战的制胜密码。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实现我们党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创业与奋斗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无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人类减贫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具有跨越时空的强大力量。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孜孜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在历史的悠长视野中,中国曾出现过一些所谓“治世”和“盛世”。但是,惠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小康社会始终只是一幅“朦胧画”。千百年来,只有在肩负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手里,小康才是真正的“工笔画”,并成为可感知可触摸的“风景画”。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内容作出了新的概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指的是发展水平;“全面”,指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建成”,即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下的“军令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十三五”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可以如期实现,同时又清醒地提出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再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反复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为之憧憬的愿景和理想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变为现实,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和“一鼓作气向终点线冲刺”的创造伟力。这必将进一步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深厚潜能和磅礴力量。四、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经过不懈努力,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新征程是我国发展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接续推进新时代“两步走”、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大跨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新征程需要明确新任务,要做到准确把握和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准确把握和有效应对各种机遇与挑战,不断夯实开启新征程的条件与基础。因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不断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民族复兴。没有人民解放,就没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坚定理想信念,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时刻准备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使党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向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完全一致。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人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逐梦的领导力量、核心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逐梦需要勇气和自信,圆梦需要行动和努力,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理念,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以不屈不挠的努力稳步地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202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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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代尧、李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李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论文出自:《党的文献》2021年第3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始终将自身的奋斗目标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来看待,把为人类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使命扛在肩上。早在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就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对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影响深远。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我们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习近平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这些重要论述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人类情怀。100年来,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创造历史伟业的不懈奋斗,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其广度和深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一、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世界以及中国的走向,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在奋斗中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第一,深化了对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认识。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进行了不懈斗争和多种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应该走怎样的具体道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呢?能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吗?当时有些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理解,认为中国必须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得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在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抽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也并不意味着某些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够越过其中某一发展阶段。以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并不具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而且,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深入分析后,毛泽东得出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即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截然二分的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篇文章的上下两个部分。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从而越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发展道路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反,它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和实现形式。第二,深化了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性逻辑上加以把握,并辩证理解这一规律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因此,不能把这一规律的运行过程作简单的线性式理解,似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某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必须先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才能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先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才能有相应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在对历史上社会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都是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变革,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些事实并不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规律,而是社会发展规律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决定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和形式。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正是通过辩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充分发挥历史能动性,自觉建立和调整生产关系来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潜力,自觉建立和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符合历史内在规律地向前发展。第三,深化了关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的基本矛盾。但是,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下,在基本矛盾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主要矛盾。只有善于判断和识别每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牢牢抓住社会发展主要矛盾,才能更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因此,要注意研究发展长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本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不一样。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虽然之后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中国社会依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规范表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指引和遵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初期阶段之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具体阶段,各具体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变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正确认识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第四,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同时,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明确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并对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30年又作了进一步的阶段划分,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尽相同的阶段性特征,需要据此提出适应当时情况的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善于抓住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并把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目标有机联系起来,以接力的姿态带领中国人民向着远大理想不断奋进。第五,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弹冠相庆,扬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将在地球上消失。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人登高望远,坚定信念,坚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只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暂时现象,“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人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特别是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得到彰显,很好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二、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16、17世纪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建立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他们占据世界舞台中央之后,将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包装成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借此向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传播所谓“普世价值”,试图让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他们的模式来进行建设和改造。许多人声称,发展中国家只有效仿和跟随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才能摆脱贫困与落后,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走向“光明”和“美好”的未来。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众多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有的在经历初步发展之后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有的虽然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独立性大打折扣;还有的则在所谓“先进”的民主体制下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难以稳定发展,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他们非但没有顺利走上期待中的现代化道路,反而实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贫富分化、债务危机、治理失灵、民粹主义等问题在他们内部凸显,某些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更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加以破坏。他们实际上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绊脚石。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民主”“人权”的灯塔形象更是日渐暗淡。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绝不是像西方国家自己鼓吹的那么“完美”和“普世”。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给出了一个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征程,在艰辛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秉持全国一盘棋的国家计划建设思路,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几十年的稳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并对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了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新在何处?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哪些参考和借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都强调,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并高度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五个显著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根据这一论述,可以对我国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作进一步的理解。第一,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少数人主导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导致的结果是资本统治人民,少部分人攫取巨大利益。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自信开放的现代化,而不是依附他国、自我封闭的现代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做任何国家或集团的附庸,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体现了清醒的战略眼光、坚定的原则坚守和开阔的世界视野。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环境的现代化。中国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第四,中国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而不是追求霸权、以邻为壑的现代化。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以攫取他国利益为目标,并积极带动落后国家共同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和担当。最后,中国的现代化是先进政党领导下全体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现代化,而不是党同伐异、社会撕裂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就在于有以先进思想为指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不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并相互攻讦、离心离德,从而造成严重的内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固有的缺陷,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全新选择。同时,中国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既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习近平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到21世纪中叶,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历史意义。三、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了
202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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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基本问题——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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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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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喜平、何况:中国共产党百年分配制度变革及其人民立场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及其实践研究”(编号:20ZDA004);中宣部文化名家和“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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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卫平: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形象塑造的话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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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