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我所认识的王道乾
旧号已经牺牲，敬请垂注新号 ⇧
┃微斯人，吾誰與歸
我所认识的王道乾
© 熊秉明／文
一
我和道乾的交往是有些奇怪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熟悉接近到陌生而不解。最后他又有转变，似乎我又可以懂得他了，然而他已到了生命的尾声。我们没有再见面，也没有再通信。我究竟懂得他呢，不懂他呢？很难说。我们有五十年的交情，但真正接触的日子只有两年。现在执笔忆往事，记故友，不得不留下许多空白。但是这两年间，从一九四七年后半到一九五零年前半，无论从大历史说，从我们那一代人的个人历史说，都是发展的大转捩点，我将把他的遗稿、旧信抄录若干，如此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我们青年时代的面貌和转折的线索。我们的同代人在今天都属于老人了，读到这些旧信，也许能感到真切而有会心的微笑吧。同时大概也会感到深隐的痛楚。
二
我们相识是在一九四七年。
那一年夏天，战后全国在九大城市统考录取的三百名公费生即将出国，分别到欧美许多国家留学，行前在南京集训。学自然科学的、学社会科学的、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的都有，大家有机会聚集在一起，纷纷初步接触和结识。有的是老友重逢，相互庆贺，显出激动和欢悦。大多数人的年纪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各具不同的器宇、才华、抱负、性格，一群所谓少壮菁英者，济济一堂，形成一片活泼撞击的高温气氛。
在赴法的四十名同学中，有一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的面貌像一幅油画肖像，画中色调低暗，氛围浓郁，两眼很黑，眼光和平而诚挚，静静地停滞在难测的遐思中，很接近草食动物的神情。头发眉睫也很黑、很浓、很密。动作缓慢，说话的声调有些低哑。笑的时候，无论从面肌的表情说，从声带的振荡说，都不是一种轻松爽朗的笑，似乎有些吃力，笑意来得很遥远。在扰扰攘攘中，他好像比别人慢半拍，低半音，居住在另一个坐标系统，他在画中，从画的那边看过来，似一个局外人。而外边的一切，摄入画内，好像受到细细反刍，滋味都被嚼出来，甜的更甜，苦涩的更苦涩。小提琴拉出来，带有大提琴的音色。
我被这奇异的另一坐标所吸引，不禁走过去和他攀谈。
“我学法国文学。”他缓慢而低沉地说。
我暗想果然不错，他那里有文学和诗的矿藏。奇怪的是他尚未到巴黎，却已染上世界艺术之都的情调，或者应该说他原有这情调，只适合到巴黎这样的城市去。在科学家、工程师、法学家之间，他显然属于另一种类族。
第一次见面，几句交谈，我们就熟识了。他是王道乾。
三
我们同船从上海到香港，在香港登上“苏格兰皇后号”西行。这是一艘两万六千吨的邮船，在战争期间因为担任运输军队的工作，船身涂了隐蔽的灰漆，尚未改回来，看起来很不起眼。内部的布置则仍然豪华。从香港到利物浦航行了整整三十天，对我们来说是一段相当长的假日。每天凭栏对着海天，或者坐在帷幔长垂的大厅里漫谈。船上有酒吧，可以购买酒类和糖点。道乾买了一大瓶威士忌，我买了一盒巧克力。两人都买了烟斗和烟丝，他很能饮，也很能抽烟。抽起来很沉醉，喷吐很浓的烟穿插于谈话的进行。
船过孟买时，英国驻军正从印度撤退，上船来一批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家属中有一个十六、七岁，丰采极其动人的少女。我曾鼓了勇气前去请为她画一幅素描，谈话后，知道她是爱尔兰人，父亲是上校。这事在我们的海上生活中引起一定的波动，成为后半海程的主要话题之一。
和道乾谈话不一定是顺畅的，他的特长不在理性的分析，而是一种诗人的直觉的独创性。听他讲话，往往抓不住清楚的思路，但是被他独特的见地、说法、描述、比喻所惊异，所吸引。例如他忽然冒出一句：“本来一点神话就够了。”这句话起得是中断对话的作用。在他的一边，这句话浓缩了许许多多思想；在听者的一边，不免一愣，只能在沉默中消化这句话的蕴含。
因此后来他在一封信里这样说：“你总以为我是一个不正常的怪异的人。你并非不愿不时接近我，但你一接近我，你就提醒自己：这是同一妖异散步。这种慎重与谦爱时常扰乱我，但经常又是一种友爱的妩媚。”
四
道乾给我读他的诗作，如今在旧纸中只能寻到一首，但很能代表他的诗风。他回国后的几十年中大概没有写过诗，至于出国前发表的是否还找得到，很成问题，那么这可能是他创作的唯一残篇了。
我飞入清凉的原因里，
并不引来结果；明澈的一条线
永不重复不修改，绝对精敏机智的线
在数目中在昨天昏乱的理性中升至无限；
惊扰我，你这秩序，伪秩序，
毒我，希望毒我，我的肉体，我的知识；
最后一朵花，最后一次试验；神秘的结婚。
淼茫古代，湮远的知，最初绝对的思想，
在我的肉内动摇，
风在肉缝里吹，吹，吹，吹，预知的风吹，
吹，吹，吹……
抄完这一段，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全首录下来。前面的一段是这样的：
深夜车子在街上驰过，
这是运走我的信号。
手伸出枯萎，碎成灰粉，
瘫在面孔上，一本书上，
一篇杂遝荒唐的理智上；
耳下涌起水波汹涌之声，
地狱在我心里，人群惊慌，
集聚在庙前，世界大改变；
永远渴；这城是黑夜性格的陈述，
城在灯下聋而愚沉入湿凉树荫，
房屋是滞重的做物，房屋；
饱食及沉睡的宗教，政治希望与教育；
我以为他不只是一个很好的诗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他不写诗，即使我不完全懂他的诗；他的低半音、慢一拍的特性，正是由于诗的缘故。他追求那一条绝对精敏机智的线，我能感觉得到，而且珍惜。
五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我们经过伦敦，渡海峡，到了巴黎。卢森堡公园的林木已错杂地呈现出秋色，战争结束已两年，食品供应仍很差，什么都得凭邮票样的粮票去购买。大学城食堂的饭，不能让我们吃饱。我还记得很可笑的是刚到巴黎的晚间，我们便兴致勃勃地去坐咖啡馆了。等咖啡端来，才知道市场上还根本没有咖啡一物。那杯子里的只是一种代用品制成的黑色苦汁。至于糖，也没有，以一种酱色的似甜似酸的水代替。不过巴黎的艺术生活已经很活跃，张贴街头的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歌剧等等的广告使我们眼花缭乱，学音乐的同学更是忙得团团转。
道乾偏被分配到里昂大学，很为沮丧。在里昂住得很不快活，甚至病了一场，住了十天医院。来信说：“我很想去巴黎，根本决定去……我决定复活节前后就去，不管他们准不准。”他埋怨：“里昂的雾，雾。我逐渐不大懂阳光。”又说：“里昂人如封闭的瓶”。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他转学到巴黎，住在大学城外省馆。我住比利时馆，相距约十分钟步行，常能见面。常在一起的还有学哲学的顾寿观君。寿观是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
那时供应已逐渐改善。他喜欢煮咖啡夜读，抽着烟斗，读切尔克迦、卡夫卡、兰波。在留学生中，他显得最为法国化，他常引兰波的句子：“绝对必须属于现代。”
在从里昂给我的一封信中，他曾给自己做了一段描写，也可算他当时的自画像：
哎，我，天生用感觉多于理智，我为一种新的要求，我只把我做成一个精敏的兽，静静地卧在世界最后的夕暮，像一架具有真空管及锐敏线圈的兽，感觉宇宙的存在，咀嚼那个时升脱时低沉，以及社会生活各种感应的ego，呵，我的好心肠的朋友，这就是我的全部。我的畏却的生活，我的无时不在加意隐蔽的内在，这就是我，我今日曳露于你，做为你的最好友情的顶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六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国内局势在急剧变化中，那边的巨变在每一个国外留学生的心中也带动了变化。我们一群人离开祖国时，本来就抱了献身建设强大繁荣的祖国的愿望，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我们是一个新的世界的诞生，一切都有了可能，在一个起点上。那是一片崭新土地，扫荡了一切陈旧与腐朽的处女地，工人在上面塑造钢筋水泥，农人在上面开垦播种，科学家在设计，艺术家将放情歌唱。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巴黎的学生，华工组织，一部分使馆人员共同举行了庆祝会。留法公费为期原定是两年，所以一部分同学已经结业，大家归心如箭。归，不只是回到母土，祖国，而且是皈依一个理想，参与一个大工程。就在十月间，学业结束的，或自己认为可以告一段落的，都纷纷南下，到马赛乘船东行了。
我是到法国一年之后才开始学雕刻的，自知这样初级水平的技术不能回去做什么，但是也有朋友提出相反的意见：在欧洲多学一天西方艺术，则多中一份资本主义毒素。但我还是留下了，学哲学的寿观、学文学的道乾回去了。他们都认为要认真在西方学习，非十年、二十年不可，而目前的世界情势、国家情势、个人情势，都催促我们回去。
在心理上他们都做了准备。那一段日子我们的谈话集中在艺术道路、生命的道路的问题上，辩论有时非常激烈，往往谈到深夜，乃至彻夜。他们认为我不与他们同行，乃是缺乏果断，缺乏明智，也缺热情。而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动是果断的，也是热情的，但所持的理论往往已是不明智的。寿观说：只有农人的劳作才有价值。道乾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
我想，在这里，最后择录他当时的一封信：
生活与艺术绝对不能相连。按时代说，在此时代中不能相连；按个人说，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个人这个生命阶段，生命与艺术只是一种滑稽关系，如果不想盲目或谎骗，一个选择：生活？艺术？依照自然律，选生活无疑是最自然、最善、最美好有益之事。
艺术之所以能有最高境界，我以为，乃在于脱离现实生活，将生活提高到一个价值的最高地带。或可以说，将艺术变成形而上学，一切皆引向对生命的否定。
对生命肯定有二法：（一）就是那么不明白又明白的活，若极高明而道中庸。（二）活，如人之活。前者要求知识，后者要求善良与沉迷。前者例如好的知识分子，后者如同农夫，好的铁匠，所谓地之子，诸如此类。
我希望我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做一个“我”。我对过去并不懊悔，我只是一笔抹杀，我想清明地哭泣我的过去。
生活只有两种：真生活与假生活，假如你能原谅我的专断，我可以给你归纳成一公式：艺术是假生活。真生活呢？我粗略地说，字面的，可不使你有机会攻击的！“没有艺术是真生活。”（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接着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宣布：我之舍弃艺术完全是我成功的表示。
艺术工作是：将大量生命堆上一张画布，堆入乐器，然后尽量消除，尽量消除，直到只留下生命的反面：死！我喜爱此字样像喜爱宇宙一样。（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当时我们都住在大学城，其实不必用书信对话。这几封信证明我们曾对去留问题严肃思考，把个人的存在做残酷的剖析、核对和拷问。幸而有这几封信存下，保留了我们苦思的些微痕迹。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到里昂车站送行，和他们分手。
他们为我忧虑；我也为他们忧虑。我当然并未预料到后来发生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我只是看到道乾狠狠地改造自己，要从诗人的气质中蜕化出；他要否定艺术，否定诗，否定自己是诗人，这是可能的吗？他十分痛苦，而他认为将得到真生活。
七
他回去后，没有再来信，我们之间断绝消息约二十年。文革之后，他托人带来一个小酒壶。壶里放着一张小纸条，写着“禀明兄留念”。如此的措词令我吃惊，而细看笔迹更令我不安。过去我很欣赏他的字，像一粒一粒葡萄干，浓缩得精致有味。这纸条上的字是散掉的，失去甘香的。
我间接听说了他在上海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杂志，搞文学理论，入了党，此外便无所知了。
一九八二年他来过一短信，这样开始的：“你去年此时给我写来的信，原谅我到现在才提笔回信，迟了一年之久。年老多病是原因之一。”问到我的工作。关于他自己，只是说：“我的情况想清秀同志已经告诉你了，这里就不多说了。”那样深沉而内向的性格，竟然把自己的情况交给第三者去说，实在是奇怪的。他既然不愿多说，我也就没有多问了。
一九八五年我和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拉巴斯迪德先生到上海和上海外语学院签订交流活动。接待部门安排我和道乾见面。我很记得在一间客厅里等他时的迫切心情。然而我们一见面，似乎一切都敷上一层霜。他的面孔上浮起吃力的笑，仍是那一种神秘。而那一天我看见的笑疲倦而冷淡。我们就以这冷漠的基调出发，说了些无关要紧的客套话，自己也感到别扭。第二天我离开上海，我想我们成为陌生人了。
八
一九九三年三月间叶汝琏先生给我寄来一份讣告：道乾于一月九日在上海病故，讣告除了“中国外文学会理事”之类头衔外，称他为“著名翻译家、文学理论家”，我于是知道了他曾辛劳地工作过，但是我还想说，他奉献了一切可奉献的，如他所说：“我希望做一个查票员甚于希望做一个‘我’。”但是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查票员式的忠于职守，恐怕并非最好的工作心态。然而已经太迟了。四十多年前我们彻夜辩论的情景又浮现出来，使我黯然。
又过数月，道乾的爱人给我寄来几篇纪念文学，一篇是《追记王道乾先生》（安迪），文中写道：“先生翻译兰波的散文诗，只是重检几十年前的旧梦……人的一生，常常身不由己，喜爱的东西不得不舍弃，而随着时代的车轮别无选择地滚动。”又有：“找出先生送我的那本《地狱一季》，在此认真地读了一遍，我惊叹于先生驾驭文字的能力。”
道乾又回到兰波，我怎能不激动？道乾又寻回他曾坚决要抹杀而遗弃的“我”，我怎能不俯仰叹息？我好像又看见他青年时代的神态、目光、声调。虽然是译别人的作品，却掺进自己心灵的声音。《地狱一季》！我分明看见诗人的灵魂在灰烬中又跳起天鹅最后的舞。
（选自《熊秉明美术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微斯人，吾誰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