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往事与今天》选摘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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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1978年北京的“西单民主墙”。
《往事与今天》选摘 ②
© 芒克／文
© 来源：風傳媒
一九七八年的严冬，芒克、北岛、马德升、陆焕兴和黄锐等人联手催生了《今天》文学杂志。作为中国第一份“民刊”（民间刊物），《今天》文学杂志承担了时代的盼望，也承受了许多额外的负担。在最压抑闭锁的年代，他们依然保有最自由的灵魂。一九八○年，《今天》被当局勒令停刊。然而这一群献身文学的信徒，仍旧埋首不懈，创造了一个文学盛放的世代。芒克话说从头告诉你，关于灵魂的故事──
关于“星星美展”之事暂且不说，因为游行虽游了但此事还并没了结。
我们继续忙于《今天》杂志的事，在十月初我们又重新油印了《今天》的第一期（创刊号），大约有一千本。因当初印的数量太少了，这是应读者的要求加印的，想看到的人太多。可我们的印刷能力实在有限，能印出这一千本真算是尽力了。
在十月分的下半个月，《今天》编辑部又举办了第二次诗歌朗诵会，地点还是在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的那片树林里。这次朗诵会有点儿对当局抗议的性质，因为已有传闻要对另一个民刊《探索》的主编老魏进行审判。老魏是在半年前被公安局抓起来的。这次举行的诗歌朗诵会我就不想细说了，因在我的记忆远比第一次要淡漠的多。
老魏果然被审判了，关于他的事我在此就不讲了。我只讲一下这件事牵扯到了我们《今天》编辑部的成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老魏的审判被称为“公审”，允许一些媒体和其他什么人进去旁听，但有限制。“星星画会”的成员曲磊磊，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身分进去的，而且他还把全部的审判录了音。这录音带转交到了七十六号的小屋里，让大家听听。当时民刊《四五论坛》的另一个召集人刘青住在这个小屋里，他是刘念春的亲哥哥，在陕西的某个地方某家工厂工作，他因病到北京来休养就住在他弟弟的家，七十六号的小屋是刘念春的房子。刘青在此期间便同徐文利等人办起了《四五论坛》。
这盒审判老魏的录音刘青听了之后想整理印刷出来，他说他会以《四五论坛》杂志的名义发表，不牵扯其他刊物。我们不能阻拦就随他了。这份根据录音整理印刷出来的审判材料是在七十六号小屋里印刷的，印好之后，刘青在没跟我和北岛打招呼的情况下，私下让《今天》的成员庞春青（黑大春）和“星星画会”的成员陈延生两个年轻人拿到西单墙去散发和卖。这一下可出事了，黑大春和陈延生在西单墙被警察抓起来关进了拘留所。我和北岛还有《今天》编辑部的主要成员聚集在七十六号小屋里，我们责问刘青这件事情怎么办？并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你——刘青，要承担责任。刘青也自知发生此事应该怪他，他这个人也是个敢于担当的人，就向我们保证，他会去公安局讲明这件事，争取把黑大春和陈延生交换出来。
刘青当天就去公安局“自首”了，他这么做是值得称赞的，这叫大丈夫敢做敢当，不能去连累别的人。结果是这样：黑大春和陈延生两位年轻第二天被放出拘留所，而刘青则出不来啦。他这一关时间可就长了，先被判刑送回他的工作和户籍所在地陕西一个什么地方的监狱里，后来又加刑总共在监狱里关了十年。
老魏在受审。
而老魏被判刑十五年，关押在北京的一所监狱。这都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分的事情，此时的北京城已进入深秋，天气渐渐变凉了，已感到冷风飕飕。在这里我还要讲讲刘青进监狱一年以后发生的一些事，因为他又牵扯到了我们《今天》的两位成员，一是他的弟弟刘念春，二是小英子（崔德英）。这已是《今天》文学杂志被迫停刊以后的事了，我们还没有完全撤离七十六号。有一天来了位陌生的陕西人，他说他要找刘念春。他还说他是刚从陕西的一所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的，与刘青曾关在同一间牢房。这人岁数并不大，也就三十岁左右，是个说话带有陕西腔调的青壮男人。他神神祕祕地说有封信要交给刘念春，当时刘念春不在，我让那个人把信留下他就留下了。等刘念春来时我告诉了他，他拆开看是他哥哥在那边监狱里写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遭遇。刘青好像还嘱托他弟弟把这篇文章让外国记者公开，刘念春跟我讲了，我希望他要谨慎。
之后过了有一段时间，我已把这事淡忘了。看来刘念春还是把刘青写的文章交给了外国人，至于交给了什么人又是在哪家报刊发表的我们不知道也没看到，但肯定是刊登出去了。因为受此事的牵连刘念春也被抓进了监牢。那一年是哪一年我记不准确了，反正是八〇年代初的事。再后来我们又听说刘青也因他写的这篇文章被加了刑期，是这么的他在监狱里关了十年。
关于小英子（崔德英）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情里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这事刘念春应该知道。我们只知道她与刘念春前后脚被抓起来的，在拘留所里关了多日。等她放出来后整个人都变了，见人说话都显得紧张，而且也有点儿语无伦次。见她这样我们也不想过问太多。在那段北京城所有民刊被封杀后的日子里，又有那么多参与办民刊的人被抓，怎么形容好呢？真有点儿风声鹤唳的感觉……
《今天》杂志。（取自官网）
再一次步入冬季的北京城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当雪花纷飞，大雪覆盖住房屋和街道时古老的城市犹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显得寂寞孤独。
我仍旧住在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的小屋，我无处可去。在《今天》杂志被迫停刊后，几乎是同时，我便收到一封北京造纸一厂的来信，因我还算那里的工人，我打开一看信上盖着工厂的大印，打印出几行字，说我旷工了几百天，所以工厂决定把我除名。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心情。影响我情绪的是《今天》编辑部，也就是这间七十六号的小屋一下子便没人来了，往日那种大伙儿聚在一起干活印刷谈笑风声和一起吃面条的场景没了踪影，本来就冰冷的屋里更加冷冷清清。
唯有老鄂是最忠实和靠得住的人了，他有工作单位每天上班但下班后总要来一趟七十六号，他一是看一看有没有读者来信，二是问问我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今天》还存有一点钱，我那份特殊的工资他是照发的。
为了防止《今天》的那点家当会被抄走，主要是那台手摇油印机，老鄂给搬到他母亲家去了，为这台东西让老鄂的母亲好些日子提心吊胆。
令我没想到的事是有一天突然登门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说她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诗刊》社，名叫康志强，我称呼她康阿姨。她询问了我一些情况后便从包里掏出二十元人民币给我，她说这是她丈夫与她的一点儿心意，一定让我收下。她还说她丈夫想邀请我去家里一趟，住址是在东城区的东总布胡同，一定要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康阿姨丈夫原来是老作家严文井，我久闻其名，那年代的孩子们或多或少能知道一些，因为严文井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也是一位老革命，曾在抗战时期延安待过。他还当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等，再多的我就不清楚了。
芒克说，他的画值钱还是因为诗。（北京文艺网）（图/印刻文化提供）
几日之后，我去了东总布胡同严文井的住宅，人家出手相助我要去拜访表达谢意。严文井先生为人随和并还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我们这次见面聊的话题挺多，他对我的人和处境也有了了解。
令我还是没想到的事是在几天后，康阿姨又来到七十六号让我再去东总布胡同，她说严文井有事要见我。我随她去了，进了那座大四合院里。严文井很认真地问我愿不愿意找份工作？我说恐怕没什么单位敢要我，我可是被开除的人。他说先不要管这些，让我今天务必去趟《文艺报》社，他说他与《文艺报》的主编冯牧已经说好了，冯牧先生答应见见我。我心说《文艺报》可是文化部主管的一份理论性报纸，让我去那里干么？很快我就明白了严文井先生的心意，他想通过他跟冯牧的关系安排我进《文艺报》社工作。我当即就告诉严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里不会收留我的，我也不想去干那一行的。但严文井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因为他跟冯牧已约好时间了。
这勾起我又想到另一件事，那是在《今天》文学杂志出版了两三期以后，具体时间没记住，有位姓唐的说是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专门负责写“内参”的，就是写一些不让老百姓看到的消息发在“内部参考消息”报上供上面的领导看。他找到我请吃顿饭并采访了我，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他问我，大意是如果不让你办你们的《今天》杂志了，让你随便挑选一份国家办的文学杂志去当编辑，有工资并且还分配住房，你同意去吗？我当时回答他的话是，我们办《今天》杂志不行吗？宪法上不是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吗？他说没错。我说既然我们办《今天》杂志并不违法，那我还去别的文学杂志干嘛？我继续办我们的《今天》不就行啦。后来听说这位唐先生还真把我们的情况写在“内部参考消息”上了，原文我没看到。
严文井的好意我明白，我若是拒绝那真是太不给好心人的面子了，何况他为我已求到了冯牧先生。我离开东总布胡同便到了《文艺报》社，地址在我们曾张贴过《今天》杂志第一期的中国文化部的大院儿内。这里的一位年轻的编辑好像知道我要来，他递给了我一张冯牧先生留给我的纸条，冯牧说让我去他的家里去，在离中国美术馆不远靠近王府井大街的一条胡同里，具体地点门牌号码早忘了。我进了一座四合小院见到了冯牧先生，他留我在家吃了顿饭，谈话之中我就能听出像我这种人进《文艺报》根本是不可能事，我能觉出他见我完全是严文井的面子和关系。不过他待我倒是很和气，头一次见面人家在文化界也是个大人物还请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在家吃顿饭。
在八〇年代我曾几次去东总布胡同看望严文井和康阿姨，不论怎样我对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心怀感激。人家与我无亲无故又不图什么，真是两位好心人。多年以后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严文井老人病逝要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我便独自赶了过去。我见到了年老体弱的康阿姨，她拉着我的手痛哭，她想不到我会来送严老最后一程。确实是这样，我活到现在到八宝山为逝去的人送行，除了我父亲便只有严文井这位老人了。
再往后我所知道的事情和经历在这本书里已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写到此时我想也该收笔了。《今天》文学杂志停刊后，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当时的结局，北岛在不久后到了《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这是下属于中国作家协会一本刊物。他跟我说好每月挣的工资拿出十块钱给我做生活费，他说话算话照办了，给了几个月，后因各种事我俩断了来往，只偶尔在国外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时遇见。但不论到任何时候我们都还是一见如故的老朋友。
在“今天文学研究会”散伙儿后，《今天》的一部分作者在八〇年代先后加入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会员，这在那时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有的人甚至引以为豪。而我又将何去何从？七十六号的小屋也不是我的久居之地，没过些日子我便告别了。被严冬呼啸的寒风追打着的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北京城的街头，头脑里没有任何想法儿，只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
（图/印刻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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