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祭坛上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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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祭坛上的先知

© 撰文：萧瀚
© 来源：NYT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了前628年秦国大夫骞叔精确预测秦晋崤之战秦将大败的故事。骞叔分别对秦穆公、孟明视以及儿子说：
　　“我从未听说劳师远征会有什么好结果。”“孟明啊，我只见挥师，不见回师。”“儿啊，崤有两座山头，南山头是夏王皋之坟，北山头是周文王避雨之地，晋人必在此设伏，你们会战死，我会到那里去给你们收尸。” 
　　骞叔这种基于政治和军事经验的类似预言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多有记载，虽常被后人视为智慧的象征，但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相反，西方文化中的先知也许因为别具气质，对其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二讲特洛伊城陷落的过程时，提到卡珊德拉的预言不被人相信：“这时卡珊德拉也出来宣布我们即将面临的灾祸，但是神是禁止特洛伊人相信她的预言的。” 
　　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公主，国王普里阿摩司的女儿，太阳神阿波罗的女祭司，她拥有准确预言未来的天赋异秉，但因拒绝阿波罗的感情纠缠而被其诅咒：预言准确但无人相信。她预言过特洛伊的灭亡，预言过家人及自己的悲惨结局，也预言过阿伽门农、奥德修斯的结局。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德斯、埃斯库罗斯都在戏剧中写过她，后世的西方思想家、作家也常提到她，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席勒的诗《卡珊德拉》。在西方文化史上，卡珊德拉已成为某种智识隐喻，即蔑视流俗独孤求真、直言不讳结局悲惨的先知。但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特性衍生出一种贤哲性的文化传统，卡珊德拉疯疯癫癫的形象无法成为希腊文化主流精神的代言人。
　　与卡珊德拉相比，希伯来《圣经》里的以赛亚、耶利米、阿摩司、何西阿等著名先知及其所造就的先知传统，信仰更纯粹，不畏权势不惧愚氓的勇气更昭彰，维护社会公义的特性也更为醒目，它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尤太这个小小的民族历数千年迫害和灭杀终究不殒的三大主因之一（另外二大主因分别是信仰上帝并与上帝立约、摩西律法）。
　　借助《圣经·先知书》，希伯来先知留给后人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仿佛为一种他们自己都不明了的力量所控，飞蛾投火一般，以羸弱的身躯孤绝地扑向对真理的守护——即被神所选中的代言人这一先知本意。未卜先知、观星占卦之事并非构成希伯来先知的必要条件，《圣经》中的先知分国（约前933-586年的以色列，因分为南北国，被称为分国时期。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尤大”）早期的常具异能（比如以利亚能用大麾分开河水，被神的旋风接走，以利沙也具有各种异能），行先知职分时往往预言与神迹相交杂，如以利亚、以利沙等人；分国晚期的先知则以传达神的话为主，并无太多异能的记载，如以赛亚、耶利米等；亡国之后的先知强调在艰难环境中对信仰的坚定和纯粹程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神迹，例如但以理为了信仰完全无惧生死，被尼布甲尼撒扔进火炉却因神佑而无损。先知形象在士师时代因撒母耳等人而逐渐固化，到先知时代则密集出现。先知没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可能来自任何阶层，以赛亚出身王族，是前国王的侄子，阿摩司则是牧羊人，耶利米是祭司……
　　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传达神的意志，他们用斥骂权贵等任何势力的方式批判王公贵胄与大众的道德堕落，他们甚至诅咒自己的民族将遭受包括灭国在内的灾难。上到王侯，下到黎民，即使所有人都跪倒在偶像面前，先知们依然会站在巴力金牛跟前痛斥同胞们渎神（谴责偶像崇拜是先知们永恒的主题，例如《耶利米书》：“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有干旱临到她的众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颠狂。”《以西结书》：“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先知们以言刀辞剑砍向社会一切不公正现象，而求上主之公义（《阿摩司书》：“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但以理书》：“王阿，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们的语言霹雳足以震颤所有远离信仰的败德行为，国王和草民在先知的信仰利刃下于是获得了平等——先知拟制版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为此，先知们自己常常并不心甘情愿当先知，为被选中而痛苦。摩西作为尤太人最早的广义先知，一直就怀疑自己没有资格做尤太人的领袖，对于被神选中从而掌握权柄这件事并不欣喜。另一方面，先知也遭人厌，在行迹可考的先知中，不少人下场悲惨。以赛亚据说是被锯刑拦腰锯为两截而死，耶利米是在埃及被民众用石头砸死，撒迦利亚也是被民众用石头砸死。正如《圣经·希伯来书》所言，先知们“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正如韦伯所忧惧的，当人类主动走进理性的牢笼之后，先知仿佛多余——其实对于贪婪的人类，他们一直就多余，或者说不配拥有。当世俗化已经不仅是淹没一切的主流甚至全流时，人类似乎不再需要祭司。那些对人类未来忧心忡忡的智者跟他们的遥远前辈一样，不被理解只被蔑视，没被人拿石头砸死已是幸运。但是，追求真理的希伯来先知传统，在与希腊贤哲传统结合之后，产生了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传统，在进一步促成近代以来的科学、宗教宽容以及自由民主的政体等大量社会历史成就方面有其特殊的贡献，即使在遭受世俗化的大潮冲击之后，这一传统依然有其深厚的根基。真善美愛之路上，先知与贤哲虽然不会群集同行，但他们踽踽独行的背影依然高大。先知本非韦伯在《古犹太教》里有意无意贬低的那样只是“街头的政治煽动家”，而该是人类蹒跚前行时必不可少的先行者和牛虻。然而，现当代世界的世俗先知们，依然因其犀利的智慧不但不为时人所重甚至为世人所厌。
　　1905年1月6日，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讨论时局，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但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很不幸，百年之后，着急的孙中山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改变，而严复无所依托唯一寄托的教育反倒不如一个世纪前单纯。他在百年前即已将“Liberty”准确地译为“群己权界”，可是迄今国人又有几人得自由三昧？在他和孙中山谈话之后6年，中国似乎跌撞着开辟了条新路；又过10年，中国南方游船上某帮派成立后三个月，严复先生带着他的孤独溘然离世。
　　1917年，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党军暴乱，并进而建立极权帝国，当时国人中大多知识人就像一切伪先知一样将此视为喜讯奔走相告，唯有孤寂的文化守墓人王国维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在当年11月给友人、史学家柯邵愍的信中说：“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这里的共产含义当时是指向国民党的）而柯邵愍这位《清史稿》的作者并不相信王的预言。7年后，这位几乎精确预言了未来中国的思想家自沉昆明湖。
　　席勒的《卡珊德拉》写道：“你为何把我丢在这里，叫我来宣告你的神谕，你让我洞察一切世事，而满城都是盲目之徒？我既然没有能力挽回，为何让我预先知道？注定的厄运无法逃避，可怕的惨祸总要来到。”因此，他们“自从担任圣职，领略的便只有酸辛。亲族的每一件灾难，全都刺痛我多感的心。” 
　　这似乎代表了先知们的痛苦之声。先知在流俗中所遭受的厌弃命运，是因为走得太快，人们甚至看不见他们的背影。他们的痛苦，看似源于人们对未来的清明与懵然之别，实则因了智慧与愚昧的河汉之隔；看似因为瓦釜雷鸣，实则因了黄钟毁弃。鲁迅和彭令昭开创了中国本来没有的先知传统，前者对造就中国特殊国民性的传统文化批判之力度，实为百年中国独一无两之巨人，而彭令昭对极权的揭露亦为那个时代最真诚最勇敢的杜鹃啼血。但是，鲁迅生前死后迄今未能摆脱谤满天下的命运，而彭令昭被虐杀于黑暗与孤绝之中，迄今无祭。
　　先知是人类历史祭坛上的牺牲，尤其当他们面对伪先知们成功蛊惑世人时，他们唯一的立场就是像撒迦利亚一样否定自己的先知身份：“我不是先知。”人类对待先知唯一的态度，就是将他们先前虐杀的先知从坟墓里拖出来，塑金膜拜，同时，继续用石头砸死活着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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