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最理想主义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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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主义的人生悲剧

© 邓贤／文

　　我写过《中国知青梦》。
　　知青运动是一个遥远的被很多人遗忘的历史，我为什么要重新把这段历史呈现出来？
　　有两个原因。因为我是知青中的一分子，知青作为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可能被忘怀掉，知青运动作为我们一代人生命中不可跨越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将它从人生中挖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你不可能选择生命中的组成部分，它就是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时代正在远去，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吧，以后是年轻人和更年轻的一代，将是他们在创造历史，我们的岁月正在远去，我们应该把我们有过的东西留下来，我想把这一代人有过的历史尽可能真实和完整地留存下来，它是一种文化，历史有待后人评说。
　　我选择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一批境外的知青，他们那种乌托邦式的革命实验。
　　尽管他们很特殊，他们是知青中的一部分，遗漏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之所以注意到这批人，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人的经历特别曲折和悲惨，他们的命运可能是知青中最狂热最勇敢和最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最扭曲的一些人，他们是具有我们那个时代人的生命元素和特征最丰富的一群人。你说你要跨越国境解放全人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这是去打仗啊，有很多人死在那儿，有一场战役死了大约七百多个知青，这种流血牺牲和当一般的知青不同啊，我因此非常坚决地选择了这样一群人。
　　如果说整个知青群落是比较极端的具有革命情结的人，那么境外这群知青是更加极端的一群人，应该说是最极端的一群人。他们有的是把东西全部卖掉，就那么一点点钱，然后跑到云南来，有的从贵州步行到云南来，有的从新疆赶来，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要参加金三角游击队，他们非常狂热，他们的偶像就是格瓦拉。这里面其实有很浪漫的东西，问题在于，因为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搀杂进了他们的生命历程，也就形成了他们后来的人生悲剧，越是理想主义的，到后来的悲剧结局反差越大，这是那个时代注定给他们的，不可避免的。
　　那么回头重新看整个知青运动，一代人是陷入了历史的悲剧？
　　是啊，知青运动是一个大的悲剧，整个时代是一个大悲剧。知青运动，知识青年下乡，表明了那个时代是一个政治运动作为主体的时代，下乡的知青在那种被迫的环境里面，实际上是他们觉悟的开始，他们开始是造别人的反，后来下乡的时候，感觉到人生已经是一种受压迫的境遇，一直到最后，就用绝食、上访、罢工等极端的手段解放自己，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那么有的是胜利了，回城了。经过了三十年的历史回头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最早接受迫害的觉悟得最早，回归最早，他们考大学、学技能、经商，伴随着新开始的经济社会来临他们实际上也实现了转型。而这群为理想而奋斗，但是理想里充满了政治运动的、充满了那个时代特点的、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这群人，他们回来得最晚，八十年代末才回来，是受伤最深的，回来以后四十多岁，不可能读书了，也没有什么技能，还有炸掉手臂炸瞎眼睛的，失去了劳动能力，谁会要他们呢，他们发现自己是一群落伍的人，时代已经前进很远，于是成为了巨大的时代悲剧。
　　知青返城后也仍然延续着他们的悲剧命运。
　　他们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在整个知青群体中，他们的命运沦为最低等的，最悲惨的，这个命运在于，你不可能得到荣军的待遇，因为没有入伍的记录，你是私自出境的，无法依照过去的什么历史对待他们，你拥有的是知青的经历，但是知青回城后没有进入国营单位，也就没有所谓功名，也就没有待遇。现在看，因为他们落伍了，而且太远，所以他们的个人命运实际是最悲惨的。
　　我关注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这里面有太多扭曲的东西，我想理想主义本身没有错，错的是理想主义被引导到什么方向和地方，在那样一个空前政治运动的社会里，注定是被利用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年轻人，没有理想相当于是没有太阳，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反过来讲，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时代，但为何出现了如此巨大的悲剧，值得我们去思考。
　　六十年代中国知青的悲剧命运有着世界性的背景，包括切格瓦拉、古巴革命、还有美国的青年运动，而中国知青的命运最极端。是的，最为极端，可以说走到了人类的极端。我们看现在，比如我们鼓励学生到边远山区去支援建设，那里需要这样的年轻人，但那是自愿去作贡献，户口留在城里，回来后甚至优先录用，而我们那时候是全部无条件地下乡，我当年才初中二年级，未成年人，都是十二三岁或十四五岁的，不能同日而语，官方数字一千七百万人，这是最低的数字，这是整整一代人，历史悲剧巨大。或许是出于个人情结，我当了七年知青，这七年是不可忘怀的。而我当时到金三角并非是要写知青，但是我了解了这段历史，我感到痛苦和震撼，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作家就是要记录下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
　　境外知青有多少？这个数字也不准确，少说有八千到一万，多的话，有说法是三万，三分之一牺牲了，三分之一流落于国外，三分之一回来。这只是大致情况，当时那么混乱，没有统计的，他们境外的互相会问，你是哪个部队的，回答说我是江东部队的，就是格萨尔温江，整个游击区是分开的，没有见过面的。他们和缅甸政府军作战，装备远不如政府军，也没有受过训练。
　　他们出去时一般年龄多大？知青多大他们就是多大。但死亡太快了，你听到他们的故事简直——我去那里见到三十个人，一见面讲话就号啕大哭，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原来没有人听，都不知道他们。他们的狂热是极其疯狂扭曲的，但是你又会看到他们极其真诚可爱。有的学生是成绩非常好的，但去了几天不幸被打死了，如果活到今天可能会是博士、出国、CEO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把理想主义引到了那个极端的境地，成为了悲剧。我们如果不留下这段历史，对不起死去的人，对不起历史。
　　我觉得反省历史无论什么样的时代都是必要的。历史是一个见证。一个不反省的、盲目骄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正因为忘记才需要常谈。
　　知青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一代人特有的行为和思想方式。就我对青年人的理解，他们往往强烈地对现实不满，对文化不满，青年学生在青春发育期对现存一切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学校教育形成一种压抑，青年有反叛的愿望，像日本有红卫兵，法国也有红卫兵，他们模仿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但是他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关键是文革期间，我们的领导人给了青年学生叛逆的条件和鼓舞，一切叛逆是合理的，造就了最极端的叛逆。而法国日本的红卫兵运动没有政府的鼓励，它发展一段后就自生自灭了，社会秩序和导向没有动。所以我想，为何其他国家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因为它的社会条件不同，中国发展到那样极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土壤，一个政治运动的社会。
　　文革给当代人的启示是全方位的。从文化上说，这一代人将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推向了极致，希望后代人不能再走这样的路，我想，也因为推向了极致，它会发生根本转变的。在行为上、人性和道德教化上，它走向了极端恶的方向，完全没有秩序，打人造反抄家，一些人的极端自由以另一些人的极端不自由为前提。因为我们眼光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尽可能真实留下这段历史记忆，让后人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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