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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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高校出了好几件大新闻，武汉理工的、南大的、北大的，对学生精神压迫、性侵，校长读错字，反正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有小伙伴感叹，当初觉得大学比社会单纯，还动过去高校做学术当老师的念头，工作自由，人际关系纯粹，社会地位也高。现在看来，自己可能想得太简单了。

象牙塔里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如今的大学出不了大师，反倒经常被抨击和吐槽？

为此，我们采访了十几位40岁以下的大学青年教师（俗称“青椒”），他们和学生打交道最多，又是教学的主力军，对高校的症结也最有痛感。

这一期【“书米”讲述】，难得君和你分享其中四位“青椒”的故事。有实习生小朋友说，他读完之后，默默地把“大学老师”从理想职业的清单上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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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没科研项目，学生再喜欢你也不行

37岁的朱深是某双一流大学的理工科讲师，不久前，他因为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持续5个月盗汗现象严重，被老婆逼着去看中医。

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学老师一星期就上几节课，轻轻松松。朱深无奈地说：“要真像外人所说的下了课就跟没事儿人一样，就不会有那么多青年学者猝死了。”

对许多大学老师来说，上课是副业，科研才是主业。除了科研硬性考核指标要完成，职称评定也要看科研成果，项目奖金也是教师的收入来源之一。

所以，科研项目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项目的分配，又往往掌握在行政人员手中，暗箱操作时有发生。朱深说，他就曾经遭遇过项目分配的潜规则：

有一次，我申请了一个项目，只能有2人参与，但同时申请的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某领导的家属，而另一个讲师从没有过项目经验，更需要锻炼，所以，我就成了那个被电话劝退的人。

心里当然愤愤不平，把事情告到上级领导那儿，结果是，现在谁也拿不了项目，不了了之。

好在熬了这么多年，朱深在科研上比较卖力，终于快要被评定为副教授，可以主导项目了。

在高校，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职称评定更多的是以科研项目成果，论文发布数量为标准。至于讲课水平如何，在学生中受欢迎程度高不高，对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并不大。

这样的规则下，难免会有失意者。

39岁的慧珍就是一个例子。她2005年进入高校工作，13年了，至今仍是讲师，处于学术链条的最底端。

慧珍也为职称的上升努力过，她两次申请副教授，却都以失败告终：

我毕业那会儿，硕士还能进入普通院校任教。说实话，比起那些博士毕业的老师，硕士毕业的课题敏感度、科研能力的确弱一些，这些年我在科研上的成果并不突出，第一次评副教授就这样失败了。

第二次教育改革，有了教学岗的副教授，我觉得自己在教学上还算尽心尽力吧，学生认可度也不错。但评选的机制是，让全校的学生来投票评选最喜欢的老师。有些学生根本没上过我的课，要人家怎么评，所以第二次又失败了。

慧珍并不是一个表达欲很强的人，在采访中，她更多的是被动地回答我的问题，只有当谈到她的学生时，她才变得“滔滔不绝”起来。

不同于中小学，大学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往往很少。但慧珍不同，她很舍得在课堂上花心思，让枯燥的理工课堂变得有趣起来，不仅传授知识，她还设置了自我展示环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与能力。

至今，仍有已经毕业的学生会给她发短信问候，给她送礼物，可见慧珍在教学上的用心，学生是有感知的。

然而，像这样踏踏实实搞教学，却很难得到职称提升的大学老师，绝不止她一个。

不合理的制度让重科研、轻教学成为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青年学者廉思曾经带领30人的团队，调查了全国5个城市各类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结果显示：超过60%的人认为做课题的重要性大于给学生上课，32.5%的人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的，不足20%。

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人夸张地说，本科生进入大学基本上是“自生自灭”。

贰 | “花5年搞科研评职称，不如去挣外快攒首付”

与朱深和慧珍不同，子涵对于科研与评职称一事已经彻底佛系，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教学与校外兼职上。

今年37岁的子涵出生于三线城市一个下岗工人家庭，2005年进入一线城市一所普通院校工作。在房价暴涨那些年，子涵的工资却不见涨。

“工作了十几年，目前到手的基本工资才5K左右，加上奖金、补贴、课酬，每月到手将近10K，这点钱在一线城市真的够呛。”

子涵的收入状况，在大学老师里有一定代表性。据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的调查，高校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2011年，子涵开始在民办高校兼职，开拓副业，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我们学校的课酬是：讲师55元/节，副教授60元/节，教授70元/节。而校外兼职的课酬是：讲师100元/节，副教授150元/节，教授180元/节，如果是市外的学校，课酬更高。加上兼职的收入，每月能到手15K到22K。

我外出兼职那些年，是一个教师搞科研做学术的黄金时间，但我耗不起这个时间，搞科研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可校外的兼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并且科研还需要投入金钱，发表论文可没表面上那么简单，期刊版面是要花钱买的，动辄一两万。

我也30多岁的人了，成了家，父母也老了，房子是2011年买的，在郊区，花了60多万，压力不大，但位置太偏，太太上班实在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没有学区，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一直攒钱，2016年，终于换了套300万的市区的房子。

说真的，花5年时间挣外快攒首付，和花5年搞科研评职称，我选择前者。

作出这样的选择，子涵其实也很无奈。他深知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教学上遇到的问题，可以在科研中理论化，他承认自己目前这种对科研佛系的态度过于极端。但他认为，那些一心搞科研，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老师更不称职。

采访子涵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他很擅长沟通，并善于引导，为了我能更深入的理解，总是很细致地给我解释分析，他身上有着一个优秀教师所具备的素质。在教学上，子涵连续几年被评为课堂优秀，开设的150人的选修课几乎年年满选。

在朋友圈子里，子涵的能力也备受认可，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辞职去企业发展，或许能获得更大的物质回报。他说：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还是有一些合理范围内的情怀吧，我是真心热爱讲台的，很享受在教书的过程中，学生与我产生共鸣的感觉，他们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当我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是我一直没有离开讲台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力，比如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校外兼职，为家人创造更稳定的物质条件，但坦白说，我很羡慕现在这帮95后的学生，他们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一代，我也希望给我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今后可以为自己而活。

叁 | “我不敢睡觉，害怕错过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

小草是我这次采访的“青椒”中最年轻的一个，89年出生的她现在是一所二本院校的历史学讲师。

2011年本科毕业后，小草继续读研，然后读在职博士。可这7年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她感觉自己与社会已经严重脱轨：

我本科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没有饿了么，到了我读研读博那些年，什么都有了，新事物层出不穷。2010年之前的时间是很慢的，2010年后，中国就跟疯了一样飞速发展，我很恐慌，已经不是焦虑这么简单了。

我有个朋友，读博的时候严重抑郁，她有一次告诉我，她不敢睡觉，因为怕错过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读研那几年，班上有同学成了国内某电商巨头的小中层，我感觉我在学校待着，人都快废了，每天踩着缓慢的节奏生活，尤其是学着历史这种市场化程度很低的边缘学科。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但这个时代如此喧嚣，让我们如何才能波澜不惊。

大家都说大学是象牙塔，其实象牙塔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词，因为它意味着“格局小”“无法融入社会”“不接地气”。

工作后，小草自学了许多软件，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她自己开公号，也混社群，但她从不告诉别人她是博士。

肆 | “120人的课，能来40个已经满意了”

有人说，大学老师是一个缺爱的群体，没有高考的压力，学生们普遍态度松懈，课堂成就感低，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也少。

小草并不觉得自己缺爱，但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这种边缘学科的确有点寂寞。

她当初选择历史学，是因为真心热爱，历史让她保持清醒，与时代保有一定距离，也让她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对于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漠然，小草感到很无奈，刚开始任教时，她也曾想要改变：

有一次，我给学生播放了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张骞出使西域归来面见汉武帝的片段，离开时，他衣衫整洁，无限风光，而归来时，却衣衫褴褛，历经沧桑。我去过河西走廊，知道张骞那一路的艰辛，我读书时，曾被这一段感动落泪，心底涌起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完全抑制不住。

但当我给学生播放这段时，因为张骞归来破烂的衣服，台下哄堂大笑，我当时很无奈地对他们说，你们在笑什么，你们的笑点到底在哪里，我读书时看到这个片段，是感动到落泪的啊！

教了几年书，小草也渐渐习惯了，现在120人的选修课，能来40个，她也已经满意了：

毕竟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如此，人文精神缺失，世俗主义盛行。即使现在兴起了国学热，看上去是开始重视人文学科了，但其实这种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强大的功利主义支撑，不过是响应高考的指挥棒而已。

所以有些事也怪不得这些学生，况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历史。

小草称自己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认清了现实，也放低了自己的期待，但同时还在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在学校义务开设了历史读书会，在课堂上，我会主动去挖掘那些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邀请他们加入读书会，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让他们写读后感。

其中有两个学生因为我的读书会，跨专业考了历史学的研究生，去了更好的大学深造，我觉得通过我的努力让他们真正爱上历史，很有成就感。

而且实现价值的地方不止讲台，我课余时间也会给一些退休老人上历史课，还会去云南支教，去给真正需要的人传授知识。

在学术上，小草有自己的追求，她希望可以得到业内的认可，成为当大家提到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时期时都能想到的学者。

她很钦佩她的导师，他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花上10年的时间来整理人物相关文献，但职称的评定是不看校对与整理的，只看成果。像他这种老一辈的学者已经不在乎所谓的功名了，而是真正热爱学术，把学术当做命。

但说完这番话，小草又自嘲地说道：“搞人文学科这帮学者是真的过得惨啊，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去学牙医，来钱多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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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书单君对清末学人金松岑的一句话印象最为深刻。他说：“夫士，国之肝肾，夫士之言，国之声息也。”

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知识分子对他来说就像肝和肾一样重要。

可如今呢？

青年学者廉思曾对5138位青椒做过调查，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这个问题，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

“青椒”是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可在权力与资本的夹击之下，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却如此之低。

我想，他们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当下中国的困境，文化的困境。

近两年，“知识付费”成为风口，我也看到很多大学老师尝试着走出象牙塔，在“知识变现”的红利中分一杯羹。

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评价。

我只是有点惋惜，也许我们再不会有第二所“西南联大”，再不会有大师辈出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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