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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要嫖娼?

梁州 3号厅检票员工 2022-10-05


 

写在前面

 

中秋档写完了,我们可以聊一下最近的这件事了。


“李易峰嫖娼”


这一次,我们同样听到了一种熟悉的疑问“他这么有钱,有地位,为什么还要嫖娼?”“他这么帅,为什么还要嫖娼?”


其实我们早在李云迪嫖娼事件的时候就已经写了两篇文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今晚我们把两篇文重新整合了一下,大家可以在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参考看看。



我们一直坚持一个观点——

 

嫖娼真正的快感,并非性行为带来的,是用财富可以买到的那种占有与支配的权力感,才是真正的春药。


如潘绥铭老师在《生存与体验》中所说的那样,“嫖娼的动机,有时在‘性’外。”

虽然大部分男性在嫖娼的源头上,都是“为性而性”,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放到李易峰这类等级的嫖娼者身上,为解决生理需求已经远远不是目的了,他们是嫖这种金钱交易之中的绝对权力臣服,这是极具诱惑性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时常会在出现嫖娼新闻的时候发出这样的疑惑,即“他的伴侣这么漂亮,他为什么还要去嫖娼?”“他自己那么帅,为什么还要去嫖娼?”

因为伴侣是伴侣,但提供性服务的妓女,是可以给予绝对服从的商品。


我付钱,你提供短时间内的服务,这种简单、绝对的金钱交易,能让大部分嫖娼的人在短时间内短暂地控制一切,例说对眼前这具身体的绝对控制权。这是在伴侣身上绝不可能得到的,因为在亲密关系里,我们总在强调的,是彼此尊重,是有情感基础的水乳交融。

性的确是一切生命体验的浓缩,但将性立于商业化之下所造成的最大的恶,其实在于嫖客们固执地坚持封建农奴式的人身依附制度,抗拒市场经济的自由雇佣制度。

所以在相对自由与平等的视野里,我们所呼唤的是不以任何刻板印象去看待任何客体;我们所希望的,是弱化性中的权力比重。

从而让一切都出于本能,本能的爱,本能的性,而非构建在权力与春药上的凝视。



我们刚刚从男性嫖客角度去谈了,我们可以尝试从妓女的角度,再来重新看看潘绥铭老师的这句“性的目的,往往在性外。”

这个性外,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妓女这一对象,而非性行为本身。

于是嫖妓的另一个动机便是——在于妓女这个客体的存在本身。

通俗说,妓女本身,就是一种对男性的绝对诱惑。


要明晰妓女这个角色之于男性的诱惑在哪儿,我们首先需要洞悉父权思维中男性的欲望凝视到底有哪些——
 
潘绥铭曾经在其著作《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中,将封建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分为五种女人,这五种女人,分别是:妻子、妾(小老婆)、婢女、尼姑和妓女。
 
妻子与妾、及婢女,我们古装电视剧里看过很多了,都是依托家庭而存在的,她们虽然所承载的具体职责各有不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生儿育女、打点家务为最终目的所存在的。
 
尼姑与其他所有都不同,尼姑所代表的,是一种依托宗教而存在的绝对贞洁,她们是堕落的反义词,既供他们崇拜,偶尔也可充当他们闲暇时“反差”的性幻想而存在,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作为“亵渎”的最优选择的可能。
 
历史上的鱼玄机,她由长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才女鱼幼薇转变为一个尼姑庵中的荡妇的情节,被无数野史写成了一段绝唱,更有名一些的还有《金瓶梅》里的李瓶儿,同样也是典型。


这其中的男性凝视,是一个有才有貌的尼姑,天然的先成为了男性眼中的圣母,然后再以最纯洁的面目被堕落,被征服,它满足的是圣母到妓女的合二为一,这种征服欲是让人不可抗拒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以上列举的这些,和妓女有什么关系呢?

有,这些恰恰就是妓女从古代到现在都让各种阶层的男性趋之如骛的原因,因为她们是可以幻化成以上任何一种的。

封建时期的一夫多妻制下,被人为的划分了身份的女性,并不总是能满足男性的全部欲望,妻妾婢只是家庭,尼姑只是圣母,但妓女可以是一切。

妓女是唯一一种,不受道德与家庭制约的、变幻万千的,只为满足男性欲望而存在的客体。

是橡皮泥一样,可以满足男性所有需求和幻想的一类。


古代有非常多典型的例子,比如青楼在男人眼中是得到美化的。

“青楼女子”一度成为了“梦中情人”的代言词,过去,我们常在诗词歌赋中看见衣袂翩跹的窈窕淑女,她们才冠天下,却蜗居于烟花柳巷之中。

可在现实里,只有服务于达官贵人的顶级娼妓,才有可能是无限接近于柳永、唐伯虎及一干风流才子们笔下的莺莺燕燕的。娼妓与家庭中的女人一样,有着森严的等级,对于底层的妓女来说,无论是古今,她们所承担的角色,就是“公共厕所”,只解决基本的生理需求。

只是男性需要她们有另一面,那是更有力的春药,于是她们就有了另一面。

这些才子自负为堕落的谪仙,所以栖居于他们身旁的女性,哪怕是他们不耻的“娼妓”,也应该是“佳人”。

他们有意识的“抬咖”,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潦倒再找一块漂亮些的遮羞布罢了。

这种“捏橡皮泥”式的嫖娼,并没有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逐渐消散,相反,一夫一妻制的实行,无意中让其不降反增——

因为一夫一妻制的限制,“小老婆(妾)”与“婢女”的角色都被迫由家庭中消失,这也使得男性的欲望投射开始更加急迫。

他们过于习惯性地将欲望分散地散落在各个各司其职的女性身份中,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我在这个女人身上找不到的,我要在另一个女人身上补足。

在过往的各色文学、影像作品中,我们都不难看见,妓女被嫖客要求着扮演各种角色;科长的电影《天注定》中,妓女被要求穿着带有国风特色的比基尼登场,还有苏联红军制服,就是最为典型的角色扮演案例。

 
男性嫖妓的本质,是欲望投射的无法满足和长期历史遗留的习惯,是一夫多妻转为一夫一妻时的欲望凝视没有得到有效的剥离。

所以,其实不是公众人物热衷于嫖娼,而是在这种历史遗留的惯性思维中,男性总是会习惯性把那部分缺失的欲望凝视,投射到一个可变幻的客体上去,只是这个男性,恰巧是个公众人物而已。

而妓女,则是这种历史进程中,唯一一个仍然以原面貌固执地存在的角色,它仍然固定的作为可偷、可幻想、可幻化的性幻想顽固地存活着。

且在大多数男性眼中,嫖妓的找补,是最安全、最合乎道德的一种行为罢了。




1、《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潘绥铭著,1999 年 1 月出版
2、《情色论》喬治·巴代伊( Georges s ataille) ◎著,賴守正◎譯注
3、《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潘绥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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