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哀悼

写在前面

今天是《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去世五周年的忌日。

原本是想重发4年前我写的关于《大象席地而坐》的那篇影评的，但翻出来细看了一遍之后，实在觉得水平糟糕，索性丢掉重新写些东西。

正文

我只见过一次胡波，是6年前我在FIRST青年电影展当志愿者的时候，恰巧被安排去跟了训练营，胡波是学员之一。

因为普通志愿者身份，加上工作要求我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导师贝拉塔尔身上，所以哪怕到影展闭幕，我和每个学员都谈不上有什么交际，甚至交谈。

胡波也不例外，要说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我对他的印象更深一些，松松垮垮的短裤，一双人字拖鞋，一头长发被扎成了一个小马揪，不怎么说话，鬓角的头发也总是被西宁的妖风吹得飘来飘去，他很像一个大众刻板印象中的艺术家。

这话好像有些给他贴标签的意思，但第一回见到他，这个念头就是直愣愣地跳出来了。印象比较深的一幕是去西宁郊区勘景的那辆大巴上。

我拿了个小板凳坐在过道上，两边都坐满了学员，大家都被西宁突如其来的高温折腾的有些吃力，胡波坐在靠窗的地方托着头盯着路边不断后移的枯树。我递了防晒霜给了后排的几个学员，只有胡波没要，说了声不用后就又把头别回窗外了。

我也顺着往窗外望了望，枯树已经没了，他开始看路灯。

那年贝拉塔尔给的训练营拍摄命题是“午餐晚餐”。当所有人都在用现实主义去对准极致日常的时候，胡波却拍了一出超现实的末日食人，没想到贝拉塔尔特别喜欢，在课上还夸了几次，大意是说，他未来会很棒。

但后来我再听到这个名字，却是他去世的消息了。

满天飞的阳谋阴谋里，他成了一张黑白的半身照片，好像所有突然死亡的人，找遗照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只能从往日的生活照中截取，这构成了一种时间错位下的悲切——毕竟他们在当年笑着拍下那张照片的时候，一定无从预料这张照片会被在未来用做什么。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逝者来说或许也是种幸运，因为那避免了自己死后还要和所有人一一对视。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大象席地而坐》的全貌，人们都忙着在各种传闻中试图拼凑起一个青年导演之死，电影只被当做一个诱因，一个间接导致了死亡的梦想元素。

但幸好，不久后电影本身开始被大家注意到了，2019年7月，这部遗作被作为FIRST青年电影展作为开幕影片，第一次正式放映。

那一场放映上，很多人都落泪了，台上台下，胡波的妈妈代表胡波发言，哭的几乎都很难把一句话完整的说出来。可能对于二老来说是看不明白这样的电影的，但或许在那一刻，电影早已不止是电影，而是一缕游魂。

我出来的时候，看到出口外面好多人都在那抽烟，烟灰在西宁的大风里窸窸窣窣的掉下来，飘散开，非常安静，就好像一场不许有人说话的哀悼会正在散场。

我在那停留了一会，啥也没干，我不会抽烟，只是觉得自己也短暂的归于了这份安静。

我知道那天的绝大部分观众并不是真的在哀悼一次死亡，而是在这部遗作中寻得了一些共情，只是死亡加剧了这种共情。

那一年很流行一个网络用语叫“丧”，《大象》将这个词的语义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环境，人与人关系的不信任。

如今去看，好似预言。

里面被塞满了坏人，混蛋，狗逼，数不尽的压抑和冷漠，你能在电影的每一分钟感受到近乎锁喉的绝望和失语，像是被一只手极力压低的弹簧，不见天日。

但弹簧始终是弹簧，在电影第200分钟的时候，四个人开始了对一切的反弹，压抑有多猛烈，反弹就有多剧烈，子弹，咒骂，暴力，欺骗，每个人都迎来了专属于自己的那个发泄词。

你仿佛在这半个小时里真的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象鸣，在枪响中，在脏话里，在两记闷棍，一场欺骗里鸣叫。

但这种貌似痛快的解法，最后依旧被胡波自己否定了，他带着电影走向了一个无解的结局。

他借着角色的口问观众“去了你想去那里真的会更好吗？”

观众当然知道答案，所以当电影最后30分钟，剩下来的三个人结伴踏上去满洲里看大象的车的时候，观众异常清楚，猴子笼根本就没有猴子，满洲里也没有大象，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更大的失望，

但他们还是上了车，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

如今，满洲里的大象依旧只是席地而坐，像一个雕塑一样，没有生命，也没有声音，而你我哀悼的，又何止是一个青年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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