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写春节档最佳
写在前面
今年和往年一样，先写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
《红毯先生》
先对没看过这部片的观众，说点能作为不剧透观影指南的东西。
《红毯先生》在这个热闹的春节档，相较于其他的片子，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既是属于“春节档体系”的电影，又是属于“电影节体系”的电影。
这两个体系当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有表达意图上的差别，春节档体系更多优先给大家感官刺激，哭，笑，燃，爽。档期的合家欢属性要求这些电影尽可能拥抱所有观众，接近老百姓，主创的作者表达往往后置、次要，可有可无。
但电影节体系，就是反过来了，作者表达第一位，或者说直白的，是导演编剧想跟你对话，跟你探讨和“你我”有关的问题，感官刺激是无所谓的，有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都无所谓。
而《红毯先生》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俩都是，并且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它首先来自电影节，世界首映是多伦多电影节，作为闭幕片。它也爆款于电影节，国内首映是平遥电影展的惊喜电影，那次我在，放映完掌声雷动。
电影本身是充满作者性的，需要观众带脑子去看，因为宁浩试图在里面跟你聊“人和人的沟通，为什么永远是无效的”，“为什么偏见永远无法消除”这些听上去有点严肃的话题。
但它在整个电影里跟你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又是无比接近老百姓的，因为里面的角色是刘德华演的大明星+他自己演的大导演，整个电影的表面故事就是解构这些“大人物”的生活和工作，看他暴露丑陋，看他陷入滑稽，和《疯狂》系列是一样的命题，就是解构所有高高在上的东西。
在感官上来说，它有好笑的部分，而且是通俗的好笑，笑这件事本身，在宁浩的电影里一直都是没有门槛的。这部和他之前的电影一样，用极为合理的“发生”一步一步让你走入“猪撞树上和你撞猪上”的荒诞剧里。
属于笑着就跟你把观点说了，把嗑唠了，所以大家不管是影迷还是普通观众，只要自认有脑子，都可以看看。
以下严重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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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具体解读之前，我想先请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你作为普通老百姓，在一个酒店高档的会客厅里，一对一的见到了某位大明星，这时候你会不会下意识有一种下位感，哪怕并不是对方的粉丝，也会客气起来，对方说错什么也会有更大的包容性，哪怕对方看起来头脑空空，你也不会在那一刻反应过来不适。
普通人见明星这件事上，好像一直有一个很明显的权力分野，我们未曾接触过明星的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体面场景之下，社会地位的区别，会催生出一种神秘感，而我们都习惯性好奇和崇拜这种神秘，这种神秘感便形成了一种权力。
但这种权力其实是很脆弱的，再试想一下，那天并不是在一个高档的会客厅里，而是澡堂子里，刘德华跟你一起洗澡搓背，他搓下来的泥比你还大颗，中途他还吃坏了肚子，去窜稀了，这种神秘感和权力是不是一下就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祛魅”，把明星放回普通人的生活里，他就也普通起来了，这是宁浩这部片，做的第一件事情。
刘德华在里面演的角色叫刘伟驰，很明显，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当代最“高高在上”的几位男明星。
他既拍刘伟驰的“会客厅”——也就是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体面时刻，穿华服领奖，说冠冕堂皇的话，拍电影，演角色，谈人文关怀、某某主义。
也拍刘伟驰的“澡堂子”——颁奖礼上没拿奖，舞台上大度发言，舞台下咬牙切齿，拍电影说关怀底层，其实是想迎合评审偏好拿影帝，因为隐婚在外面单身人设，在家和老婆孩子一地鸡毛。
体面和失态交替在这个角色身上出现，这里构成了电影绝大部分的笑点。
比如刘伟驰为了演好农民体验生活，要求独自在县城的豪华酒店生活，这是他第一次住5星级以下的酒店，为了呈现这点的讽刺性，宁浩专门留了5分钟的戏，就拍刘伟驰因为发现酒店的沙发坐下去会吱嘎响，而在上面扭来扭去，这5分钟于主线毫无意义，但讽刺拉满。
但这种讽刺也成了一个很容易发生的误解，误解宁浩拍这部片只是为了解构大明星，顺着批判208w的风潮，顺着社会情绪。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在电影前半部分也下意识去寻找宁浩的“立场”，毕竟电影在一开始的指向性颇为明显，全部是对准讽刺明星的，而只要是讽刺便是有立场的。
只是这种“立场”在电影里越往后，越走向了一种模糊，因为讽刺和解构的范围扩大了，电影里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成了被讽刺的对象，所有社会阶层，农民，网友，明星，资方，导演，所有身份的人，都在和另一方接触的时候，显露出了劣性和不可理喻。
刘伟驰要在短视频里认真演戏，UP主只要他喊老铁666；农民见到了刘伟驰，拉着他攀关系，喝大酒；刘伟驰想不要替身，一切实拍，敬业演戏，网友说他虐待动物；电影资方愿意冲着刘伟驰投钱，却非要里面塞各种角色；电影导演想拍严肃主题进欧洲电影节，刘伟驰想要演父爱如山拿影帝，俩人也吵得不可开交。
那宁浩图啥？在讽刺电影里全都骂了一遍，不就是等于什么都没骂吗？
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被宁浩带入了一个陷阱。
我因为自己的偏见，去对很多东西预设了立场，比如对明星，我们总是下意识乐于看到他被拉下神坛；对短视频和老铁666，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土的。
我们有自己的批判立场，因此忽略了故事里这些人物之间，最显而易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事情——这些人之间的沟通。
这部片其实在一开始就并不是想要去对人进行批判，我们之所以会看到那么多对某个具体的群体的“丑态”刻画，是因为这些丑态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他们都是在和不同性别，身份，社会地位的人的沟通中发生的。
他真正想说的，是人和人沟通的无效性。
就好像电影最后有一场看起来非常不重要，但实际上统领全片的戏——在角色的后景里，有一对游客想要从展览馆出去，口子就在眼前，但保安不让，说必须要从上面绕一圈，这是规定。
他和电影主线里刘德华陷入舆论的事情是一样的逻辑，他觉得自己用真马，真摔，真受伤，是敬业，但网友觉得他有问题。
他们谁都没错，但就是无法沟通，于是陷入争斗。
这种沟通的无效性可以代入我们过去几年，甚至此刻正在发生的几乎所有舆论争议事件中去。在当下时代，我们都在被要求最迅速的方式去对一件事完成判断，我们需要大量粗暴的形容词去对群体进行概括，所以我们用词越来越粗暴。
个体意识增强的副作用，就是人们越来越强调立场，共识正在越来越快的消失。
这也是为什么，宁浩要在电影里穿插两个虚构的国家的武装冲突新闻，因为这种沟通的无效性，远不止是人和人，国家和国家也无可幸免。
他也无从给出对这种无效的解决方案，但他写了一个无比贴合我们现实的收尾——
在电影最后，刘德华陷入虐待动物的舆论争议，在公关会议上，刘因为坚持自己没做错的立场，和同事们吵作一团。
在事态已然无法收场的时刻，剧组拍戏时阴差阳错被刘德华收养的猪，冲了进来，跳下了楼，所有人都看向了这头猪带来的新的混乱，旧的混乱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因为新混乱的出现，也不再有人关注了。
混乱的终点就是不混乱，沟通无效带来的争吵，只会被新的争吵所取代，循环往复，这就是这片由人组成“舆论场”的现状。
这是宁浩的悲观，他最终并不是在批评和讽刺，而是同情，同情所有身处其中的我们，苦寻不得解决办法的我们，包括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