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杀，成就了蝙蝠侠
《新蝙蝠侠》剧照
在电影《新蝙蝠侠》结尾，蝙蝠侠点燃照明棒，带领市民蹚水离开一片狼藉的体育馆。照明棒的红光是画面的唯一光源，只照亮了蝙蝠侠本人，跟随的市民仅带着黑色的轮廓。
导演马特·里夫斯用这个近乎“露骨”的镜头来挑明主旨：蝙蝠侠就是“哥谭的摩西”，他才能帮助这座城市的人民走出罪恶、腐败的泥潭。
作为一个拥有83年历史的流行文化形象，蝙蝠侠经过不同作者、媒介的造神式塑造后，从一名异装打扮的侦探，变成宇宙大战中统领群雄的人物。造神的关键就在哥谭。为了塑造一名用血肉之躯坚持反抗邪恶的斗士，创作者们塑造了一座根植于邪恶的城市。哥谭越阴暗，越显得蝙蝠侠有神一般的意志力。
创作者们坚称蝙蝠侠是“希望”，哥谭却始终处于混乱之中，令蝙蝠侠的神性充满悖论——蝙蝠侠本人成神，但哥谭人民真的享受到神的庇荫了吗？
哥谭常被描述为一座“被诅咒的城市”，始终笼罩在阴暗与恐怖之中。
蝙蝠昼伏夜出，蝙蝠侠同样主要在夜间活动。这令作品受众感知到的哥谭，总与黑色融为一体。创作者在此基础上再作发挥，强化哥谭的暗无天日——即使在蝙蝠侠出没较少的白天，哥谭也总是乌云密布，阴雨绵绵。
建筑也是重要的视觉符号。漫画《第一年》中，回归哥谭的布鲁斯·韦恩（蝙蝠侠的真实身份）在飞机上鸟瞰，看到“整齐的混凝土建筑，楼顶覆盖着白雪”，压抑感扑面而来。到了同名改编动画，他接着说：“从这里看，它像是伟大的成就。从这里看，你看不见敌人。”动画对原著台词的灵活改编，进一步强调哥谭隐匿的罪恶。
哥谭建筑独具哥特特色。从蝙蝠侠的活动基地韦恩庄园、韦恩大厦，到哥谭大教堂、哥谭钟楼等公共场所，还有云集变态人士的阿卡姆疯人院……都融入了尖塔、拱门、花窗、梁柱等哥特元素。屋檐下的蝙蝠与哥特古堡是经典搭配，经典搭配又来自经典恐怖传说吸血鬼——蝙蝠侠用蝙蝠形象在犯罪分子心中植入恐惧，创作者则用蝙蝠的衍生艺术意象揭示哥谭的恐怖。
色彩艳丽的霓虹光影，渲染了哥谭的混乱。ACE化工厂的外墙或楼顶，通常挂着闪烁着绿色或黄色的硕大灯牌。这里是蝙蝠侠故事乃至美漫头号反派“小丑”的诞生地。“犯罪王子”只追求纯粹的无秩序，而化工厂的高饱和度霓虹灯牌与哥谭漆黑的夜形成强烈对比，成为其扭曲观念的代言。另一重要反派“企鹅人”则以冰山酒廊为老巢。酒廊霓虹灯招牌常为白色和蓝色，冰冷色调折射出主人的残忍冷酷。
黑暗哥谭是多代创作者的综合劳动成果。除视觉设计，还有大量有关哥谭历史的经典故事来塑造它的气质。漫画《传染病》中的瘟疫、漫画《大灾难》《无主之地》中的大地震、游戏《阿卡姆骑士》中的全城大毒气……灾难、悲剧与犯罪一样，是哥谭生活的一部分。
烂到根子里的哥谭，因为有了蝙蝠侠，而有了希望。
受众往往被蝙蝠侠的两大特点打动。一是他以凡人肉身完成非凡成就。相比其他热门超级英雄，他没有什么神器或者超人类特质加持，但数十年如一日守护哥谭，更多次保护地球、保护宇宙；他能用计谋折服众多超能力英雄，凭胆略单挑新神级别的达克赛德。
另一特点是蝙蝠侠的惊人意志。他的成长伴随着失去父母的伤痛。成为蝙蝠侠后，盟友背叛、养子惨死、市民的不信任、隐藏身份的压力以及哥谭无处不在的阴暗势力，都没有让他放弃正义。
坚持正义不仅体现在蝙蝠侠长期行侠，更体现在“不杀原则”。
蝙蝠侠制伏罪犯后，总是将其交给官方执法部门。漫画《安那其》中，布鲁斯·韦恩与以更残暴手法对抗罪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安那其”划清界限：“事实在于，不应该让任何人同时成为法官、陪审员和行刑者。”布鲁斯·韦恩承认，蝙蝠侠本质上也违反法律，但他“必要的时候才使用暴力，而不是用暴力作为惩罚”。
两大特点呈现出有趣的互衬。第一点强调了蝙蝠侠的凡人一面，增强受众的代入感；第二点反过来强调蝙蝠侠的超凡一面，重新让受众意识到他的超越性境界无人能及。
创作者们煞费苦心塑造反例，来说明只有蝙蝠侠才是那个能“抵制腐朽侵蚀”的圣人。
漫画《漫长的万圣节》中，检察官哈维·丹特从与黑帮角力的斗士，沦落为疯癫反派双面人；漫画《红头罩之下》中，第二代罗宾被小丑折磨致死，复活后成为“以暴易暴”式反派；游戏《蝙蝠侠：故事版》中，玩家可以选与一位叫“无名氏”的犯人交好、引导他加入义警行列，或者让他发展成大家更熟悉的小丑，但无论蝙蝠侠和他是否成为朋友，无名氏都会因为阿曼德·沃勒等官僚的冷酷残暴而成为杀人犯。
创作者甚至用其他超能力英雄来衬托蝙蝠侠的坚定，而这类“拉踩”常常与哥谭本身的气质有关。
漫画《闪电侠》中，沃利·韦斯特版闪电侠回忆，当初他还是“闪电小子”时，在唯一一次巡逻哥谭后害怕了，因为“哥谭太恐怖”。
漫画《无主之地》中，哥谭在大地震后失去政府管理，各大犯罪势力割据而治。超人试图帮助蝙蝠侠拨乱反正，激励一位工程师共同重启一座发电厂。然而工程师很快以发电厂的救世者自居，要求其他工人、民众遵守其指令。超人这才意识到，他的童子军式热情在哥谭根本无用武之地，只有蝙蝠侠那一套“隐忍的暴力”才能保护哥谭。
“隐忍的暴力”其实是创作者将蝙蝠侠塑造为“理想”正义形象的工具。这里的“正义”并非将蝙蝠侠的行为全部合理化，而是说明它平衡了受众希望蝙蝠侠 “出一口气”的需求（蝙蝠侠口口声声“不用暴力惩罚”，实际上经常把罪犯打成骨折，而受众喜欢这种“恶有恶报”式正义），以及蝙蝠侠本身不能成为邪恶代表的原则。
蝙蝠侠成为哥谭的希望，本质上是蝙蝠侠的第二特点成为哥谭的希望。不可动摇的意志意味着蝙蝠侠会永远守护哥谭，同时不会因为个人的堕落而反过来成为哥谭的敌人。他的存在与哥谭市警察局楼顶的蝙蝠灯一样，是照穿哥谭阴霾的光明的来源。
蝙蝠侠的形象是理想化的。然而，哥谭人民却没有因为“希望”的必定存在而过上好日子。这种“理想的正义”真的有价值吗？
对“理想的正义”最常见的质疑，是不杀原则的副作用。蝙蝠侠明知官方暴力机关根本不能永远拘束小丑、企鹅人、稻草人等超级罪犯。他一次又一次把他们交给警察，罪犯们一次又一次地逃离阿卡姆疯人院或黑门监狱，继续在哥谭兴风作浪，让大量无辜市民受害。
这种质疑往往为创作者不屑，因为“理想的正义”本身属于主流主张。在一部学术论文集《蝙蝠侠与哲学》中，时任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托尼·斯帕纳科斯撰写《治理哥谭》一文，指出蝙蝠侠留给政府暴力机关处理犯人，是在遵循托马斯·霍布斯的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国家要以强力保证秩序。另外，这也符合马克斯·韦伯的公共行政观念——国家拥有为管理秩序而使用暴力的唯一合法性。
而通过消灭犯罪分子来“消灭罪恶”的方法，则是尼采式倾向。按这种倾向，蝙蝠侠无法阻止悲剧一再由同一批人制造，他的“理想正义”价值已经幻灭；要找到新的价值，就要成为尼采式的“超人”：不关心、同情弱者的处境，拥有自己定义的道德观，不受社会的道德束缚，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成为更强大的存在。
但蝙蝠侠拘泥于不杀原则，意味着他没有“超人”的否定突破能力。实际上，创作者们从未站在尼采这边。不杀原则并非从蝙蝠侠作品诞生之日就存在，也并非蝙蝠侠所独有。关键在于，当漫画出版商设立这条原则后，创作者善于用其加强故事张力。
漫画《致命玩笑》中，小丑将蝙蝠侠的助手蝙蝠女打成伤残，并迫使蝙蝠女的父亲戈登局长观看折虐蝙蝠女的场景。这种巨大打击，很可能令蝙蝠侠和戈登失去理智，而他们如何抉择，就是故事看点所在。
无论出于商业目的还是出于对主流思想的附议，创作者始终更愿意捍卫原则。他们设想了一系列英雄们打破原则的场景，然后声称这将成为更大悲剧的起源。最典型如游戏和漫画搭配创作的《不义联盟》，超人因爱人露易丝之死而杀掉小丑后，逐渐黑化为大独裁者。
一个质疑被外国蝙蝠侠迷视为“非漫画读者的日常无谓问题”——为什么布鲁斯·韦恩宁愿担任义警，也不用其财富拯救哥谭？
按外国蝙蝠侠迷解释，布鲁斯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捐建了医院等设施，为改善哥谭贡献良多。但很多中国粉丝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布鲁斯的财富，很可能建立在剥削哥谭人民的基础上。
所以这项质疑的关键，不在于布鲁斯如何花费财富，而是财富来源的正义性。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下，质疑点有二：第一，韦恩家族显赫多代，这背后存在血腥原始积累的可能。第二点质疑更加有力：韦恩企业控制了大量有关城市命脉的产业，以布鲁斯的智力、毅力和胆识，他在企业管理者的岗位上能帮助更多市民摆脱贫困。
总之，质疑者认为：要么是布鲁斯没有更有效地履行拯救哥谭的誓言，要么是更严重的责难：布鲁斯只是利用哥谭的悲剧、哥谭人民的血泪，满足自己歪曲、偏执的伪正义。
《蝙蝠侠与哲学》涉及法理、伦理、存在主义甚至道家学说，但全文未提及过马克思。而韦恩家族在资本积累方面的“原罪”，恐怕也未被创作者们思考过。创作者甚至疑似谴责哥谭贫困者们因阶级局限，无法拥有布鲁斯·韦恩式的“觉悟”。
《致命玩笑》中，小丑原为潦倒的喜剧演员；电影《小丑》中，小丑是患有怪病、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新蝙蝠侠》中，同样意识到哥谭的黑暗，但在孤儿院长大的谜语人改变现状的方式，是全方位伤害哥谭人民；最耐人寻味的是漫画《红色之子》中，同样有一位失去双亲的孩子长大后乔装为蝙蝠，但工人出身的他最终成为恐怖分子头子。
“不杀原则”的悖论显而易见，蝙蝠侠财富的悖论本质却不容易看清。后者对哥谭人民的“伤害”更大，因为英雄竟然归根结底是“罪魁祸首”。可是，解决这个悖论会直接摧毁蝙蝠侠的设定。面向美国市场创作的超级英雄故事，首要任务是制造一种“美式成人童话”的痛快。
蝙蝠侠是痛快感之尤者：一名孤儿失去双亲，令一座罪恶之城迎来守护神。总要有文艺作品输出如此鼓舞，才能令人们在现实困难前更有应对勇气。那些因此而起的悖论，终归得为痛快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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