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迷你，澳洲紧追
斐济
“斐济不是任何人的后院，我们是太平洋大家庭的一部分。”上个月，斐济总理炮轰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称莫里森有关南太地区是澳洲后院的说法“非常无礼和傲慢”。
近期，美日舰艇集中巡访太平洋岛国，澳新等四国在南太动作频频。就在这样的猜忌氛围中，中国外长以5月26日出访所罗门群岛为开端，出色完成了对7个南太平洋岛国的访问，并在斐济首都苏瓦，与斐方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
中国在南太共有10个建交岛国，王毅在10天内基本都与对方官员有接触。最后一站东帝汶，虽然不属于南太岛国，但也是离澳大利亚很近的东南亚国家。
澳洲对此很着急。新任澳洲外长兼工党参院领袖黄英贤（女，华裔），紧接着访问斐济、萨摩亚和汤加，并称“新政府将对太平洋岛国投入比以往更多的精力”，弥补在气候行动方面“失去的十年”。
新任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也称，打算在气候变化、移民政策、经济援助等方面，重新搞好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
其实，澳洲没必要过度紧张。澳新两国约占流入南太地区所有援助的55%左右，而中国仅占该地区接受的所有外部援助的6%左右。从1997年起，日本每三年都会牵头举行一次太平洋岛国峰会，而中国才牵头举办了第二次外长会。
但在自由党执政9年后，澳洲政坛围绕亚太地区的话语越来越火爆、露骨。被称为“澳大利亚特朗普”的莫里森，过去几年通过打中国牌，改变了澳洲政坛的生态。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屿，作为澳洲政治阶层历来视为“后花园”的地方，更加变成了舆论焦点。
工党上台后所要继承的，是长达近10年的自由党外交的遗产，同时也要面对与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如何相处的难题。在国防上对华强硬，但维持对华经贸来往，同时以大洋洲“种族纽带”塑造澳大利亚新的外交话语权，也许是工党政府正在谋划的外交布局。
“门罗主义”对于美国外交决策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字眼。它由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其主要的主张是欧洲列强不应插手美洲的事务。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丽夏•奥布莱恩认为，在美国第五任总统1823年抛出“门罗主义”后的50年里，当时依然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就开始打造属于澳大利亚的“门罗主义”。
在1870年代，澳大利亚政治家们就主张澳大利亚以北的太平洋海域不应该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目标。在当时的语境下，澳大利亚版本的“门罗主义”针对的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的对手——法国与荷兰，以及当时刚统一的德国。
随着德国在新几内亚北部登陆并且剑指所罗门群岛北部，澳大利亚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层开始高度警惕。
在澳大利亚的主流政坛看来，从新几内亚到萨摩亚群岛，这一系列包围着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岸线的太平洋岛屿，是密切影响澳大利亚国防安全的岛链。在1883年，因应国势渐强的德意志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虎视眈眈，澳大利亚以英女王的名义占领了东新几内亚（East New Guinea），以防止德国势力以该岛为支点，往南向澳大利亚渗透。
对东新几内亚的占领，实际上也成为了澳大利亚这个年轻国家塑造国家神话的重要一章。
在澳大利亚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义占领了东新几内亚后，其宗主国英国的冷淡反应，让澳大利亚决策者出乎意料。在遥远的宗主国英国看来，澳大利亚以北的太平洋岛屿，是它与其他欧陆列强讨价还价的砝码；而在澳大利亚看来，这些地方几乎是关乎本土安危的重要屏障。
在1903年，东新几内亚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亚并不希望止步于此，而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继续寻求从英国手中接管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屿，甚至还与荷兰谈判，试图把整个新几内亚纳入其版图。
用历史学家奥布莱恩的话来说，自此在太平洋岛屿践行澳大利亚式的“门罗主义”，是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们“世代相传的执念”。
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关于北部太平洋诸岛的噩梦，成为自证预言。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攻占多个岛屿，澳大利亚本土面临巨大的国防压力。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原英属马来亚，相继成为盟军对抗日军的重要战场。
由于澳大利亚的诸多军力参与了英军在地中海和北非战场的军事行动，澳大利亚本土防守空虚，澳大利亚政府最终选择与美国制定太平洋防御计划，并让美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进驻墨尔本。从此，澳大利亚在防务上与原宗主国英国渐行渐远。
从殖民时期到二战期间，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斐济群岛等太平洋岛屿，是澳大利亚抵挡世界舞台上新崛起大国的“缓冲地带”。可以说，相比起美国依托自身军事实力以践行其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信条，澳大利亚必须依托外来的海军强国来贯彻其在太平洋的战略意图。
澳大利亚在执行自身“门罗主义”路径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外部海洋强国的军事保护，这也折射出澳大利亚对于自身地缘定位的某种矛盾感。
“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屿，一个大陆，也是一个民族”，它的体量足以自成为一片小型大陆，而它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大陆有足够的距离，在特定的时期有不介入世界主要事务的选项。可以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入侵的一个国家。
但同时，作为一个没有任何陆地邻国的国家，它可以不算是岛国，却也有岛国的特质。澳大利亚要与其他国家产生经贸往来，产生足够规模的外汇收入维持经济繁荣，就必须存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外部海洋环境。在澳大利亚过去的历史里，依赖其他海洋强国以维系自己的商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策。
在二战前，澳大利亚依托的是英国的海洋力量，靠着英国在马来亚、新加坡乃至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建立的军事网络，与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进行商贸往来。作为交换的是，澳大利亚愿意为英国在远离自己利益核心的地区投放军事力量，譬如在地中海沿岸、非洲和欧洲都曾有澳大利亚士兵的身影。
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大英帝国体系中的这种作用，最根本的驱动力并非出自两者在文化和语言上的接近，而是基于利益上的相互利用。
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海洋强国，澳大利亚以同样的路径逻辑，依托美国的海洋军事实力，获得在海洋上进行经贸往来的安全保障。作为交换的是，澳大利亚军事力量也出现在美国主导的多个战场上，从朝鲜半岛到阿富汗和伊拉克。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也是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负责维持美国军事利益和价值观输出的重要支点。客观地看，在中美角力的背景下，在海洋军事实力天平还没倒向中国之前，如果美国依然维持海洋上的军事优势，那么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也将持续。
撇开军事保障，澳大利亚不得不面对的国际议题则是与中国市场的紧密联系，而国防与经贸之间产生的张力，在“四方会谈”多个国家中都存在。
在今年出版的书籍《优势列阵：安倍晋三治下的日本大战略》中，安倍晋三执政时的日本，被认为是“四方会谈”国家中在安全和经贸议题上“平衡得最好”的国家。该书作者米凯尔•格林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论坛上认为，安倍晋三的安全与经贸两手平衡战略，应该是其他“四方会谈”国家“学习”的楷模。
也就是说，尽管多国在安全议题上现阶段依然不得不依赖美国，但是至少在经贸议题上，与中国的关系将会维持相当大的弹性。而澳大利亚作为与中国市场捆绑得最紧密且最稳定的发达国家，相比起来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在未来也不会减弱。
澳大利亚经历了9年自由党执政后，5月21日迎来工党上台筹组政府。为了参加两天后举行的美、日、澳、印“四方对话”，掌握众议院多数议席的工党党魁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加快组阁进度，一天内即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新总理。
在这次联邦选举中，外交罕见地成为重要的选举议题。在大选期间，自由党和工党的竞选文宣都少不了中国议题。在大选后取代莫里森成为自由党党魁的时任国防部长彼得•达顿，甚至在竞选期间宣称澳大利亚选民们要“为战争作准备”。
从工党在竞选时期的政纲来看，其外交和国防政策与自由党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在细节上，工党对澳大利亚式“门罗主义”的包装却有所不同。与莫里森强硬的“红线政策”相比，工党的策略显得相对怀柔。
工党政府新任外长黄英贤就抛出“蓝色太平洋”战略，其主旨是以南太平洋原住民身份为纽带，由澳大利亚牵头，与太平洋其他岛国联手打造一个“蓝色太平洋家园”。
在自由党时期，莫里森的强硬反移民政策，被左翼人士视为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诸岛国丧失话语权的一大原因。工党借“原住民外交政策”，与太平洋诸岛国塑造“新的纽带”，实际上是一种经过左翼色彩包装的门罗主义政策。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研究所的网站上，“家园”（country）一词在原住民英语词典中，与白人英语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原住民英语中，“家园”并不止步于某一片土地上的国度，而是同一个自然环境下、同一片大洋中共存的居民。澳大利亚政治学者格兰特•怀特在《外交家》杂志上撰文认为，工党倡导的“蓝色太平洋家园”中的“家园”，实际上用的是原住民英语的概念。
在工党的包装下，与诸多太平洋岛国的纽带不同于自由党的“西方中心主义”。用正统西方概念理解的“家园”，让土地面积狭小的太平洋诸岛国在庞大的澳大利亚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在工党的话术里，原住民式的“家园”却让诸岛国变得“大起来”。
在工党的许诺下，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将会成为澳大利亚外交议题中的重要一环，而它们恰好也是太平洋诸岛国一直认为被忽略的议题。
但在实际操作上，工党对太平洋诸岛国打的“环保牌”还是暴露出自身的尖锐矛盾：如果工党政府兑现其减少碳排放的环保承诺，那么未来它在澳大利亚煤矿区将会大量流失选票，而且在俄乌战争期间欧洲能源供应链对澳大利亚产生需求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将会错失一个重要的出口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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