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裁升级，但中企还有出路
演讲人 | 王健
来源 | 南风窗·盐财经
整理 | 贾梦雅、何承波
编辑 | 宝珠
动荡变革期，大国之间冲突加剧。
美国时间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对此，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认为美方将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将自身产业问题归咎于中国。
有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共记录了183起地区和地方冲突，这是五年来最高的数量。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企业的出海。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近些年，王健切身地感受到了国际贸易的风云激荡在他日常研究和生活中吹起的涟漪：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找到他，请他以分享交流或者研究合作的形式，研判出海的未知风险。
有个吃过亏的大企业，成立了专门的风险研判小组，时常请他去做有关地缘政治的分享。他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以前专注做海外产品、做海外市场的企业，越来越担心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
王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4月13日，在 “中企出海，迎浪造潮”2024南风窗春季峰会上，他发表了名为《国际地缘政治如何影响中企出海》的演讲，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未来地缘政治的四个关键走向。
会后，南风窗·盐财经对话王健，就目前大国竞争格局下最受人关心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下为演讲全文与对话摘录：
非常感谢南风窗和知识城的邀请。
我想很多年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世界是平的”，但现在我们一推开门走出去，会发现处处都是沟沟坎坎，小院高墙，而且裂痕在变宽，小院在扩大，围墙在增高。
这反映了什么？地缘政治重回大国竞争。
所有地理无不由历史造就，所有历史无不从空间展开。认识地缘政治走向，才能发现未来经济成长空间。
前面演讲的几位嘉宾都提到了“百年变局”，百年变局实际上就是全球化调整再平衡，国际力量格局发生变化，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大爆发等大的周期叠加。我们正处于总书记所说的百年大变局的一个历史阶段——新的动荡变革期。
什么是动荡？外部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最近美日菲会谈后，南海问题会不会激化？再过一个月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就职后，台海问题是不是会有新变化？这些问题大家都非常关注。
与此同时，动荡的世界也在孕育新的秩序，现在国际上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未来10年可能是新的秩序形成的关键时刻。
在当下这种关键时刻，我认为未来地缘政治的走向有以下四个方面可以关注。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第一，大国竞争重归国际政治中心，地缘冲突加剧，阵营化趋势显现。
此前，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跟企业的交往非常少，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我们接待了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跨国公司，“地缘政治”是我们交谈的核心主题。
大国竞争的核心是中美竞争，在短期内，或者说在美国认为的未来决定性10年里，美国对我们的打压封锁只会加强不会减少。
美国当前对华采取的政策是“3+1”，即投资、联盟、竞争和改造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具体表现为，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政府投资法案，努力恢复美国制造业；视“联盟”为“力量倍增器”，不仅在军事上联盟，还在经济、科技上联盟，比如：美台日韩在芯片领域的四方联盟；将大量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加大对华投资审查；采取“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改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等。
由于大国竞争的加剧，全球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增加，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等。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披露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共记录了183起地区和地方冲突，这是五年来最高的数量。
地缘经济和地缘科技受影响
第二，地缘政治竞争必然沿着地缘政治的裂痕，影响到地缘经济，甚至是地缘科技，使新技术主导的新产业生态可能出现分叉趋势。
企业目前在追求安全的全球化，即再岸化、近岸化和友岸化。所谓再岸化就是把企业搬回去；近岸化是将企业放在邻近国；友岸化则是放在盟国。
随着产业链的变化，中国在美国进口比例在过去几年大概下降了5%。美国当前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南面邻国墨西哥和北面邻国加拿大；德国的17个贸易伙伴当中，14个都是在欧洲境内，近邻化逐渐显现。
达沃斯论坛有个调查，2022年，96%的受访企业表示将更多制造业转移到离本土更近的位置，防止供应链中断。短短1年里，欧洲将制造业和供应商转移到本土市场或附近市场的公司数量比2021年增加了1倍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美国进口贸易占比有所下降的同时，我们与墨西哥、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总量在大量增加。实际上，很多中资企业到东南亚和墨西哥也是为了通过第三方国家向美国出口。
由于这种中间贸易的存在，一般商品贸易和产业链的转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稍微慢一点。
但与此同时，与其他投资领域相比，科技领域的投资和今后由新的技术创造所形成的新的产业形态的分叉，可能会比贸易的脱钩来得更快。
科技行业正在分裂。技术进步曾经是互利全球化的驱动力，但现在却变成了一场争夺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竞赛。比如，世界各国正在“降低”半导体等关键技术的供应链风险，颠覆错综复杂的全球生产流程。
围绕“绿色能源”竞争激烈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转型将形成新的能源贸易和产业链格局，特别是与新能源相关的关键矿产资源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去年，《经济学人》披露数据显示，2011—2020年全球表面温度较1850—1900年高出1.09℃。自1970年以来，全球表面温度的上升速度较过去最少2000年以来任何一个50年期都要快。2023年是全球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
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做的是绿色产业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绿色产业链的贸易结构也呈现出新特征，即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出现了集中化现象。
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上游资源端，刚果金占了全球70%的钴开采量，中国占了60%的全球稀土开采量，智利、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三国占了50%的锂开采量；印尼占了30%的镍开采量。
中游冶炼端，中国占世界钴、锂、稀土、镍等产量的60%-70%。下游电动车生产端，中国、美国、欧洲是生产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新能源车最近在欧洲发展很快，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都对我们进行了所谓的国家反补贴调查，以限制我们的发展。今后，在新能源产业方针方面，跨境的“碳干涉”将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将在七国集团（G7）范围内构建“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并随之扩展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个买家俱乐部成员国不包括中国，美国也不会邀请中国参加。
显然，围绕矿产资源，今后的地缘冲突会越来越激烈。这样下去，可能会对我们在海外的矿产投资和现有矿产的海外利益保护构成很大的挑战。
崛起的南方
第四，全球南方不断崛起，在世界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中的权重不断增加，将成为重要的政治中间地带和经济增长空间。
随着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加强。
西方现在发觉，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会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了。2023年4月，《经济学人》杂志将在中美竞争和俄乌冲突没选边站的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越南、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尼日利亚等最大25个经济体，称为T25（Transactional 25），即交易型25国。他们更愿意在各个大国之间争取自己的利益，具有一种交易特征。他们的人口和GDP分别占到了全球45%和18%。
早在2012年，西方就提出了4个“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s），即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他们对国际秩序的重塑非常重要。
前两天有一个外国朋友说，在全球人口下滑的情况下，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一波婴儿潮——非洲的婴儿潮。
因为人口在哪里，今后的增长就在哪里。
在未来全球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方面，现在全球人口80亿，战后，全球人口从20亿到30亿是我们亚洲的功劳，今后，从80亿到100亿，主要是靠非洲和大洋洲。
企业做出海外经营决策，有三个战略利润动机：一是获取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二是渗透市场；三是提高经营效率。
在新兴经济体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方面，新兴经济体还将持续地增长，并高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市场，我们要予以高度重视。
总结而言，中国出海企业面临着强制约束条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际环境中投资或者经营的不确定性，包括法律、税收、政府限制、劳工要求、当地消费文化和伦理，甚至语言。
地缘政治及其由此引起的一些安全风险，以及地缘政治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遇，值得中资出海企业予以特别关注。
对话摘录：
盐财经：过去短暂的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相对有所缓和。但近期耶伦访华，对中国产能过剩提出指责，接着拜登又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美日同盟进入新时代，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也进入加速阶段。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
王健：2022年拜登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就已经明确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同时，美国的战略报告也明确，未来十年，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十年。其中未来3—5年可能更加关键。这个背景下，美国对我们的遏制打压和封锁是不会放松的，只会加强。它所谓的关键十年，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最后战略窗口期。
所以，我们会看到，旧金山峰会后，中国是想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美国并不这么看，更多是从战术上来看待中美关系。我们所关切的问题，美国反而进一步打压。芯片封锁越来越严格，不光是新的光刻机，已有的光刻机，美国也要求荷兰停止维护、维修。另外，投资禁令中，未来一些主导性的投资产业，比如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也在打压。还通过敏感数据法，以TikTok的用户数据、生物医药的基因数据、新能源车的位置信息等为借口，对中国的相关产品在美国的运营、投资和出口作进一步收束。
科技产业的脱钩，是在加速，没有减缓。包括耶伦来华，说到底，还是想以产能过剩为理由，把我们具有竞争优势的新能源，迅速排挤出美国和相关的盟国市场。
盐财经：这会随着今年11月美国大选结果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吗？
王健：不会，美国对华战略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奥巴马、特朗普再到拜登。在对华问题上，美国两党态度一致，政策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大方向不会改变。
盐财经：去年以来，中国新三样出口态势很猛。北美是最后没打开的市场，中国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很小，这让企业看到了机会，很多零部件企业已经抢滩墨西哥，整车厂商也跃跃欲试，这也引起了美国的警惕。曲线入北美，这条路能否走通？
王健：这几年，从墨西哥出口美国的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确实是大量增长。美国也认为，其中有很多中国企业来这里投资，利用《美墨加协定》的关税优惠出口北美。比亚迪、江淮汽车、沃尔沃等汽车企业（也包含特斯拉）与墨西哥新能源交通运营商VEMO、充电平台Evergo等企业，共同成立了墨西哥电动汽车协会，以加快推广电动汽车。
所以，最近美国国会多次跟墨西哥方面提到这个问题，未来美国可能让墨西哥提高对中国的投资要求和税收，美国也会严格审查原产地，再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进行限制（这个法案要求新能源车关键矿物、组件的一定比例，来源于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否则不能享受税收抵免）。这提醒企业要注意美国、墨西哥相关政策的变动，要审慎地作出投资举动。
盐财经：近期，欧盟核心国家领导人访华频繁，这些欧盟成员国似乎跟冯德莱恩“去风险”之路存在一定的冲突。欧洲议会选举将在6月举行，而俄乌冲突还在持续，您认为中欧贸易存在哪些变数？
王健：欧盟对中国的战略，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欧盟对我们采取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对手。欧盟跟中国的投资贸易紧密度很高，出于自身产业的需要、美国的压力，对华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还是不愿意像美国那样脱钩，而是提出了“去风险”。这有一个客观的需求，比如疫情和俄乌冲突后，欧盟的医药产品、生物制品、防护用品，以及能源问题，让欧洲感到过分依赖某一个地区，存在很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所以提出去风险化。
俄乌冲突后，欧盟跟中国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欧洲也逐渐意识到，中国还是一个不能完全脱离的市场和地缘政治的力量。所以，最近才会有频繁的领导人往来。
欧洲一个智库研究发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其他南欧国家，明显表现出愿意跟中国进一步加深经济联系，而跟俄乌战争密切的国家，波兰、立宛陶或者北欧国家，则态度相对消极。
随着俄乌冲突的演变，中欧经贸可能会进一步恢复。特别是短期安全和政治所影响的关系，会恢复到常态和进一步发展。
盐财经：未来全球化会出现怎样的调整？
王健：现在西方叫它“更安全的全球化”，未来全球化会进入一个再平衡过程，我称为 “再全球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不可能终止，去全球化不存在，逆全球化只是一个短暂调整过程。现在衡量全球化程度，就是看全球出口贸易量占全球GDP的比重，二战后一直往上走，90年以后加快，2008年到顶，之后下滑到2012年，现在逐渐走平以后，又往上走。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今后全球化是什么方向，是让更多国家，甚至上次没有参与进来的，方方面面更加包容地发展，还是像美国讲的，把中国排掉，减少你的参与，自己重新拉个群，按照新规则来搞，造成一个缩小的全球化？还不好说。
半全球化、小全球化，都有人在提，对一般贸易来说，很难实现。但从地缘科技来看，随着新的科技发展，新的产业也不断发展，逐渐替代了原有产业，有的国家自己搞了一套产业链，很多国家参与不进去，半全球化的趋势还是存在的。
盐财经：结合您跟企业打交道的经验，出海企业，应当构建怎样的防控机制来应对地缘风险？
王健：第一，无论国企、民企，对未来几年地缘政治的走向，要有所认知，独立做也可以，跟智库合作也可以。实际上，现在大的公司都在做相关的研判。地缘政治风险是对外投资的最大风险。
第二，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强对企业法律、合规性和当地政策的辅导。很多企业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现在的“走出去”，比早期规模更大，产业层次更高，环境也更复杂，更要增加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的培训。
第三，国家也要做好出海企业的利益保护的配套。例如，重要矿产、关键矿产的投资对中国发展非常重要，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容易受到相关地缘的影响，因此要加强保护能力。我一直讲，我们既然走出去，海外利益越来越大，海外利益保护要跟进，跟不上，财产、人员的风险就很大，安保要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去认识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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