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崔菁颖 |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与时代启示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与时代启示
［摘 要］社会基本矛盾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逻辑入口，是科学揭示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支点，是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中枢。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经历了苏联的思想僵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等多维的突破，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创新发展；方法论启示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基础。正如习近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中所指出的: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习近平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重要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对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基本旨趣
恩格斯曾高度赞扬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 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恩格斯科学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并将马克思的“发现”和达尔文的“发现”相提并论。如果说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是自然的历史过程，那么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发现是透过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发现了诸多思想家没有在吃、喝、住、穿基本事实背后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即“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逻辑入口
马克思从社会基本矛盾入口，发现了历史的秘密，发现了唯物史观，走向了历史的深处。马克思首先发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但是人又不是一般的存在物，人把自然纳入或者部分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成为自己认识、调整、改造的对象。这使得人和自然之间亲密无间，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人要想生存必须对自然界予以否定，作为否定的存在，必须改变自然的存在形态以实现对自然界一定程度的人化，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积累和创造条件。这就是说，马克思首先发 现人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只存在于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透过人要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这个基本的事实，不仅发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还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解决还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得以解决的一个前提。“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显然，马克思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基本前提条件，即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由人来引起的，使用一定的工具不断地作用自然并且不断地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这个过程，即劳动、生产的过程，用一个概念把它标注出来，就是生产力。尽管人和自然关系复杂、 形式多样，但是生产的关系或者劳动的关系无疑是最基本的关系。同样，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其中最基本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个关系即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透过吃、喝、住、穿这个人类潜在的基本条件（事实）的背后发现的两个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也十分复杂。马克思通过对他所生存的那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运用“人体解剖即猴体解剖的钥匙”思维方法，追溯资本主义的前史，从而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关系秘密地揭示了出来。他认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对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它也作用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最早( 19世纪40年代) 所揭示的哲学意义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当中最基本的一对矛盾。所以，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完整理论体系的一个逻辑的入口，马克思就是从这样一个入口走进了人类历史的深处。正像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时指出的:“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 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5]
（二）社会基本矛盾是科学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支点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有清晰掌握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才能清楚、真切、明白地表达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既是我们认识、理解、掌握社会基本规律的基本的逻辑思考，又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的载体，因为社会基本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其伟大理论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诞生的。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高度统一的。他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对那些先构筑一个原理、然后用三段论推理的做法尤其反感，对这种形而上学马克思是不赞成的。由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恰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而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一致的，所以，他要把被以往的思想家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就必然导致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致起来。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必然导致对现实的批判、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从这个概念来看，在这个批判的过程当中，马克思更多的还是从哲学的层面、从逻辑的层面甚至从推理的层面聪明地、智慧地发现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被恩格斯称赞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文章中对唯物史观的发现(论述)，则是从哲学层面、逻辑层面发现(论述)的，他已经看到物质生活、生产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作用。马克思称他的世界观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揭示，即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应当到政治经济学里面去寻找。所以，中年的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个层面对年轻的马克思从哲学层面对唯物史观的发现做进一步的论证发挥。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唯物史观总体上还是一种理论“假设”，那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市民社会这种深入的批判和研究使得马克思构筑了鸿篇巨制《资本论》，让这个假设变成科学。马克思经过深入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假设变成了现实，完成了他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达: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 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马克思用社会基本矛盾解释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自然历史过程。如果我们把社会基本矛盾舍掉，不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不考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我们则很难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社会基 本矛盾是发现、理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支点。
（三）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中枢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那么，认识世界应该认识什么、改变世界应该改变什么? 1937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了两次重要的演讲，即《实践论》和《矛盾论》。《矛盾论》给予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具体答案，即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其中论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的精髓，如果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这个道理就没有掌握矛盾问题的精髓，这是辩证法的真正的蕴涵。
如果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哲学的话语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还原，实际上我们认识、解释(解决)的是矛盾，在社会生产、生活、生命、生态当中，我们要认识的是社会矛盾，要解决的也是社会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也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社会运动(治理)中，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是活动着的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物质承担者(人)的实践活动过程，就是社会主体(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也是任何社会主体(人)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本质，使自己本质力量不断得以强化的过程。显然，社会运动的过程、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是认识世界、改造自己的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是人的本质不断对象化的过程。因此，我们作为社会的主体，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以往的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的归宿。作为原因和动力又接续推动社会矛盾，不断解决新矛盾。如果绕开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那么构建“美好生活”无从谈起。所以，社会基本矛盾既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逻辑入口，是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支点，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枢。
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人类社会就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有规律的运动中不断发展的。如若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就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更不可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线索和人类进步的前景。概言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就是因为我们不断深化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并对其进行创造性发展，从而指导我国社会生产实践的各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苏联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的僵化，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运用，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深化的过程。深刻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演进逻辑对于系统掌握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所提出和实施的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的僵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造的。如果没有对社会基本矛盾间这种辩证关系的揭示，也很难合乎情理地、唯物地解决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因而也很难把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由此可见，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 地位。但是，这样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学说，在它后来的命运中到底有 一个怎样的呈现，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这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巨大的历史贡献。到了20世纪，以“十月革命”胜利为标志，俄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列宁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精当的分析论证，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基本矛盾，而且这个基本矛盾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事实上，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是所有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基本矛盾的，如被列宁称为“党的宠儿”的理论家布哈林，则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基本矛盾。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引起了激烈讨论。斯大林执政期间试图构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于1936年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成，宣称 1936年以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社会基本矛盾，但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的苏联社会就不存在任何矛盾，即不存在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矛盾。尽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意义重大，但是，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不久，毛泽东就已经发现这一问题并且提出要“以苏为鉴”。因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有无的判断，以及具体的那个模式、那个版本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运用
苏联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理解和应用是僵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启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调研和研究。这表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五四宪法”明确了我国的国体和政体，这时我国社会是否还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便成了一个真问题。毛泽东带头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篇至今仍闪烁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著作《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后他又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集中调研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相关问题，并指示胡乔木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国情进行深度分析和考察，以此研判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后来几经修改形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该文章从总体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分析概括，不仅承认存在矛盾，而且认为这个矛盾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为了把这种认识变得更可靠、更有据，毛泽东又深入调查研究，并且召开各个层面的会议包括最高国务会议，在完成《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报告后，又亲自主持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将最高国务会议上 的讲话录音给民主党派领导播放，并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多番调研和13次系统修改，最终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在今天依旧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经典文章。矛盾怎么解决，核心就要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核心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核心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所以，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如果说在苏联被僵化，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但没有僵化，反而做到了活学活用。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基本矛盾学说当作世界观、方法论分析研判中国的具体国情，恢复了1956年党的八大确立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8]。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种表现形态的转化形态。经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同这个社会基本矛盾总体是适应的，但是也有许多不适应的方面和环节，因此，不能做细枝末节的改造，必须做深刻的社会革命，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且按照时间段划分，对于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经历了从苏联的僵化，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活学活用，再到新时期的深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高度的理论自觉，没有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我们就很难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探索 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主要矛盾、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实现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党和国家发展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只有更好地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认识和发展，不断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
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创新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在专题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习近平发表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重要文章，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分析、解决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深刻阐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的感悟和深邃的品味。一是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三是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
仔细品读这篇重要文章，就能发现文章的三个黑体字标题里面的论证充满理论深意，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学说的继承，又对其进行了创新发展，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得到的最新规律性认识的“集大成”，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可以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层面深入理解。
（一）认识论上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突破
习近平指出:“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9]这在经典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里找不到完全一样的表达。我们曾经认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仿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宿命就是被决定，或者说有什么样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不是这样简单论述的，他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们之间这种错综复杂性，不是单线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在现代社会以前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三大社会形态即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第一个社会阶段的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有机体骨骼，它们之间有时候界限是模糊的；工业社会，即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后，社会有机体的层次是相对分明的。到了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即“互联网+”时代，社会有机体的各个不同层次、骨骼之间的边界往往就又恢复到原来那个相对模糊的状态，使我们难以找到完全单一的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医疗问题等。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很难简单地界定其为医疗卫生问题。这是诸多矛盾、问题聚焦的复杂情况，是医疗问题、政治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等的相互交织。目前有很多专家研究“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显然其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医疗卫生这个问题的领域。显然，习近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单线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的命题是科学的。
（二）方法论上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从方法论层面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现实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的过程中，往往把形而上学、辩证法背得很熟练。但实际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当然，如果把社会基本矛盾从主体方面、从实践活动去理解的时候，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范畴之间机械地碰撞和摩擦，它本身也是方法论。对于这个方法论，习近平提醒我们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也不能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当被割裂开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成为掌握社会的方法的时候，这个社会有机体将走向畸形，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有机体的生命就将停止，这样的社会后果相当危险。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中，提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他说，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总体上把握社会基本矛盾，那么便不能从整体上把握(顶层设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三）实践论上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发展
习近平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再次提示我们要把人民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和落脚点。“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我们党提出了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人民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实践，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2]。把人民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习近平在实践层面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是两对概念在碰撞摩擦，它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物质承担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过程。人类社会除了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活动的产物，便不能发现他者。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而劳动者在生产力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因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来实现。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与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一致。一切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都是由于顺应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力量才得以彰显出来。这就从根本上确认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代表人民利益，就是代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方向，就是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就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即“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3]。所以，习近平在其重要文章中，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分析的落脚点放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四）价值论上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提升
习近平在这篇重要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论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考察中可以看到。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强调:“这里，我还要说到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预见。《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个必然’，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这里还要说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14]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社会基本矛盾后的一段非常重要、也被很多人所忽略的论断，所以，习近平在这里特别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即支撑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准、性质和水平还没有完全成熟以前，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没有完全成熟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两个绝不会”观点是有深意的，这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到现在还没有被代替，合理解释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70年土崩瓦解、为什么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所以，在这里强调这个观点其价值论(方法论)的启示是极其重要的。这篇重要文章给予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创新的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学说，又创造性地进行阐述，重申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理论，即隐喻我们要在马克思当年那个终极关怀“自由人的联合体”问世之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体系并存的情况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殊历史背景下，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给出的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创新发展的方法论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为治国理政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些成绩与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着重强调学习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习近平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创新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层面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刻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理解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一）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6]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分析，便可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最重要、最根本的领导制度的优势做出科学解释。深刻理解习近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中论述的社会基本矛盾“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这一点，便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何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何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所以，透过习近平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我们就能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中，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著作中，针对唯物史观进行更加精当的阐释，集中体现在他19世纪90年代写的5封书信中。其中，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7]这段话明确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透过习近平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和创新发展，便能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的创新、制度的构建、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上，起到了中流砾柱的决定性作用。唯有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并进一步证明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组成的，涵盖了社会有机体的全部领域。习近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篇重要文章中强调，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既不是偏重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不是只注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社会有机体各个层级和各个方面，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小康是水平，全面是范围。“一个都不能少”不仅是一个人不能少，也是一个民族不能少，一个地区不能少，更是“五位一体”涵盖的每一个方面都不能少，只有这样，才能从全面、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掌握这个方法论，才能引领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唯有从整体上把握，我们建成的小康社会才是经得起实践考验和时间推敲的、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国际社会也会刮目相看的全面小康社会。
（三）深刻把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篇重要文章中指出:“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18]历史唯物主义透过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来实现，科学地解释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出发点、落脚点，为了人民，是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价值根基。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19]这是深入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得出的必然结论。因为拥有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这个重要的方法论，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不管风吹浪打都能够始终如一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的利益弹精竭虑。唯有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才能大有作为，国家才能更好发展。
（四）深刻把握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篇重要文章中重申和强调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经典论述。事实上，这里隐含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即马克思关于人的彻底解放理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当前，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所以，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时代之问，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给予我们启迪和智慧。
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的故乡在欧洲，但是他的视野是整个人类世界，马克思关注的历史是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历史，所以，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个社会阶段到来之前，世界已经如此这般，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需要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引领下，进一步得出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方法论启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世界性存在，只要世界上的一个国家有疫情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战胜了它，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任何“甩锅”中国的做法毫无道理和作用可谈。人类只有一个选择，唯有同仇敌忾，树立起世界人民共同对敌的这种立场、意志、勇气，共同寻找应对办法和途径，才能有效彻底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没有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军奋战，推卸责任并不能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特别是习近平在这篇重要文章里边重申和强调的“两个决不会”给予我们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毫不动摇掌握历史唯主义的思想武器，准确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深刻理解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和时代意义，时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优势，为解决世界难题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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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0.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19] 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2018:6.
审核：张琳
责任编辑：陈铁迪
图片编辑：赵佳丽
文字编辑：米亚楠、孙鹏伟
图片来源：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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