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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海洋文明,辉煌程度超出你的想象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0-08-19
来自专辑
原汁原味的中国古代史

        按,本文懒得叙述洋奴学者吹嘘的“西洋”的“海洋文明”,只谈明朝的海洋文明。明朝的海洋文明的辉煌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一、第一张世界地图:出自中国

    欧洲人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是1522年。1522年之前,欧洲能够产生世界地图吗?当然不会!即便是十年后的1532年,欧洲也不可能产生世界地图,因为,小国寡民的西班牙葡萄牙,十年时间不可能完成世界地图的测绘。

    事实上,西方人早就知道:第一幅世界地图、地图学源于中国。那些宣称世界地图、地图学源于西方的西方学者,他们深知自己在胡说八道。

    我列举一个事实吧。

    1511年葡萄牙官方海盗头子亚伯奎攻占马六甲时便获得了一幅世界地图,而且是海图。亚伯奎写信向国王唐·曼努埃尔报告(1512年4月1日):“……这是一小片海图,它是爪哇水手所拥有的大的完整的海图中的一部分。(该图)包括好望角、葡萄牙、巴西陆地、红海、波斯海和香料群岛。中国人和高丽人的航海,使用罗盘确定方位,指导行船路线……。尊敬的陛下,这对我来说是前所未遇的最好的一件事,您一定是很高兴的见到它。……我送这个图片给您,……陛下能够知道中国人和高丽人在哪里和他们的航船到达香料群岛的路线。……这是非常精确和可靠的事,因为这是他们来来往往的真正的航海……。”

    这封信,说得很清楚:葡萄牙人首次见到了世界航海图,知道了导航罗盘。

    这封信,是西方常识性的、西方学者广泛引用的一个史料;在许多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中也一再出现。引用这一史料的西方学者一致认为,这幅世界地图的主人是中国。

    1519年9月,在葡萄牙国王派出5艘船、270人组成的麦哲伦船队奔赴美洲(平均每船54人);1522年9月,仅剩18人(死亡率超过93%;另有4名印第安人)的船队回到欧洲,完成欧洲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

    这封信,与欧洲人的首次航球航行有无关联?大家自行判断。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天启三年(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综合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的成果,补充了西方当时最新的地理知识,写了一本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书《职方外纪》。

    这几位到底有多么博学呢?

    该书谈到法国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了法国国王有手摸治病的神功:“是国之王,天主特赐宠异。自古迄今之主,皆赐一神,能以手抚人疠疮,应手而愈。至今其王……抚百人百人愈,抚千人千人愈,其神异如此。”

    意大利当然是处处神奇,有能治疗不孕不育奶水不足的神泉:“温泉,女子或浴或饮,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有生生不息、永远挖不完的神矿:“所产铁矿,掘尽,逾二十五年复生。……”

    希腊有能令羊毛变色的神河:“有河水,一名亚施亚,白羊饮之,即变黑;一名亚马诺,黑羊饮之,即变白。”

    关于欧洲,尚且如此,涉及欧亚大陆腹地时,那就彻底地胡言乱语了:“中国之北,迤西一带,直抵欧逻巴东界,俱名韃而靼。其地,江河絶少,平土多沙,大半皆山,大者曰意貎,中分亚细亚之南北,其北皆韃而靼种也。气候极寒,冬月无雨,入夏微零,仅湿土而已。人性好勇,以病殁為辱。人罕得遍历其地,亦无文字相通。故未悉其详。……有人身羊足……有长人善跃,一跃三丈,履水如行陆者;有人死不葬,以铁索掛尸於树者;有父母将老,即杀食之,以為念亲之恩,必葬於腹而不忍委之邱陇者。此皆韃而靼东北诸种也。迤西旧有女国,曰亚玛作搦,……国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杀之。……至大刚国,惟屑树皮為饼如钱,印王号其上以当币。其俗,国主死后舆棺往葬,道逢人輒杀之,谬谓死者可事其主也。尝有一王,会葬,杀人以万计者。此皆韃而靼西北诸种也”。

    此时,欧洲人从未涉足过西伯利亚,说出“江河絶少”、“人身羊足”、“一跃三丈”之类胡言乱语,完全可以理解。

    既然如此,欧洲人如何能绘制世界地图,包括西伯利亚、北极圈的地图呢?

    奇怪的是,国内领取公帑的学者似乎视而不见;奇怪的是,体制内学者似乎充耳不闻。


明代《坤舆万国全图》         


    至今,国内正式读物上,关于明代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依然宣称:是比艾儒略、庞迪我、熊三拔等人稍早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利玛窦1601年到中国,1610年在中国去世。无人解释:直到利玛窦去世,欧洲人尚未到过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是如何绘制出西伯利亚、北冰洋等地图的?)

    倒是一批自费“民科”的研究成果斐然。

    比如,香港学者李兆良先生,结合在美洲大陆出土的文物,经过深入考证,得出结论:现存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是郑和团队1430年完成绘制的。证据包括:

    (1)利玛窦序文透露的信息:“喜闻各方之风俗与其名胜,故非惟本国详载,又有天下列国通志,以至九重天、万国全图,无不备者。……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

    (2)至为荒唐的是: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輿万国全图》,连意大利的重要地名与利玛窦时代不符,而且,竟然没有罗马教廷!没有利玛窦的精神首都!

    (3)利玛窦在华期间,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的水平远低于《坤輿万国全图》,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4)《坤輿万国全图》全图是中文标注,其内容与欧洲史、欧洲地图史、地理“大发现”史等西方公认说法有不能调协的冲突。

    (5)美洲大陆有大量的明朝遗存,包括充满浓郁明代气息的印第安人的旗帜、文化。

     如此等等。

    李兆良先生工作的结果是:专门宣传西方中心论的地图学发展史的西方权威的地图历史网站关闭了,因为现代地图学起源于西方、第一幅世界地图诞生于西方的神话彻底破产了。

    其实,在李兆良先生之前,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用一系列证据论证了郑和发现美洲;中国学者发现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同相通;还有中国学者研究认为宋朝人已经实现全球航行。如此等等。

    尽管如此,我国的学院派的许多专业学者,只是坚持:洋人发现了全世界。


二、南海,一直是“大中华”的内海   

首先声明:1、本文谈的,是历史,不涉及现状;2、历史上,最晚自唐代起,东南亚地区便与中华大陆是一家人。

早在汉朝,公元元年前后,王莽就派出使臣,跨越太平洋、印度洋,乘船到达印度。在《汉书》中,使团行船路线,叙述详细。这时候,欧洲人还在树上呆着摘果子吃,下树也是在撒尿玩泥巴。把区区地中海当做“海洋文明”来吹,完全是不上台面话题。

     此后,奔跑在南海和印度洋上的中国官船、民船,数也数不过来,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有法显到西天取经乘船回国的故事。

     进入唐朝后,更是热闹得不得了。《新唐书·地理志》照抄贞元时期宰相贾耽的作品,详细记录了海陆两路到达波斯湾的路线、距离:“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西域有陀拔思单国,在疏勒西南二万五千里,……西至大食国二千里,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

唐代在海洋上,影响力极大。最典型的证据是,至今,凡是通过海路抵达的海外各国,仍然称华人为“唐人”,华人也自称“唐人”。《明史·真腊传》:“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

根据《新唐书》的两则记载,可知东南亚诸国与唐朝中央的关系

     1、苏门答腊岛,即明人所谓三佛齐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

     2、爪哇岛:“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贞观中,与堕和罗、堕婆登皆遣使者入贡,太宗以玺诏优答。……宪宗拜内四门府左果毅。使者让其弟,帝嘉美,并官之。”

    其中包含以下信息:

     1、唐朝廷均封赏了这几个岛国的官职;岛国国王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朝廷,做皇帝的卫士。显而易见的,唐朝皇帝是他们的君主,各国是大唐的属国。

     2、唐朝朝廷的兵部、秘书监,派遣专业技术官员,上岛勘测日影、绘制地图。毫无疑问,唐朝已经完成这里的地图测绘。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我们再来看来自民间的记录。

整个唐代,从海、陆多途,赴印度取经的“唐僧”,可谓络绎不绝。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超过一半的人,经由海路到达印度。

那时候,唐人在海外的地位,比当今的美国人,实在是牛太多太多了。当今的公知、洋奴,动不动拿什么“免签国”说事,真是井底窥天。老祖宗在天有灵,一定又气又恨:怎有如此无脸无皮无志气的后人!

随手列举几例:

    “无行禅师者。……与智弘为伴,东风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国。国王……见从大唐天子处来,倍加钦上。后乘王舶经十五日达末罗瑜洲。”

    “大津师者……遂以永淳二年振锡南海。……乃赍经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

    “彼岸法师、智岸法师……与使人王玄廓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 

瞧,这才叫宾至如归:这里的国王,对于大唐去西天取经的和尚,不仅好吃好喝地招待,还派自己的船,亲自送他们一程。

    关于宋朝,按《宋史·食货下八》,宋朝沿海各地“舶船辐辏”。在南海地区,宋朝水师在南海建立海军基地,实行常态化的海上巡逻,对南海实施了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严从简,是明代外交官,他在《殊域周咨录》说:“自广州舶船往诸番,出虎头门,如入大洋,分东西三路。东洋差近,周岁可回。西洋差远,两岁一回。宋于中路置巡海水师营垒。”

     众所周知,宋朝水师十分强大,在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宋朝皇帝的宗室赵汝适,曾任提举福建市舶即福建海关首长。他的《诸番志》很值得一读,也很有意思。

三佛齐,是联通印度洋、太平洋的交汇地。来自印度洋沿岸的商品,多经由这里转运到中国、南海周边各国,乃至日本、朝鲜。

赵汝适说:“三佛齐,……国中文字用番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则用焉。……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淳化三年,告为阇婆所侵,乞降诏谕本国,从之。”

     由此可知:

1、宋朝为三佛齐的宗主国;

2、三佛齐用汉字给朝廷上奏章;

3、一旦遭受邻国欺负,立即上报朝廷;

4、朝廷下旨责令侵略者退兵。赵汝适专门提到这件事,显然,朝廷的圣旨是管用的。

   元朝的做法,又有不同。

   许多专家说,元朝派兵远征爪哇失败。其实不然。

   《元史·亦黑迷失传》:“(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召(亦黑迷失)入朝,……时方议征爪哇,……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

意思是说,远征军出发前,元世祖明确要求,完成征讨后,留兵驻守,以威慑周边国家,使之畏服。

     事实确实如此。元朝廷不仅在爪哇岛上驻兵,而且建立了完善的军政机构,设置政府,实施全面管理了。元朝时,爪哇岛的货币、税制、刑法,包括首领的发型,也与中原是相同的。

元朝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他耳闻目睹的爪哇岛:“……惟酋长留发。大德年间,亦黑迷失、平章史弼、高兴曾往其地,令臣属纳税贡、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守常刑,重盐法,使铜钱。”

在整个东南亚,汪大渊所到之处,无不是“宾至如归”。

     明朝更加重视东南亚地区,管理也更加规范,在关键地区建立了海军基地。我们来鸟瞰一下明初的南海:    

 

    1、印尼苏门答腊岛。

在巨港,在朝廷主导下,成立了中国侨民为主的“旧港国”。旧港国还负有管理周边地区的职权。

《明史·三佛齐传》:“时进卿适遣婿丘彦诚朝贡,命设旧港宣慰司,以进卿为使,锡诰印及冠带。”旧港宣慰司,隶属于朝廷的军政一体的地方机构;宣慰使是从三品,级别很高。遗憾的是,史载过于简略,不知其管辖的范围。

马欢记录自己耳闻目睹道:“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至永乐五年,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宝船到此处。有施进卿者,亦广东人也,来报陈祖义凶横等情,被太监郑和生擒陈祖义等,回朝伏诛,就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幷用布帛之类。”

    2、爪哇,由朝廷任命的君主管理。

    按《明史·爪哇传》记载,明朝一建立,爪哇立即主动归顺。《殊域周咨录》记录详细得多:“(洪武)三年,其主昔里八达遣使朝贡。纳前元所授宣敕二道,诏封为国王。”爪哇听到明朝建立消息后,立即派使臣,上缴元朝朝廷的任命书、信物,接受明朝朝廷的任命和印信。

3、婆罗即今加里曼丹岛

这儿的国王,不仅大印是明朝廷赐予的,而且国王是福建人。《明史·婆罗传》:“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时有婆罗国,高宗时常入贡。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者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四年十二月,其国东、西二王并遣使奉表朝贡。……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印印背上,以为荣。”

4、苏禄(隶属当今菲律宾,具体方位有争议)

这里的君主,穿的官服,用的印信,统统是明朝朝廷赐予的。据《明史·苏禄传》:“永乐十五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并率其家属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朝贡,进金镂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礼之若满剌加,寻并封为国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

5、至于中南半岛就更不用说了

比如,“暹罗”(泰国)这一国名,就来自明太祖的赏赐。《明史·暹罗传》:“(洪武)十年,……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并赐世子衣币及道里费。自是,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

     又如真腊(柬埔寨),《明史·真腊传》:“番人杀唐人罪死;唐人杀番人则罚金,无金则鬻身赎罪。”意思是:杀唐人者,死;唐人杀他人者,处罚金。

      至于越南,是早已中国化的国家。无须赘言。

     南海,就是中国的内海,这说法夸张吗?毫不夸张!  

   如果深入了解一下东南亚人民的血缘,更会发现,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本为一家人。

南海有关权属之争,是儿子与老子对祖传家产权属存在不同意见。父子分家,财产的处置权,理应属于老子,对不!

     家里有矛盾,有纠纷,是一种常态,无论如何,绝对轮不到外人置喙。  

   因为家里的矛盾,从外面找个流氓,跑到家里舞枪弄棒,更是不该。


三、明朝在马六甲海峡的两个海军基地

    前面说过,1511年,葡萄牙人在马六甲获得了一张世界地图,而且是海图。

   那么,马六甲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世界地图?

   答案非常简单:马六甲是明朝的主要海军基地之一。葡萄牙人攻占的马六甲,就是明朝创建的一个海外领地----满剌加国。

    唐代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做《虬髯客》。大意是,隋末天下大乱,豪强蜂起。一名中原逐鹿中失意的侠客,扬帆于南中国海,终成为东南某地国君。熟知《水浒传》的人,对此类故事,绝不陌生。追随他们来到这里谋生、经商的人,更多。正是他们,源源不断地将先进的中华文明传播到这里,并架起了与大陆沟通的畅通而宽阔的桥梁。

    在《南海,一直是大中华的内海》说过,东南亚各国的高层是中国人。其实,当今东南亚各国的上层人士,追根溯源,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谁若不信,可以花几年时间研究一下试试。

    东南亚华裔,都是热血的炎黄子孙。仅仅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人的贡献,足以说明一切。

    不了解这一点,是不能讨论中国南海政策的。

    好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南海的腰眼,是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古代很重要,至今依然。二战后,天上掉下个新加坡国,为什么?许多年来,新加坡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也就知道了今天的中国应该怎么做。 

    据两《唐书》、《资治通鉴》,早在唐代,海盗便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麻烦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在马六甲海峡一带,海盗横行,安全稳定十分成问题。

    元朝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抱怨今新加坡一带道:“俗好劫掠……男女兼中国人居之……以通泉州之货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其实,这些海盗,头领是华人,其喽啰一半以上也是华人。明朝的所谓倭寇,同样如此。

    对于海盗,东西方文明的态度截然相反。

    英国国王的态度是:这个生意来钱快啊,封你为男爵,老子占30%的股份。

    中国皇帝的态度:杀无赦!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太监尹庆下西洋时,一眼就相中了地处马六甲海峡中心地带的“满剌加”,回国后,建议朝廷在此建一个国家。这个地方,本是暹罗属地。永乐七年,郑和带着诏书、官服、官印,来到这里,立御制石碑确立国界,封当地头目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国王。满剌加国,就这样成立了。这个国家“同中国属郡”,国王要定期向朝廷报告工作,缴纳贡赋,即中国的海外郡县。《明史》:“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中官尹)庆(永乐元年)至,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剌加国王”。《殊域周咨录》:“(永乐)七年,命中官郑和等持诏封为满剌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之西山,定疆域界,俾暹罗不得侵扰。上悉从之。诏封西山为镇国山,赐以御制碑文,勒石其上。”

    “满剌加国”,被建设为明朝的海军基地。马欢在《瀛涯胜览》说:“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中,驻军首领有名有姓:“元帅实时传令,仰征西中营大都督王党统领本营兵卒,就于满刺伽国竖立排栅城垣,……昼则番直提防,夜则提铃巡警。”


茅元仪《武备志》之“郑和航海图”关于马六甲、苏门答腊部分


    据《武备志》之《郑和航海图》,在马六甲,还设立有“官厂”,即朝廷的修造船厂。

   由此可知,马六甲

   1、有城池;

   2、有驻军;

   3、有储存钱粮物资的大型仓库;

   4、有修造船厂;

   5、是朝廷指定的回国船只集合地。

   显然,这里是中国海军在南海的补给、休整的总基地。这里储存有大量兵器、地图,不仅毫不奇怪,而且是必须的。

    尽管明朝廷后来放弃了在海外发展的政策,但是,直到葡萄牙人攻占之前,满剌加国王室始终忠心耿耿,代代纳贡,岁岁来朝。

    在马六甲海峡,明朝还建有一个海军基地:“苏门答刺国” (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西北),作为明朝舰队进出印度洋的“总路”,即进出印度洋的船只的补给、休整的总基地

    苏门答刺国也是朝廷用武力建立,武装保护的一个国家。这里的度量衡,也是依据中国的。马欢说:“苏门答刺国……其处乃西洋之总路,……老王……永乐七年,效职进贡方物而沐天恩,永乐十年复至其国。……永乐十三年,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大宝船到彼,发兵擒获(叛乱者)苏干剌,赴阙明正其罪。其王子感荷圣恩,常贡方物于朝廷。……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数论价以通行四方。”马欢之说,与《明史》记载一致。

    按《郑和航海图》,这里也设立有“官厂”。

    大约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在明朝终止下西洋后,这里与朝廷的联系便基本中断。

    依靠“满剌加国”、 “苏门答刺国”,明朝水师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明朝水师的到来,并不是想要霸占这里为殖民地,甚至没有在这里设官收税。水师官兵所到之处,以公平买卖来保障给养。

    那么,明朝水师“下西洋”目的何在?答曰:联通天下,共享太平。这,就是中华文化。


四、大明水师,是印度洋的主人

   1

    前面说过,明朝通过在马六甲海峡建设两个海军基地,以满剌加护卫南海,以苏门答刺遥控印度洋

    今天的语境中,所谓“郑和下西洋”之“西洋”,一般是指印度洋。历史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里姑且不论。

    那么,当时,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举两个例子,就知道了。

    例一。据《明史·宦官列传一》:“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永乐)十八年九月命(侯)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

     大意是:榜葛剌(今缅甸地区)西边邻国家沼纳朴儿派兵侵略榜葛剌。榜葛剌打不过,国王便派使臣到朝廷,向永乐皇帝告状,恳求天子主持公道。永乐十八年(1420年),宦官侯显来到沼纳朴儿,宣布圣旨。沼纳朴儿很听话,立即休兵。

    例二。马欢说:“阿丹国……国势强盛,邻邦畏之。永乐十九年,……分宗内官周领驾宝船三只往彼。王闻其至,卽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赏至王府,礼甚尊敬,咸伏,开读毕,王卽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其国王感荷圣恩,特进金厢宝带二条……修金叶表文,进献朝廷。”

    大意是:阿丹国(阿拉伯半岛的亚丁一带)是阿拉伯半岛的强国。永乐十九年,苏门答刺基地奉命派三艘舰船的支队到达阿丹。阿丹王闻讯,立即率领文武百官到海滨,迎接至王府,跪听圣旨,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官帽、官服。舰队回国时,国王派使臣,带着用金叶制作的谢恩表,和大批贵重礼品,随船进贡朝廷。显然,中国便是阿丹国的宗主国了。

    结合《明史》,大致还原经过:

   1、阿丹国王在“永乐十四年遣使奉表贡方物”,即阿丹国王首先表达对朝廷的效忠;

   2、朝廷认可阿丹国王的忠心,便派使臣赐予印信、官帽、官服。

   3、阿丹国王正式穿朝廷官服、戴朝廷官帽,用朝廷赐予的大印办公,行使权力后,开始用朝廷礼节,向天子上谢恩表、称臣纳贡。

    显然,中国是阿丹国的宗主国了。

    显然,某些史学家对郑和下西洋的某些“结论”,是乱弹琴。

 

2

    在印度洋上,明朝至少建有三个海军基地

    1、锡兰国,即斯里兰卡;   

    2、柯枝国,即印度南部西海岸的科钦一带;

    3、古里国,即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为科泽科德)一带。

    先说锡兰。

    在印度洋中,锡兰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有如定海神针。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舰队以武力征服控制的锡兰国。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说:“锡兰国,……本朝永乐七年,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国主骄倨不恭,……(郑和率兵二千)入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九年,归献阙下。上命礼部择其支属贤者更立之。礼部询于所俘,国人举耶巴乃那贤。十年,遣使赍诏印往封之。……时国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剌查为王。诏谕使逊位。”

    结合这一过程的亲历者费信的《星槎胜览》:“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夜半之际,信炮一声,奋勇杀入,生擒其王”,还原过程如下: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一行来到锡兰。该国国王亚烈苦柰儿,不仅对郑和等十分无理,而且阴谋派兵动武。郑和得知后,帅二千名随行军士采取果断行动,一举活捉亚烈苦柰儿及其眷属、高官,并带回国内。通过征求国王眷属和高官的意见,朝廷挑选亚烈苦柰儿的一名家族成员耶巴乃那立为国王。当时,锡兰国内已经另立不刺葛麻巴思剌查为国王。朝廷派遣使臣到锡兰,下令不刺葛麻巴思剌查退位,宣读诏书:“尔耶巴乃那修德好善,为众所推,今特封尔为锡兰国王。”于是,耶巴乃那就任为国王。明成祖也没有诛杀亚烈苦柰儿,而是遣送归国。

    作为此次行动的见证人,费信作诗道:“立碑当圣代,传诵乐无涯。”显然,当时是立有记述这一事件的石碑的。    

    当马欢来到锡兰的时候,便如同在国内随意溜达了:“才到锡兰国马头名别罗里。自此泊船,登岸陆行。……其国地广人稠,亚于爪哇。民俗饶富,……”马欢说,在这里,中国铜钱自由流通,深受欢迎。由此可以想象,中国商人在这里多么活跃。

    据《明史》,作为中国的属国,锡兰国对朝廷极为恭顺,直到“天顺三年(1459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剌惹遣使来贡。”我相信,郑和舰队应该在此留有驻军。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不少中国商人定居于此。

    1610年(明朝末年),途径这里抵达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还说:“相传为中国人所居,今房屋殿宇亦颇相类。”

    大意是:相传,斯里兰卡岛上(应该是指岛上的某些地方)原来住的是中国人;至今,这里的房屋殿宇与中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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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信说,在锡兰国的行动,让印度洋诸国无不畏服。《明史》也说:“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

    柯枝国,与锡兰隔海相望。

  《明史》:“柯枝,……(永乐)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赍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

    大意是:柯枝国国王连续派出使臣,恳求朝廷:赏赐官印和文书,赐封国内镇国之山。永乐帝被他的真诚感动,满足了他的愿望。国王大喜,在山上勒摩圣旨碑文为证。

    柯枝国并非水师的重要据点,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是从锡兰通往古里国的必经之地。

    古里国,是理想的水师基地

  《明史·古里传》:“古里,西洋大国。……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尹)庆入朝,贡方物。(永乐)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

    马欢说:“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及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宝船到彼,起建碑亭,立石云:……其二大头目受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

    这两段话,包含以下信息:

    1、古里国的国王、大臣,均为朝廷赐封;

    2、国王和主要大臣,均戴明朝官帽,穿明朝官服,用朝廷赏赐的大印办公

     3、古里国两名有朝廷授予的品级的高级官员,郑和船队到达后,专门伺候服务,并负责为郑和船队完成货物销售、采购任务。

    还更重要的一则信息,在谈及天方国时,马欢说:“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

    这段话的信息量极大。

    大意是:郑和舰队一个支队到达古里国,传达了舰队要赴天方国的任务通知;驻守在古里国的洪太监,立即按照要求,选拔了七名翻译人员,并准备了必须物资,随同前往。此次,郑和并没有去天方国,只是派出了一个支队。

    在古里国,朝廷有常驻机构,包括官员和相关工作人员!    

    事实确实如此!根据《郑和航海图》、《明史·外国传》和马欢、费信、严从简、祝允明等人的记述,往来印度洋西北各国的船队,皆在此补给、停留、聚集。

    无疑,古里国是明朝水师在印度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海军基地。


五、在传统的一带一路中的中华文化

        在我们老祖宗的眼里,海洋,就是一条互通有无的商路;真正的海洋文明是:买卖公平、共存共赢、和谐发展。

    随着郑和舰队的退出,西洋式“海洋文明”的到来,“海上丝绸之路”变为“奴隶贸易之路”、“海盗抢劫之路”。

    在拙作《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一书中,我是这样解释中华与西洋的“海洋文明”的区别的:

     “怀柔以来远,以德治国,以仁政赢得邻邦的尊重,以仁德与邻邦和谐相处,这就是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思想。在陆地上,中国早就发现了朝鲜、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海上,中国早就“发现”了日本、暹罗、爪哇、马六甲,并且沿着印度洋,一直‘发现’到了非洲东海岸。中国一直远远强于他们,但始终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对于唇齿相依的周边邻国,一般是实施‘羁縻’政策,通过建立朝贡关系予以笼络。邻国之间发生矛盾,中国会出面调解,以确保边疆的安宁。

    ......西方专家一直疑惑:中国何以在郑和之后主动退出海洋?郑和舰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巡航,使明廷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海上是平静的。

    ......其实,中国撤出印度洋和南中海的,仅仅是海军,中国商人从未离开这里。.

    .....西方专家之所以高度关注郑和舰队,是因为他们在丛林法则的指导下,做出了一个西方式的假设:郑和舰队是不可抗拒的武装力量,如果它继续存在,必将征服世界。我们对明宣宗解散郑和舰队耿耿于怀,则是因为不久之后达伽马之流来到了亚洲。这些欧洲人,既非商人,也不是旅游者,而是一群地道的海盗。他们首次走出自己的活动圈子,便野生动物般地恃强凌弱,大肆屠杀、掠夺、占领。

    ......如果和阿拉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一样,大家都是纯正的商人,清政府的外贸政策没有任何问题。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亚洲几千年来和平的、自由的、买卖公平的经商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仗剑经商:打不赢就

,打得赢就强买强卖、屠杀、抢掠、占领。” 

    遗憾的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尤其是近百年来,诞生了一群公知,他们完全抛弃了“自由通商”的原则,接受了西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自此,海盗,成了“文明传播者”;找到猎物,成了伟大的“发现”;杀人越货,成了“贸易”,...... 如此等等,皆成了“先进”与“发达”。公知们最不要脸的是,把拒绝抢劫的自卫行为,称之为“愚昧落后”的(与)“闭关自守”。

    中华是一个以仁德为上、不嗜征服的民族。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如果周边国家对你不友好,那么,你就进一步加强德治,把内部的事情搞好,使四夷乐于亲近你。

    正是这样的文化,使得汉唐长安城成为世界中心,无数“洋人”寓居中国,最终成为“中国人”。

 正是这样的文化,使得代表西方“崛起”的人口买卖、奴隶“贸易”,在中国永远也无法发展为无耻的、罪恶的“商业文明”、“海洋文明”,中华永远也不可能干出:通过屠灭印第安人而建立新国家的勾当。

 明朝外交官严从简说:“我朝威德所被,四夷八蛮,皆称臣妾。”此言,内涵甚深。

 我朝之“威”,即不容欺侮,令行禁止;

 我朝之“德”,即拒绝恃强凌弱,坚持扶弱抑强;

 “四夷八蛮,皆称臣妾”,即天下一家,和谐共赢。

 唐太宗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中国在最强盛的汉唐时期,也从没干过“发现”而占领“新大陆”之类的勾当,而是开辟出了路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商贸文化的交流,实现共同发展。

 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是“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出的中华文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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