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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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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史

 

西方伪史能在国内顺利传播,原因有三,一是因对西方物质与技术崇拜转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二是因中国经史教育不足而对传统史学知之甚少;三是中国历史研究、教育、传播的庸俗化,某些人热衷于以宫廷斗争、争风吃醋之类的花边事儿恶搞历史,使社会大众失去了基本的鉴别力。

其实,只要浏览过《二十四史》,以一颗平常心来阅读西方史,就会对古希腊史产生深度怀疑。

一、二十四史的“世界价值”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的传统。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这是举世无双的伟大遗产,仅《二十四史》,便胜过一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

中国的史书,记录的是一个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相互支撑的人文与自然合一的大系统,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世界。事实上,只有中国的史书,才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自西周以来的历史,“考古”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晚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建立了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所谓二十四史,指的是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史通·内篇》解释道: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用当今的话来说,二十四史,记录的是一定时间内,国人在一定规则下生产生活、生存发展的社会状态和得失总结。

二十四史皆由三者构成:

一是“纪”,以时间为纲逐年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如《汉书·景帝纪》、《宋史·仁宗本纪》;

二是“传”,是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和极恶人物的传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隋书·韦世康传》;

三是“志”,记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社会得以规范的礼乐典章制度,如《汉书·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如《新唐书·礼乐志》、《宋史·刑法志》。

前二者合一,便知:某年某月,某皇帝下旨让某大臣干某事;为此,某大臣又与某某大臣之间发生了某某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历史”,所谓的“历史故事”。

三者合一,便知:基于某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某事。

因此,只知道某些“历史故事”,远不能算“懂历史”,更不会懂得 “以史为鉴”。

某些人写的“中国史”,仅仅是将一些“故事”东拼西凑,再充分想象发挥,编造出来的官场权谋斗争小说。

如果想了解古代的“官场斗争”,比如西汉的“官场”,就必须知道西汉朝廷有哪些衙门、如何分工合作,知道有哪些官职、责权利如何。如何了解?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上至宰相及宰相府,下至全国有多少个县、乡、亭,直到乡一级机构及其职能,均清楚明白。只要读完这个,便大致知道汉朝各级政府是如何运转的。

仅仅知道这些,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官员选拔程序与标准、官员百姓的文化素质。事实上,无论是谈中国古代的文盲率、教育内容,还是谈古代官员的选举、官员的素质,必须了解古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比如唐代,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到底怎么回事?读一读《新唐书·选举志》,就清楚了。读完这个,便知道了唐朝的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知道了唐朝的文明程度。

这就够了嘛?远不够!要谈官场斗争,起码要知道官员们何时上班、下班,何时放假休息,因为,古代政府与民间,也有法定的节假日、作息时间。事实上,我们阅读各类历史读物、历史小说、唐诗宋词,自然会涉及古代的各种节日,如元宵、端午、七夕。古人是如何知道这一天是元宵节的?这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比如宋朝,是如何编制历法的?最简易的办法,是去读《宋史·天文志》,其中关于天文学发展简史、天文观测仪器设备、观测记录等等,都有记载。至于宋代的历法是如何编撰的,那也是详细得很,请读《宋史·律历志》。

这够了吗?依然不够!要谈官场斗争,必须知道古代官场的规矩,尤其是正式场合的规矩,即礼仪制度。事实上,不仅中国民间始终高度重视礼仪,而且在当今世界的外交场合,如果礼仪出错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那么,中国古代官方的礼仪又是怎样的呢?比如明朝,自皇帝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皇帝大宴群臣、接待外国使臣、官员相见、百姓相见等等场合,是个什么规矩?最简易的办法,是去读《明史·礼志》,其中都有记载。

总之,当今人们必须注意的问题,古人都会遇到,中国史籍中基本都有记载。

朝廷官场是政治,学校科举是教育,天文历算是科技,礼仪制度是规则,都是消费钱粮的,而且必须有大量的钱粮,才能支撑。不仅如此,即便是“创造”财富的工业、商业,也必须有足够的钱粮保障,才能生存发展下去。

一旦钱粮出现问题,全社会都会崩盘,出现大动荡。

那么,钱粮来自何处呢?这就要读《食货志》了。

 

二、古代中国的耕地与人口

古代社会,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多少耕地,能收获多少粮食,才能拥有多少人口。

古代农业科技水平落后,粮食产量很低。

《后汉书·郡国志》:

“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

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全国户均5人,人均耕地为:

689627156÷4973055013.867

汉代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7亩,13.867亩即为当今的9.6亩。

换句话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9.6亩地的产出,才能养活一个人; 48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

中国拥有发展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主粮单产大大高于欧亚大陆任何国家或地区。原因有四:

其一,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气候条件最好,雨热同季,最适合小麦、水稻等主粮种植。

其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肥沃的平原,如一马平川、3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

其三,中国河流湖泊密布,历代各级政府还组织兴修了无数的集灌溉与交通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工程。

其四,中国政府重视天文历算,每年发布准确的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日历,自古以来,农民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

其五,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不仅从政策上支持农业生产,而且还组织编辑出版了无数的农业书籍,研制推广了无数的先进农具。


中国的气候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如此大型工程,只有政府组织才能完成。历朝历代中国各级政府,从不间歇地,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元史·河渠志》:

“……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伴随历朝历代的水利灌溉工程,缓慢增长的人口,通过垦荒,耕地面积持续增长。

与人们的刻板印象相反在古代中国,大多数时间,耕地不仅不紧张,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因为,劳动力水平有限,农民根本没有能力耕种太多的土地。春秋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吸引他国百姓,来秦国垦荒。唐朝时,核心地区的关中、河南,仍然存在不少的无人区。宋朝也是如此,《宋史·食货志》:

“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敻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时,首都开封府周边的州县,仍然有许多荒地有待开垦,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明史·食货志》:

“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

明代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85亩。明朝人均耕地9.8亩,与汉朝相当;明朝耕地总量为596075631亩,较汉朝(汉朝耕地合482739009亩)增加了23.48%,相应的,人口增加了10962306人,增长率22.04%。

和明朝相比,汉朝只开发利用了81%的耕地。

如果和当今中国相比,汉朝开发利用的耕地,不足30%。(1998年,中国耕地共19.45亿亩;1999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5亿多亩后,目前仍拥有超过13.4亿亩的耕地)

这是农业技术和相关科技进步的结果。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只有存在大面积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这个国家或地区,才拥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才有进一步创造文明的潜力,人口才能保持增长。

 

三、古代中国的粮食贸易与交通水平

以唐代(618年-907年)为例,说说粮食贸易问题。

中国地大物博。欧洲人所谓的“国际贸易”,放在中国,至多算是州际贸易,甚至是县际贸易。须知,整个欧洲大陆,还不如中国的面积大。

如前所述,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即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古代中国也时不时有些地方会闹饥荒。

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位于号称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但是,长安城的粮食,总是不够吃。

长安城的缺粮,在西汉时就存在。随着关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到隋朝时已是常事,隋文帝已经当上了“逐粮天子”。一旦关中粮食收成不好,隋文帝就往洛阳跑,因此,隋炀帝一直想着迁都。

长安位于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竟然粮食紧张,原因何在?

《新唐书·食货三》: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意思是说,关中地区虽然是个好地方,但是,田地还是显得太少,不足以满足粮食需求,所以,一直需要从东南地区运粮补给。

首先,我们看看,关中平原的面积。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

当时,在关中平原共设有京兆(即首都)、华州、同州、凤翔(歧州)等四个州府,实际统治面积,据笔者粗略估计,约4.4万平方公里。

唐代天宝年间,四个州府,下辖共四十一个县,人口共计2969881,接近300万人。

显然,在唐代,以约4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的粮食产出,远远养不活300万人口。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利用政府的力量,有组织地从外地调运粮食。

有唐一朝,朝廷始终把“漕运”作为一个天大的事情来对待。所谓“漕运”,就是把全国各地应该上缴朝廷的粮草,通过水路运到京师。在唐代,凡是能够较好地完成“漕运”任务的官员,大都作为能臣干吏,获得提拔重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京城粮食紧张局面,才初步得到缓解。《新唐书·食货三》:

“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

到唐玄宗开元以来,每年运米多达二百五十万石。

朝廷在大运河终点洛阳,和长安城,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粮食储备仓库,只要能往长安多运粮食,就好;越多越好。“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粮食储备可谓惊人。

但是,所谓的缓解,是在关中平原风调雨顺的年岁,才是有效的。

其实,长安的日常粮食供应,主要是依靠市场,依赖商人。

每天,商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外地往关中运输粮食。商人逐利。一旦瞅准时机,尤其是关中粮食歉收,农民吃饭也成问题了,商人们便会哄抬粮价,弄得民不聊生。

朝廷在长安、洛阳储备大量的粮食,主要就是用来应付这种局面的。一旦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便会以强有力的粮食储备,来压制奸商,平抑市场物价。

唐玄宗就一再发过类似的诏书,比如《平粜诏》(《全唐文》卷三十三):

“嘉谷不登,……宜于太仓出粜一百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粜,每升减于时价十文……”

这年,关中粮食歉收,无良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一下子以每升低于市场价十文的价格,抛售100万石粮食。(相关简介:1=10斗,1=10升;古人一天的口粮约为2升。)

长安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在唐朝,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念过中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长安米贵”的故事。据《幽闲鼓吹》,白居易进京赶考,拜谒顾况。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片后,盯着白居易说:京城的米价又涨价了,在这里生活,可艰难啦!等看完白居易递上来的习作的第一篇后,赞赏不已,连忙说: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在京城生活,就不成问题啦!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由于交通技术限制,运输十分困难,速度十分缓慢。

在古代,我国的交通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只有中国大地,才拥有借助人工运河构筑起来的蜘蛛网般河道。

二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工程技术,开凿出一条又一条人工河。贯通全国的,如秦始皇造灵渠,打通了自长江通往岭南的高速公路;自春秋到隋朝,打通了钱塘江到海河的大运河。区域性的高速公路网,更是数不胜数。

唐代的运输效率,即国家标准是这样的,《唐六典·尚书户部》: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硖、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功。)

1、船运:如果将逆水、顺水折中计算,那么,在黄河,船平均日行90里;在长江,在长江,船平均日行70里;在其它水路,船平均日行不到60里。对三者再平均一下:船平均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2、马驮: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3、人负重步行或者用驴驮运,日行50里,不足25公里。

4、车运:日行30里,不足15公里。

车辆的运载能力,远小于船舶,其在平原地区才日行三十里,速度仅为大运河的一半。可见,水运的效率,大大高于陆运。

水路,尤其是安全可靠的内陆河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

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饥荒,从1000公里之外运到,以最快捷的方式----船运,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至少需要28天。如果是车运,则需要70天。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受交通能力和粮食存储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依赖远距离采购粮食来维持生存发展。

 

四、春秋战国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古代史家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粮食才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和实力,只有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前提下,才能确保生存,才有可能发展。

《汉书食货志》: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这段话,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讲述了中国的货币史。大意是: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就有成熟的货币了。到了周朝,姜太公建立了严密的货币制度。到了汉朝,通过不断实践和理论总结,终于建立了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统一铸造发行五铢钱的制度。

2、论述了货币的本质:“流于泉”,是促进物畅其流的媒介。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便一再强调:货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因此,货币并不是财富本身。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没有足够的粮食、布匹产出,货币再多也没有意义。

3、叙述了中国古代高大上的货币理论。古人也知道货币是个好东西,但掌握不好,就会成为坏东西,因为,自古便有商人通过炒作货币、掠夺实业,而获取暴利。春秋时期,管子通过研究发现,市场上钱太多了,粮价就会暴涨;钱太少了,粮价就会暴跌,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不利于发展经济,会令投机行为盛行,导致国家经济混乱。因此,他在治理齐国时,通过建立鼓励和保护实业、稳定市场和保护百姓利益的货币发行、市场调控制度,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重中之重的实业,就是粮食生产;支撑货币发行及购买力的,是单产极低的粮食。

管子依靠发展实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法家,也是通过发展实业,使秦国统一中华。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古代,粮食是最最宝贵的东西,捧着金银珠宝,也很难买到的东西。

在《管子·轻重戊》有个故事:齐桓公对管子说:俺想搞定鲁国,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说:好办,只要您和您的随员穿上鲁国织的绨(一种较好的丝织品),在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办。桓公照办后,管仲便找来鲁国商人说:你们鲁国的绨好啊,我家主人喜欢,你们赶紧送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从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齐国人纷纷改换布料,鲁国商人的外放分工法如火如荼。一年后,鲁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全民纺织工业化,靠从齐国进口粮食,没人搞三农了。时机成熟,管仲建议桓公换回当年的服装,再到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齐国官员百姓纷纷脱掉进口服装。随即,桓公下令关闭海关,禁止进口鲁国丝绸,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一夜之间,鲁国丝绸成为垃圾,粮价大涨,经济崩溃,鲁国百姓纷纷逃亡齐国。仅花了三年时间,鲁国俯首称臣。

这个故事,有两点启示:

第一,春秋时期,鲁国的工业基础相当好,所以,鲁国商人通过外放分工法,一年时间就将鲁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开始搞资本主义了。

第二,是提醒大家,粮食是国家的生命线。

第三,钱不能当饭吃,关键的时候,钱买不来粮食。

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后的赢家,是法家。法家从商君到韩非子,都强调:谁掌握了粮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应付灾荒的能力很弱。

《汉书食货志》引战国时期魏国名臣李悝之作: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战国时期,在魏国,一家人耕种土地,年收获的粮食150石,除去纳税和一家五口的口粮105石,剩余约为30%。这个数字,看似不错,但是,这是在正常年景下(即没有大的天灾)的产出。

李悝说,天灾是经常发生的。遇上小灾,年收获的粮食100石,要么没法纳税,要么不够吃了;遇上中灾,年收获只有70石,自家都不够吃了;遇上大灾,年收获只有30石,没法活了。

根据李悝的建议,魏国采取了保护农民积极性,丰收年景,由政府以适当价格收购粮食,实施国家战略储备的政策,大大增强了魏国应对灾害的能力,魏国因此富强起来。

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政府高度重视的粮食储备,储备的标准是:“九年之储”,即足以应对连年灾害的能力。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家和地区,所产粮食能养活自己已属不易,根本不具备常年大量出口粮食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根本不可能常年从邻国邻地大量进口粮食。

 

五、古希腊的耕地与人口估算

当今希腊国土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据称,当今希腊可耕种土地接近国土面积的30%,即约4万平方公里。

古希腊时期,整个希腊开发利用的耕地面积有多少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查。我们暂且按照当今耕地面积的40%计算,则为1.6万平方公里,即2400万亩。

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汉朝的标准(平均9.6亩地,养活一个人)来计算,那么,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400÷  9.6 = 250万人


山连山的希腊半岛

希腊:夏季少雨,主粮生长的天敌


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显然达不到这么多。因为,与中国汉朝相比,希腊半岛的农业有许多致命的不利因素

第一,希腊半岛是地中海气候区。地中海气候因雨热不同季,是主粮种植的天敌,必然导致主粮产量大幅度降低;

第二,希腊半岛是山区,土地贫瘠。

第三,希腊半岛的几乎没有成片的农田,而且少有利于农业灌溉的河流。

第四,古希腊农业技术极端落后,比如,考古专家至今没有发掘出古希腊的农田水利设施


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区


毋庸置疑,古希腊耕地的平均亩产量,至多,达到了中国汉朝的60%,即按照中国的“中田”与“差田”的单产比例估算。由此可知,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50× 60% = 15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共约30万户人家。

希腊耕地主要在北部地区,而“古希腊文明区”则位于在南部地区。希腊的南部地区,几乎全是山区。

我们假设,古希腊时期开发利用的耕地,40%位于南部的“古希腊文明区”,而且粮食亩产量也与北方一样高。那么,“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150× 40%  =  6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文明区”共约12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地区,是雅典城邦。

雅典城邦的人口是多少呢?

雅典面积约2550平方公里,仅占希腊面积的1.96%。但是,我们假设,希腊半岛的耕地是平均分布的,粮食亩产量一样高,由此,雅典的人口为:

150× 2550  ÷ 13万)= 2.942万人

事实上,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土地最贫瘠的地区,几乎全部是山地,其耕地数量、质量至多为希腊半岛平均水平的60%,即雅典的人口为:

2.942×  60%=  1.77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共约3540户人家。

平心而论,这已经大大高估了古希腊的农业水平。因为,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差的水平估算的(《周礼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孟子》云:“周人百亩而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亩,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良田33亩、中田60亩、差田100亩,养活一家人。)

我们并没有考虑气候、灌溉等因素。地中海气候、地下的灌溉能力,决定了古希腊耕地的收获,大大低于中国“差田”的单产水平。

如果我们以气候、灌溉等因素降低单产20%计算的话,那么:

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150× 80%  =  120万人,24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60× 80%  =  48万人,9.6万户人家

雅典的人口为:

1.77×  80%  =  1.42万人,2840户人家

此前,我曾经用多种方式测算过古希腊地区的人口,结果均大致相同。当然,都是高估了古希腊的人口数量。

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实例。

中国的安徽省,有一个滁州市,就是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那个地方。

今天的滁州市,下辖2个区、4个县、2个县级市,面积1.33万平方公里,人口404.4万。滁州市位于长江与淮河之间,属于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

欧阳修当郡守时,这里有多少人口呢?据《元丰九域志》,滁州下设三县,共33858户人家。按户均5口人计,约169290人。

汉朝时,滁州只是一个县,是隶属于九江郡的全椒县。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九江郡下辖15个县,共15万户人家、78万余人。

由此推测,在国泰民安的西汉时期,滁州市约1万户人家、5万人。

滁州的面积,是雅典的5.2倍。即便按照滁州的人口密度来测算,雅典也不会超过1万人啊!

因此,正常的估算,在2000多年前:

1、雅典城邦的人口不会超过5000人,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雅典城邦的话;

2、“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不会超过10万人,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古希腊文明区”的话;

3、希腊半岛的人口,不会超过30万人。

如果谁怀疑这个估算,不妨读一读二十四史的地理志,仔细查阅山区郡县的人口数据。

据说,古希腊时期,在希腊半岛存在着各自为政的数百个城邦。仅以200个城邦计算,那么,平均每个城邦至多3000人,即600户人家、600名青壮年男子。

 

六、古希腊城邦的粮食贸易与交通

在流行的“古希腊史”文章和专著中,古希腊各城邦的人口数据是十分吓人的。作者们无不宣称,古希腊人是通过出口商品、进口粮食来开展文明建设的。进口粮食的地点也十分明确:埃及、黑海沿岸。

我们暂且不考虑古希腊人出口什么,只是探讨一下,古希腊是如何将粮食运回来,运回后又如何发放到各家各户的。

据专家们说,古希腊人是海上的马车夫,一切靠船运;古希腊的“舰队”,整天侵略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处搞殖民地,经常侵略波斯帝国的土地后建立自己的“城邦”。


传说中的波斯帝国,一个专门被希腊人掠夺的大国。埃及隶属于波斯帝国


前面,我们谈到过,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准备搞定鲁国时,便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

那么,波斯帝国是否会禁止向希腊人出口粮食?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希腊人的运粮船?答案是肯定的!

据专家们说,雅典人、斯巴达人,都是海上的马车夫,双方的“舰队”经常互相侵略、厮杀。

那么,双方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对方的运粮船?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

1、他们又是如何确保运粮船的安全的?尤其是如何通过狭窄、漫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

2、雅典帝国时期,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粮食,又是从何处采购?他们的运粮船,又是如何闯过雅典控制的海面的?

答案只能是:无解!


传说中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斯巴达的粮食运输路线,属于雅典地盘


其实,最大的无解的问题,是船只的载货量、航行时间!

专家们说,古希腊从埃及进口粮食。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说法,很不科学,因为:

1、埃及不仅距离希腊路程实在是太遥远;

2、埃及本属波斯帝国地盘,且运粮船一直是沿着波斯帝国海岸线航行,很不安全;

3、尼罗河三角洲面积狭小、气候不好,粮食产量极小,当地人能吃饱肚子,就谢天谢地了。(参阅:重播:科学证明,古埃及史、古罗马史,都是伪史

从黑海进口?

且不说当地的有没有粮食出口,我们先看看那里距离雅典有多远:2000公里!

据专家们说,古希腊人的最先进的船只,主要是靠170名桨手摇桨的“三层桨船”,其载重量是:装载200人(其中170名桨手、30名战斗人员)和若干兵器。假设每名船员体重140斤,则每条这三层桨船可以装载粮食:

140×2002.8万斤

 凑个整数:3万斤。

这里,我们暂不考虑船员的重量。当然,这些船员是必须存在的,至少要保护粮食的安全嘛!


传说中的古希腊船舶“复原图


前面说过,唐代船只每天航行不足35公里。请注意:唐代的船只,主要是风力推进的帆船(唐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可以通过调整船帆,始终借用风力航行。

从上图船帆设置,以及“170名桨手”配备,可知古希腊的船只是“人力”船。即便古希腊桨手均为天生神力的壮士,每天最多航行30公里。


雅典到黑海粮食产地的距离测量


如果从黑海沿岸运回一船粮食,我们按平均路程1800公里计算,则需要:

1800 ÷ 30 60

十分遗憾的是,路途中,这200名船员要吃饭。以每人每天消费2斤粮食计算,他们共消耗粮食:

2×200×602.4万斤

如此说来,这200人海上颠簸2个月,才运回了6000斤粮食!

更加糟糕的是,如果途中遇上了暴风雨或者其他什么变故,耽误十天半个月,那么,船上的粮食,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

即便是一切顺利,顺利运回的6000斤粮食,也只够16个人一年的口粮。

其实,从采购粮食的角度看,这200人不仅没有买回粮食,而且是倒贴了许多粮食。因为,他们从希腊出发时,必须带足2个月的粮食:2.4万斤。

这就是说,他们每航行一次,倒贴粮食:

2.4万斤6000斤=1.8万斤

看来,古希腊的进口粮食行为的结果是:越进口,越缺粮!

显然,所谓的进口粮食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粮食是非常娇贵的东西,对储运条件如温度、水分、湿度、气体成分、害虫防治等方面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回霉变、发芽、生虫。在2000多年前,根本不具备海上运输的条件。动辄在海上漂几个月的粮食运输,完全不可能实现。

 

七、雅典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前面谈到过,中国汉朝时,人均占有耕地9.6亩。

据专家说,古希腊时期,仅一个雅典帝国,就有1千万人口。

雅典帝国的地盘内,显然不可能拥有9600万亩土地。

假设雅典帝国已经拥有600万亩与中国一样肥沃、单产一样高的土地(即4000平方公里的农田,希腊及其周边地区有这样的地方吗?当然没有!)。

那么,要想养活雅典帝国的1000万人口,就必须另外找到9000万亩良田美土,专门为雅典帝国生产粮食。

9000万亩,是个什么概念呢?1平方公里等于1500亩。

9000万亩÷ 1500 6万平方公里

这就是说,需要拥有与中国的气候一样、肥沃程度一样的6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且所有产出100%全部归雅典帝过所有,1000万雅典人才不会饿肚子。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为零,因为这个地方一定不在雅典帝国,耕种土地的人一定不是雅典帝国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也要吃饭。

换句话说,雅典帝国只能是采购粮食。

前面说过,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因此,流入市场的商品粮非常少,至多是粮食总产量的10%

由此可知,至少要有10倍的耕地,即6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定向为雅典帝国提供商品粮,才有可能满足其需求。

60万平方公里,是9亿亩!按照人均10亩耕地计算,那就是一个拥有超过9000万人口的区域!

前面谈到过,汉朝的耕地为4.8亿亩

这就是说,把汉朝的全国的商品粮全部销往雅典帝国,雅典人依然只能吃个半饱!

换句话说,必须是欧亚大陆还有一个与汉朝一模一样的国家,也将全部的商品粮销往雅典帝国,才能勉强满足雅典帝国的粮食需求。

2000多年前,欧亚大陆存在9亿亩的粮食产地吗?当然没有。


给希腊人提供粮食的耕地、农民,在哪儿?


其实,即便存在这样的地方,对于雅典帝国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前面说过,汉朝时不时出现歉收,完全没有粮食流入“国际市场”。事实上,即便是某一年有多余的粮食,政府也会坚决禁止外销他国。

即便是汉朝政府完全放开粮食市场,但是, 如果雅典要想买尽中国市场上的粮食,得有多少钱?连续买十年,又得多少钱?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囤积居奇”。面对雅典的粮食采购商,难道粮食产地的商人就不会漫天要价?

还有,车载马驮、肩挑背扛,千里迢迢贩运粮食,一斤粮食的运费,估计的花去半斤黄金。把雅典帝国的地皮刮光了,够吗?

在古代,来自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商品,都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难道,在雅典帝国,粮食也是奢侈品吗?

还有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将如此广大地区的剩余粮食集中、转运,需要多少人员从事收购、储存、运输、看管?这些人员必然要消费大量的食粮。转运途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损耗。

总而言之,可以肯定的是,在2500年前,举欧亚大陆之余粮,也养不活雅典帝国。

 

 参阅文章:

重播:科学证明,古埃及史、古罗马史,都是伪史

关于大秦、拂林、基督教起源的若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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