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

西方伪史能在国内顺利传播，原因有三，一是因对西方物质与技术崇拜转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二是因中国经史教育不足而对传统史学知之甚少；三是中国历史研究、教育、传播的庸俗化，某些人热衷于以宫廷斗争、争风吃醋之类的花边事儿恶搞历史，使社会大众失去了基本的鉴别力。

其实，只要浏览过《二十四史》，以一颗平常心来阅读西方史，就会对古希腊史产生深度怀疑。

一、二十四史的“世界价值”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的传统。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这是举世无双的伟大遗产，仅《二十四史》，便胜过一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

中国的史书，记录的是一个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相互支撑的人文与自然合一的大系统，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世界。事实上，只有中国的史书，才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自西周以来的历史，“考古”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晚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建立了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所谓二十四史，指的是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史通·内篇》解释道：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用当今的话来说，二十四史，记录的是一定时间内，国人在一定规则下生产生活、生存发展的社会状态和得失总结。

二十四史皆由三者构成：

一是“纪”，以时间为纲逐年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如《汉书·景帝纪》、《宋史·仁宗本纪》；

二是“传”，是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和极恶人物的传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隋书·韦世康传》；

三是“志”，记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社会得以规范的礼乐典章制度，如《汉书·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如《新唐书·礼乐志》、《宋史·刑法志》。

前二者合一，便知：某年某月，某皇帝下旨让某大臣干某事；为此，某大臣又与某某大臣之间发生了某某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历史”，所谓的“历史故事”。

三者合一，便知：基于某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某事。

因此，只知道某些“历史故事”，远不能算“懂历史”，更不会懂得 “以史为鉴”。

某些人写的“中国史”，仅仅是将一些“故事”东拼西凑，再充分想象发挥，编造出来的官场权谋斗争小说。

如果想了解古代的“官场斗争”，比如西汉的“官场”，就必须知道西汉朝廷有哪些衙门、如何分工合作，知道有哪些官职、责权利如何。如何了解？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上至宰相及宰相府，下至全国有多少个县、乡、亭，直到乡一级机构及其职能，均清楚明白。只要读完这个，便大致知道汉朝各级政府是如何运转的。

仅仅知道这些，远远不够，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官员选拔程序与标准、官员百姓的文化素质。事实上，无论是谈中国古代的文盲率、教育内容，还是谈古代官员的选举、官员的素质，必须了解古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比如唐代，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到底怎么回事？读一读《新唐书·选举志》，就清楚了。读完这个，便知道了唐朝的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知道了唐朝的文明程度。

这就够了嘛？远不够！要谈官场斗争，起码要知道官员们何时上班、下班，何时放假休息，因为，古代政府与民间，也有法定的节假日、作息时间。事实上，我们阅读各类历史读物、历史小说、唐诗宋词，自然会涉及古代的各种节日，如元宵、端午、七夕。古人是如何知道这一天是元宵节的？这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比如宋朝，是如何编制历法的？最简易的办法，是去读《宋史·天文志》，其中关于天文学发展简史、天文观测仪器设备、观测记录等等，都有记载。至于宋代的历法是如何编撰的，那也是详细得很，请读《宋史·律历志》。

这够了吗？依然不够！要谈官场斗争，必须知道古代官场的规矩，尤其是正式场合的规矩，即礼仪制度。事实上，不仅中国民间始终高度重视礼仪，而且在当今世界的外交场合，如果礼仪出错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那么，中国古代官方的礼仪又是怎样的呢？比如明朝，自皇帝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皇帝大宴群臣、接待外国使臣、官员相见、百姓相见等等场合，是个什么规矩？最简易的办法，是去读《明史·礼志》，其中都有记载。

总之，当今人们必须注意的问题，古人都会遇到，中国史籍中基本都有记载。

朝廷官场是政治，学校科举是教育，天文历算是科技，礼仪制度是规则，都是消费钱粮的，而且必须有大量的钱粮，才能支撑。不仅如此，即便是“创造”财富的工业、商业，也必须有足够的钱粮保障，才能生存发展下去。

一旦钱粮出现问题，全社会都会崩盘，出现大动荡。

那么，钱粮来自何处呢？这就要读《食货志》了。

二、古代中国的耕地与人口

古代社会，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多少耕地，能收获多少粮食，才能拥有多少人口。

古代农业科技水平落后，粮食产量很低。

《后汉书·郡国志》：

“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

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全国户均5人，人均耕地为：

689627156÷49730550﹦13.867亩

汉代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7亩，13.867亩即为当今的9.6亩。

换句话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9.6亩地的产出，才能养活一个人； 48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

中国拥有发展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主粮单产大大高于欧亚大陆任何国家或地区。原因有四：

其一，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气候条件最好，雨热同季，最适合小麦、水稻等主粮种植。

其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肥沃的平原，如一马平川、3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

其三，中国河流湖泊密布，历代各级政府还组织兴修了无数的集灌溉与交通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工程。

其四，中国政府重视天文历算，每年发布准确的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日历，自古以来，农民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

其五，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不仅从政策上支持农业生产，而且还组织编辑出版了无数的农业书籍，研制推广了无数的先进农具。

中国的气候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如此大型工程，只有政府组织才能完成。历朝历代中国各级政府，从不间歇地，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元史·河渠志》：

“……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伴随历朝历代的水利灌溉工程，缓慢增长的人口，通过垦荒，耕地面积持续增长。

与人们的刻板印象相反，在古代中国，大多数时间，耕地不仅不紧张，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因为，劳动力水平有限，农民根本没有能力耕种太多的土地。春秋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吸引他国百姓，来秦国垦荒。唐朝时，核心地区的关中、河南，仍然存在不少的无人区。宋朝也是如此，《宋史·食货志》：

“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敻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时，首都开封府周边的州县，仍然有许多荒地有待开垦，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明史·食货志》：

“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

明代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85亩。明朝人均耕地9.8亩，与汉朝相当；明朝耕地总量为596075631亩，较汉朝（汉朝耕地合482739009亩）增加了23.48%，相应的，人口增加了10962306人，增长率22.04%。

和明朝相比，汉朝只开发利用了81%的耕地。

如果和当今中国相比，汉朝开发利用的耕地，不足30%。（1998年，中国耕地共19.45亿亩；1999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5亿多亩后，目前仍拥有超过13.4亿亩的耕地）

这是农业技术和相关科技进步的结果。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只有存在大面积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这个国家或地区，才拥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才有进一步创造文明的潜力，人口才能保持增长。

三、古代中国的粮食贸易与交通水平

以唐代（618年－907年）为例，说说粮食贸易问题。

中国地大物博。欧洲人所谓的“国际贸易”，放在中国，至多算是州际贸易，甚至是县际贸易。须知，整个欧洲大陆，还不如中国的面积大。

如前所述，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即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古代中国也时不时有些地方会闹饥荒。

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位于号称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但是，长安城的粮食，总是不够吃。

长安城的缺粮，在西汉时就存在。随着关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到隋朝时已是常事，隋文帝已经当上了“逐粮天子”。一旦关中粮食收成不好，隋文帝就往洛阳跑，因此，隋炀帝一直想着迁都。

长安位于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竟然粮食紧张，原因何在？

《新唐书·食货三》：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意思是说，关中地区虽然是个好地方，但是，田地还是显得太少，不足以满足粮食需求，所以，一直需要从东南地区运粮补给。

首先，我们看看，关中平原的面积。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

当时，在关中平原共设有京兆（即首都）、华州、同州、凤翔（歧州）等四个州府，实际统治面积，据笔者粗略估计，约4.4万平方公里。

唐代天宝年间，四个州府，下辖共四十一个县，人口共计2969881，接近300万人。

显然，在唐代，以约4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的粮食产出，远远养不活300万人口。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利用政府的力量，有组织地从外地调运粮食。

有唐一朝，朝廷始终把“漕运”作为一个天大的事情来对待。所谓“漕运”，就是把全国各地应该上缴朝廷的粮草，通过水路运到京师。在唐代，凡是能够较好地完成“漕运”任务的官员，大都作为能臣干吏，获得提拔重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京城粮食紧张局面，才初步得到缓解。《新唐书·食货三》：

“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

到唐玄宗开元以来，每年运米多达二百五十万石。

朝廷在大运河终点洛阳，和长安城，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粮食储备仓库，只要能往长安多运粮食，就好；越多越好。“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粮食储备可谓惊人。

但是，所谓的缓解，是在关中平原风调雨顺的年岁，才是有效的。

其实，长安的日常粮食供应，主要是依靠市场，依赖商人。

每天，商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外地往关中运输粮食。商人逐利。一旦瞅准时机，尤其是关中粮食歉收，农民吃饭也成问题了，商人们便会哄抬粮价，弄得民不聊生。

朝廷在长安、洛阳储备大量的粮食，主要就是用来应付这种局面的。一旦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便会以强有力的粮食储备，来压制奸商，平抑市场物价。

唐玄宗就一再发过类似的诏书，比如《平粜诏》（《全唐文》卷三十三）：

“嘉谷不登，……宜于太仓出粜一百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粜，每升减于时价十文……”

这年，关中粮食歉收，无良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一下子以每升低于市场价十文的价格，抛售100万石粮食。（相关简介：1石=10斗，1斗=10升；古人一天的口粮约为2升。）

长安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在唐朝，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念过中学的人，都应该知道“长安米贵”的故事。据《幽闲鼓吹》，白居易进京赶考，拜谒顾况。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片后，盯着白居易说：京城的米价又涨价了，在这里生活，可艰难啦！等看完白居易递上来的习作的第一篇后，赞赏不已，连忙说：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在京城生活，就不成问题啦！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由于交通技术限制，运输十分困难，速度十分缓慢。

在古代，我国的交通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只有中国大地，才拥有借助人工运河构筑起来的蜘蛛网般河道。

二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工程技术，开凿出一条又一条人工河。贯通全国的，如秦始皇造灵渠，打通了自长江通往岭南的高速公路；自春秋到隋朝，打通了钱塘江到海河的大运河。区域性的高速公路网，更是数不胜数。

唐代的运输效率，即国家标准是这样的，《唐六典·尚书户部》：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硖、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功。)

1、船运：如果将逆水、顺水折中计算，那么，在黄河，船平均日行90里；在长江，在长江，船平均日行70里；在其它水路，船平均日行不到60里。对三者再平均一下：船平均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2、马驮：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3、人负重步行或者用驴驮运，日行50里，不足25公里。

4、车运：日行30里，不足15公里。

车辆的运载能力，远小于船舶，其在平原地区才日行三十里，速度仅为大运河的一半。可见，水运的效率，大大高于陆运。

水路，尤其是安全可靠的内陆河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

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饥荒，从1000公里之外运到，以最快捷的方式----船运，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至少需要28天。如果是车运，则需要70天。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受交通能力和粮食存储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依赖远距离采购粮食来维持生存发展。

四、春秋战国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古代史家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粮食才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和实力，只有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前提下，才能确保生存，才有可能发展。

《汉书•食货志》：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这段话，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讲述了中国的货币史。大意是：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就有成熟的货币了。到了周朝，姜太公建立了严密的货币制度。到了汉朝，通过不断实践和理论总结，终于建立了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统一铸造发行五铢钱的制度。

2、论述了货币的本质：“流于泉”，是促进物畅其流的媒介。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便一再强调：货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因此，货币并不是财富本身。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没有足够的粮食、布匹产出，货币再多也没有意义。

3、叙述了中国古代高大上的货币理论。古人也知道货币是个好东西，但掌握不好，就会成为坏东西，因为，自古便有商人通过炒作货币、掠夺实业，而获取暴利。春秋时期，管子通过研究发现，市场上钱太多了，粮价就会暴涨；钱太少了，粮价就会暴跌，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不利于发展经济，会令投机行为盛行，导致国家经济混乱。因此，他在治理齐国时，通过建立鼓励和保护实业、稳定市场和保护百姓利益的货币发行、市场调控制度，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重中之重的实业，就是粮食生产；支撑货币发行及购买力的，是单产极低的粮食。

管子依靠发展实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法家，也是通过发展实业，使秦国统一中华。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古代，粮食是最最宝贵的东西，捧着金银珠宝，也很难买到的东西。

在《管子·轻重戊》有个故事：齐桓公对管子说：俺想搞定鲁国，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说：好办，只要您和您的随员穿上鲁国织的绨（一种较好的丝织品），在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办。桓公照办后，管仲便找来鲁国商人说：你们鲁国的绨好啊，我家主人喜欢，你们赶紧送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从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齐国人纷纷改换布料，鲁国商人的“外放分工法”如火如荼。一年后，鲁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全民纺织工业化，靠从齐国进口粮食，没人搞“三农”了。时机成熟，管仲建议桓公换回当年的服装，再到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齐国官员百姓纷纷脱掉进口服装。随即，桓公下令关闭“海关”，禁止进口鲁国丝绸，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一夜之间，鲁国丝绸成为垃圾，粮价大涨，经济崩溃，鲁国百姓纷纷逃亡齐国。仅花了三年时间，鲁国俯首称臣。

这个故事，有两点启示：

第一，春秋时期，鲁国的工业基础相当好，所以，鲁国商人通过“外放分工法”，一年时间就将鲁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开始搞资本主义了。

第二，是提醒大家，粮食是国家的生命线。

第三，钱不能当饭吃，关键的时候，钱买不来粮食。

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后的赢家，是法家。法家从商君到韩非子，都强调：谁掌握了粮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应付灾荒的能力很弱。

《汉书•食货志》引战国时期魏国名臣李悝之作：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战国时期，在魏国，一家人耕种土地，年收获的粮食150石，除去纳税和一家五口的口粮105石，剩余约为30%。这个数字，看似不错，但是，这是在正常年景下（即没有大的天灾）的产出。

李悝说，天灾是经常发生的。遇上小灾，年收获的粮食100石，要么没法纳税，要么不够吃了；遇上中灾，年收获只有70石，自家都不够吃了；遇上大灾，年收获只有30石，没法活了。

根据李悝的建议，魏国采取了保护农民积极性，丰收年景，由政府以适当价格收购粮食，实施国家战略储备的政策，大大增强了魏国应对灾害的能力，魏国因此富强起来。

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政府高度重视的粮食储备，储备的标准是：“九年之储”，即足以应对连年灾害的能力。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家和地区，所产粮食能养活自己已属不易，根本不具备常年大量出口粮食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根本不可能常年从邻国邻地大量进口粮食。

五、古希腊的耕地与人口估算

当今希腊国土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据称，当今希腊可耕种土地接近国土面积的30%，即约4万平方公里。

古希腊时期，整个希腊开发利用的耕地面积有多少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查。我们暂且按照当今耕地面积的40%计算，则为1.6万平方公里，即2400万亩。

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汉朝的标准（平均9.6亩地，养活一个人）来计算，那么，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400万÷  9.6 = 250万人

山连山的希腊半岛

希腊：夏季少雨，主粮生长的天敌

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显然达不到这么多。因为，与中国汉朝相比，希腊半岛的农业有许多致命的不利因素：

第一，希腊半岛是地中海气候区。地中海气候因雨热不同季，是主粮种植的天敌，必然导致主粮产量大幅度降低；

第二，希腊半岛是山区，土地贫瘠。

第三，希腊半岛的几乎没有成片的农田，而且少有利于农业灌溉的河流。

第四，古希腊农业技术极端落后，比如，考古专家至今没有发掘出古希腊的“农田水利设施”。

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区

毋庸置疑，古希腊耕地的平均亩产量，至多，达到了中国汉朝的60%，即按照中国的“中田”与“差田”的单产比例估算。由此可知，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50万× 60% = 15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共约30万户人家。

希腊耕地主要在北部地区，而“古希腊文明区”则位于在南部地区。希腊的南部地区，几乎全是山区。

我们假设，古希腊时期开发利用的耕地，40%位于南部的“古希腊文明区”，而且粮食亩产量也与北方一样高。那么，“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150万× 40%  =  6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文明区”共约12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地区，是雅典城邦。

雅典城邦的人口是多少呢？

雅典面积约2550平方公里，仅占希腊面积的1.96%。但是，我们假设，希腊半岛的耕地是平均分布的，粮食亩产量一样高，由此，雅典的人口为：

150万× （2550  ÷ 13万）= 2.942万人

事实上，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土地最贫瘠的地区，几乎全部是山地，其耕地数量、质量至多为希腊半岛平均水平的60%，即雅典的人口为：

2.942万×  60%=  1.77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共约3540户人家。

平心而论，这已经大大高估了古希腊的农业水平。因为，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差的水平估算的（《周礼•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孟子》云:“周人百亩而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亩，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良田33亩、中田60亩、差田100亩，养活一家人。）

我们并没有考虑气候、灌溉等因素。地中海气候、地下的灌溉能力，决定了古希腊耕地的收获，大大低于中国“差田”的单产水平。

如果我们以气候、灌溉等因素降低单产20%计算的话，那么：

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150万× 80%  =  120万人，24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60万× 80%  =  48万人，9.6万户人家

雅典的人口为：

1.77万×  80%  =  1.42万人，2840户人家

此前，我曾经用多种方式测算过古希腊地区的人口，结果均大致相同。当然，都是高估了古希腊的人口数量。

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实例。

中国的安徽省，有一个滁州市，就是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那个地方。

今天的滁州市，下辖2个区、4个县、2个县级市，面积1.33万平方公里，人口404.4万。滁州市位于长江与淮河之间，属于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

欧阳修当“郡守”时，这里有多少人口呢？据《元丰九域志》，滁州下设三县，共33858户人家。按户均5口人计，约169290人。

汉朝时，滁州只是一个县，是隶属于九江郡的全椒县。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九江郡下辖15个县，共15万户人家、78万余人。

由此推测，在国泰民安的西汉时期，滁州市约1万户人家、5万人。

滁州的面积，是雅典的5.2倍。即便按照滁州的人口密度来测算，雅典也不会超过1万人啊！

因此，正常的估算，在2000多年前：

1、雅典城邦的人口不会超过5000人，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雅典城邦的话；

2、“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不会超过10万人，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古希腊文明区”的话；

3、希腊半岛的人口，不会超过30万人。

如果谁怀疑这个估算，不妨读一读二十四史的地理志，仔细查阅山区郡县的人口数据。

据说，古希腊时期，在希腊半岛存在着各自为政的数百个城邦。仅以200个城邦计算，那么，平均每个城邦至多3000人，即600户人家、600名青壮年男子。

六、古希腊城邦的粮食贸易与交通

在流行的“古希腊史”文章和专著中，古希腊各城邦的人口数据是十分吓人的。作者们无不宣称，古希腊人是通过出口商品、进口粮食来开展文明建设的。进口粮食的地点也十分明确：埃及、黑海沿岸。

我们暂且不考虑古希腊人出口什么，只是探讨一下，古希腊是如何将粮食运回来，运回后又如何发放到各家各户的。

据专家们说，古希腊人是海上的马车夫，一切靠船运；古希腊的“舰队”，整天侵略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处搞殖民地，经常侵略波斯帝国的土地后建立自己的“城邦”。

传说中的波斯帝国，一个专门被希腊人掠夺的大国。埃及隶属于波斯帝国

前面，我们谈到过，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准备搞定鲁国时，便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

那么，波斯帝国是否会禁止向希腊人出口粮食？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希腊人的运粮船？答案是肯定的！

据专家们说，雅典人、斯巴达人，都是海上的马车夫，双方的“舰队”经常互相侵略、厮杀。

那么，双方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对方的运粮船？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

1、他们又是如何确保运粮船的安全的？尤其是如何通过狭窄、漫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

2、雅典帝国时期，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粮食，又是从何处采购？他们的运粮船，又是如何闯过雅典控制的海面的？

答案只能是：无解！

传说中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斯巴达的粮食运输路线，属于雅典地盘

其实，最大的无解的问题，是船只的载货量、航行时间！

专家们说，古希腊从埃及进口粮食。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说法，很不科学，因为：

1、埃及不仅距离希腊路程实在是太遥远；

2、埃及本属波斯帝国地盘，且运粮船一直是沿着波斯帝国海岸线航行，很不安全；

3、尼罗河三角洲面积狭小、气候不好，粮食产量极小，当地人能吃饱肚子，就谢天谢地了。（参阅：重播：科学证明，古埃及史、古罗马史，都是伪史）

从黑海进口？

且不说当地的有没有粮食出口，我们先看看那里距离雅典有多远：2000公里！

据专家们说，古希腊人的最先进的船只，主要是靠170名桨手摇桨的“三层桨船”，其载重量是：装载200人（其中170名桨手、30名战斗人员）和若干兵器。假设每名船员体重140斤，则每条这三层桨船可以装载粮食：

140斤×200＝2.8万斤

 凑个整数：3万斤。

这里，我们暂不考虑船员的重量。当然，这些船员是必须存在的，至少要保护粮食的安全嘛！

传说中的古希腊船舶“复原图”

前面说过，唐代船只每天航行不足35公里。请注意：唐代的船只，主要是风力推进的帆船（唐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可以通过调整船帆，始终借用风力航行。

从上图船帆设置，以及“170名桨手”配备，可知古希腊的船只是“人力”船。即便古希腊桨手均为天生神力的壮士，每天最多航行30公里。

雅典到黑海粮食产地的距离测量

如果从黑海沿岸运回一船粮食，我们按平均路程1800公里计算，则需要：

1800 ÷ 30 ＝ 60天

十分遗憾的是，路途中，这200名船员要吃饭。以每人每天消费2斤粮食计算，他们共消耗粮食：

2斤×200×60＝2.4万斤

如此说来，这200人海上颠簸2个月，才运回了6000斤粮食！

更加糟糕的是，如果途中遇上了暴风雨或者其他什么变故，耽误十天半个月，那么，船上的粮食，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

即便是一切顺利，顺利运回的6000斤粮食，也只够16个人一年的口粮。

其实，从采购粮食的角度看，这200人不仅没有买回粮食，而且是倒贴了许多粮食。因为，他们从希腊出发时，必须带足2个月的粮食：2.4万斤。

这就是说，他们每航行一次，倒贴粮食：

2.4万斤 ﹣ 6000斤＝1.8万斤

看来，古希腊的进口粮食行为的结果是：越进口，越缺粮！

显然，所谓的进口粮食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粮食是非常娇贵的东西，对储运条件如温度、水分、湿度、气体成分、害虫防治等方面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回霉变、发芽、生虫。在2000多年前，根本不具备海上运输的条件。动辄在海上漂几个月的粮食运输，完全不可能实现。

七、雅典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前面谈到过，中国汉朝时，人均占有耕地9.6亩。

据专家说，古希腊时期，仅一个雅典帝国，就有1千万人口。

雅典帝国的地盘内，显然不可能拥有9600万亩土地。

假设雅典帝国已经拥有600万亩与中国一样肥沃、单产一样高的土地（即4000平方公里的农田，希腊及其周边地区有这样的地方吗？当然没有！）。

那么，要想养活雅典帝国的1000万人口，就必须另外找到9000万亩良田美土，专门为雅典帝国生产粮食。

9000万亩，是个什么概念呢？1平方公里等于1500亩。

9000万亩÷ 1500亩 ＝ 6万平方公里

这就是说，需要拥有与中国的气候一样、肥沃程度一样的6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且所有产出100%全部归雅典帝过所有，1000万雅典人才不会饿肚子。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为零，因为这个地方一定不在雅典帝国，耕种土地的人一定不是雅典帝国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也要吃饭。

换句话说，雅典帝国只能是采购粮食。

前面说过，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因此，流入市场的商品粮非常少，至多是粮食总产量的10%。

由此可知，至少要有10倍的耕地，即6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定向为雅典帝国提供商品粮，才有可能满足其需求。

60万平方公里，是9亿亩！按照人均10亩耕地计算，那就是一个拥有超过9000万人口的区域！

前面谈到过，汉朝的耕地为4.8亿亩。

这就是说，把汉朝的全国的商品粮全部销往雅典帝国，雅典人依然只能吃个半饱！

换句话说，必须是欧亚大陆还有一个与汉朝一模一样的国家，也将全部的商品粮销往雅典帝国，才能勉强满足雅典帝国的粮食需求。

2000多年前，欧亚大陆存在9亿亩的粮食产地吗？当然没有。

给希腊人提供粮食的耕地、农民，在哪儿？

其实，即便存在这样的地方，对于雅典帝国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前面说过，汉朝时不时出现歉收，完全没有粮食流入“国际市场”。事实上，即便是某一年有多余的粮食，政府也会坚决禁止外销他国。

即便是汉朝政府完全放开粮食市场，但是， 如果雅典要想买尽中国市场上的粮食，得有多少钱？连续买十年，又得多少钱？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囤积居奇”。面对雅典的粮食采购商，难道粮食产地的商人就不会漫天要价？

还有，车载马驮、肩挑背扛，千里迢迢贩运粮食，一斤粮食的运费，估计的花去半斤黄金。把雅典帝国的地皮刮光了，够吗？

在古代，来自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商品，都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难道，在雅典帝国，粮食也是奢侈品吗？

还有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将如此广大地区的剩余粮食集中、转运，需要多少人员从事收购、储存、运输、看管？这些人员必然要消费大量的食粮。转运途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损耗。

总而言之，可以肯定的是，在2500年前，举欧亚大陆之余粮，也养不活雅典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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