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医药的“卫生”能力--以唐代医疗卫生实践为例
近日，某中国隋唐史专家撰文，用养鸡的理论研究养鸭问题（他对养鸡养鸭都只是一知半解），论证了中国传统的“卫生”管理和中医药理论不科学。
我们知道，中国南方以大米为主食，北方以小麦为主食。在某些“专家”看来，这种现象是很不科学的：主食只能有一种，怎么能同时存在两种主食呢？
这样的“专家”的逻辑是：既然小麦是主食，那么，除非大米从育种到做成熟食的过程均符合“小麦理论”，否则，大米的存在就是不科学的。
在那些坚信“只有小麦才是粮食”的专家看来：与水稻有关的理论，从水稻种植到米饭米粉烹饪统统都是不科学的，说米饭能养人一定是骗人的鬼话。
因此，我向来不与“专家”讨论“理论问题”，更不会与他们争论中医药是否“科学”，我只陈述“米饭能养人”的事实。
这里，主要谈谈唐代的“卫生”管理和中医药治疗的效果。
一
自古以来，中国就把医药卫生作为国家的主要工作之一，纳入到了规范化的管理轨道。最晚在西周，便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医药卫生工作体制。
1．卫生行政
《周礼·天官冢宰》：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周礼·地官司徒》：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
“闾胥，各掌其闾之徵令。以岁时各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
西周时，在朝廷，建立了以“医师”为首的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在地方各级政府均赋予相应的卫生行政管理职责。“医师”之政令，通行于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直至每一个闾（25户人家为一个闾）。
2．卫生业务
西周时，在政府的医疗卫生业务上已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之分，在朝廷也设有相应的业务机构。
疾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大内科。疾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做好全国性的预防、治疗季节性的流行病、传染病。
几千年前，中医药理论便已经十分先进、成熟。《周礼·天官冢宰》：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中医向来主张预防为主，即治未病。最晚在西周时，中医就发现在不同季节有相应的流行病、传染病，并建立了系统的防治理论，有了成熟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如上所述的全国各地方的医疗机构，在朝廷的医疗业务机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二
唐代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对前人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和周朝一样，国家的任何一项重要工作，行政管理和业务实施都是分开的。参阅（唐代中央不是“三省六部制”----兼论明清体制的问题）
1．唐代的卫生行政管理
在唐代，国家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是礼部下属的祠部。
《新唐书·百官志》：
“（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凡名医子弟试疗病，长官涖覆，三年有验者以名闻。”
在全国各州县政府，也有对口的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新唐书·百官志》：
“（地方州府）功曹司功参军事，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
各县衙门的功能与州府一样，也有相应的吏员负责这些工作。
唐代的监狱、军队，均设有医疗卫生机构。
《新唐书·百官志》：
“（刑部）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俘隶簿录，给衣粮医药，而理其诉免。”
“（诸卫）仓曹参军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掌五府文官勋考、假使、禄俸、公廨、田园、食料、医药、过所。”
2．唐代的卫生业务管理
在唐代，国家的卫生业务主管部门是太常寺。
《新唐书·百官志》：
“（太常寺）太医署……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师，四曰咒禁师。……岁给药以防民疾。”
太常寺所属的太医署，负责全国的医疗卫生业务管理与实施。唐代的医疗卫生，分为医、针、按摩、咒禁、药等五大专业。
预防流行病、传染病，是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唐六典·太常寺》：
“（太医署）每岁常合伤寒、时气、疟、痢、伤中、金疮之药，以备人之疾病者。”
《新唐书·百官志》：
“（太常寺）太医署……凡陵寝庙皆储以药，尚药、太常医各一人受之……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
太医署每年要制作大量的防疫药品，进行药品战略储备；太常寺建有许多的药品仓库，以应对各种可能的危机。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放药品，预防流行病、传染病。
全国各个州府，均有专门的卫生业务主管部门。
《新唐书·百官志》：
“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开元）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
州府的“医学”，既是一所学校，也是州立医院。“医学博士”同时是医院院长。
州立医院为百姓看病，一律免费。
州立医院的医生还要定期在全州范围内进行巡回诊疗。
3．唐代的医疗卫生人才培养
唐朝政府建立了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朝廷设立了国家医学院。《新唐书·百官志》：
“太医署……皆教以博士，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掌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教如医生。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掌教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跌者，正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焉。”
国家医学院隶属于太医署，其教学、考试、选拔录用等等，和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一样。内设有药学（学生24人）、药园学（即中药种植，学生8人）、医学（下设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等5个专业，学生40人）、针灸（学生20人）、按摩（学生15人）、咒禁（学生10人）。
在全国各州府，设有医学院。
《新唐书·百官志》：
“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州十人。”
唐朝主要按照人口多少，将全国各州分为上中下若干等级。上州的医学院学生为20人，中州、下州的10人。
4．唐代的医疗卫生人才选拔考核
受某些人的误导（不排除故意），人们往往以为，唐代的科举考试，只有进士、明经。
其实，唐代在各个专业技术领域，均有科举考试项目。
医学领域，便是如此。《新唐书·选举志》：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
在唐代，吏部将治国人才分为27类，医学人才为其中之一。《新唐书·百官志》
“（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其考法，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
医学领域的人才选拔制度，与进士、明经选拔大同小异。学医可不容易，月有月考，季有季考，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毕业，就只能回家了。
《唐六典·太常寺》：
“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
《唐六典·尚书吏部》：
“凡伎术之官，皆本司铨注讫，吏部承以附甲焉。(谓秘书、殿中、太仆寺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阙者，听授散官，有阙先授。若再经考满者，亦听外叙。) ”
医学由于其专业性太强，其考试选拔由医疗卫生的业务主管部门自行组织完成。无论是学生毕业后录用为公职人员，还是工作中表现优秀提拔使用，均由业务部门主导完成，将选拔结果上报吏部备案。工作考核优秀，确应提拔，但是官员编制不够的，可以先提高级别，享受待遇。
三
毋庸置疑，唐代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完善的，先进的。
但是，坚信“只有小麦才是粮食”的专家却说：中国自古不懂 “卫生”理论。
常言道，中不中，看行动。所以，我下面要谈的，就是：大米也能饱肚子，也很养人。
只有医疗卫生的效果好，才能证明唐代的医疗卫生体系确实先进，中医药确实管用。
以唐代初期的唐太宗时期为例。
唐太宗时期，国内出现了六次大的疫情。由于地方政府无力应对，朝廷立即派出医疗队伍，组织大批药品，予以防治。
《册府元龟》卷一四七：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
“（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疾疫，遣医就疗”。
“（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赐医药焉”。
“（贞观）十七年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
“（贞观）十八年自春及夏，庐、濠、巴、普、郴疾疫，遣医往疗”。
“（贞观）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诏医疗之”。
因为朝廷拥有全国性的专业医疗卫生队伍，拥有强大的药品储备，所以，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唐代的医疗卫生效果，首先表现在诗歌超级强大。因为国泰民安，所以，李白、杜甫游遍中国山水，写尽人间美景。其实，在唐代，和李白杜甫一样周游全国的士人，多到不可胜数。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唐朝人口持续稳定增长。《新唐书·食货志》：
“贞观初（元年为公元627年），户不及三百万。”
《资治通鉴》：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履行奏……即今户三百八十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是岁，天下……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
公元627年，全国人户不到300万户；
25年后的652年，增长为380万户；
又过了50年，增长为615万户；
又过了21年，增长为近707万户；
又过了15年，增长为841万户。
在这骄人的数据面前，一切的“小麦理论”，都是没有意义的胡搅蛮缠。
毫无疑问，中国大米很养人。
四
西方的“小麦理论”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
不能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都属于“神学”。
我不再多说，只陈述事实。
据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
“1665年（注：中国清朝的康熙四年，），查理二世的朝臣（注意啦：全是英国顶级贵族）逃离伦敦大鼠疫，到牛津大学（注：顶级学校啊）避难。他们直到第二年初才返回伦敦，离开时在每个角落——烟囱、书房、煤房、地窖——留下粪便。同年，塞缪尔・配皮斯某晚投宿于一处陌生人家，发现侍女忘记提供室内夜壶，这时他并未点蜡烛到厕所去，而只将粪便拉到火炉里——还拉了两次”。
伦敦城是这样的景象：
“18世纪初期伦敦的一个特殊问题是‘穷人的洞坑’，大、深、开阔的洞坑里，穷人的尸体被一行行、一排排地堆在里面。唯当洞口堆满尸体后才被土覆盖……1742年（注：乾隆七年），约翰逊博士将伦敦描写成‘堆满一堆堆脏东西、连野蛮人看了都要瞠目结舌’的城市。有众多证据显示，确实有相当大量的人粪‘在晚上被丢到街上，当时居民都关紧门户’。人粪然后又被堆积在附近的公路和沟渠，以致进出伦敦城的人‘都被迫停止呼吸，以避免吸入粪便所引起的恶臭’。”
此时的中国，林黛玉住在大观园，穿着丝绸，品着茶，听着京剧、昆曲、黄梅戏，吃着中国菜。
这时候，还要与我讨论西方的“卫生理论”如何先进，我只能认为是：耍流氓。
五
前面写那么多，其实只是说明了一个小学三年级的道理。
总结一下便是：
即使欧洲、美洲都以小麦为主食，也不能证明大米不能作为主食，不能证明大米不科学。
同理，即使欧洲、美洲都不看中医、不吃中药，也不能证明中医药不能治病，不能证明中医药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