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一文不值！

      这些年来，有那么一些人持之以恒地干着逢中必反、逢洋必舔的勾当，整天上辱古人，下欺后人，欺辱今人。眼下，他们正在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攻击中医药。

      这，便是胡适留下的遗产----流行性精神病毒。

一、胡适之流罪大恶极    

     念过中学的人，大都学过《史记•屈原列传》。

     正当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社会各界呼吁全民学习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胡适之流跳出来说屈原是假的，理由是：除了司马迁、贾谊二人提到过屈原，在此之前直到战国时期，没有人提到过，所以是假的。

     屈原是假的？

      那好，我们就用一颗平常心，来说道说道。

     按照《史记》，屈原与楚王室同宗，当然是贵族。不用怀疑，楚国屈姓，基本如此。

1、看几个时间

     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与攻破楚都郢，屈原闻讯而投汨罗江。这，是第一个时间。

      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军破寿春，楚国灭亡。这，是第二个时间。

      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来到长沙，撰写了《吊屈原赋》。这，是第三个时间。

      最晚，在公元前90年，司马迁完成《史记•屈原列传》。这是第四个时间。

     这就是说：

     （1）贾谊撰写《吊屈原赋》的时间，距离楚国灭亡才47年；距离屈原沉江的时间，刚过100年。

     100年是个什么概念？按照每30岁一代人，才三代人。时间就是这么近。至于司马迁提到的宋玉之辈，时间就更近了。

      一个很大的官、国王家族的人，听说首都被攻破，沉江自杀了----这样的事，永远是当地百姓口传的经典故事。贾谊渡江之时，当地的六七十岁的老者，讲述父母目睹的事儿；也就是三四十岁的壮年，讲述祖父、祖母目睹的事儿。

      （2）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楚国灭亡才100年左右，距离屈原沉江的时间，才约150年时间。

      司马迁记录屈原，在时间的距离，如同我们谈论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甚至张之洞。

2、看贾谊的《吊屈原赋》

      《史记•贾谊传》：

 “（贾谊）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

     《汉书•贾谊传》：

“（贾）谊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其辞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贾谊，是汉代名臣。不会有谁怀疑贾谊也是子虚乌有的人物吧？

    《史记》、《汉书》中，均出现了《吊屈原赋》。可以肯定《吊屈原赋》是真的吧？还可以肯定，汉武帝时，此文已经广为流传了吧？

      那么，由此，又可以肯定：

      （1）贾谊在到长沙之前，便读过《离骚》，而且坚信这是屈原的作品。

        （2）贾谊在到长沙之前，就了解屈原的生平，而且坚信，屈原因为秦破郢都而投江。

      （1）贾谊在长沙工作三年。他是高级官员，也是著名文人。如果屈原是子虚乌有的，能不发现？作为一个极重名节的人，他不可能作文吊祭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并让文章传播于世。

3、看《史记•屈原列传》

      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除了秦朝、汉朝的，屈原是最晚的人物，而且是屈指可数的文人。

      从常识上推测，即便是司马迁搞错了春秋战国及以前的所有人物，也不可能搞错屈原的这事儿啊。

       惜墨如金的司马迁，竟然全文收录多达500字的《怀沙》。

       近百年来，有“聪明人”宣称发现了一个天大“秘密”：屈原之作是秦朝人、汉朝人的伪作，反正没有屈原这个人。

        我很奇怪，贾谊是大文学家，而且是曾在楚地长沙为官三年的骚体赋大家，难道就不能辨别伪作？

       身为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并为撰写《史记》采遍天下风，读尽天下书的司马迁，面对自己激赏不已、独具特色的作品，竟然不能发现是伪作！

      对于屈原的作品的辨别力，以贾谊和司马迁二人之力，还不如2000多年后的这些个“古史辨”？给这一批自作聪明的“古史辨”留下的机会？

     谁愿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4、将“古史辨”的逻辑，

用到他们自己身上，又当如何？

   “古史辨”为了证明自己聪明，以狗屁不通的逻辑，自创了一套理论，今天说这个是假的，明天说哪个是假的。

     那么，建议他们率先垂范，把他们的逻辑，首先应用到他们自家的家谱上，上溯五代，证明他们自己是有祖宗的。

     贾谊和司马迁的记载都不算数，他们的家谱族谱就更不能算数了。

       那么，“古史辨”们用自家的实际，检验一下“古史辨”理论，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要不，用到祖师爷胡适身上也行。

    把自己的祖宗都弄没了，胡适之流是否罪大恶极？

二、胡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何时，胡适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神。

      胡适到底牛在哪儿呢？

     是因为胡适搞了下“白话文”么？以我的浅薄，知道几百年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比胡适还早几十年的《老残游记》，都是千古名著，便是用白话文写的。

      比较一下胡适作品与《老残游记》的白话文运用水平，就能发现，胡适还不够格给刘鹗提鞋。

      是因为胡适开创了“白话文”新诗么？那更是扯淡。比胡适早一千多年的白居易，就在用当时妇孺皆知的白话文写诗。因此，白居易的大多诗作，至今易读易懂。

      民国时期，因为清政府留下的洋人的鸦片债务、民国英雄豪杰的连年内战，中国真的是遍地文盲。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文盲编出的顺口溜，也不比胡适的名作差。

     下面是胡适的名作、“爱情诗”，请欣赏：

《 两只蝴蝶》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也叫诗？

      好在我的心脏和肠胃都比较坚挺，还没有晕倒，没有吐。

      中国古代留下的“蝴蝶”诗，不知凡几。问问中小学生，他们背诵的唐诗宋词，有如此恶心的蝴蝶“名作”么？中华民间传下的“梁祝”故事中，也是一双充满了凄艳情结的蝴蝶啊！

      中国是诞生了楚辞、《诗经》、唐诗宋词的诗的国度。自从胡适杀入了“诗人”行列，仅短短数十年时间，就把诗词领域搅得臭不可闻。

      当今中国还有诗人么？你有读“新诗”的兴趣么？

     是因为胡适的品格特别特别高尚么？嗯，有点儿，胡适好有风度啊，很温文尔雅的。

      比如，胡适大力倡导女权。不过呢，他又有逛窑子的癖好，每到一地，必尝一尝当地窑子的独特风味。

     比如，胡适热爱家庭，高度重视家庭责任。不过呢，他又爱偷采野花，而且偷吃亲戚家的嫩草。

      那么，是因为胡适的博学多才、知识无双么？嗯，胡适有一个洋文凭。不过，当今中国，满大街的洋文凭，证明洋文凭确实不足以说明问题。

      其实，胡适之所以有如今的地位，一靠以敢于指鹿为马的勇气，二靠亲手培养了一批从各方面颠覆中华历史文化的弟子。

     胡适一辈子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组成了一个享誉西洋的“古史辨”学派，以集体逛窑子、勇吃窝边草的精神，通过指鹿为马，证明了中国文化一文不值。

     他的古史辨弟子，又有了弟子；弟子的弟子，又有了弟子，于是，胡适精神传承至今。

      不得不承认，胡适的流氓精神“博大精深”。

      啥叫“古史辨”？简而言之：中国历史上什么最强，他们就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的不行。

     如何“辨”呢？简单！比如，他们反对中华五千年的忠孝仁爱文化，否定家庭和贞操。如果直截了当地反对，那等于想与野猪野狗为伍。胡适是怎样化解这一难题的呢？他说，忠孝仁爱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不能算中国传统，中国独有的宝贝只是八股文、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之类的玩意。

      这是人话吗？一个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身上有块疤，便说四肢五官人人有，只有这难看的疤才是他独有的宝贝。这逻辑，是否可以用到胡适博士的身上呢？比如：胡适家独有的宝贝，就是他老婆那双独一无二的小脚。

      胡适之流的“古史辨”，就是这个玩的，竟然玩成了“民国大师”！

     胡适说：

“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

    我们知道，自司马迁开始的二十四史，便是以纪传体记录历史。司马迁的《屈原传》，不是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写《史记》时，欧洲人还在满地捡狗屎吃呢！再说了，仅仅唐宋八大家，就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传记，他们的传记文学作品，也不值得胡适和“古史辨”们一读？

      胡适及其徒子徒孙，谁写出过一篇值得后世阅读的人物传记作品？

      流氓文人的祖师爷胡适，到底是怎么做学问的呢？现在，我举个鲜活的例子。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具有成熟的胡氏“学术”风格的论著《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文坛领袖了。当然，这一论著，影响深远，至今是学界广为引用、一版再版的“学术”名著。

     《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

      整个论证是这样的：

      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

“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接着，大胆判案：

“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

      4、接着，初步结案：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胡适猜想“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接下来，他不知依据什么，作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

      5、继续推想：

“他们（儒）既须靠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6、于是，胡适宣称：

“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

       7、转眼间，胡适翻脸不认人，忘记了一连串的“推想”、“大概”，出台了铁板钉钉的成果：

“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

       就这样，根据假设基础上的假设，依靠推测基础上的推测，胡博士给老子、孔子安排了工作岗位：“丧礼大师”。

      儒家、道家的祖师爷都是“丧礼大师”，很自然，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国君求雨，他们也有事，----他们真的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

     胡适有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上述这一切，都是因为胡适发现了“儒服是殷服的线索”。

    最无耻的是，这个所谓的“线索”，依然来自胡适的“大胆的推想”：

“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

（且）“《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

（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那么，胡适的这个判决，是否有疑点呢？当然有的是！我随手就可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着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当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之后；胡适还说过孔子的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天子、贵族服饰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显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办“丧礼”为职业，难道商朝天子、宋国国君和贵族也是以办“丧礼”为职业？

      第三，胡适说，“丧礼大师”是“遭人轻侮”的下贱职业。鲁国让孔子担任大司寇，老子还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难道大司寇也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难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图书馆官员，也主要是玩丧礼的？

     如此等等的问题，胡适也想不到？

     和流氓法官刻意制造冤案一样，胡适有自己的目的。流氓法官之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是法官，眼里只有利益；胡适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为学术而学术”，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当敌人，把自己当外国人。

      所谓的“古史辨”，就是这样的一群！

三、民国大师？一文不值

民国时期的一群著名的败家子文人，不知从啥时候起，晋升成了“民国大师”。

“大师”者，全民楷模也。

民国时期，有没有足以为全民楷模的人呢？当然有，无数抛却头颅救中华于水火者。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数以万计的将士，足以为中华万世楷模。

但是，如今所谓的“民国大师”，指的是另外一帮人，比如胡适之流。

胡适之流闹腾的最欢的民国时期，中国是个什么样？什么人才配称为“大师”？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1911年，中国陷入了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深渊之中。尽管这几十年里，中国饱受列强武力带来的屈辱，但是，大多数时间里，百姓还能有安稳日子可过。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华民族进入了大灾难时期。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最黑暗的历史时期。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引发各省军事强人接二连三宣布独立。一夜之间，中国没皇帝了。这，便是所谓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代表作，便是军事强人们派士兵上街，剪代表耻辱的辫子。把辫子当做物质上的敌人，大约是古今中外最奇特的一次武装革命；而百余年后的今天，依旧把某人剪辫子作为革命精神写入史书，则是古今中外最了不得的一次文化革命。

剪完辫子，启用中华民国年号，大家便欢呼革命成功。

接下来的，便是军事强人们之间的争霸战。这场军阀混战，一直打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了整整25年。

军阀混战之时，也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坐地分赃之时。他们将中华大地大卸八块，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距离中国最近的日本，索性于1931年武力占领中国东北，随即蚕食大半个华北，几乎全面控制了“民国大师”们的工作据点北京城。

当此之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在干嘛？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不仅是中华历史上最为可悲的40年，而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无耻的40年。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强兵！只有强兵，才能抵御外侮，将横行于中国的洋人兵舰、驻军赶出中国，避免亡国灭种。对此，胡适们呲之以鼻。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富国！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让全国百姓吃饱饭，让孩子们进入学堂，才能进一步强兵。对此，胡适们同样是呲之以鼻。

此时的中国，最最亟需什么？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富国强兵的希望。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意识的增强、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对此，胡适们依旧是呲之以鼻。

那么，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到底在干嘛？

首先，“民国大师”们正在大力倡导白话诗文。领袖胡适的白话诗，尽管狗屁不通，那也是诗。据说，“民国大师”中，文学家众多：“两只蝴蝶”啊，“再别康桥”啊，“别拧我，疼”啊，“鸳鸯蝴蝶”还是个“派”啊。民国大师们啊，精神世界丰富的不得了，真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唯有硝烟炮火、民族危亡都是空。

其次，“民国大师”们正在倡导吃喝嫖赌新生活。走到哪嫖到哪，这修身养性的新生活，领袖胡适自然是带头实践的。胡博士能把亲戚家的女孩子养为外宅，这种吃窝边草的做法，大抵在今天也是少有的先进经验。当然，蔡元培校长手下的一干“民国大师”热衷于集体嫖妓、迎娶女学生、娶小老婆，同时还充分论证了：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玩意惹的祸。就此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的“文学青年”和 “娜拉”。最了不起的是，一些“娜拉”，一边与几个男人同床共枕，一边发表难以割舍其中一人的“爱情”日记。于是，诞生了最具民国特色的“现代文学”风格。

第三，“民国大师”们正在大力挖中华民族的祖坟。领袖胡适最伟大的学术成果，就是培养出来了“古史辨”学派。这，也可以算大教育家蔡元培校长最显赫的教育学成果吧。这一成果，一言以蔽之：中华历史要么是假的，要么是臭不可闻的；换言之，中华民族是个垃圾民族。

第四，“民国大师”们正在赶超大日本帝国的学术研究前沿。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全社会呼吁学习屈原精忠报国，胡适及其弟子说：根本就不存在屈原这个人。全社会呼吁炎黄子孙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胡适和他的弟子说：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专门为日军侵略打文化战的白鸟库吉弄出了《中国古传说》，提出“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随即跟进，超越日本人的想象，以“层累说”引经据典，不仅证明尧舜不存在，而且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蜥蜴。日本人一边侵略中国，一边对泰国说中国西南地区是你们民族的“失地”，为日军侵入云南做准备。顾颉刚同样热情满怀，直到1939年，他还在“研究”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无关。

幸运的是，“民国大师”没有主导民国的命运。

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学术”水平又如何呢？

新中国以来的无数考古成果证明，“民国大师”们最牛的“古史辨”成果，不过是耗费民脂民膏、祸害文化教育界的臭狗屎，不过是外国势力乐于应用的一堆文字垃圾。

  如果放在中国历史长河来看，即便是与最不堪的五代十国时期相比，“民国大师”也是一群小丑。

比文学？李煜的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秒杀全体民国“才子”。仅“花蕊夫人”之一朵，秒杀全体民国“才女”。

比史学？一部《旧唐书》秒杀全体“民国大师”，尽管民国大师似乎人人都是史学家。民国时期也有个《清史稿》，但那属于“晚晴余孽”的东西，切莫贴在民国大师脸上。

比哲学？五代十国的儒道佛经史子集，哲学家胡适博士碰都不敢碰，只好丢人现眼地留个半部“哲学史”。

连五代十国的水平都赶不上，“民国大师”有什么值得今人学习的？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唐盛世，傲视天下；宋辽金夏，美轮美奂；百年元朝，元曲流芳；明清不仅富甲全球，且四大名著将与人类共存亡。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泣血之作也不胜枚举。今人若有空，可读之书多多；可学之人多多。

民国大师，不过是一群败家子，谁愿学自己学，切莫教唆他人学坏。

记住了，你若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民国大师，改天，孩子以著名的民国大师吴虞为榜样，实践儿子打老子、骂父亲，抽你一次嘴巴时，请你再自抽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