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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发布:利玛窦等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的学问有多高?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0-10-06

     

    按,《利玛窦是伪造出来的洋牌坊,该撤掉扔进大海了!》发布后,有人投诉说我“发布虚假信息”,编辑做了删除。有鉴于此,我对该文做一些修补:修改题目和某些话语的表述(委婉点),补充点资料和一些引文的出处。

大家都有一支笔一张嘴,我不明白,如果我的文章中真的有“虚假信息”,为什么不在留言中指出来,进行公开、光明地探讨,却要使用“投诉”“举报”之类的手段?



    利玛窦(1552-1610年),是中国明末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一个已经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西洋人物。某些人说,是利玛窦给中国送来了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世界地图等等“西学”。由于他是“西学东渐”的标志,因此,某些人为他精心竖立起来了一座又高又大的牌坊。


超高超大的洋牌坊,位居中国历史之巅


      据某些专家的说法,给中国送来“先进”的西学的,是一个由西方传教士组成的团队,如紧随利玛窦之后的爱儒略等人。

 利玛窦等人、当时的欧洲,真的拥有领先当时中国的知识水平吗?

我提供以下资料,请读者们自行判断。


一、奇特现象,不知该如何解释?

《坤舆万国图》是明朝初年郑和团队绘制的,这一点,李兆良先生早已完成论证。这一结论,不仅得到我国测绘学界的认可,而且为“国际”地图史学界的默认。

这里,我再啰嗦几句。

《坤舆万国图》就可以看出,这一地图,绝不可能出自欧洲。

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坤舆万国图》有以下特点:

1、该图最不精确的部分,恰恰是欧洲部分

按该图,欧洲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一条虫子的形状,比实际面积缩小了一大半,完全不够成其为一个“洲”。


《坤舆万国图》中的欧洲部分


2、该图中,法国,和大不列颠、爱尔兰二岛,极其不准确,而且,岛上没有任何城市,连法国首都巴黎、英国首都伦敦,都没有出现

 

《坤舆万国图》中的英国、法国部分


3、该图中,欧洲的圣地---希腊半岛,极不准确,而且,没有城市。文艺复兴时期晚期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会这样吗!

 

《坤舆万国图》中的希腊


4、该图中,罗马教廷所在地的亚平宁半岛的方位,极不准确。天主教徒竟然把精神圣地搞着这样,不可思议。这里,已经是欧洲地图中标注最详细的地方了。

 

《坤舆万国图》中的意大利


5、该图中,中国的重要城市、各省省会,毫无遗漏,位置准确

 

《坤舆万国图》中的中国


6、该图中,与欧洲各国的地图相反,日本的重要城市,同样是毫无遗漏,排得密密麻麻,比罗马教廷所在地的亚平宁半岛详细许多倍

日本各岛的地理位置,也比亚平宁半岛精确许多倍。

 

《坤舆万国图》中的日本


7、该图中,凡是古代中国比较熟悉的地方,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东非地区,都标志详细,重要城市无一漏网,把地图排得满满的。

总之,详细程度,超过亚平宁半岛许多倍。

 

《坤舆万国图》中的西亚


《坤舆万国图》中的南亚部分地区



 二、《职方外纪》是否抄袭中国文献?

有专家说,利玛窦向中国传播了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尤其是送来了世界地图。果真如此吗?我们看看比利玛窦稍晚进入中国的几位西洋传教士的杰作。

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意大利人,1609年,受耶稣会派遣到远东传教。万历三十八年(1610)抵达澳门;1613年到北京,后到上海、扬州、山西、陕西、杭州、福州等地活动,受到叶向高、李之藻等朝廷高官的大力支持、保护。

在进士出身、任职监察御史的杨廷筠的帮助下,天启三年(1623年),艾儒略完成、出版了《职方外纪》一书。


引文、图片均出自该版本


曾官至内阁首辅、位至太傅的叶向高,亲自为之作序推荐;基督徒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当然也提笔夸赞。所谓序言,无非某教教义如何如何正确,“西儒”如何如何博学。鉴于篇幅,这些夸赞之词,暂不引用。

艾儒略在《职方外纪自序》中说:


“昔神皇盛际,圣化翔洽,无远弗宾。吾友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龎氏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闻见译为图说以献。……儒略不敏,幸厕观光,嘅慕前庥,诚不忍其久而湮灭也,偶从蠧简得覩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増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


大意是,此前,利玛窦贡献了《坤舆万国图》;后来,庞迪我等人翻译了“图说”,如今,我又从自己带来的西方最新的地理文献资料中,精心挑选了一些内容,对“图说”做了增补,终于成为《职方外纪》一书。

乍看起来,似乎西洋教士给中国传来了多么先进的知识。事实又是如何呢?

《职方外纪》,充分表现出了《坤舆万国图》奇特现象。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对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日本等等,及中国周边地区,非常了解。在中国史籍中,对这些地区记录极多,也极为详细。

毫无意外的是,《职方外纪》中,记录最详细、最有实际内容的文字,全部集中在亚洲地区。而其中的文字,丝毫没有超出中国史籍的内容。

对于其它地区,基本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单说《职方外纪》关于欧洲的记载。

《职方外纪》卷二“欧逻巴总说”,基本是照着中国制度文化,胡编滥造地吹牛。

穿的,比如,“衣服,蚕丝者,有天鹅绒织金段之属”;



餐具,“饮食用金银玻璃及磁器”;

家具,“天下万国坐皆席地,惟中国及欧逻巴诸国,知用椅卓”;

出行,“其驾车,国王用八马,大臣六马,其次四马,或二马”;

教育,“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


科举,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

赋税,“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

司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徳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

 慈善,“在处皆有贫院,专养一方鳏寡孤独,……又有幼院,专育小儿,为贫者生儿,举之无力,杀之有罪,故特设此院……又有病院……

总之,只要明朝有的,货币、丝绸、瓷器、郡县制、科举制、义务教育制度等等,欧洲通通有,而且基本与明朝中国相同。

这些,是不是说谎?我不知道。不过,只要我们随便翻开一部书,便知:这与当今通行的西方史完全不符。

具体到了欧洲各国,就更有意思了。

比如,关于法国


“以西把尼东北,为拂郎察,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西起十五度,东至三十一度,周一万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属国五十余。其都城名把理斯,设一共学,生徒常四万余人。并他学共有七所。又设社院以教贫士,一切供亿,皆王主之,每士计费百金,院居数十人,共五十五处。中古有一圣王名类斯者,恶回回占据如徳亚地,初兴兵伐之,始制大铳,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遂概称西土人为拂郎机,而铳亦沿袭此名。是国之王,天主特赐宠异。自古迄今之主,皆赐一神,能以手抚人疬疮,应手而愈,至今其王毎岁一日疗人……


唯一有价值的便是经纬度、“地分十六道,属国五十余。其都城名把理斯”。至于经纬度正确与否,先不要管它。

该文提到了法国首都。巴黎的情况如何?不知道。

《坤舆万国图》中有里昂。里昂是怎么样的?不知道。

艾儒略不知道巴黎、里昂,显然,利玛窦、庞迪我等人也不知道。因为《职方外纪》是基于利玛窦、庞迪我等人的遗作,进行补充完善。

文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信息:法王“类斯”组织“十字军东征”。按照现行西方史,法王路易九世(1214-1270年)曾组织十字军东征,曾被俘,后因死于东征战场被封为“圣路易”。

如果艾儒略所言可信的话,那么,十字军东征的时间就要大大后延,因为:当时欧洲不可能有“大铳”,即火炮,而“类斯”组织东征时使用了“大铳”。看来,十字军东征史,可能要改写才行啊!

巴黎有一所学校多达4万人,还设有免费教育的55所学校,那么,当时巴黎的人口有多少?通行的法国史告诉我们,法国推行面向百姓的免费教育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情:1881年、1882年颁布二个《费里法》,开始逐步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类斯”之后的法国历任国王,都有手摸治病的神功,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便是信不信由你了。

关于英国,全文如下:

“谙厄利亚,经度五十至六十纬度三度半至十三,气候融和,地方广大,分为三道,共学二所,共三十院。其地有怪石,能阻声,其长七丈,髙二丈,隔石发大铳,人寂不闻,故名聋石。有湖长百五十里,广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岛,有三奇事,一鱼味甚佳而皆无鳍翅;一天静无风,倐起大浪,舟楫遇之无不破。一有小岛无根,因风移动,人弗敢居,而草木极茂,孳息牛羊豕类极多。


近有一地,死者不殓,但移其尸于山,千岁不朽,子孙亦能认识。地无鼠,有从海舟来者,至此遂死。又有三湖,细流相通达,然其鱼绝不相往来,此水鱼误入彼水辄死。傍有海窖,潮盛时,窖吸其水而永不盈;潮退,即喷水如山髙,当吸水时,人立其侧,衣一沾水,人即随水吸入窖中;如不沾水,虽近立亦无害。”


英国首都在哪?不知道。

英国有没有城市?不知道。

英国国王是谁?不知道。

英国有什么物产?不知道。

英国设有30所义务教育的学校?事实是,与法国一样,英国面向百姓的免费教育也是19世纪的事情: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开始逐步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英国有一个如浮萍一般随风飘荡、牛羊遍地的岛?信不信由你。

英国老百姓死了不埋,事实确实如此。在英国人撰写的作品中也有记载。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关于伦敦的描述


“18世纪初期伦敦的一个特殊问题是‘穷人的洞坑’,大、深、开阔的洞坑里,穷人的尸体被一行行、一排排地堆在里面。唯当洞口堆满尸体后才被土覆盖……”

按照现行的西方史,此时的英国,早已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名震欧洲,成为了“崛起的大国”。

利玛窦、艾儒略之辈,竟然对英国一无所知!

看来,利玛窦、艾儒略之流,缺乏起码的地理常识。

如果他们连欧洲的地理常识都没有,怎会通晓世界地理知识?

《职方外纪》中,大量的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非常相似。

比如,中国唐宋以前的文献,一直在谈赴西天取“贝叶梵经”。《职方外纪》卷一谈及“印弟亚”时说:

中国之西南曰印弟亚,即天竺五印度也……无笔札,以锥画树叶为书。”

      都17世纪20年代了,印度次大陆,还在用树叶写字?此时,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偏远的欧洲,都早就普及造纸术了。

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职方外纪》卷二,介绍欧洲时:

“又闻北海滨有小人国髙不二尺,须眉绝无,男女无辨,跨鹿而行,鹳鸟常欲食之,小人恒与鹳相战,或预破其卵以绝种类。”


我们对照一下以下两则。

《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


 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


唐代杜佑的《通典》卷一九三引《突厥本末记》:

“突厥窟北马行一月,有短人国,长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头少毛发,若羊胞之状,突厥呼为羊胞头国。其傍无他种类相侵,俗无寇盗。但有大鸟,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为之备。



第二个例子。《职方外纪》卷一介绍“鞑而靼”即西伯利亚时:

“有长人善跃一跃三丈,履水如行陆者;有人死不葬,以铁索挂尸于树者”。


我们对照一下以下两则。

《通典》卷一九六:

“驱度寐,隋时闻焉,在室韦之北。其人甚长而衣短,不索发,皆裹头。居土窟中。唯有猪,更无诸畜。人轻捷,一跳三丈余,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没腰,与陆走不别。


“库莫奚,闻於后魏及后周。……其俗,死者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


显然......

但是,我不做结论,请读者自己做结论。


三、利玛窦时代,欧洲还没有诞生“天文学”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在教会接受完神学教育后,于1578年从欧洲出发,到东方传教。先在印度一带工作多年,1582年(或1581年)抵达中国。(记住这个时间,很重要)

此后的经历,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详细描述。简而言之,经过他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结交了中国高官,进入北京城,并获得朝廷俸禄,最终在北京去世。

利玛窦是如何成为一尊牌坊的呢?

这是因为,某些人预设了一个前提:当时的西欧,已经非常先进非常发达,利玛窦拥有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

表面的理由有三:1、向中国传播了几何学知识;2、向中国传播了大地是个圆球的知识,并绘制了世界地图;3、他和他的弟子们,向中国传播了先进的历法知识,帮中国编制了新历。

事实又是如何呢?

1、说利玛窦向中国传播了几何学知识,前提必须是:中国人以前没有几何学知识。如果中国没有几何学知识,有谁能告诉我:中国有测天的天文历算,有测地的都江堰和大运河工程,有辉煌的长安城、北京城,有测距瞄准的弩,这无数的成果,是如何诞生的?


秦朝军队中已经普及的武器


据说,利玛窦还曾向中国推销快速笔算的技巧,但是,中国早就诞生了无需纸笔的珠算。



2、说利玛窦向中国传播了大地是个圆球的知识,前提必须是:中国人以前不知道大地是一个圆球。只要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知识,我们就会知道,坚持这种说法的人:没有通读过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

3、说利玛窦和他的弟子们,向中国传播了先进的历法知识,帮中国编制了新历,前提必须是:当时的欧洲,天文学水平高于中国。

天文、地理、数学三者是直接关联的。

当时的欧洲,天文学水平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

就在利玛窦进入中国的时候,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历法改革,启用新历,即当今所谓格里历。

利玛窦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这事儿。因为,四、五年前,他离开了欧洲,此时已经到了中国。

罗马教皇为何要搞历法改革呢?因为欧洲自古没有自己的历法,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儒略历,用着用着,欧洲人就跑在世界前面十几天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儒略历,就是三国时魏国的景初历》中,已经介绍了。

我奇怪的是,罗马教皇的新历,是从何而来的?即谁编制的?相关的历法知识、天文人才,来自何方?

据说,此时的欧洲,有一些天文学大师,比如哥白尼(1473-1543年)。

据说,哥白尼写出了超牛的天文学论文,构筑了一个庞大而科学的宇宙理论体系。他说:

“在运动着的天体中,第一是土星,30年绕太阳一周;其次是木星,12年一周;再其次是火星,2年一周;……”


据说,欧洲人是有“科学精神”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本着“敢于质疑”的精神,问一下:哥白尼,是如何知道“土星30年绕太阳一周”的?

是来自哥白尼的观察吗?

哥白尼没有在天文台工作过。那么,是否来自于哥白尼每天独自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呢?

鉴于“土星30年绕太阳一周”,那么,至少要观察土星运行两个轮回,即坚持不懈地仰望土星60年,才敢断言:“土星30年绕太阳一周”。

哥白尼总共才活了70岁。显然,他不可能在10岁以前就献身天文学。

那么,哥白尼的这些知识,是否来自欧洲的其它天文台呢?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教授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在欧洲)“把行星运动的详细情况更精确地记录下来的第一位天文学家,要算是哥本哈根的第谷·布拉埃(1546-1601年)。……他经过几次迁徙,终于定居在布拉格,并得到约翰·开普勒(1571-1630年)参加他的工作,后来就把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遗留给了开普勒。”


这段话告诉我们:

1、哥白尼于1543年去世时,哥本哈根的第谷还没出生。

2、第谷之前,欧洲没有靠谱的天文观测记录

3、第谷一辈子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竟然靠着一己之力,搞出了一套“行星运动的详细情况更精确地记录”。和哥白尼一样,第谷的记录和知识,不知来自何方

4、开普勒11岁的时候,罗马教皇开始搞历法改革。

哥白尼、第谷的知识,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只有天知道。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那么,罗马教皇颁布的格里高利历,到底是谁编制的呢?

请继续看。

利玛窦进入中国的时候,欧洲还发生了一件事: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出版了。

自哥伦布之流“大航海”以来,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在近百年时间里,或与中国人接触,或进入中国,或通过亚洲人间接掌握中国信息,将中国商品、与中国相关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欧洲。

该书说:


“(中国)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钱设置有书院和学校,他们在里面学习写、读和算,及至学习自然或道德哲学、占星学、国家律法,或其它奇特的科学。……为此人人都学读写,哪怕再穷的人。”


该书还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信息,当时,众多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官兵,想方设法购买中国出版的一切书籍,“因为中国人有大图书馆,价钱便宜”。他们大量采购,运回欧洲的书籍中,包括有这几类:


“数字及天体运行;行星和星体,它们的周转和特殊影响。”


“数学科学,算术,及运算规则。”


“自然和裁判星相学,研究星相学及掷数字作推算的规则。”


欧洲人大量采购中国的数学、天文学书籍,为什么?

有几个相关信息,供您参考:

1.  16世纪,欧洲没有天文台。与第谷相关的天文台的故事,完全违反了科学常识。这里,我不展开。

2. 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

3. 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

这就是说,欧洲出现正儿八经的天文台的时候,利玛窦去世,已经几十上百年了。

没有天文台,却拥有了高水平的天文学。这如同:没有农田,却收获了大量的水稻和小麦;又如同:沙漠之国里,诞生了水稻专家、水利学家。

那么,问题出来了:

第一,利玛窦的天文学知识、地理学知识,来自何方?

第二,利玛窦及其弟子们,用什么高深的知识来指导中国人编制历法、绘制地图?

第三,格里历,欧洲人是怎么编制的?

因为担心举报,我不再贸然说话,读者自己猜去吧。


四、利玛窦时代,欧洲这样看中国

16世纪,欧洲依然是文盲、半文盲时代。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


“到1550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


“至于法国,到15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伏尔泰说:“整个欧洲直至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这种腐化堕落状态中,只是经历了可怕的动乱,才得到解脱。”


丹纳所言属实。据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英国的顶级贵族是这样的


1665年(注:中国清朝,康熙四年),查理二世的朝臣(英国顶级贵族)逃离伦敦大鼠疫,到牛津大学(即顶级学校)避难。他们直到第二年初才返回伦敦,离开时在每个角落——烟囱、书房、煤房、地窖——留下粪便。同年,塞缪尔・配皮斯某晚投宿于一处陌生人家,发现侍女忘记提供室内夜壶,这时他并未点蜡烛到厕所去,而只将粪便拉到火炉里——还拉了两次”。


劳伦斯・斯通说,伦敦城的景象是这样的


1742年(注:中国清朝,乾隆七年),约翰逊博士将伦敦描写成‘堆满一堆堆脏东西、连野蛮人看了都要瞠目结舌’的城市。有众多证据显示,确实有相当大量的人粪‘在晚上被丢到街上,当时居民都关紧门户’。人粪然后又被堆积在附近的公路和沟渠,以致进出伦敦城的人‘都被迫停止呼吸,以避免吸入粪便所引起的恶臭’。”


生活在这样状态的人,能够向中国传播先进的科学知识?
     真实的历史是,当时的西欧,稍有见识的人,都是跪拜在中国面前。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说来说去,就是: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教育发达、经济繁荣、国泰民安、武器先进、军事强大。总之,用尽了好听的词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中国如果愿意,“征服全世界的疆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欧洲人大量采购中国书籍,传到欧洲后,导致欧洲还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是:大师们言必称中国;不谈中国的文章,不算学术著作,因为作者没见识。比如,他们编写的“百科全书”,对世间万事万物,都要以“阴”“阳”定性,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



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社会现象,就是:衣食住行、琴棋书画、言谈举止,统统模仿中国。



启蒙运动中,还有许多让人不好意思的事情呢。

比如,一帮虔诚的基督徒学者们,在引经据典地论证:汉语,就是上帝最早创造的那种语言,而上帝又说过,世界上只能有一种语言。

比如,一批学者,则深入探讨汉语的科学性、先进性问题。启蒙运动大师之一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就是那个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的数学家,索性提出:以汉语为世界语---这是他在研究数学、哲学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莱布尼茨作为17、18世纪的大数学家,几乎跪在中国面前。

那么,以各位读者先生之见:16世纪的西方神学家利玛窦,到底有多高的学问?该是怎样的一尊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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