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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照妖镜,令一切西方伪史原形毕露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1-11-21



 

若干年前念中学,学习世界史的时候,便觉得古希腊十分神奇:那么一点点地方,竟然诞生了那么牛的“文明”。

近些年工作之余,不知不觉中,读了中国的二十四史,还看了一些其它史书,某一天顿悟了一个道理:二十四史,就是一面照妖镜,可以让一切伪史原形毕露。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的传统。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晚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建立了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仅此,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比得上?

为什么说二十四史是一面照妖镜呢?

《史通·内篇》解释道: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我们知道,所谓二十四史,指的是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

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中,皆有:

以时间为纲逐年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的“纪”,比如《汉书·景帝纪》、《宋史·仁宗本纪》;

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和极恶人物的传记,比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隋书·韦世康传》。

以上二者合为一体,便知:某年某月,某皇帝下旨让某大臣干某事;为此,某大臣又与某某大臣之间发生了某某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历史”。

如今充斥于媒体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字,往往局限于此,挖一点或者宫廷斗争,或者贪污受贿,或者争风吃醋之类的记载,总之是一些花边事儿,再添油加醋,弄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眼球,骗钱骗“流量”。

祖宗重视修史,本是为了利于后人以史为鉴,结果,历朝历代费尽心血撰写的史书,被当今某些人搞得乌烟瘴气。

其实,如果只知道这些“故事”,远不能算“懂历史”,更不会懂得:中国历史记载是十分严谨、可靠、经得起推敲的,足以“以史为鉴”的。

不信?我们可以提一些问题,试着在史书中,直接找一找答案,行不?



第一个问题。西汉时,朝廷设有哪些衙门、哪些官员啊?官员的待遇怎么样的啊?

想知道这些,不难,读一读《汉书·百官公卿表》就行。比如吧,西汉时的丞相,是这样的: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西汉时的县令及以下的官吏,是这样的: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瞧,西汉时,全国有多少个县、乡、亭,都是清清楚楚的。


第二个问题,东汉时,首都洛阳有多少户人家、多少人口?全国有多少田地、人口?

很简单,读《后汉书·郡国志》:

“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


永和五年(140年),首都洛阳宫20.8486万户,1010827人。

至于全国人口,是这样的,《后汉书·郡国志》:

“《汉书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县邑数百,后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国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又所省县渐复分置,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东观书》曰:“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亭万二千四百四十二。”)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记》,永嘉元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兴元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有多少农田,才能养活相应的人口。还算清楚明白吧?


第三个问题,人们常说的封禅泰山,比如唐高宗封泰山,到底是怎么回事?皇帝迎娶皇后,是个什么规矩、场面?

关于唐高宗封泰山,请读《新唐书·礼乐志》: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为圆坛山南四里,如圆丘……



此文太长了,就不全文引用了。

关于唐代皇帝迎娶皇后,规矩是这样的,《新唐书·礼乐志》:


“皇帝纳皇后。制命太尉为使,宗正卿为副,吏部署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展县、设桉、陈车舆于太极殿廷,如元日。文武九品、朝集、蕃客之位,皆如冠礼。设使者受命位于大横街南道东,西上,副少退,北面…..



此文也太长了,也不全文引用了。


第四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如何?比如宋朝,是如何编制历法的?

《宋史·天文志》: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故自上古以来,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咸,周史佚、甘德、石申之流。居是官者,专察天象之常变,而述天心告戒之意,进言于其君,以致交修之儆焉。……



此文太长了,其中关于天文学发展简史、天文观测仪器设备、观测记录等等,都有记载。

至于宋代的历法是如何编撰的,那也是详细得很,请读《宋史·律历志》。这是中国的强项,就不说了。


第五个问题,总在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论是为了税收,还是为了发展工商业,为了做好基本建设,或者其他各方面的问题,都必须统一度量衡。于是,二十四史中的《律志》中,皆有这样的记载。西汉时期的度量衡标准、管理制度和部门,是这样的,《汉书·律历志》: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为引,高一分,广六分,长十丈,其方法矩,高广之数,阴阳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圜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黄钟律之实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又曰:“齐之以礼。”此衡在前居南方之义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想知道历朝历代的标准吗?可以读相应的史书。


第六个问题,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是怎样的?

《汉书·食货志》: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自(汉)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汉武帝时)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秦朝和西汉的货币发展史,乃至西汉时共铸了多少枚五铢钱,均有记载。


第七个问题,总在说中国古代以礼乐治国,古代的“乐”到底是啥样的?

《明史·乐志》:

“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太祖初克金陵,即立典乐官。……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肃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时和之曲》。方丘并同,曲词各异,易望燎曰望瘗。太社太稷,易迎神曰《广和》,省奉牲,余并与方丘同,曲词各异。……其乐器之制,郊丘庙社,洪武元年定。乐工六十二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应鼓一;歌工十二;协律郎一从执麾以引之。七年复增籥四,凤笙四,壎用六,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则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舞师二人执节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铸太和钟。其制,仿宋景钟。以九九为数,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虡,建楼于圜丘斋宫之东北,悬之。郊祀,驾动则钟声作。升坛,钟止,众音作。礼毕,升辇,钟声作。俟导驾乐作,乃止。十七年改铸,减其尺十之四焉。……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上其书,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


第八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到底怎么回事?

《新唐书·选举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想知道更详细的,只能去读原著了。


第九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刑法,是怎么回事?

《魏书·刑罚志》: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想知道更详细的,只能去读原著了。


第十个问题,隋唐有大运河,元代又有大运河,古代中国的水利建设,是怎么回事?

《元史·河渠志》:

“……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同样,想知道更详细的,只能去读原著了。



篇幅已经太长,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总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人组成的。有人,才有社会,今天面临多少问题,古代也会面临多少问题。

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首先面临的是吃饭穿衣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有足够的土地,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衣食。一个文明社会,必然有交换,高层次的交换是用货币。所以,二十四史,首重粮食、货币,于是有了《食货志》。

一个国家的治理,无论是统计土地与人口,还是改善税收与交通,必须要进行行政区域划分,知道各地的基本情况,于是,二十四史中,有了《地理志》。

要想进行良好的治理,必须制定礼乐制度,使天下人按规矩行事。于是,二十四史中,有了《礼乐志》、《刑志》。

如此等等。

在二十四史中,“纪”和“传”,仅仅是骨架,而“志”是血肉是灵魂。

只有通过这些“志”,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了解一个朝代。

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这些“志”,就会发现,所谓的“西方古代史”,纯属“故事”(西方的“历史” = hi-story,嗨,故事)。

比如,“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y》),确实只是一些很嗨的故事:

波斯帝国派出五六百万军队进攻希腊,而希腊士兵人均杀死波斯士兵千把人;

埃及的男人蹲着撒尿、女人站着撒尿;

印度男人的精子是黑色的;

埃及、希腊有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

翻遍《hi-story》,你也不知道这些故事,是什么时间的事情,因为希罗多德压根儿就没有时间概念。

中国的司马迁的《史记》,除了由“纪传”构成的完整的故事之外,其中还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礼乐制度的记载。正是因为有这些,我们在阅读《史记》时,才对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架、有灵魂的认识。

缺乏“志”的历史,必是行尸走肉、孤魂野鬼。行尸走肉、孤魂野鬼不可能构成人类社会,更不可能产生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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