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希腊人帮忙建兵马俑”成为“出口转内销”了
近日，网络上冒出这样的东西：
看到这个，人们会以为“古希腊人帮忙建造兵马俑”是“国际学术界”的“学术结论”，某些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其实，西方的洋人：会说流利的中国话的极少，能用汉语撰写“汉学”论文的寥若晨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西洋人的“中国史”“论文”，几乎全是国内学者翻译成中文的，除了那些“某籍华人”的作品）；能阅读简单的文言文的更是少之又少；能阅读且阅读过《史记》《汉书》和先秦诸子百家原著的，则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他们读得懂吗？如果西洋人真的有“汉学家”，早就帮中国破译甲骨文了。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小读中国书，直到念完社科类专业的硕士博士了，尽管能讲一口流利的洋话，但是，有几个人敢说自己顺利通读过《史记》《汉书》和先秦诸子百家？
因此，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事情，别迷信洋人，尤其是那个子虚乌有的“国际学术界”。
一
西洋人“研究”中国史，主要依靠华人，尤其是国内学者的著作，而且是那些翻译成洋文的作品。这次“古希腊人帮忙建造兵马俑”之说，便是如此。
几年前，西北某专家（已故，故不具其名，以下简称“该专家”）提出了“古希腊人帮忙建造兵马俑”之说，其主要依据有二：
1. 秦始皇兵马俑太“写实”了，中国古代没有“写实”的作品即没这传统，而“古希腊”一向如此；
2. 史书记载，秦始皇建兵马俑的时候，有古希腊人进入中国。
我们先说第二条。
据《汉书.五行志》，秦始皇时期，有洋“大人”自西北进入中国，这就是该专家的依据：
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有12名身高十一二米、脚长一两米的“洋大人”出现在西北的临洮。秦始皇以为这是吉兆，恰好这年吞并六国天下一统，他便下令销毁天下兵器，按照这12人的模样，铸造了十二个金人像。
姑且不论如此身高的“古希腊人”是否存在，我不明白该专家何以断定他们就是“古希腊人”？
据史载，秦始皇时期，中国的西北地区是大月氏、匈奴人活动、相互厮杀的所在。再往西去则是塞种的地盘。
“古希腊史”中的“巴克特里亚”本是子虚乌有的伪史。假设果真存在过“巴克特里亚王国”，请问：
1. 这12名“古希腊人”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什么？
2. 12名“古希腊人”如何穿越无边无际的崇山峻岭、沙漠戈壁且血流成河的战场，抵达临洮的？
3. 这12名古希腊人中有雕塑艺术家吗？难道古希腊人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古希腊人帮忙建造兵马俑”？
4. 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何以证明这12名“大人”，就是“古希腊人”，而不是大月氏人、匈奴人、塞种人？
5. 最关键的问题之二：即便这12名“大人”就是“古希腊人”，何以证明秦始皇让他们参与了兵马俑的建造？
于是，我们再说第一条。
某专家通过“考古”秦始皇陵，弄出了一个神逻辑：因为兵马俑太“写实”，又不知怎么就断定中国古代没有“写实”的传统，所以是希腊人指导的成果。早在2018年，我就写过《搞完秦朝，该搞“汉字外来”了吧？这是学术吗？》一文，讨论过这问题。现在继续说说。
中国古代没有“写实”艺术的传统？
与兵马俑大致同时期，在远离中原的古滇国，也有很多写实的青铜器，是“古希腊人帮忙”的吗？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
这个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的东西写实吧？难道是古希腊人翻山越岭，经过印度传到云南的？嗯，基于希腊伪史这也有可能。
那么，下面的这匹西周的青铜驹，也很写实，很精美，是“古希腊人帮忙”的吗？
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的西周时期的驹尊
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所谓的“巴克特里亚王国”还没有出现。根据希腊伪史，在中国的西周时期，不知“古希腊”有没有雕塑艺术家？不知雕塑艺术发展到了啥水平啊？如果有，他们是如何跋山涉水千万里，来到中国大地的？长途跋涉中，他们吃什么喝什么？鞋底（忘了，希腊人是光脚的）被磨穿了几双？又是怎样没有被野人杀掉、野兽吃掉？
中国地大物博，埋在地下的东西太多太多。
在河南，时不时，就出土一些好宝贝。
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觥
商朝晚期的象尊
上面两个，都是商朝的东西，也很写实。这，也是“古希腊人帮忙”的吗？
据希腊伪史，中国商朝的时候，古希腊人在克里特岛上玩海洋文明。克里特岛距离西亚、北非的直线距离数百公里，距离希腊本土的最近的直线距离也百余公里。请问：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是使用什么样的导航技术、驾驶着什么样的独木舟越过海洋？又是如何跨过高山、穿越戈壁沙漠，跑到中国来了？
显然，商朝、西周的“写实作品”，与希腊雕塑没关系。
上面说的，都是青铜器。
制作青铜器的难度，应该比兵马俑稍微大一点吧？青铜器尚且如此精美，好几百年后的秦朝，把陶俑搞得“写实”一点，还算正常吧？
如果还要扯“文明西来”，当然能扯出个师徒关系来。当然，可能是与专家“成果”相反的师徒关系了。
即便是再怎么无知，也应该知道，这句话：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孔子说的这句话告诉我们：
第一，在古代中国，“俑”是十分寻常的东西；
第二，做坏事会祸害自己的子孙的，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二
西北某专家的“古希腊人帮忙建造兵马俑”之说，包括国内至今动辄“古希腊罗马”“东传”的“考古学成果”，主要是基于希腊伪史中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伪史。
据希腊伪史，“古希腊”的塞琉古王国建立后，位于当今阿富汗一带的希腊人闹分裂，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奴隶制国家，首都巴克特拉（今阿富汗巴尔赫）。这便是巴克特里亚王国，又称“中亚希腊王国”。
希腊伪史中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疆域
近年来，在中国新疆，甚至甘肃，无论挖出个什么古董，只要看起来挺不错，就会被宣传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希腊人送来或者影响的结果，即所谓的“希腊化”。如今，“希腊化”一路东行，已经到了中国腹地，连秦始皇兵马俑都是在希腊人指导下做成的了。
事实上，任何专家，只要稍微阅读一点中国史籍，肯动一点脑筋思考，坚守一点学术道德，就一定能发现：“巴克特里亚王国”纯属子虚乌有的伪史；与之相关的“古波斯帝国”也是地道的伪史（点击《波斯帝国是虚构的伪史，不可作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张骞出使西域一事。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地是大月氏国。史载明确：大月氏人是羌人的一支，为炎黄族人。
希腊伪史宣称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正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地----大月氏国的地盘；大月氏占领前，这里叫做大夏。
据中国古文献，大夏与月氏长期为邻，一直生活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逸周书·王会解》附《伊尹朝献·商书》，商朝立国之初，根据商汤的旨意，伊尹对四方来朝的贡品提出要求：
“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这就是说，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初期，大夏、月氏、匈奴便同时存在于中国的北部地区，并且纳入了商朝的朝贡国范围。
距今，已经三千六七百年了。
到了西周立国之初，大夏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据《逸周书·王会解》，西周建立后，位于周王朝西部地区前来朝贡的国家有：
“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
在周王室的文献中，大夏与月氏（禺氏）、犬戎并列，被周王朝列为西部属国。我们知道，月氏（禺氏）、犬戎一直是位于西北地区的群体。
在春秋时期，大夏的活动，也出现在《管子》之中。
《管子·封禅书》：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
《史记·封禅书》也记录了这一点：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
二者所述是同一件事。管子时期，齐桓公曾经率兵西进，征讨大夏，越过沙漠地区，并取得胜利。齐桓公将这次胜利，列为他具备封禅泰山的重大业绩之一，也说明这是一次劳苦功高的战争。
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大夏被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地理位置：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由此可知，此时的大夏，位于当今中亚地区，大致在葱岭西部。
到了汉朝初期，大夏的地理位置又发生了变化。《史记》：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
在汉朝文景时期，大夏迁到了当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即后来的大月氏所在地。
不难看出，大夏进入中国史籍，从商朝初年到汉武帝时期，长达1500年时间。
稍加整理便知，早在三四千年前，大夏就生息繁衍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且长期与月氏、匈奴等为邻，一直同为商、周朝廷的附属国。
在中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春秋时期，大夏曾经较为强盛，一度在西北草原称霸，骚扰中原。后来，大夏被齐桓公击败，不得不西逃，进入中亚地区。后来因为某种压力，翻越葱岭定居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其迁徙路线，与后来的大月氏基本一样。
大夏、月氏相互之间十分熟悉，所以，大月氏没有费什么气力，便顺利实现了对大夏的统治，并融为一体。
事实上，大夏、月氏之间的相通之处，实在太多。《史记》：
“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
《汉书·西域传》：
“大宛国，……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的风土人情与大月氏、安息相同。
我们谈到过，安息也是大月氏的一支创建的国家。《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
由此可知，大夏的民俗，与大月氏一样；大夏的语言，与大月氏相通。这就证明了先秦文献关于大夏、大月氏的关系是可靠的。
这正是汉武帝不断遣使西域的主要原因之一。《史记·张骞传》：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
张骞告诉汉武帝，包括大夏在内的西域大国，它们的文化与中国相近相通。这大大地激发起了汉武帝不断探索西域，“威德加于四海”的热情。
我们知道，夏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朝代。在商、周朝廷的文献中，称一个群体为“大夏”——不仅是“夏”，而且是“大夏”，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们知道，在先秦文献中，“夏”，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这一文化传承至今，我们依然称中国为：华夏。
《论语·八佾篇》：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又如《孟子·滕文公》：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汉朝建立百余年后，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才重新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大夏”的国度。
在强调夷夏之防的汉武帝时期，对于外国国名，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不可能随意使用“夏”字。
唯一的可能，“大夏”不仅和匈奴一样原本是夏后氏之苗裔，而且是最正统的那一支。否则，商周朝廷没有理由称他们为“大夏”，汉朝更不会再一次予以确认。
总之，大夏与“希腊”毫无关系。
如前所述，汉武帝以来，中国有无数使臣抵达这里。那么，在中国史籍中，大夏是怎样一副模样？
与张骞同朝为臣的司马迁《史记》：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
班固亲兄弟班超驻守西域一辈子。班固在《汉书》中说：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翕侯……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
《后汉书》：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
这涉及到了大夏的各方面，归纳起来便是：
1. 大夏的人口多达十万户，可谓人烟稠密，以农耕为生。
2. 大夏、大宛、安息、印度的风俗，均与大月氏相同。
3. 大夏的货币，与安息相同，而安息是大月氏的一支建立的国家。
4. 大夏人善于经商，经济繁荣。
5. 大夏人柔弱，不喜战争。
6. 在被大月氏征服前，大夏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更没有统一的君主，而是各个城邑有自己的头领，实行自治。
综合上述信息，在哪儿能找到所谓的“古希腊”的半点影子？
三
直到汉唐，西域都非常落后，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汉书》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在这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汉朝使臣给当地人金银之后，他们很是稀罕（没见过或者很少见），便用金银来做成器物。汉朝使臣交往的人，非富即贵。可见，即便是西域的王公贵族，也不把金银作为货币。
第二，这里不懂铸造技术。汉人教会了他们铸造铁器、武器的技术。
无疑，此前，这里的金银从来就不是货币。如果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金银被法定的通用货币，贫穷的小农即便是没有金银，但一定知道金银是货币。直到大月氏西迁之后，金银才开始在西域成为货币，随后出现了铸币。安息、大月氏两国铸有银币，正面为国王像，背面为王后像。《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
大月氏国……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但是，安息国、大月氏国是在西汉初期，才从中国甘肃西部迁徙过来的大月氏人创建的国家。
随着汉朝建立统帅西域的都护府，中原文化持续西传并同化西域上层社会，中原与西域的商贸交流持续加强，金银的价值才逐渐被整个西域所认同。《后汉书·西域传》：
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让广袤的西域普遍认可金银，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据晋法显《佛国记》：
（中天竺）货易则用贝齿。
直到东晋时，在“古印度文明”核心地区中天竺，依然以贝壳为货币，尚未进入金属货币时代。这就是某些专家口中的“古印度（雅利安）文明”的真相。
待到隋唐之时，金银才开始变成公认的货币。唐玄奘告诉我们，西域的白银，均来自于中国新疆焉耆的银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
西域的银钱，皆产自这里
仅就银币的推广使用而言，显然是一个自东向西的过程，而不是相反。
我国史书中明确记载的西域“铸币”很多，有安息、大月氏、罽宾币、波斯币（指与隋唐同时的波斯王国，而不是西史“波斯帝国”）等等，从未记载过什么巴克特里亚币、罗马币。
无疑，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金币银币云云，纯属伪史。
据说，这是希腊银币
值得欣慰的是，学术界承认，所谓的“巴克特里亚”币不是铸造的，而是由造币工人一锤一锤地手工敲打出来的。既然不能铸币，那么就不能实现标准化，所以，如今“出土”的希腊币、罗马币，全是歪七扭八不成型、轻重大小不一样。
可是，全国通用的货币，能依靠工匠手工打造吗？我们不妨做如下设想：
如果真的存在过“古希腊货币”，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否应该有几百万名造币工人？
如果“古希腊货币”是打制的，那么，如何确保造出货币的正、反两面的图案？在打制正面图案时，如何做到反面图案不被破坏？荒唐透顶的古希腊罗马伪史！
只有具备了快速制造出数十万枚、数百万枚一模一样的货币的能力，才有可能诞生通用的金属货币。而铸造技术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铸造技术，便不可能大批量生产制造刀枪剑戟、箭镞标枪的能力。
古希腊罗马不懂铸造，如何生产出大批量的刀枪？什么“马其顿方阵”、“罗马军团”的“标准化”武器，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尤其是如何生产出标枪的----在战场上，标枪是消耗品，扔出去就没了，古希腊罗马“军团”每次战争消耗的数以万计的标枪，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我们继续看这则史料，《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西汉以前，西方不懂得铸造技术，是汉朝人教会了他们。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铸造兵器问题。
在古代，铸造技术，是地道的尖端科技。没有先进的铸造技术，便造不出好的兵器，更不可能大规模制造优质兵器。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千古名言，既源于陈汤万丈英雄之气，也依托于汉朝强大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武器装备技术的压倒优势。
《汉书·陈汤传》：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在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的消息传到朝廷时，陈汤说：不用担心，段会宗能够对付他们；以前，五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原因在于他的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尽管现在他们学到了我们的一些技术，但是，至少要三名胡兵才能顶一名汉兵。
综上所述可知，在秦始皇时代，所谓的“巴克特里亚”一带，没有货币，不知铸造技术，即经济、科技均十分落后。而早在商代，中国便塑造出了如此精美的象尊！
一言以蔽之，秦始皇时代，中原地区全面领先于“巴克特里亚”一带千年以上。
秦始皇会让这帮人来指导他的陵寝的修建？
四
至今，“西域考古”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在中国境内出土的任何像点样的东西，某些“考古学家”都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往“古希腊罗马”的怀里扑。
例如，2020年在新疆出土了一个唐代军队的澡堂，有“考古学家”便认定这是“罗马浴场”，完全不顾17世纪的西欧人依然不洗澡不洗脸不洗手的历史事实。我专门撰写《在新疆发现了唐代“罗马浴场”？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玩笑》反驳这一说法。其实，我的文章中列举的历史事实，凡是从事历史类专业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
我奇怪的是，漏洞百出的西方伪史，无视中国史籍的胡说八道的伪史，为什么能横行无忌？
这呼唤着史学家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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