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为什么能骗倒明朝大批高级官员？
经常有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进士出身、知识渊博、位极人臣的叶向高、徐光启等一大批的明朝官员，为什么会相信那些愚昧无知的耶稣会士，并且死心塌地地为他们卖命？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例如，眼下，美国抗疫不行，中国抗疫很行，为什么有些人依然崇信美国，坚信美国医学发达、管理先进？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高达100万，为什么有些人依然坚信美国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
再如，几百上千年前还是茫茫大海的埃及的海滨城市亚历山大城，竟然“出土”了二千年前的“罗塞塔石碑”，诸如此类的西方“考古学”成果，为什么有些人深信不疑，并且坚定地维护？
又如，按照现行古希腊史，整个欧亚大陆向古希腊出口粮食，也养不活古希腊人；按照现行古罗马史，20平方公里的罗马城竟然居住着100万古罗马人，如此等等的古希腊罗马史，为什么有人深信不疑，并奉为经典？
人一旦陷入迷信，再掺杂一些微妙的因素，就不能用正常思维来分析解释了。
1. 贪财的徐光启
徐光启很爱钱。
在《徐光启集》中收录了徐光启在京做官时给家人的15封家信，指导家人如何发财的有11封。
例如，万历三十九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桑树看来今年可养得三四十筐矣。自家无人养得许多，可卖了些叶如何？……必要湖州人来看火做丝方好……雇了一两年，人都学会了……
远在北京的徐光启，估计家里当年可以收获三四十筐桑叶，家里养蚕一定用不完，于是，建议家里把多余的桑叶卖掉。徐光启打听到湖州人有更高超的养蚕技术，于是，叮嘱家人雇佣湖州人养蚕，家人要跟着学，用一两年时间，学会后就辞掉他。
又如，万历四十一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城中的宅子又如何？我回时必要经营……又郊居必要种田，城外又无田如何？可一斟酌报我。我回家还要寻得一处有田、有屋、有池的方妙……
这是在叮嘱家人好好寻访，看看哪儿有值得买下的产业：不仅要在城里买下大大的宅子，而且还要在郊区买下一处绝好的产业----有田、有屋、有池的好地方。
又如，万历四十一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其一在天津，荒田无数，至贵者不过六七分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其一处在房山、涞水二县，此则每亩价二钱……今只得要归，且两处各有可托的相知，寻觅来都不误，所以为妙也。
徐光启发现天津、房山、涞水等地有许多廉价的荒地，于是立即出手，大量买进。然后雇佣可靠的人手，帮助打理。
又如，万历四十四年，他给家人写信道：
（每年要）拣极好桑留一两科，采极熟椹子晒干，寄到北边种，北土桑出种不好故也。
徐光启觉得自己在北方的大片土地的赚钱不够多，于是，要家人精心选取优质的桑树种子寄给他，他要在北方种桑养蚕，使自己北方的土地获得最大的产出。
几个月后，他给家人写信道：
天津早收得三百石，豆约有五百石，尚未见报数来……头蚕春旱，所以收了；二蚕必天多雨时吃了湿叶，所以坏了……北边绝无梅雨，最宜蚕，所以急要种桑。
首先，告诉家人北方土地的收获情况，不过，这是他估计的数字----足见徐光启对土地产出之上心，他家的雇工想骗他绝无可能。接着，他又畅谈了在北方种桑养蚕的可行性、重要性、必要性和大好前景。
2. 大方的耶稣会士
众所周知，16世纪以来，西班牙、葡萄牙人通过在美洲、亚洲殖民掠夺，美洲生产白银，使得西班牙葡萄牙富甲全球。南京官员通过审查潜入南京传教的耶稣会士一案得知，《圣朝破邪集》：
王丰肃一切费用，俱自香山澳送来。其银自西洋国送入澳中，澳中商人转送罗儒望（注：在江西），罗儒望转送到此，岁岁不绝。
因此，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有的是钱。
在一众高官的神秘运作下，利玛窦等人不知不觉地在南京买房置地开始传教。万历四十四年五月，时任南京礼部侍郎沈㴶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参远夷疏》：
闾左小民每每受其簧鼓，乐从其教者，闻其广有赀财，量人而与，且曰天主之教如此济人，是以贪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
当年八月，沈㴶在《再参远夷疏》中说：
从其教者，每人予银三两；尽写其家人口生年日月，云有咒术，后有呼召，不约而至，此则民间歌谣遍传者也。
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关官员在完成对南京耶稣会士们的审查之后，给朝廷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耶稣会士）假周济为招来，入其教者即予以银；记年庚为恐吓，背其盟者，云置之死。
综合以上三则可知，第一，所有的百姓，凡是加入教会者，当场发给白银三两。三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明史·食货志》：
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
明朝时，列入匠籍的熟练工匠，每个月必须为政府工作十天；如果因事不去，就要缴纳六钱银子，政府可以用这笔钱去雇用别人代替。我们以此法定金额测算，当时一名普通工匠的月收入大约为一两八钱银子。
事实上，明代普通劳动力的月收入远低于这个数。耶稣会士雇佣了不少人为他们工作的教徒，据《圣朝破邪集》：
蔡思命，年二十二岁，广东广州府新会新人。供称：幼年粗读诗书，于（万历）三十七年间，同阳玛诺、费奇规来京，投入王丰肃家，专管书简，兼理茶房，每年约得钱一千二百文。
蔡思命是一名有文化的教徒，被王丰肃雇为处理文字信函、接待文人雅士的秘书，包吃包住后，每个月还发放一百文的工资。明代官方确定，一两银子为一千文铜钱。可见，蔡思命一年的纯收入只有一两二钱银子。与蔡思命一起为王丰肃工作的厨师王玉明说，“每月得工钱一百二十文”。
可见，一入教就发给三两银子，接近于一名熟练工匠两个月的工资，至少是非技术工种人员三四个月的收入，不下于当今的二万元人民币，着实十分可观。
之后，教徒们只要常常往教堂跑就不缺钱花了，因为耶稣会士会宣称天主教会十分关心信徒，他们还会根据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送给适量的银子。耶稣会可谓大方至极！
但是，百姓加入教会时，必须发誓忠于教会，还必须填写一家人的出生日期。耶稣会士告诉教徒，谁若背叛了教会，耶稣会士会使用咒术让他全家死绝。教徒们十分害怕，因此，只要耶稣会士一声招呼，所有的信徒都会不约而至。
威逼利诱，恩威并施，使得凡是入教者皆死心塌地。
对于明朝官员们，自然不能采用如此简单低劣的手段了。
许多人阅读过《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过，利玛窦明确地记录了这一点：他是依靠一路的行贿送礼，在众多高级官员们的庇护下，潜入内地、闯入京城、进入朝廷高级官员的交际圈的。
位于澳门的耶稣会“总院”，为利玛窦等人的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在内地的耶稣会士，不断地往返于澳门，向利玛窦等人运送钱财：
利玛窦神父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团的第一任长上。随着对中国人秉性经验的增多，他尽一切努力将天主的圣律引人京廷……为了整个旅途体面，需要大量的开销和礼物来获得或维持与官员们的友谊。为此，郭居静神父乘船返回澳门，受托与那个总院的神父们商办此事……总院的新院长阳玛诺神父对新开辟的中国传教团充满了爱戴。他不仅阔绰出手帮助维持着3个会院，还大力促进北京宫廷的伟业，为此提供了其他珍奇物品，丰富了给皇帝的礼物。
利玛窦等人依托足够的财力，成功地“获得或维持与官员们的友谊”。
他们二人（笔者注：指利玛窦与庞迪我）终于胜利地留在了京都，赢得了(目前得宠，大权在握)阁老的全力支持，建立了密切关系。对神父们而言，这位阁老如同一擎天支柱，坚定地支持他们面对一切(既不小，也不轻的)困难。他们在京廷获得了居所，并在内起建了教堂。北京的大人物个个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地登门造访。
这里提到的“阁老”，就是万历首辅即第一宰相、并且多年担任独辅即唯一的宰相的叶向高。他为耶稣会士在明朝的公开活动并蔓延到全国各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耶稣会士也没有亏待叶向高，他们给叶向高送去了大批的昂贵礼品。例如，利玛窦死后，在叶向高的授意下，经过一批高官的运作，不仅解决了利玛窦的葬地，而且由朝廷提供安葬经费。钱和地，都是小事，重要的是政治意义，这标志着利玛窦赢得了盖棺定论，耶稣会获得了官方的公开认可。为了感谢叶向高及其属下的辛勤劳动，庞迪我给他们送去了一批精美的象牙雕。
耶稣会士不是一般的行贿者。对于普通百姓，耶稣会士直接采取威胁全家生命的招数，对于接受了耶稣会士大笔贿赂的官员，胁迫手段就更多了。拿耶稣会士的钱财拿多了，必将终身为耶稣会士服务。
叶向高在位之时，一直利用权力为耶稣会士服务。叶向高退休回福建老家的时候，耶稣会士艾儒略随他到福建传教。有了叶向高的庇护，艾儒略等人在天高皇帝远的福建如鱼得水，福建的大小官员、退休官员、秀才举人等等，络绎不绝地拜倒在艾儒略的脚下。因此，福建成为了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大本营，福建籍的天主教徒是耶稣会最信得过的“买办”，他们直接服务于耶稣会澳门总院：
其（澳门）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
叶向高去世后不久，艾儒略出版了一部书《三山论学记》，说是艾儒略通过对话彻底说服了叶向高，叶向高承认基督教义远比儒学高明。叶向高依靠儒学获得进士出身，官至首辅、名满天下、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他说基督教义远比儒学高明，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三山论学记》的内容，无疑是伪造的。叶向高已与耶稣会士密切交往至少二十年，这样的“论学”何须等到福建才进行？其中讨论的大多是小儿科的内容，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带着耶稣会士艾儒略回乡，第二年叶向高的长孙叶益蕃建造了福州的第一家天主教堂三山堂，一家人公开亮明天主教徒身份。
《三山论学记》的本质是，以叶向高的终身荣誉为耶稣会士的传教事业背书，死了也得为耶稣会服务。
3.迷信的徐光启
耶稣会士熊三拔“翻译”的《泰西水法》在谈起“以水疗病”、“温泉疗病”之后，大谈了一番欧洲的“西药”：
凡诸药，系草木、果瓜、谷菜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以之为药，胜诸药物。何者？诸药既干既久，或失本性……西国市肆中所鬻药物，大半是诸露水，每味用器盛置。医官止主立方。持方诣肆，和药付之。
大意是，在欧洲，草木、瓜果、主食蔬菜，都是药材。但是，如果这些药材干了或者放时间长了，可能会失去药性。欧洲只用新鲜的材料，通过蒸馏获得的药汁，才是最佳的药品。因此，在欧洲的药店销售的，大多是这样蒸馏出来的“露水”。欧洲的医生只开药方，患者自行持药方到市场上的药店买药。
那么，当时欧洲药店里的“露水”，是用什么药材制成的呢？熊三拔说：
他凡为香，以其花草作之，如蔷薇、木樨、茉莉、梅、莲之属。凡为味，以其花草作之，如薄荷、茶、茴香、紫苏之属。诸香与味，用其水，皆胜其物。
遗憾的是，木樨、茉莉、茶、莲、荷等植物，只有亚洲、非洲甚至只有中国才存在。显然，在交通水平落后的时代，欧洲不可能出现用这些“新鲜”植物制成的“露水”。欧洲没有的植物，竟然也出现在用新鲜植物做蒸馏露水的西“药方”之中，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从《泰西水法》全文竟然出现在徐光启《农政全书》之中，我们多少能窥出一些端倪。徐光启生前费尽心思收集查阅了中国的水利著作并摘要编辑，后人将其整理为《农政全书》卷十二至十八。这些编书“后人”皆为徐光启的天主教徒门生，他们在编辑时发现其中竟然有“泰西水法”全文，便附于其后为卷十九、二十。稍加注意便知，《泰西水法》是地道的抄袭中国作品的产物。例如：
去大川数里数十里，凿渠引之，无论水稻若诸水生之种，可以必济，即黍稷菽麦木棉蔬菜之属，悉可灌溉，是不忧旱。
欧洲有水稻、黍、稷之类的农作物吗？显然是没有的。不仅如此，在这部《泰西水法》中，在介绍制作“龙尾车”方法时，还出现了诸如篾、桐油等等欧洲从来没有的材料。欧洲不产竹子、桐油树，何来篾、桐油？在介绍制作“玉衡车”方法时宣称“梁居水中，其木必榆”，于是又出现了诸如榆树等欧洲从来没有的材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泰西水法》出现了许多只有中国才出产的植物和动物。
即便是“龙尾车”“玉衡车”之类的名称，也是独具中国特色。最有趣的是其中关于“龙尾车”一名的介绍：
《龙尾车记曰》：……龙尾者，水象也，象水之宛委而上升也。
难道欧洲也有与中国一样的龙文化、一样的龙形象？
如此等等，足以证明《泰西水法》绝非来自“泰西”，而是地道的中国货，而且基本可以断定，徐光启就是《泰西水法》的原创者。
偏巧，徐光启也正是配制西药“露水”的“实践者”。举一个徐光启在耶稣会士庞迪我指导下服用中医药的例子。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光启给家人写信道：
庞先生教我西国用药法，俱不用药渣。采取诸药鲜者，如作蔷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药之精英，能透入脏腑肌骨间也。但我处无各种鲜药，今亦择常用者，多方觅取道地之种种之。如六味地黄丸、人参固本丸之类，此常用者。
庞迪我告诉徐光启，西方人治病时，从来不对药材进行炮制，而是用新鲜的药材制作露水，可以收到神效。徐光启认为，按照庞迪我所说，吃刚刚采来的鲜嫩药材制作的露水，吃下去的都是药材的精英，能够透入脏腑肌骨之间。因此，徐光启根据自己常用药的配方，要家人给他去找天门冬、生地、何首乌等等种子，自己大量种植。
欧洲有天门冬之类的植物吗？没有！那么，耶稣会士庞迪我又是如何知道这些植物制成的露水能治疗徐光启的病的呢？徐光启告诉我们，他们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六味地黄丸、人参固本丸之类的中药配方，来制作露水。
由此可知，明朝末年的时候，所谓的西药是中草药，耶稣会士庞迪我指导徐光启用新鲜植物制作“露水”时，使用的是诸如六味地黄丸、人参固本丸的中药配方。
西药“露水”是用中药配方配制而成，这已足以令人震惊，同时，令人诧异的是，徐光启竟然相信按照既定的中药配方，用新鲜的药材不经炮制就能服用、治病！殊不知，许多药材炮制前后的药性大不相同！但是，徐光启就信了！他不仅信了，而且还告诉家人也这么办。
对于徐光启这样的行为，结合徐光启为耶稣会死心塌地地所做的一切，唯一的解释是：迷信，精神被控制了。
4.耶稣会澳门总院
人们往往以为，耶稣会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事实并非如此。
明清时期，耶稣会在澳门设立了他们的“大中国区”总部，即耶稣会澳门总院，负责对这一地区的“传教士”的统一领导。
与人们的一般印象不同，耶稣会澳门总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会组织，而是澳门洋人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有军队、有执法裁判权、有对洋人收取税收的权力。
其（注：指澳门）户四百二十有奇，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内刺兵一百五十名。其渠目，兵头一，掌兵；理事官一，司库；判事官一，司狱；而总领于番僧一人。其教号天主，其业惟市舶。
自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到清朝乾隆十年，澳门的洋人发展到420余户，共3400余人，其白人是主人，黑人为奴隶。他们主要依靠贸易为生。耶稣会澳门总院才是他们的真正主人，其教长才是最高首长，其下属，有掌握着150名士兵的军事指挥官，有负责财政税收的财务官，有司法审判的司法官。
一切的决策权，均属于耶稣会澳门总院“三巴寺”的“法王”，而“法王”则是由西方委派。
三巴寺僧削发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来，澳酋无与敌体者，有大事、疑狱，兵头、蕃目不能决，则请命。命出，奉之惟谨。
“法王”在澳门建有城墙、炮台，拥有大小76门炮。这150名士兵皆为正规军，其首领由驻东南亚的军队委派，三年一换，主要负责保卫法王安全和日常城防。“法王”的军事力量当然不止这150人，因为不时与荷兰人发生战争，一旦需要，法王还能调集在东南亚的舰队参战。
“法王”对澳门的洋人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凡是不听招呼的，可以用刀砍死，可以用火烧死，还可以绑在炮口用炮弹将其碎尸万段：
其刑，或戮，或焚，或缚至炮口而烬之……理事官,一曰库官，掌本澳蕃舶税课、兵饷、财货出入之数……
对出入澳门的洋人商船收税，是“法王”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澳门的房产皆为“法王”所有。仅仅通过房产出租，耶稣会澳门总院每年获取巨额财富：
每肆一区，岁租蕃钱十余元，蕃寺通岁所入几万元。
显然，耶稣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组织”。
来华的耶稣会士，均为这个“法王”的下属，包括利玛窦、汤若望等等。
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仅是一般的“传教士”吗？
5.耶稣会的纪律
查阅词典，英文Jesuits 释义为：耶稣会、耶稣会士；而Jesuit 释义为： 耶稣会信徒、阴险的人、间谍。
可见，在英语里，耶稣会信徒、阴险的人、间谍是一回事。
显然，真实的耶稣会、耶稣会士，并不简单。
稍稍梳理一下徐光启的著作，我们就能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徐光启在京做官，屯田天津，回乡闲居的时候，始终至少有一位耶稣会士“陪同”在徐光启的身边。前面所说的“西药配方”，就是耶稣会士庞迪我在跟随徐光启屯田天津期间，传授给徐光启的。
我们还能发现，李之藻也是享受着这样的待遇。李之藻之子李次虨在《名理探序》中说：
惟忆曩侍先大夫，日聆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先大夫自晤利（玛窦）先生京邸，嗣后宦辙所之，必日偕西贤切劘扬扢。
李次虨说，自从李之藻加入耶稣会之后，无论李之藻到哪里，都有耶稣会士陪伴而行，因此，他自小就天天见到耶稣会士。
是耶稣会士与徐光启、李之藻二人的关系太好、太密切吗？未必！
在《口铎日抄》中，耶稣会士艾儒略告诉中国信徒们，耶稣会有这样的“组织纪律”：
入会后，须各守规，又使一人密察其过，无论大者不敢逾闲。即一言一动，稍违理道，便不容隐。
每一名教徒，都被耶稣会安排的人秘密监视着，即人盯人。那些身份普通的中国教徒，人人都被别人暗中监视着，每个人也领受了暗中监视他人的任务。由于徐光启、李之藻是高级官员，所以由耶稣会士亲自昼夜陪同。时时刻刻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提醒、督促每一名教徒在精神上绝对服从“天主”：
夫天主之恩若此，子等宜何如爱慕图报，以无负主恩者乎？……凡一身之上至头目，下迨手足，有敢不遵循规诫，而违背主命者乎？……悉翕合上主之心，乃可已。
每一名教徒必须绝对服从“天主”的旨意，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报效“天主”的恩情。
6. 一切就这么简单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一系列的奇迹诞生了：
尽管当时的欧洲连天文台都没有，但是，徐光启等人将一大批欧洲天文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了；
尽管欧洲没有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但是，徐光启等人将欧洲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的历法著作“翻译”成中文了；
尽管欧洲没有中医中药，但是，徐光启等人将欧洲人切脉诊病、中药治病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了；
尽管欧洲人正在大量进口中国的丝绸，但是，徐光启将欧洲人种桑养蚕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了。
......
徐光启“翻译”的中文著作，一部又一部地寄到了欧洲。同样的，李之藻等人也是如此。《李之藻集》：
弟子未效微劳，竟蒙诸先生投书上闻……迄今圣教犹未大行华土，思之黯然。吾等既奉天教，轻忽怠惰，有负厚望，得无罪耶？……谨具诸公大作刊本并弟子近岁小著数册奉敬。
李之藻的工作情况，有人时刻上报耶稣会。得知获得“奖励”后，李之藻激动不已，在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打算后，表示一定要让基督教传遍中华。于是，李之藻把自己“翻译”的中文著作，一部又一部地寄到了欧洲。
（后面，我们将专门探讨与此有关的问题，欢迎参与）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