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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西方伪史 激扬文化自信
西史辨伪研究值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
——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的发言
田辰山
2023年12月16日
【西史辨按】：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经常听到国外后殖民主义时代反西方中心论学者的感叹：非常希望听到作为具有历史文化大国背景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发出正义的批判声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难见到这样的独立见解。
2019年3月5日，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的田辰山先生，邀请西史辨学者到北外进行学术交流，因交流内容涉及西史辨伪的内容，引起一些非议。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辨析西方历史真伪的学术活动，尚处于一种讳莫如深的状态。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国文化复兴论坛有幸邀请到田辰山先生作为嘉宾做了重要发言。田先生现身说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字字珠玑，惊心动魄。田先生向全世界发出“重视西史辨伪，坚持学术正义”的大声疾呼！同时，针对国内学术界考虑个人得失的学者们，给出请勿“就坡下驴”的善意提醒，令人听罢如醍醐灌顶，畅快淋漓。
总之，田辰山先生的发言，对于学术界如何面对西史辨伪所揭示出来的世界历史真相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积极对策，值得学术界认真对待；同时，田先生提出揭露西方伪史时应注意措词谨慎、恰当、严谨等建议，对于今后的西史辨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同事们，朋友们：
我首先表示对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举办方及与会专家的感谢，感谢对我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到这么一个重要场合表达一些相关的看法。很高兴，也有些遗憾，因为这一段时间活动较多，不能亲临论坛现场。
第一点，我认为“西史辨伪”是一个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大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要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与道路，才能克服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才得以继续存活与健康延续下去。思想健康的人们不会认为，这样一个关系人类生存重大意义的问题，不值得研究乃至采取无端压制的态度。
第二，本人是学习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的，比较自然地对这一大事的研究是比较早地关注的。2019年曾邀请几位“西史辨伪”专家到我当时主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做过交流性讲座。虽然曾引起一些非议，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必须重视西方伪史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作为民间学者，而且应当是国家政府层面所关注的，必须最后由国家层面经过充分研究，给出一个科学的是非结论。这个问题不可回避，因为它牵涉的问题太大，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企图阻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第三，“西史辨伪”研究，其实是一个纯史学学术问题的研究，完全是一个调查事实的问题，是一个科学性操作技术问题，本不应该引出什么政治斗争问题。但是很遗憾，因为这样的研究一旦得到实证，则必然是一场革命性的观念转变问题，是对过去所存在结论的颠覆性效果，这样将牵涉到一部分人会被指责为“将伪史作为正史”之嫌，至少是有些人因为“以伪史当正史”为学问获得个人利益和名誉感到很尴尬，以至承受不起“白做那么多年此种学问”的羞愧。这至少是引出政治斗争的一个来源。人们要尽量避免出现让自己尴尬以至蒙羞的局面。
第四，所以我一直秉持的一个信念是，尤其是对一个搞学术的人而言，绝对不能从个人私心或利益出发来从事学术工作。学问是一件老老实实的工作，学术上哪怕只掺杂一点点私心所导致的谬误，很可能是葬送一个人群、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龌龊之事。所以“西史辨伪”是一个只能对所有人有好处而无伤害的事情，一部分人是不应该计较实证结果所有可能对自己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的。为了自己一己之名声与待遇而对牵涉人群、社会或者是人类整体利益影响的研究进行阻挠与打压，是违反人类道德的。
第五，北京有这样一个俗语，叫做“就坡下驴”，是有些人习惯性的心理，也即在“现实”可能是谬误的既成结构下，也不置可否，却是一味认可与顺从，甚至变本加厉地积极使得它更加谬误。这样做对他是不困难的，甚至还大有益处。他自然对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具有超常思维的人，对变革性新事物的出现，构成阻力甚至反动。这使人想起古希腊苏格拉底对荷马史诗的批判性与超常思维，他在大声“现实错了”的呼喊声中，被“就坡下驴”的谬误既成结构判为死刑。在“西史辨伪”问题上进行的“批判思维者、超常思维者”同“就坡下驴”者之间进行的政治斗争，也当然是避免不了的。
第六，我本人不是“西方伪史”论者，我了解不多，只是翻阅了几位“伪史论”专家的著作。很清楚，“伪史”之说，不是什么中国学者的“判断”，而是中国学者跑到西方在西方的“发现”。“西史辨伪”是中国人在西方查阅资料的功夫的重大发现，而真正作为“伪史论”出场的，是西方内部一直存在的令人敬佩的自我批判反潮流，是西方传统的自我揭发。当然，这些中国学者深入西方所有的发现，对中国实在太重要，在中国文化庐山里面生活的中国人，不能不感谢这些在西方做学问的学者的发现和他们拳拳赤子之心，他们代表了中国人走出了庐山，看到了西方“庐山”光鲜表面的内在的另一面。否则中国人身上失去的是宝贵的辩证法的批判思维及超常思维，也即非“就坡下驴”式思维。
第七，鉴于上述的理解，我的一个建议是：我们在叙述“西史辨伪”事实上的话语，须采取谨慎、恰当、严谨的话语说辞，要考虑到在将西方历史打入“伪造”之类的话语之时，一定有西方、中国及各种无辜学者或人群的尴尬和局促不安；我们根据此种情况要揣摩一下如何选择叙事形式。
第八，我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西史辨伪”专家们既然有这样一个重大发现，一定要坚持研究下去，并同时向国家呈递政策建议，推动国家以至国际力量的介入，将此项研究国家化、国际化、正规化。因为这是牵涉整个世界，关系到全人类命运前途如何去思考与行为的重大问题。
第九，即便“西史辨伪”最后得以实证、确凿、落实，其实也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可将它弃置一边，不再理睬，而是仍须继续对西方虚构性假设思想传统进行加深认真的理解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第十，在西方“伪史”确凿性上肯定是存在判断的分歧的；正如上述所说的，分歧更是政治性而非学术性的。原因是在学术过程中，一定判断总是在结论之前初步做出的，起到的是假设前提的作用。这是学术研究与理论形成不可或缺的必要一步。所以，如果是出于纯学术的判断，一定的判断是不应该在学术研究的操作程序上受到质疑的。
第十一，当然不应当感到意外的，是对此研究的无所不用其极进行无端攻击的必然是来自政治方面。因为如果最后“伪史”坐实，切齿记恨者自然是制造伪史的历史与支持伪史的现实政治势力。再有，就是一切曾将“伪史”信仰为“正史”的一切后果性影响的特殊个体。例如出于宣扬西方史而成名成家者的抵制。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坚持学术正义，就必须挺得住、经得起这种政治性的攻击。这一点要向苏格拉底学习，宁可接受死刑，也不放弃“真理”。
第十二，对西方的伪史转述的中国学者们，功德无量，对于你们的胆识与学术求真，十分钦佩。但也建议同道者可重视首先使用转述性语言，然后伴随事实逐步确凿、清晰与获得广泛社会效应后，再形成直接判断性的直述语言。
以上几点拙见，不一定全面与准确，只作为有利于这项研究健康顺利进行的补益之语。谨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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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田辰山，文教专家，全美政治学会会员，美国中国政治学会会员，国际中国哲学会会员，美国亚洲研究会会员。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西政治哲学理论和中西文化比较。
多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美中交流和研究工作、主持美中文化教育交流以及夏威夷华人作家协会副会长和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檀香山分会理事、夏威夷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师从美国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和新儒家成中英，获政治学硕士、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在美国、中国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诸多论文；出版英文哲学专著《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多次负责主持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工作；曾到美国和中国多所重点大学（如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教授政治学和哲学思想比较课程。他的言谈举止之中沁透出中国学者特有的儒雅之风，他认为自己带回来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从一个更宏大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看中国及其文化。田辰山先生的文章可参看“一多不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