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政党建设：战略目标与行动逻辑（陈明明）
导语：建设一个信仰坚定、集中统一、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政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党建工作在思路、制度、方略上有了很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阅读和思考，讨论了新时代政党建设的这些变化特点，以及这些变化对于维护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平稳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党的建设；长期执政；先锋队；贤能政治
作者简介：陈明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党建思想的背景：世界史与中国梦
世界史是一个“现代的”世界现象，在逻辑上是大机器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的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这个扩张的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市场危机和制度危机。马克思由此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革命理论，并预言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列宁则实践这一预言，在一国内部推动社会主义的前途，希望通过切断国际资本赖以存在的生命线，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破裂和瓦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被认为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新纪元”的概念反映了20世纪解放运动对整个世界发展态势的具有乐观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从想象到现实划出了世界史的分水岭——此前的世界史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并试图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工厂和市场的历史，是资本主义体系化的历史；此后的世界史是社会主义在东方击破了资本主义的链条，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挑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在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创造着更高生产力和符合人性追求的历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成了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史中的一个国际现象。虽然20世纪后半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对资本主义历史使命足够的估计，尤其缺乏对资本主义合理因素的吸纳，社会主义遭遇重创陷于低潮，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解放学说和制度形态，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制，实现自主、平等、均富、快速和有尊严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段：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并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他所以要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源头讲起，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讲起，就是要说明，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
习近平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六个时段中的一个阶段，并且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事实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旨在克服社会分散化状态的组织方式，一种纠正资本主义分配和权利不平等的公共政策，一种打破时间限制以迅速完成财富集中和权力集中的赶超战略，一种在“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3]的时代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手段，一种在本质上被世界史赋予使命又和世界史交互作用的国家历史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习近平的讲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恢宏的历史感和自信心，是对世界史的中国意义的完整而深刻的把握，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党建方向的准确定位。
二、共产党长期执政战略的基点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终极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现阶段的任务则是争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为此提供支持的行动理论和战略支持则是维护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其中，党的长期执政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党建工作讨论的重点，实际上也是党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4]可见，党的建设的根本工作应围绕着长期执政的战略目标进行，同样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点。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与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内在关联是不容置疑的。现代化理论有一个重要假设，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中央权威是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得以平稳进行的基础。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政治，其主题即克服内外危机，重建有效的中央权威。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把重建中央权威的历史任务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5]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党的组织、领导机制和政治价值（意识形态）的行之有效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从而肩负起领导中国现代化责任的保证。
1. 组织体系
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至基层建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对国家机关、军队和社会团体实行统一而有分工的领导，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一元化”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党的领导原则被表述为“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国家机关、社会政治团体各方的“职能作用”，是这个体制运行的经纬。“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6]组织体系的“头脑”是中央，“躯干”是地方，“末梢”在基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组织建设思想的重点有三：（1）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以维护中央政令贯彻无阻的权威；（2）强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秩序；（3）强调党的群众路线，以刷新党的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这三点是对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全党而言的，但其中的侧重点和分际仍可一目了然。对中央来说，“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7]十八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被认为是改变了“九龙治水”的分散化状态，恢复了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8]的权力格局。对地方来说，“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9]对基层党组织来说，他们本身是中央和地方党的“党内群众基础”，同时也是党联系党外群众和社会组织的桥梁，其组织建设主要是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焕发党的活力。
2. 领导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直接用党的命令来指挥国家与社会，也不是用党自身的组织来替代它们，党的领导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通过运用一系列政治的、组织的制度和机制来实现的。这些制度、机制形成的历史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前甚至革命年代，但改革开放无疑为这些制度、机制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和思想资源，使其发展得更为有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制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几项：（1）作为权力轴心机制的“党委（党组）领导”；（2）作为全面控制机制的“归口管理”；（3）作为精英管理机制的“党管干部”；（4）作为思想统一机制的“意识形态斗争”；（5）作为沟通吸纳机制的“政治协商”；（6）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统一战线”；（7）作为政治动员机制的“群众路线”。[10]
其中，自十八大以来，如下几项机制在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归口管理”。归口管理之“口”是指按照工作性质所划分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定领域和各个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归口管理”具体运行的是党的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制度。中央工作领导小组是一个未见诸党章所载，却广泛存在于党和国家政治运作过程的制度，是发挥着决策、议事、协调等功能的极为重要和特殊的机构机制。它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全面领导的方式之一，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负责形成信息并执行政策的主要机构之间的桥梁。作为相关职能领域顶层的每一个领导小组，都领导着一批党、政、军机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组长职务，有中共史上“最强组长”之谓，反映了领导小组制度在治国理政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事实上，领导小组制度也是把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融入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内容，其功能在于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
第二，“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其宏大的改造社会与国家结构的使命，对历史与未来、阶级与政治、国家与革命、领袖与群众、执政与治理、战略目标与行动策略等都有相对完整而精致的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对于形成高度的思想统一以达成高度的一致行动是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作重心的转换首先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再阐释来开道的。因而人们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政党。十八大以来，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1）意识形态和党的政治纪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但不允许逾越意识形态的底线，尤其在党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不允许党员公开发表有违于此的言论（“不得妄议中央”），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层的思想统一是党追求的目标，党的政治纪律则是维持思想统一的重要保证。（2）党的意识形态扩展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约束和规范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七不”）。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这一主导功能，“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传播、新闻出版网络的监控、思想文化舆论的引导，以及关于意识形态“阵地意识”的强化、对异端意识形态的批判抵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工作的持续加强等，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政治协商”。政治协商指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合作共事关系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协商，以形成共识，从而推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贯彻执行的政治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整合社会利益、消除社会冲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市场经济在打破过去结构的同时，也释放了体制长期束缚的社会力量，催生了大量新生的社会群体，形成了利益多元的格局。各民主党派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这个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的过程首先要依赖于执政党对这些群体的整合和一统，其次意味着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将社情民意和政治诉求传递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又积极协助执政党和政府对其组织内部成员，对其所联系的阶层和群众展开工作，处理和解决后者的内部冲突和矛盾。政治协商催生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态——协商民主。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被看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政治协商被扩展为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种形式，其中，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被认为发育最成熟，规范化程度最高，对整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第四，“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是共产党作为一个动员型的“群众党”的必然要求。群众路线有三种含义：其一是政治含义，即“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11]其二是方法论含义，“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12]其三是作风含义，即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三者都深刻反映了政党成功与群众动员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是政治路线、领导方法还是工作作风，就党的行动所欲达到的目标而言，其要义在于要求党“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13]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群众路线的重申和强调，反映了执政党试图通过激活群众路线机制，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强烈需求。贯彻群众路线被认为是修复党和群众的信任基础，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公信力，加强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提高党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的重要步骤。
3. 政治价值：民主、民生、法治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4]在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中，民主、民生和法治是三个关键词，反映了党的长期执政战略目标的价值追求。
关于民主。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民主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15]十七大报告甚至把“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16]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对应，民主一词中“选举”的含量越来越薄，“协商”的份量越来越重，2006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尚有“选举投票”和“充分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一说，[17]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协商民主”已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8]显然，作为一个价值追求，民主在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中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反思的一面。前者强调人民民主和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始终把党对民主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的民主制度与有序可控的公民政治参与三者联系在一起，后者反对把西式民主的票决竞争作为民主的普遍形式，对民主沦为金钱所控制的“选主”过程持批判态度，警惕民主成为“颜色革命”的酵素，倾向于以治理绩效来评价、吸纳和发展民主。
关于民生。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0]习近平将此视为对人民和对党的重要责任。以民生为价值，首先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从解决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做起，这个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或者是反贫困问题；其次是要求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引导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构建；第三是要求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改革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规则和议程结构，为发展经济和民生幸福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实行，社会资源逐渐开发和积累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民生价值引导下的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
关于法治。在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中，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和十三大、十五大以来党的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是一致的。这个方略的政治意图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21]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习近平更明确地要求“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更完整地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的建设思路，并将这个一体化纳入宪法为“为统帅”的最高权威框架之中，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22]其次是提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23]在崇宪尊法的基础上，建构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24]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文化。
三、作为先锋队的执政团队：兼论贤能政治
1. 为什么重提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可以有两个思路，其一是先锋队型政党的建设，其二是选举型政党的建设。先锋队类型就是列宁主义类型，从传统和谱系来说，中国共产党原本就是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它的基本特征是“职业革命家＋军队般严整组织建构＋思想政治动员＋全面渗透控制”。这些特征满足了它的基本要求，即“政治革命＋社会改造”。它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和落后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形成的。选举类型就是多党竞争类型，它的基本特征是“职业政治人＋相对松散的组织体制＋选票选举动员＋分类控制（政府领域与非政府领域的不同控制要求，控制方式的司法化和权力的分散化）”。这些特征满足它的基本要求，即“自由竞争＋执政轮替”。它多发生于工业市场国家和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
中国的制度安排和主流政治实践已经明确拒绝选举型政党的模式，拒绝的理由不仅是出于意识形态，近年来也特别注意采取“学术形态”，即在历史、理论和实证的意义上论证先锋队类型政党的必要性及其存续条件。先锋队政党概念源于马克思关于共产党具有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历史使命、利益代表和战略任务的论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是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政党；在理论方面，共产党比其他无产者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5]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先锋队政党存在的历史逻辑和行动逻辑。[26]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是众所周知的。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政党产生的首要任务是运用集权革命的方式重建国家。从当代中国的问题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中国虽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中国虽然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27]在这两个条件的约束下，面对激烈竞争的世界，中国只有在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下才能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仍然对集权有强大的需求，集权的需求不仅植根于国家的传统和革命历史，主要还在于超大国家规模和人均资源相对贫弱的矛盾、赶超发展战略和发展不平衡态势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个矛盾至少还要存续30年。因此，以集中统一的组织形态和全面主导国家社会的一党执政体制为特征的先锋队类型的政党模式仍然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2. 什么是有根的政治
在政治学中，先锋队政党实际上是精英政治的一种类型，和西方关于精英政治的语境不同，这种精英政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通常被表达为贤人政治或贤能政治。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贤能政治在当今世界虽遭批评，却在中国得以复兴——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推崇贤能政治，原因之一是贤能政治有助于弥补西方民主的体制缺陷，尤其是在选拔优秀的治国人才方面。[28]贤能政治在中国受到关注不仅是因为西方民主推广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贤能政治是从中国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政治，适应中国当下的治理需求，符合中国大众的心理状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贤能政治的一种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贤能政治的一种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贤能政治的一种抱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是贤能政治的一种理念。换句话说，贤能政治是有根的政治，它的根扎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它不仅有相当的文化基础，而且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相合的。把先锋队政党的建设同贤能政治联系起来，既是对精英政治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和继承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然要求。习近平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思想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29]
在习近平的著述中，经常引用中华典籍和先贤的话来阐发治国理政的精义是他的一个明显的语言特点：“尚贤者，政之本也”，“治国之道，首在用人。”[30]用人即用贤人，尚贤之政即（贤人）贤能政治。“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31]“心中有党，心中有责，心中有戒”[32]把组织、责任和操守熔于一炉，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中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老树新枝。例如，习近平提出关于干部的三个问题：一是何谓“好干部”？大标准“就是德能兼备”，具体说就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33]二是如何成长为“好干部”？路径是“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勤于学，敏于思”，“还要加强实践”。[34]从个人来说就是修养、学习、实践缺一不可；从组织来说，就是监督、管理、培养三者并重。三是如何使用“好干部”？关键是党的组织部门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35]习近平说：“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36]党建思想中的贤能政治色彩跃然纸上。在传统上，贤能政治是以道德文章为根基的，在现代，道德就是公义公信力公天下，文章则是治国方略理政之才，如此德能兼备，德须配位，就有了统治的正当性。
3.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内修与外力
贤能政治要求以德治国，“注重道德实践”，个人的“修德”至关重要。“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37]“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先贤的道德理想，“崇德修身、明辨是非、知行合一、养大德以成大业”，[38]是当代政党精英的人生功课。细察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党的建设，许多重大举措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可以概括为“从内部用功”。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申、修订和制定党内规章制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都是基于“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自我期许而注重于从内部用功的努力。这种内部用功是目前党建的主要特征，它叫做“自我革命”，也叫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39]本质上是党拒腐防变、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的一种自我约束。
毫无疑问，贤能政治也是有挑战的，贤能政治面临的挑战不在其理想，而在其通往理想之路。最大的挑战，一是传承问题，二是维持问题。前者意味着一代贤人的谢世，并不能必定保证继承者会承继了先人的贤明，故不独一般人的生活，政治上也多有“不肖子孙”一说，前辈荜路蓝缕开创的基业毁于后世的“文恬武嬉”不绝于史书；后者是指贤人须具有超常的内省、自制和坚忍，“吾一日三省吾身”，不为时移，不为利动，实为知易行难，在时间面前，人们见过多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情景，这对人的心性的确是极大的考验和砥砺。因此平庸的民主政治就可能成为贤能政治的替代品。在今天改革面临利益盘根错节、世风奢靡物欲横流、发展问题挑战迭出之时，一句话，在中国的历史性转变之际，公共意识尚未成熟，民主政治尚在发育，而我们又需要匡救时弊的“英雄”，贤能政治将如何自处？或贤能政治将如何建设？一如人们所知，贤人政治对内修、慎独有极高的要求，贤能政治对精英的压力太大，所以贤能政治的内在动力通常不足。在内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借助外力即外部的压力和外部的约束力来帮助其自我修炼和自我涵养。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40]在这里，以上所谓“外部的压力”就是人民的批评和监督，“外部约束力”就是法制和法治，就是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凭借这种“外力”，人民的批评和监督可通过制度化的设施达及党内，并使各级党组织不敢罔顾不敢懈怠。这也是习近平关于“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41]的真谛。在现代国家的条件下，政务公开，社会监督，公民参与，独立公正司法等法治要件是先锋队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关键所在，是民主法治因素引入先锋队政党建设的理由。这就是建设贤能政治的机制和办法。
四、依靠从严治党走向未来
综上所述，建设一个信仰坚定、集中统一、纪律严明、能力强健、和人民保持紧密联系的政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这样一个党建思路，需要在理论上、制度上、策略上、作风上和此前的路线方针相衔接，也需要依据新的形势对“传统的”共识和实践作出有针对性的阐释。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建重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它们对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从而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平稳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学习型政党：能力与眼界
“学习”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鲜明特征之一，“学习型政党”则是这一革命实践经理论总结后提出的党建模式。从十六大以来，“建设学习型政党”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了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延续这一战略思维，把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学习型政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强政党成员通过掌握或影响国家政权来实现自身奋斗目标的能力，即执政能力。当今世界是一个急剧变动的世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高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发生在此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实践对执政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进入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执政党内部的党员、领导干部经历世代更迭，其知识结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如果不着眼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就不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从这一特定时代意义提出来的。习近平以延安时期党中央注意到的党内“本领恐慌”为例，指出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会存在“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情况，“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42]学习型政党“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次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习党史国史，“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第三是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学益智，以学修身”，同时“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43]
2. 人民主体性：理论与现实
坚持“人民性”、“人民主体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44]是习近平一系列讲话中贯彻始终的主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45]对人民主体性的强调，不仅是党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的理论要求，而且是人类政治史特别是中国历代兴亡史的经验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46]对人民主体性的强调，也不仅是对党成为执政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因拥有前所未有的经济、财富、社会、知识资源后存在脱离人民群众之现象的反省，[47]而且是对党内形成权力与资本相勾连的官僚利益集团或特权利益集团之危险的警告。习近平提出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48]前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在过去的讲话中也多次讲过“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49]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50]的信念，以及党的先锋队组织建制特征，正是防止党和国家权力被资本俘获的强大屏障；也是避免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切实保证。
3. 全面从严治党：回归与超越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在思想上可追溯至毛泽东，而用如此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这个方针要归功于邓小平，习近平则把这个方针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强劲的党纪党风整饬状态。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清醒。”[51]“党要管党”是指作为中国社会政治轴心的共产党，自身不能成为管理的“法外”地带，在行使领导权的过程中，要以宪法、法律和党章、党纪约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和基层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及党员的权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严治党”则是指这个约束过程的严格程度，包括严格按照党章、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四风”；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坚决惩处党内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纪律面前全体党员平等。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官，即管理、教育和监督党的领导干部。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照镜”、“正冠”、“洗澡”、“治病”的总要求，整饬党内政治生态，刷新党风政风，是延安整风经验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再创造。
4. 革除特权现象：道德与政治
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不应该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共产党拒绝多党竞争，为此它提供的最大论证，除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外，就是它的道德伦理话语和平民主义形象，所以它会不断推出焦裕禄、孔繁森、扬善洲这些令人景仰的楷模，这等于一方面在实践中预设了党人的道德律条，另一方面在伦理上站在了社会的道德高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法理上，政党本身是个政治性的非公权组织，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它问鼎政权，通过一定机制进入国家从而组织政府，除了担任公职的精英集团成员外，它的组织和成员的权利不过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延伸，本身不具有国家公权的身份和权力。由于一党长期执政的缘故，国家和政党的高度重叠导致了党组织程度不同的官僚化，使得相当一部分党员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就是其表现之一），危害了党长期执政的战略。习近平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告诫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且自觉接受人民监督。”“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52]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及中央巡视组的巡查监督，相当程度扭转了这个局面。
5. 反腐败斗争：惩治与制度
从严治党与反腐倡廉是习近平主政以来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腐败本质上是公权的非公共化运用，从严治党逻辑上必然指向规范公权的使用问题，指向解决官员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十八大以来，由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53]反腐败呈现出“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态势。但反腐败在根子上是向人性作战，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也不会一劳永逸。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一项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一重大任务要求“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强化监督，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54]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以及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的党建重点工作，不仅是以长期执政为战略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走向未来的基础，而且是以修复、巩固和发展中国政治合法性为行动逻辑的中国政治建设的机制。
[1]习近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现、创造、前进》，“人民网-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106/c64094-20101215-2.html。
[2]同上。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4][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人民网”2014年10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09/c1024-25792284.html。
[5]王岐山：《开启新时代，踏进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5页。
[7]《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6页。
[10]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6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0页。
[13]同上书，第1095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7日。
[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2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2页。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0]习近平：《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习近平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5日），“新闻中心-中国网”2013年1月2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13-01/02/content_27564511.htm。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2页。
[22]同上，第141页。
[23]同上，第145页。
[24]同上，第14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4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7页。
[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28]这方面的观点以贝淡宁撰述的《贤能政治》最完整最集中。参见该书第1、2章，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30]同上，第411页。
[31]《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36页。
[32]同上，第240-246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2页。
[34]同上，第417页。
[35]同上，第418页。
[36]同上，第418页。
[37]同上，第173页。
[38]同上，第173页。
[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5-146页。
[41]同上，第391-392页。
[42]同上，第403页。
[43]同上，第404-407页。
[44]同上，第140、154页。
[45]同上，第27、28页。
[46]同上，第386页。
[47]习近平认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同上，第368页。
[4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4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
[50]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杂志2013年第1期。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5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8页。
[53]《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见《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0日。
[5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