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满洪｜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

摘要：高质量发展包含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经济福利、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社会福利、生态福利所构成的福利体系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可见，生态文明理应纳入共同富裕框架，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共同富裕不仅是私人或家庭收入的共同富裕，而且是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共同富裕。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生态面前人人平等，生态平等可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生态产品的供给者往往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乡村居民，而需求者往往是收入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打通生态产品的供求渠道可以促进财富的城乡转移，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生态产品的供销要通过完善保险制度防范生态产品生产、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自然和人为的灾害风险，要通过完善信息甄别机制和营销渠道创新防范假冒伪劣风险。生态要素参与财富分配，可以提高乡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或财富。这是保障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基于生态要素使用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的差异性，开展区域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用水权交易、用能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生态产权交易，必然促进社会福利增加，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在顶层设计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需要以巡视改革的制度创新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驱动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确立可持续性的治理目标、分工协作的治理结构、绿色共富的治理制度。

关键词：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生态产品；生态要素；生态产权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共同富裕之路，都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很有必要。研究表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又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本文从生态文明视角探究共同富裕问题，既提出了思路性观点，又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共同富裕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

1.包含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

2021年5月20日，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从文件标题可以看出，中央不是简单地支持浙江走共同富裕之路，而是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支持浙江通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可见，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追求。

高质量发展就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发展理念要求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就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显然，这里所指的绿色发展是广义的绿色发展，是包括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在内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为代价的“黑色增长”范式的变革。绿色发展又可以分成浅绿色发展和深绿色发展。浅绿色发展仅仅关注解决局部环境问题、强调进行污染末端治理、认为环境与经济非此即彼、主张技术决定论，深绿色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强调源头控制、认为环境与经济对立统一、主张生态文明制度决定发展模式。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是深绿色发展。深绿色发展是浅绿色发展的高级形态。

2.包含生态文明的共同富裕

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其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明确提出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狭义的福利就是经济福利，广义的福利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文化繁荣、社会安全、生态优越都是非经济福利。同样，共同富裕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共同富裕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这是狭义的共同富裕。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和人群之间的共同富裕。当然，共同富裕必须是“做大蛋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绝不是“共同贫穷”；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共同劳动基础之上，按照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分配收入和财富；共同富裕也需要建立在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基础之上，既要强调一次分配的效率优先，又要强调二次分配的公平为主，还要强调三次分配的财富转移。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上的共同富裕，而且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也是经济上和生态上的共同富裕。全面地表述，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如果仅仅考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从效用函数看，效用水平是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函数，即：U=U（Y, E）。如果效用水平U与收入水平Y、环境质量E都是正向关系的，那就是经济增长没有损害生态环境质量，属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如果效用水平U与收入水平Y正相关，与环境质量E负相关，那就是说明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毫无疑问，人们追求的是第一种状况。

3.高质量发展驱动共同富裕

没有接续发展，就没有共同富裕。我国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富裕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必须一如既往地推动发展，进一步“做大蛋糕”。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才能分到足够多的蛋糕。如果停步不前，不可能共同富裕，可能是共同贫穷。虽然经济增长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经济增长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推动经济发展依然是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无论何时都要追求经济效率，无非是经济效率的追求不能不顾社会公平。

高速度增长在工业化的特定时间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此以往，以成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实现经济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创新引领，才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境界。只有创新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改革传统的高速度增长模式，真正走依靠人才与科技为主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事关绿色福利。是否绿色发展关系到发展的协调性、发展的共享性、发展的可持续性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坚持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高质量发展，才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才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才是上下游之间和左右岸之间的和谐发展，才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才是体现福利最大化的具有绿色福利的共同富裕。

二、生态福利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1.共同富裕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边际效用递减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该规律指出：随着商品消费数量的增加，增加一个单位商品的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的增加是逐渐递减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富人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远小于穷人的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指出：“任何使穷人手中的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有所增加的因素，在从任何角度判断均未造成国民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都将使经济福利增大。”因此，征收累进税，促进财富转移，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可以促进共同富裕。从而，通过财政手段促进共同富裕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当然，福利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可以比较且可以加总，而作为主观感受的效用比较和加总还是存在争议的。即便如此，收入分配理论一致认为，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结构，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才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结构。因此，没有公平保障，没有共同富裕，经济效率也是难以保障的。

2.生态福利属于共同富裕的组成部分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推进；与此对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协同推进；与此对应的文明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共同提升。因此，人的福利是由经济福利、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精神福利、生态福利等多个方面构成的。经济福利并非代表福利全部，生态福利是重要组成部分。

人的福利评价要看幸福指数，不能仅仅看经济指数。幸福指数的调查统计表明，人均GDP高的地区未必幸福指数高，人均GDP低的地区也很难幸福指数高。这是耐人寻味的结果。某些县市之所以幸福指数高，就是因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促进效用水平的上升，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也促进效用水平的上升，生态和经济均促进共同富裕。而某些县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了，但是经济增长没有上去，原因是尚未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效解决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因此尚未解决致富的问题。而有些癌症多发的县市就是属于经济增长上去了、生态环境质量下来了，“口袋鼓起来，身体垮下去”，可能经济增长的福利还抵消不了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所导致的对身体的伤害，更谈不上共同富裕。因此，生态福利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16年。但是，以往在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时往往从经济角度理解，主要致力于“两化”：一是如何实现经济生态化——经济增长不再建立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二是如何实现生态经济化——生态环境资源转化成经济资源和生态产品价值得到实现。经济生态化，扭转了经济增长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做法，解决了负外部性的内部化，解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扭曲。生态经济化，扭转了“生态资源无偿使用”“生态产品低价”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解决了正外部性的内部化，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通过生态产品交易实现了城乡之间的财富转移。

但是，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只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经济学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还具有生态学意义。在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置身于生态优美的环境下，会感到幸福感满满；置身于生态退化的环境下，会感到忧心忡忡。可见，生态好坏直接影响了福利大小，生态是一种福利，生态是一种绿色福利。因此，即使生态的经济价值没有转化，生态改善就是福利增加，生态退化就是福利下降。

三、生态公共产品可助推实现共同富裕

1.生态环境面前人人平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公共产品就是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与此对应的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竞争性就是要付费才能使用，谁出价高谁就可以使用它；排他性就是一个人在使用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公共产品使用中既不需要直接付费，也不存在排他性问题，因此，是最公平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正的公共产品，人人可以享受，是公共福利；“恶劣的生态环境”是负的公共产品，人人都会遭殃，是“公地的悲剧”。这就是说，生态环境面前人人平等。

2.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共同富裕不仅是分配到个体和家庭的收入或财富的共同富裕，而且包括十分重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福利的供给。公共福利做大了，共同富裕的程度就提高了。从低水平的全民医保到高水平的全民医保，从低水平的全民社保到高水平的全民社保，从低水平的全民义务教育到高水平的全民义务教育，均属于公共福利的提升，均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生态环境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意味着，优质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正福祉，劣质的生态环境是一种负福祉。从有害于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到无害于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再到有利于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就是生态福祉的提高。生态福祉的提高就能够加快共同富裕的进程。如果福利水平F是由经济福利F1和生态福利F2两个部分加总而成，即：F=F1+F2。做大F2就意味着人均福利就做大了。当然，福利函数可能是：F=F1（F2）+F2（F1）。该函数表明，生态福利会影响经济福利，经济福利也会影响生态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说明生态福利的改善可以促进共同富裕程度的提高。

因此，走共同富裕之路未必就是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可以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就是为了减少“负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完善优良的生态制度和生态治理就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正公共产品”。

3.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五个一”的位置

既然“良好的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进程中，就理所当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个一”的地位：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纳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大”基本方略；把污染防治攻坚战纳入脱贫攻坚、污染防治、金融风险防范等“三大攻坚战”；把美丽中国纳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把生态文明置于“五个一”的地位，就是从发展理念、发展布局、发展方略、发展重点、发展目标等方面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就是促进民生福祉，就是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五个一”的地位是不同的。前三个“一”是总体上的。第四个“一”是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要解决的是“生态负福利”的减少；第五个“一”是生态环境审美的需要，要解决的是“生态正福利”的增加。从数学意义上看，不管哪一个“一”的改善，都能够带来生态福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这就意味着人民的生态福祉得到显著提高，老百姓对绿色福利、生态红利的获得感也显著提升。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要不再满足于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而是进一步上升到生态环境审美的需要，与此对应，生态需求递增了。由此说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生态产品供给，还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而要趁势而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打通生态产品产供销渠道促进共同富裕

1.生态产品符合生态需求递增规律

生态产品是一种高档货和奢侈品。经济收入低下时，人们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因此，20世纪80年代，有的乡镇企业排放出来黑臭的污水，但没有老百姓抵制。因为，一个老板办了企业，自己子女可以进去打工，一家人就有收入来源了，就吃得饱饭了，穿得上衣服了。当时，老百姓的形象说法是“与其被饿死不如被毒死”。这生动地说明，在生存和安全两个低层次需要面前，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环境安全等安全需要是第二位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不再停留于衣食住行等最低层次的需要了，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安全等第二层次的需要了。被污染者与污染者的对抗、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于是，迫使政府、企业、家庭等共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导致世界性的“八大公害事件”，由此引发了环保主义的崛起，进而倒逼政府进行环境治理。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人们不再停留于低层次的生态环境安全需要了，人们对优质的生态环境、优质的生态产品、生态环境民主、生态环境协商等高层次的需求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这就是生态需求递增规律，即：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者的生态需求呈现递增的趋势。

2.建立通畅的生态产品供需关系

生态产品的供给者往往是乡村居民，生态产品的需求者则主要是城市居民。相对而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而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如乡村；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好，而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如城市。由于生态产品的生产成本高、生产风险大、产品产量小等特点，生态产品的价格往往远高于非生态产品，因此，通过生态产品流向城市，通过市场交易可以促进社会财富从城市居民向农村居民的转移，农村居民通过出售生态产品增加了收入，城市居民通过消费生态产品增加了效用。通过城市居民流向乡村，享受天然氧吧、负氧离子、有机食品、生态旅游，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让城市居民增加效用，同样，通过财富的转移促进了共同富裕。可见，生态产品连接着乡村和城市，连接着农民和市民，实现了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可见，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建立健全生态产品的市场机制，打通生态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供销渠道。

3.生态产品的产销需要防范“两大风险”

当然，生态产品的生产和营销面临“两大风险”：一是自然灾害风险；二是假冒伪劣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是指，农产品如果不施用化肥农药，可能面临严重的病虫害，甚至可能面临颗粒无收的境地。假冒伪劣风险是指，非有机食品冒充有机食品，非绿色产品冒充绿色产品，非无公害产品冒充无公害产品，使得非有机食品、非绿色产品、非无公害产品获取暴利，而有机食品、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无利可图。

因此，生态产品的生产环节需要建立保险机制——通过保险机制分散生态产品生产中可能出现的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风险；生态产品的销售环节需要加强信息甄别——通过防伪标记、产品直供等方式加强信息甄别以防止假冒伪劣的“生态产品”。保险机构是打通生态产品供销渠道的“第三方”，而生态产品又不同于普通的投保标的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甚至公共性，因此，往往需要政府的补贴。政府补贴保险机构，保险机构为生态产品的供给者保险，从而保障生态产品的需求者的高端需求。

4.生态产品的营销需要加强品牌建设

农产品是最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物品，属于竞争性产品。由于大量的生产者向大量的消费者提供农产品，因此，农民往往缺乏品牌意识。由于缺乏品牌支撑，农民往往只能获取正常利润，因此，农民的比较收益相对低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不仅注重产品质量的追求，也越来越注重品牌的追求。因此，生态产品的品牌化正逢其时。淳安县因为长期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品的质量很高。但一度因品牌太多，品牌太乱，品牌不成其为品牌。后来全县统一使用“千岛湖”品牌，大大提升了“千岛湖”牌生态产品的社会知名度，也提高了销售额和利润率。通过生态产品的品牌化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努力从“一乡一品”升格为“一县一品”，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大幅度增值。

五、生态要素应该纳入财富分配体系

1.生产函数中不含自然资源是一种简化表达

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函数尚且把土地等自然资源纳入其中。古典经济学之集大成者约翰·穆勒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具备三种要素：劳动、资本及自然所提供的材料与动力。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材料与动力，是进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它是生产的“自然要素”。他认为提供农作物资源的土地是各种生产要素当中最主要的，因此，不妨把第三个要素称为土地。约翰·穆勒的伟大之处是把“自然要素”作为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变量，局限性是把“自然要素”等同于土地，忽视了水资源等其他生态要素。

随着高等数学的发展，生产函数的表述从文字转向数学函数。为了简化生产函数的表达，不再将资源环境等“自然要素”纳入生产函数。简化后的生产函数就是Q=F(L,K)。该函数表明，产品的最大产出数量Q是劳动投入量L和资本投入量K的函数。这一生产函数的前提假设是：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是可以无限供给的。其实，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经济发展越来越面临“自然要素”所带来的“生态阈值”“资源阈值”和“气候阈值”的约束。本文所说的“生态要素”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要素”。工业文明时代所面对的重大挑战恰恰是“生态要素”的短板所致：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

2.生态要素是影响生产函数的重要变量

实际上，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和资本外还有生态要素，生态要素除了土地以外还有众多的要素：森林资源、湿地资源、水资源、荒地资源、沙漠资源、冰川资源、海洋资源等狭义的自然资源；有生态平衡资源、排污容量资源等环境资源；有气候容量资源、碳汇资源等气候资源。在上述生态要素中，有些自然资源依然不太稀缺，但有些自然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如水资源、环境容量资源、气候容量资源。对于日益稀缺且十分重要的生态要素，没有理由不纳入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之中。

在生态要素中，有些生态要素具有可替代性，例如以石油替代煤炭，以天然气替代石油，以太阳能替代天然气。也有些生态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生物多样性是保证食物链和食物网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食物链和食物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此重要的自然资源当然要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和对待。

3.让农民参与生态要素的财富分配

一旦把生态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农民不仅可以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可以获得要素收入，从而大大促进共同富裕。假如仅仅考察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不考虑区位条件等因素，就城乡而言，乡村的环境权收益=（区域的人均排污量-某个乡村的人均排污量）*乡村人口数*排污权价格。乡村的用能权收益=（区域的人均用能量-某个乡村的人均用能量）*乡村人口数*用能权价格。乡村的碳排放权收益=（区域的人均碳排放量-某个乡村的人均碳排放量）*乡村人口数*碳排放权价格。乡村的碳汇权收益=（某个乡村的人均碳汇量-区域的人均碳汇量）*乡村人口数*碳汇价格。如果把生态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可以大幅度增加收入或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城乡土地的巨大“剪刀差”是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在土地使用权的经营、转让中获取应得的收益。一旦生态要素和土地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那么，就可以真正做到在山靠山、在水靠水、在海靠海，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六、生态产权交易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

1.生态产权交易的条件日渐成熟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是共享资源、开放产权。随着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增加，界定自然资源产权并开展产权交易可能获得的收益不断递增；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成本不断下降。如果把自然资源产权、环境资源产权和气候资源产权都统称为生态产权，那么，生态产权稀缺性的增加和生态产权界定成本的降低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通过生态产权交易实现交易双方的双赢成为可能。

产权是所有权、使用权、用益权、决策权和让渡权等组成的“权利束”。产权的不同权属是可以分离的。对于中国而言，自然资源产权、环境资源产权、气候资源产权等生态产权大多属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但是，这些生态产权均可以借鉴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做法，把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推进使用权的交易，通过交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2.中央高度重视生态产权交易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生态产权交易制度的改革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修改为：实施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十九届五中全会概念微调为：实施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以水权交易为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是黄河流域用水效率最低的，山东省是黄河流域用水效率最高的，宁夏的用水效率只有山东的三分之一。按照“八七分水方案”，600万人口的宁夏可以拥有40亿立方米的黄河取水权，9000万人口的山东拥有70亿立方米黄河取水权。姑且不论分水方案是否合理，假如宁夏使用1立方米水可以带来5元人民币的净收益，山东使用1立方米水可以带来15元人民币的净收益。那么，如果宁夏以10元人民币的价格出让10亿立方米水给山东省，就可以做到宁夏和山东各增加50亿元人民币的净收入。这就是水权交易双赢的硬道理。正因为如此，《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特别强调：“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培育发展生态产品和生态资产交易市场，率先实施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3.生态产权交易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生态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完成“四个转变”：

一是要推进生态产权从“不控总量”到“总量控制”的转变。基于自然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的假定，生态产权就不必控制总量；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的日益加剧，生态产权就必须严格控制总量。通过总量控制，确保生态环境所需的“生态阈值”“环境阈值”“气候阈值”。通过总量控制，努力提升自然资源的生产率。

二是要推进生态产权从“开放产权”到“封闭产权”的转变。开放式的产权往往只顾自身利益不顾社会利益，最终导致“公地的悲剧”。封闭式的产权会想方设法保护好生态产权并使之实现高效率利用和可持续利用。因此，自然资源的确权工作十分重要。

三是要推进生态产权从“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的转变。只要产权明确，生态产权的分配既可以无偿，也可以有偿。但是，基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资源需求大以及长期以来无偿使用的惯例，大力推进生态产权的有偿使用，有利于更加珍惜自然资源，加快资源的高效利用。当然有偿使用的进程要掌握好节奏，考虑企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

四是要推进生态产权从“不可交易”到“鼓励交易”的转变。只要自然资源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存在差异性，就存在生态产权交易双方双赢的可能。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实现更高程度的共同富裕，要鼓励生态产权交易。

4.以巡视制度改革培养自我革命精神

生态产权交易制度改革需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而这种自我革命精神很难自觉形成。在实地调研中往往发现，国家部门和有些地方就是表面上试点，实质上不推动。排污权交易试点试了30多年，用水权交易试点试了20多年。既不否定，又不肯定。究其原因，不外乎改革会革除自己的利益。例如黄河流域的水权交易各方面条件均已具备，但是，一旦将水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水利部门的权力就会下降，水利部门的编制就会核减，因此，缺乏动力。对于地方而言，还存在一个制度偏好的问题。有的省份在推进水权交易制度改革试点时“应付了事，能拖就拖”，而在推进水资源税制度改革试点时“一改就灵，全面铺开”。以为水资源税制度可以让政府来钱。殊不知水资源税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为了节约用水，保障生态用水。

因此，应该将生态产权制度改革纳入中央和地方的巡视范畴，向不思改革问责，向不思改革开刀。谁不推动改革，谁就是不执行中央部署，就是不推进共同富裕。通过“压力型”制度创新驱动生态产权制度改革，并真正产生良好的制度绩效。

七、治理体系构建是绿色共富的根本保障

1.可持续性的治理目标设定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同富裕社会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西方福利国家所构建的福利社会主要依靠两招：一是公共产品供给，教育、医疗、社保等体系比较完善；二是财税政策保障，累进税制及转移支付力度较大。我国学者明确提出了构想：“一种以生态主义为导向、注重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边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必将形成……走向一个可持续的绿色生态致富体系。”“以生态主义为导向”实际上就是要求以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文明，实现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发扬工业文明时代的高效率，摈弃工业文明时代的高污染。“三边平衡”实际上把物质文明纳入“经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纳入“社会”，把生态文明纳入“环境”。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观所强调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所不同的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往往把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子系统相互割裂开来了；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则是在强调每个子系统的可持续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这种可持续性和协调性正是共同富裕治理目标所要求的。

2.分工合作的治理结构构建

生态文明驱动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既要追求效率，又要追求公平；既要追求微观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又要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既要考虑当代人的切身利益，又要考虑后代人的永续发展。这种系统结构的优化，不可能是某个主体的单独决策，而是多个主体的多元协同治理。无论是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三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都要坚持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机制相互配合和相互制衡。政府的职责在于提供生态文明相关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规章标准，提供保障绿色化为导向的市场机制顺畅运作的竞争秩序等。企业的职责在于在环境管制的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即组织绿色生产，提供绿色产品。公众的职责在于在环境规制的约束条件下自觉践行绿色消费，以非政府组织、听证会、协商会等形式参与公共决策，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三边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不仅要防止政府“好心办坏事”，而且要在与企业和公众充分协商的基础之上做出科学决策。

3.绿色共富的治理制度创新

生态文明驱动共同富裕的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是绿色制度体系建设。浅绿色发展观主张技术决定论，往往把制度排除在外；深绿色发展观强调制度决定论，但同时高度重视技术的作用。绿色制度体系建设不是单个制度的建设，而是制度体系的建设，要构建起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的绿色制度体系。绿色制度体系建设不仅仅是正式制度建设，还包括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的建设，而且，正式制度的建设必须与非正式制度相匹配，制度的实施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实施机制做保障。绿色制度体系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强调制度的创新和设计，对于具有可替代性的制度要进行优化选择，在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制度绩效更佳的制度；对于具有互补性的制度要进行耦合强化，发挥制度的“1+1＞2”的制度绩效。在制度的设计、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既要注重制度实施前的绩效评价，以实验试验和仿真模拟为基础作出科学决策，又要注重制度实施中的绩效评价，对于偏离制度设计初衷的情况及时采取纠偏的措施，还要注重制度实施后的绩效评价，基于制度实施的前因后果及各种变量作出制度绩效的科学评价，制度绩效好的予以保留，制度绩效一般的予以改进，制度绩效差的予以淘汰。

（原载于《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

图文编辑 | 李卓航

责审 | 徐东涛  张震

终审 | 严国萍

END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