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略智库高级研究经理 冯雷
来源：华略智库（ID：HUALUETT）
少子老龄化问题已然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已经逼近“低生育率陷阱”，预计2022年步入老龄国家，2033年步入超老龄国家行列，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正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掣肘。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地域情况复杂多样，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形势，积极应对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成为当下最根本、最重要、最迫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今天刊发第四篇，着眼于“怎么做”，对标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若干战略思考。
01大国之困——我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步入少子老龄化社会。从数据来看，中国是世界上“老”得最快的国家之一，2017年国民年平均年龄为38.4岁，已超过美国，相比1960年增加17岁。在世界五大经济体中，中国变老速度仅次于日本，排名第二。
世界五大经济体近60年平均年龄的变化 资料来源：OECD统计报告
我国最近20年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无特殊说明指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下同）上涨了近6个百分点，占比达12.0%（UN Population Report 2019），60岁以上人口总数（2.54亿）已超过0-15岁青少年人口（2.50亿）。今年10月23日，民政部发布预测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平均每年新增老年人口接近1000万。
中国老龄化进展（1959-201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相反，自2011年起，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连续9年下降，9年间减少近5000万人。劳动人口的逐年下降和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抚养压力陡增。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已增长至17.8%，意味着约每6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1名老年人。与此同时，少儿抚养比（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在1980-2015年间下降了六成，成为全球少儿抚养比最低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口抚养比的长期变动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预计到2022年，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14%，进入老龄国家；2033年左右老龄人口占比将超过21%，步入超老龄国家行列。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此后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一词将成为历史。
少子化方面，2019年1465万的出生人口数创下了1949年以来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10.48‰的出生率也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TFR）降至1.52，接近“低生育率陷阱”（TFR=1.5）。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也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虽然我国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收效甚微，政策效应消退明显。“421”家庭人口结构正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新出生人口及总和生育率的长期变动（1949-2019） 资料来源：根据人口普查及推算得出
中国的少子老龄化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在经济上“未富先老”、制度上“未备先老”。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
同老不同富的九大深度老龄化省市 资料来源：根据2018年世界银行、各省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整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口结构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所产生的影响也将不可低估。调整人口政策，制定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少子老龄化对策已成为当下最紧急、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民族复兴。
我国人口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鼓励生育、宽松计划生育、严格计划生育、放开计划生育四个阶段。
关于应对老龄化社会，我国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201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开始关注老龄化问题。
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设专章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行部署；健康全生命周期理论在2016年写入国家战略。
2019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作为至本世纪中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2020年底，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将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将进入全新的“民法典时代”，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产生深远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2011-2020年，国家在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促进医养结合、智慧养老、行业标准等方面共出台政策性建议、行动方案、实施办法近200项，应对老龄化的顶层设计日趋完善。
近年来我国重要的老龄化政策（2013年被视为老龄化政策元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政府网公开资料整理
可喜的是，截至2017年底，所有的省，95%的地（市）、86.8%的县（市、区）都设立了老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室，标志着我国已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养老体系。截至2019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9.67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5亿人。贫困老年人全部纳入了低保救助，所有省份均建立了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津贴制度。
我们在肯定我国养老事业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应当深刻认识到解决少子老龄化这一历史性课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既要有战略高度，也要有执行细节的能力。
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少子老龄化对策的制定任重道远、道阻且艰，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时刻谨防少子老龄化对我国国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系统性危机，时刻保持敬畏之心，遵循人口发展规律，未雨绸缪，因势施策。
本章将从“四个构建”“四个重视”的角度落笔，对我国制定少子老龄化对策提出战略性思考。
1. 构建均衡的国土空间结构，重视中小城市发展
如前文所述（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形成机理及对中国的启示（二）），东京“一极集中”的国土空间结构助推了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发展进程。我国东南沿海发达省市出现生育率明显偏低的现象，也与大城市过度的人口集中导致的生活、育儿成本过高，保育、教育设施不足，户籍政策限制等因素密切相关。
育儿成本排名前十的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中国各省总和生育率（TFR）情况 注：排名按照2010年总和生育率由高到低降序排列。1989/90年是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和2010年是人口普查10%抽样数据，1995年和2005年是1%抽样数据。香港、澳门、台湾为2018年数值。重庆市1995、1989/90数值同四川。
人口持续向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的大城市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国土空间广阔，腹地纵深广大，可以预见不会出现单个城市“一极集中”的现象，但区域性的“一极集中”也应该引起重视。
核心城市人口增量 数据来源：中指研究院
越来越多的地方中小城市和农村走向衰退，很多城市 “未富先老，未老先衰”，年轻人口加速向省会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流动。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基于五普、六普数据的分析显示，2000年-2010年期间，全国有19882个乡镇出现人口减少，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1/2；180个城市人口发生减少，超过全国城市总数的1/4。大城市的持续“膨胀”和中小城市的持续“收缩”同时发生，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趋势。广大的中小城市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腹地，应当处理好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关系，不是对立和排挤，而是互补和共生。中国的收缩城市 资料来源：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
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强调，我国仍有6亿人口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如何提升广大中小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为地方赋能，实现就地城镇化，是维持地方人口结构健康稳定的必要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城市特色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留住年轻人口，是防止老龄化区域蔓延的有效路径。让中小城市拥有与大城市比肩的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提供高品质生活环境；让更多的大城市年轻人脱离“996”“007”的魔咒，挣脱每天三四个小时在通勤路上的束缚，使中小城市成为就业、置业首选地，实现广大中小城市可持续化的发展，是破解中国城市发展不均衡，缓解少子老龄化问题的一剂良药。实际上，我国近些年来通过高速铁路、快递业务、宽带网络的全覆盖，使得城乡差距、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已经有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动向，但是大部分选择回到家乡所在省的省会城市，难免形成区域性的“一极集中”。长期来看，仍不利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能够让更多年轻人真正回到自己的家乡，让知识和技术下沉，让中小城市成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承载区、人口承载区、创新要素承载区至为关键。当前，各省市纷纷出台人才政策，“抢人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某些政策是只为“人才”量身定做制定的政策，实际上是“抢人才大战”。很明显，能够符合选才条件的人大概率也可以在原所在城市实现衣食无忧，旱涝保收。而真正的人才大多不会因为某个地方的政策更具有吸引力而举家搬迁，放弃自己打拼过的城市和积累多年的社会资源。所以，一些人才政策往往也会被“假人才”钻空子，蚕食政策红利。因此，我们应当回归人口流动的本质，通过市场机制吸引人才，通过软硬环境留住人才，而不是通过一时的优惠政策去“掐尖”，引导人才“占坑”，把引才政策变成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把原本有限的优质公共资源变现成为满足先到先得者的“特殊福利”，这样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缺乏资源禀赋的中小城市的健康发展。反思我们的城市人才政策，应当为更多从基层劳动者的角度出发，为大众提供更多的“普惠性”的服务，消除壁垒，不能简单粗暴地驱逐“非人才”，又砸重金“抢人才”，我们的城市应当更具包容性，维系多样性，充满柔韧性，创造更多不那么“高大上”的就业机会，让保洁阿姨成为人才，滴滴司机成为人才，外卖小哥成为人才，让人人都有在城市奋斗的空间，都有存在的价值，保障民生和社会基本面的全面增长。我们的城市如何提供使基层劳动者安心在城市扎根，获得平等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的机会，如何解决广大基层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安居乐业，使分配更为合理是当下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2. 构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体系，重视提高主管部门的统筹管理权力
初步统计，日本在国家层面关于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的政策、法律有多达几百项，最早关于鼓励生育的措施制定于1970年代，全面开始应对少子化的政策开始于1990年代（Angel Plan），最早的关于老年人保障的政策发布于1970年代。虽然我国近年来密集出台了一批应对少子老龄化的举措（尤其是老龄化），但大多数为政府公文性质，缺乏足够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目前仅有一项关于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8月29日通过，2018年12月29日修正），一项综合性法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2019年11月），关于应对少子化的法律法规也仅局限于放开生育政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关于育儿扶持政策也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国家在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做出的重要部署仍然缺乏在立法层面上的有力支撑，亟需开展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排摸各地少子化、老龄化进程的真实情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加强单独立法、监督管理、因地制宜的构建 “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法律保障体系。此外，我国负责少子老龄化事务的主管部门权限还比较低，管理边界尚不清晰，在主要事务的统筹能力上明显不足。目前中国负责老龄化事务的主管部门为中国老龄协会，199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办发[1995]9号），是国务院所属副部级事业单位。2005年8月，经中央编委批准，中国老龄协会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实行合署办公，在国内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名义开展工作，在国际上以中国老龄协会名义开展老龄事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央编办发[2005]18号）。201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国老龄协会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代管。关于应对少子化方面，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主管部门来推进各项措施，稍与之关联的是隶属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主要职责是承担人口监测预警工作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生育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目前我国涉及少子老龄化政策制定的部门
因此，我国可参考借鉴日本，设立高能级的部门来统筹少子老龄化对策的各项工作，该部门应当具备跨领域、跨部门协调统筹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权限，包括统筹制定人口发展、保育、医疗、教育、户籍、养老、人力资源等各方面政策，并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国土空间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国家战略互为补充、互为支撑。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规划》提出了我国应对老龄化对策的阶段性目标：到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2035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规划》从5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二是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最终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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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格局，重视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人工成本大幅上涨，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凸显。在新的形势下，应当提前谋划和布局适应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未来产业”。一是做好“机器人”的文章，通过机器换人，解放双手，推进产业智能化、要素集约化，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益；二是做优“照护人”的文章，不断提升育儿、养老服务的品质，培养相关领域人才，提高从业人员待遇，规范行业准入和监管，做优福祉产业；三是树立“服务人”的意识，归根结底，养老和育儿是谋善举、做善事，应当谨防“养老产业地产化”“育儿产业资本化”，强化育儿和养老产业的服务属性和普惠性，杜绝利用“群众最基本的需求”逐利。我国的母婴产业是一个万亿级的大市场，但基本还局限于母婴用品零售业、早教、课外辅导等领域。部分产品仍依赖进口，尚未形成真正关于母婴产品研发，教育内容生产，医疗仪器、家用机器人研发等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的产业格局。近两年，随着国家鼓励托育发展政策的出台和婴幼儿托育需求的扩大，托育行业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此前处于政策空白期的0-3岁托育服务行业，首次提供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
国务院发布托育发展意见的主要内容
2017-2019年中国婴幼儿托育行业投融资情况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 注：未罗列全部投融资事件
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逐年增长，2018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达6.57万亿元，预计2022年可达10.29万亿元。但在中国的国情下，养老产业发展面对一定的体制性障碍。一是供给不足的问题，体现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在这一领域缺乏打得响的自主品牌；二是供给单一的问题，体现在针对不同年龄、性别、消费观念、文化背景、价值观的用户提供差异化服务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新兴用户定制化、多样化的需求；三是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体现在商业资源多数向消费能力强的市场倾斜，而对广大的刚需和中低端市场关注有限，没有实现福祉服务的普惠性。为了推动我国福祉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促进现有医疗、健康、资源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提升，满足家庭和个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和育儿服务需求。拓宽新技术在养老、育儿等福祉服务领域的应用场景，加大对福祉领域的科技研发投入，培育做强市场主体，要坚持机制创新，积极营造公平开放的政策环境，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和发展福祉服务产业，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4. 构建有温情的社会氛围，重视软环境建设和人文关爱
少子老龄化对策制订过程中应当强化“弱者意识”“服务意识”，我们设施和服务应当更多的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打磨精细感，重视体验感，营造仪式感，彰显尊严感。比如解决老年人出行难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基本上有针对老年人的福祉出租车，通过自动升降机关、固定装置等提升轮椅使用者的乘车体验。在购物中心、车站、图书馆、电影院、政府办事大厅等等场所广泛设置母婴室，多功能卫生间等方便一时之需。在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保证无障碍设施的功能完备、安全可达、随取随用。在日本，修建无障碍设施一定会找几位老幼病残孕人士来现场体验、提意见，从标识、步道、动线、五感等方面反复推敲，最终定稿，真正的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日本的大型公交车普遍有气动装置，车辆到站后，车底盘自动倾斜下沉，紧贴地面，方便老年人、轮椅使用者和儿童乘车。Non Step Bus
反观国内，我们在街上看到残障人士的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马路总是显得不够友好，过大的街区尺度、封闭的社区大大降低了可达性。有的路口绿灯设置时间过短，老年人和带小孩的家庭难免会遇到被红灯挡在人行道中间的尴尬景象。
等比例尺下中国和日本典型城市居住区对比（左：中国；右：日本） 图片来源：谷歌卫星图
再比如，我们的道路和建筑物标识总是有些差强人意，尤其是医院，车站、办事大厅，各种标识眼花缭乱，对于老年人很多时候像走迷宫。这些高频使用的“通过性”公共设施不应该成为一个人口长期滞留、过度密集的地方，而应当让人口快速聚集、快速疏散，以达到更高的使用效率，服务更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异常重视社会安全的日本反而不设置车站安检的原因。在无障碍环境的打造上，硬环境建设上要做到历久弥新，发挥匠人精神和精细管理；软环境建设上要做到宾至如归，体现服务意识和人文关怀。
日本《高龄社会对策大纲中》关于生活环境改善的部分指标
2020年7月10日，国家9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8月18日，住建部、教育部、工信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的意见》，体现了国家重视养老硬件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升。在软环境建设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和《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88号）作为现阶段我国推进养老服务的基本纲领，2020年11月1日起实施新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全面提升并规范养老机构的服务与管理。在地方层面，北京市已建立了老年能力评估体系，实施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通过发放“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老年教育等六大类110项精准服务。上海市通过打造“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着力在社区内构筑老年人能安心生活的支援体系，建立嵌入式养老模式。上海奉贤“四堂间”养老模式，探索不离故土的农村互助式养老 注:所谓四堂间，即在一个房子内同时满足四个功能——吃饭的饭堂、学习的学堂、聊天的课堂、议事的厅堂。四堂间需在老年人自愿、子女同意的原则下，向老人提供娱乐、助餐、学习、联谊、休养、议事、调解等方面的养老服务。
在应对少子化方面，上海制定了《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旨在构建普惠、安全、优质的托育服务体系。北京自2020年5月1日起，调整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标准，进一步保障好参保职工生育的基本医疗要求。河北省、山西省、四川省于今年下发了关于婴幼儿照护、生育保险等相应意见。积极应对少子人口老龄化成为各地方主要的施政方针，是一个可喜的信号。但中国当前的育儿及养老体系面临的问题是复杂而多样的，绝不是靠增加资金投入和增加设施那么简单。比如养老问题，有城市里生育高峰带来的脉冲式的老龄人口增加，有地方小城镇因人口迁移导致的空巢老人的增加，有户籍制度带来的农村老龄人口无法随迁、无人照料，也有社会养老扩张与年轻人生育不足的代际冲突等等。 我们应当关注育儿、养老服务供给在地方发展的不均衡和资源错配问题。此外，我国关于看护人才的缺口巨大，相关的职业教育明显滞后，这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应充分发挥NPO等社会组织的力量，鼓励抱团养老、抱团育儿，建立各类社团、社区学院，丰富特殊人群的精神生活，建立公平、普惠的福祉体系。针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困难等问题做好科普教育。做好老年人和妇女的维权和法律援助工作，把更多的资源向软环境的建设倾斜。应加大对空巢老人和哺乳期妇女等特殊群体精神生活的关怀力度。
国外的有关调查显示：“目前的老年人相比10-20年前在身体机能的衰退方面要推迟5-10年”，60岁退休一刀切的政策似乎值得检讨，很多60岁的“老年人”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和技能，60岁退休对于社会是一个损失。2017年，由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组成工作组，在日本国会众议院提出重新定义“老年人”的主张，提议把界定“老年人”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75岁，65-74岁这一年龄区间的人称为“准老年人”。因此该工作组提议，应该设置针对“准老年人”就业和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机制，鼓励老年人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余热，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实现健康年龄的有效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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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少子老龄化危机的化解，必须将问题置入中国的大环境：高比例的人口迁移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巨大的城乡差异导致高水平社会保险无法全覆盖，社会保障投入分配不均衡；政府长期主导的服务供给导致效率和公平的失衡等等。应对少子老龄化任重而道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工程，需要滚石上山的勇气和耐心。
第一，应该从国家立法层面寻求突破，提高站位，从顶层设计重新审视少子老龄化问题，把少子化问题和老龄化问题放在同一个政策框架下来通盘考虑，协调好劳动体系、人口政策、户籍制度、医疗体系、教育制度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领域间的关系，共同出台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措施，逐步从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过渡到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治理体系。第二，不能孤立看待少子老龄化问题，应当开展跨领域、多部门联合的应对措施，强调对策的系统性、综合性、前瞻性，强调社会基础环境的整备，尤其是软环境的整备。要在改进完善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同时，加大对老年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顾。第三，应紧跟科技的发展步伐，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培养相关领域人才，孵化一批自主品牌，加快在远程医疗、物联网、家用机器人、教育内容生产等领域取得突破，在育儿、养老设施、生活福祉用品研发、提供精准服务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推进福祉事业产业化。第四，要激发群众的活力，营造一个公平普惠、互助互爱、安全便捷、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获得尊重，体现生存的价值。此外，不能忽视个别城市发生超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根据2019年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61.66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4.6％，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81.98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 15.8％，占户籍人口总数的5.6％。到2030年，预计上海户籍人口中40%将是老年人，2050年预计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预计将达44.5%，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一数据已经超过日本东京。因此不能被“平均值”掩盖真实的情况，个别城市的老龄化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针对重点城市“一城一策”制定符合城市未来发展的对策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