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形成机理及对中国的启示（二）
作者：华略智库高级研究经理 冯雷
来源：华略智库（ID: HUALUETT)
日本之所以成为少子老龄化最为超前的国家，与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口结构、劳动制度、国土空间、家庭结构、医疗条件、社会环境、移民政策等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探明少子老龄化的发生机理及发展规律需要系统性思考，制定少子老龄化对策更需要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少子老龄化这一历史趋势在短期内无法逆转，需要上百年的人口更替、微调来恢复健康的人口结构。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将不得不接受少子老龄化这一现实，充分理解少子老龄社会的发生机理，进而发现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危与机，才能够科学制定在少子老龄化这一宏观形式下的发展政策。
今天刊发第二篇，着眼于“为什么”，介绍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的产生原因。
二战后日本曾出现两次婴儿潮。第一次是1947-1949年，三年累计出生人口850.7万人，这三年出生的人称之为“团块世代”（婴儿潮一代）。第二次是在1971-1974年，四年累计出生人口816.2万人，称为“团块Junior世代”（婴儿潮二代），是“团块世代”的子女一代。
2012-2015年，“团块世代”集体步入老年，引发短期内老龄人口绝对数量的急剧增加，加速了老龄化进程。可以预知，“团块Junior世代”将在2036-2040年集体步入老年，日本将迎来第二次老龄人口的增长高峰。
日本新生儿数量和总和生育率的长期变动（1872-2019）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 注：日本人迷信丙午年不吉利因此出生率下降
对比日本，我国也大体上在（1954-1957，1962-1971）（1978-1982，1981-1987）（2016-2017）经历了两至三次婴儿潮，年平均出生人口基本超过2000万人。2019年开始，婴儿潮一代已经步入老年。可以预见，我国将于2027年、2043年迎来第二波和第三波老龄人口增长高峰。
日本的经济和人口重心随着世界大国势力的消长发生空间上的移动，逐渐从日本海一侧移至太平洋一侧。近现代很长一段时期，以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为代表的近畿地区（关西）和以东京横滨为代表的首都圈地区（关东）并驾齐驱，成为拉动日本发展的两翼，是两大经济、文化、人口中心。
近畿地区环抱濑户内海，因更靠近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商贾云集，文化鼎盛，经济活跃；首都圈地区面向太平洋，更靠近美国西海岸，明治维新后由此打开国门，形成了东京至名古屋沿太平洋海岸的产业带和大城市带，现代工业和商贸服务业迅速崛起。
特别是1990年代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京阪神地区的大企业总部加速向东京首都圈迁移。
大阪圈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连同人口、资本、社会资源持续向东京首都圈集聚，东京的城市首位度不断提高。
东京圈成为人口超过4300万（2020年）、经济总量超过全国40%、人口占比超过全国30%的超大城市区域（包括东京都及周围7个县，总面积3.24万平方公里），东京首都圈也一直位列世界最大城市区域榜首（从1955年开始东京一直为世界第一大城市）。
世界大城市圈按经济总量排名情况 注：GRP数据来源于2015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公开数据；人口数据来源于「Demographia World Urban Areas & Population Projections」（2019年4月）
2010年以来，在日本总人口连年减少的情况下，东京圈仍然不断地从地方吸收外来人口。2015年最近一次国势调查显示，东京圈的总人口较上一个调查年2010年增加51.3万人，而近畿地区的总人口则减少17.7万人。仅2019年单年，东京圈人口净流入为14.9万人，而近畿地区（大阪圈）人口净流出为4097人。随着东京首都圈“一极集中”的态势的加剧，日本的国土空间也从两翼支撑变成了单极失衡的结构。
从流入东京圈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大部分是15—29岁的年轻人。
东京地区人口的高度集中导致住房价格过高，变相增加了育儿负担，呈现出托育保育设施不足、学位紧张等大城市弊病，让年轻人对结婚望而生畏，不婚、晚婚、丁克、离婚等现象在大城市更为显著，东京的总和出生率（TFR）长年位于全国最低值。
反观地方中小城市，由于年轻人口的持续流出，即使出生率高于首都圈，也无法扭转人口减少的颓势。到2050年，日本现在的人口过疏地区将逐渐变成无人区。
同样，我国沿海发达地区连年的人口净流入，和内陆部分中小城市的人口持续流出现象与日本如出一辙。
长期以来，超时加班、下班后居酒屋文化、异地轮岗，年功序列等制度在日本公司普遍存在，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年轻人的个人时间更多被上司支配，这些日本特有的企业文化与不婚、晚婚、不生育人群增加有着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展，高学历人群的增加，以及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日本人的婚姻观念也发生变化，追求个人自由，不婚主义等意识的渗透，结婚和生育年龄大大延后。
尤其是大城市里的高学历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使得结婚生子，成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的“标准人生轨迹”发生偏离。
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低迷，越来越多的年轻无业者成为“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他们和父母同住，逃避社会的竞争，逃离现实社会，靠看漫画、电子游戏等“个人兴趣”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生活的支点。
“NEET”“御宅族”“低欲望”“草食系男子”“佛系”等等标签揭示了在高压力、高密度、高强度、高度城市化的日本“四高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一些偶然和必然。
男性“中性化”、男性“女性化”并不鲜见，结婚生育，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可能对当代的日本年轻人成为了奢望。
此外，校园欺凌、儿童虐待、育儿设施不足等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很多年轻人谈婚色变，患上了“恐婚症”。过去的几十年，日本生育环境的持续低下是造成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处于儒教文化圈，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等观念也影响着日本。以前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也并不鲜见，孩子在拥有血缘、亲缘关系照料的环境中长大，减少了妇女的育儿负担，某种程度上大家庭近居的生活形态更利于养育后代。
随着由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由农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转变，传统社会的大家庭形态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核家族（夫妇和孩子居住、父母一方和孩子居住、夫妇单独居住）和单独世代（独居）数量的显著增加。
由于宗亲关系变得“稀薄化”“碎片化”，照料子女成为家庭主妇的必修课，女性不得不牺牲工作来照顾家庭，这就导致了孩子的出生对整个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变得十分显著。随着集体主义占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向个体主义转变，对于生育的态度也随着发生变化，所以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对于生育，对于生几个孩子，对于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做出权衡。调查显示，近30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投身于工作，而放弃做一个全职太太。
是选择当全职太太还是职场女性？男性的期待和女性的选择
注：全职太太（结婚或者生育后不再参加工作），DINKS（丁克家庭），非婚就业（选择工作而不结婚），调查对象均为18-34岁单身未婚男女
资料来源：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出生动向基本调查（独身者调查）》
在近30年的经济低迷的时期，很多人通常会选择不婚、晚婚，或者丁克生活。社会的发展进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使人们不再需要“养儿防老”，“少子化”成为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产物。
根据日本人口动态统计调查（厚生劳动省）显示，2018年出生未满1年的婴儿死亡率为1.8‰，出生后4周内新生儿的死亡率仅为0.9‰，在世界上位于最低水平，整个社会由于担心夭折而多生育孩子的现象在日本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日本人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2020年公布的2019年日本人平均寿命又刷新了记录，男性为81.41岁，女性为87.45岁，位列全球第3和第2，男性连续8年、女性连续7年实现平均寿命的延长。
2020年5月1日统计显示，日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149.3万人，占总人口的9.1%，9月15日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百岁以上老人达80450人（其中女性70975人，占比88%），较2019年年同期增长9176人。
主要国家和地区平均寿命及排名（2018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日本是世界财富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4以下（按再分配所得计算，即扣除税金，社保等）。但是实际上更多的财富则掌握在占大多数的老年人手里，年轻人往往为了家计疲于奔命。
日本政府2019年6月公布的《老龄社会白皮书》中，家底殷实、生活宽裕的银发群体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存款超过4000万日元（约270万人民币）的家庭占17.6%。
在内阁府面向60岁以上人群实施的调查中，关于家境情况的问题，回答“生活费充裕，完全不担心”“谈不上充裕，但也不太担心”的受访者比例合计达到了64.6%。年龄越大，回答“不担心”的比例就越高，80岁以上人群的该比例达到了71.5%。
而另一方面，40岁以下的家庭基本上都背负着大额贷款，面对着经济低迷的社会环境，承受着住房、工作、育儿等带来的多重压力，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变得愈加低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造富时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步入老年，如今成为了“富翁”和“富婆”，由于日本没有“父母包办”的传统，手头吃紧的年轻人不得不推迟结婚年龄或者选择单身生活，当今的社会现状已经与“一亿总中流”的黄金时代相去甚远。
年轻一代作为“后来者”似乎是有些“生不逢时”，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经济问题惧怕婚姻，选择独身终老，成为助推日本加速老龄化的一块压舱石。
预计到2030年，在日本平均每3个男性、每4个女性将单身终老，日本将成为一个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趋于疏远的“无缘社会”。
除北海道有少数埃努族外，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历来对接纳外国人奉行偏保守态度，主要是大部分本国人认为“外国人的增加会影响日本社会的治安和稳定”。目前日本仍旧没有正式的移民政策出台，日本政府从1993年开始实施技能实习生制度，为外国人发放1-3年的短期劳动签证，使其从事农林水产、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简单体力劳动。
分产业外国人劳动者数量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2019年10月）
这项制度的本意是希望外国劳动者通过在日本2-3年的技能培训能够取得一技之长，归国为欠发达地区发展做贡献，但实际上变相成为缓解体力劳动者不足的一个手段。来自于中国、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巴西等南美国家的“技能实习生”成为调节日本底层劳动力不足的一个阀门。
一些不良企业不按时发放工资，使其从事危险劳动现象时有发生，每年将近6000名技能实习生“消失”在日本的土地上，这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日本不得不在2017年颁布《技能实习法》来严格管控。
另一方面，通过留学途径来到日本的本科以上留学生可以通过向入国管理局申请资格外劳动许可，也就是在完成学业的前提下，允许每周工作28小时来打工赚钱，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很多外国人以留学的名义来到日本，获得资格外劳动许可后，超过法定约束时间劳动，成为“留学生打工族”。餐厅服务生、超市和便利店收银员、食品包装工、酒店前台等对于留学生来说都是炙手可热的工作。
因为日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合法路径来管理外国人长期留日工作，所以不得不通过吸收留学生劳动力作为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的权宜之计。长期以来对于外来移民的排斥，无法通过移民来微调节人口结构，使日本少子老龄化这一局面无法像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欧美国家通过移民这一路径得到改善。
日本对于外国人采取两种比较极端的对待方式。一方面，对于取得本科以上学历的外国人或者在日本取得学历的留学生等采取比较开放的在留政策，只要有企业接收那么将会获得在日本的工作签证；另一方面，对于本科学历以下的外国人，基本上无法获得工作签证，这就导致了从事农林水产、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外国人无法长期滞留来缓解人手不足问题。 根据日本出入国管理厅的规定，在日本的外国人共有29种“在留资格”的界定，不同的在留资格限定了是否能够在日本从事工作以及从事的工作种类和居住期限。 日本的在留资格共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只允许在特定领域从事相应的工作，比如外交、公务、艺术、教授等20种；第二类是具备一定的身份，对从事的工作没有特殊限制，比如永住者、日本人的配偶、永住者的配偶，以及定住者（难民，日系3世，在华遗孤，外国人配偶的继子等）；第三类是指定特定工作的，如外交官的佣人，Working Holiday等；第四类是不允许从事任何工作（如有必要需提出申请），如文化活动、短期滞留（旅游，参加会议）、留学、研修，以家属身份滞留等。 |
以上就是导致和加速日本少子老龄化的七个主要原因，有些情况与我国情况类似，有些情况是日本社会特有的。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同时发生的，而且是一个互为因果、互为正反馈、不可逆的过程，一旦陷入少子老龄化的漩涡，很难通过短时间的人口政策来缓解。这需要体系化的应对政策，来从根本上规避导致少子老龄化的诱因，在这方面日本给我国提供了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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