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座城市率先打响“十四五”数字经济“第一枪”
作者：华略智库高级研究员 陆辰佳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数字经济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活动，并对传统经济进行渗透补充和转型升级的经济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的渗透愈发凸显，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谁能先攻占数字经济的“桥头堡”，谁就能成为时代进程的“风向标”。
数字经济开启“十四五”新航程
2021年新年伊始，上海、深圳、苏州、北京等发达城市率先在“新年第一会”“一号文件”中率先打响“数字经济”的“发令枪”，正式开启“十四五”开局之年逐鹿数字化转型的“新赛季”。
特别是在去年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影响下，数字经济逆势而起、应时而动，成为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引擎、引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疫情期间，这些城市其实早已率先发现数字经济高能发展的触角，争先抢占数字产业发展制高点。
如去年3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4月苏州印发了《苏州市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7月深圳发布了《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9月北京出台了《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等。
以上四个大城市在全国率先展现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决心。因为，这些大城市作为代表全国、引领区域发展的动力火车头，必须拥有强有力的现代产业支撑和科技创新动能，而数字经济就是拓展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回旋空间、产业韧性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这些大城市在近期发布的政策中均提出了与城市发展定位与愿景相匹配的数字经济领域发展目标。
比如，上海提出在2035年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作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重要支撑；北京以“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发展目标，助力“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愿景顺利实现。
各地的“十四五”规划正在修改或审议当中，但这些城市不约而同地高调推出新一轮数字经济或数字化发展的政策举措，表明此次数字经济发展高潮必将引领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与城市竞合，而头部城市则率先发现了玄机。
大城时代下的数字经济发展逻辑
从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和模式来看，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特别关注。
1、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正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转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全球主要城市都在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域深度融合，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于我国而言，与消费型数字经济相比，生产型数字经济依然处于发展初期，特别是先进制造领域数字化应用程度亟待提高。
近年来，各大城市纷纷出台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两化融合等融合型新产业、新业态相关政策，坚持“高举高打”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壮大，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比如，上海提出要加快建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苏州提出要全力打响“工业互联网看苏州”品牌；深圳在高端软件、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12个产业上发力，推进数字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深度融合应用；北京提出面向5G、工业互联网、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集成电路、网络与信息安全等领域打造国际一流的产业集群。
2、全力构建平台型数字生态体系
自2019年国家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平台经济新业态逐渐成为打响“数字中国”战略的新领域。平台经济以“连接”为基本功能，担当着资源整合者、需求创造者、应用集成商的角色，成为直面终端消费者和产业消费者的服务平台，是新经济产业发展的核心枢纽。
目前，以平台经济体构建起来的数字化生态系统成为不少一线城市蓄势新动能的制胜法宝。比如，疫情期间上海便提出建设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拼多多、叮咚买菜等一批平台企业的业务爆发式增长。
为解决品牌集中度较低、协同效应较弱等痛点，上海于今年第一个工作日便揭牌了“张江在线”和“长阳秀带”两个生态园，标志着上海正式启动建设以“在线新经济”为特色的世界级创新地标，美团点评、哔哩哔哩等一批平台型企业已计划入驻。
同样，苏州在第一个工作日推出数字经济政策后，便马不停蹄与腾讯签订各方面战略合作协议，剑指打造长三角数字城市标杆。比如，在金融领域，腾讯云与苏州国际发展集团共建的苏惠苏惠通产业金融平台正式启动，未来预计将实现对苏州40多万企业和80%产业链的覆盖；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腾讯推出云游无边界数字平台，为企业量身打造统一、安全、无边界的整体解决方案。
3、探索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之路
超大城市具有人口多、流量大、功能密等特征，城市建设、发展、运行、治理各方面情形交织、错综复杂，特别在经历疫情防控的大考后，充分运用数字化方式探索城市社会治理新路子已成为“十四五”时期大城市实现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在城市治理上的应用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数字政府搭建，政府通过数据的汇集共享，建立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使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更加网络化、智能化；二是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广泛部署智能基础设施，以智能中枢牵引数据服务，治理架构和治理过程更加扁平化、协同化。
深圳早在2010年便抛出“智慧深圳”的概念，比杭州试点“城市大脑”还要早6年。如今深圳提出探索“数字孪生城市”，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模型（BIM）、城市信息模型（CIM）等数字化手段，开展全域高精度三维城市建模，构建可视化城市空间数字平台，提升城市可感知、可判断、快速反应的能力。
数字孪生城市运行机理
上海分别于2018年、2020年在全国率先启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将我国治城模式升级至一个崭新高度。目前，上海提出利用云计算、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技术，搭建“云网端边安”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形成“两张网”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融合创新的发展格局。
谁能在数字经济领域“先发先至”？
数字经济之争是未来城市竞争的主战场之一。根据赛迪顾问数字经济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白皮书》，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天津、重庆、苏州十大城市分别位列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前十名。
其中，北京、上海、深圳位列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第一方队，苏州与之相比既有长处也存在差距。四个城市未来能否顺利抓住用好机遇实现“先发先至”，关键看它们补短锻长的决心和成效。
1、北京：以科创硬实力稳居数字经济第一宝座
2019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超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居全国之首。虽然北京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上海之后，但数字经济成绩优于上海，主要得益于其强劲的创新实力。
一直以来，北京高质量发展要素得天独厚，坐拥多个全国第一，如两院院士数量第一、高校数量第一、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第一、人工智能人才数量第一、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第一、R&D经费投入强度第一。
此外，北京是全球总部经济第一城，中国民企500强总部、新经济500强企业、独角兽企业数量稳居全国榜首，美团、京东、字节跳动等一批知名互联网企业在京深耕细作。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是最早实现城市网格化治理的首善之区，在城市智慧治理应有天然优势。但是，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布的《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中，北京的数字政府发展指数评估结果位列上海、浙江之后，排名第三。
此外，依托强大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北京数字产业化发展劲头强势，但由于制造业占比较低，未来可能在产业数字化发展上受限。（2019年北京第二产业增加值5715.1亿元，与深圳的10495.84亿、上海的10299.16亿元、苏州的9130.2亿元差距略大）
2、上海：城市智慧治理助推数字经济稳步增长
近年来，上海在数字行政服务、数字生活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上海早在2008年就与支付宝合作，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公共事业互联网缴费的城市，引发全民网上办事热潮。
此后，上海连续开创多个第一：第一个“在线法律服务援助”“互联网结婚登记预约”、全国首创预约挂号等，并首创政务服务品牌“一网通办”，其经验被写入《2020联合国电子政府政务调查报告》。
此外，上海数字消费在模式创新和规模增速上也居全国前列，哔哩哔哩、小红书、饿了么等独角兽企业成为全球生活信息服务的领导者。
上海经济总量常年雄居全国城市第一，但数字经济的研发与创新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力不如北京、深圳。此外，上海缺乏龙头平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优势。
根据《2019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榜》，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小米、网易等在内的9家中国内地企业上榜，其总部均无一落在上海。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中国独角兽榜单TOP100》，上海只有陆金所位列排行榜前十，远少于北京的4家、深圳的3家。
2019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中国内地企业）
《2020中国独角兽榜单TOP100》（前10名）
3、深圳：依托战新产业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石
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约占全国七分之一，达到2.78万亿元，遥遥领先全国各大城市。而且深圳已明确，未来将建设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深圳数字经济发展的特色更多体现在战新兴产业的快速迭代更新上，即聚焦高端软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能将新技术、新业态、新应用迅速实现产业化和商品化，借助粤港澳地区庞大的供应链系统，将前沿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整合、集聚在一起，形成批量生产、深入千行百业的能力。
如华为、腾讯、大疆等科技龙头就是通过此种模式为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改变。
受限于本地科研和教育资源的相对劣势，深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薄弱成为“硬科技”产业中的硬伤。
据最新数据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分布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南京、广州、成都、沈阳、杭州、兰州，而深圳排名20开外。深圳两院院士仅40余人，远低于北京的800余人和上海的170余人。
基础科学研究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石，深圳只有加快提升数字经济底层要素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攻破数字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
北上深三城数字经济领域相关数据比较（作者整理）
4、苏州：制造业智能化改造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苏州从普通地级市发展为拥有近2万亿元GDP的中国第六大经济强市。2020年上半年，苏州一举超越上海和深圳，成为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相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虽然苏州城市能级不高，却依托其制造业的根基和优势，大力实施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积极打响“苏州制造”品牌，成为长三角面向全球的新中心。
此次“新年第一会”，苏州第一时间解读了《关于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等文件，提出用三年时间完成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充分彰显了苏州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力争头筹的雄心壮志。
相比同样的制造业大市上海和深圳，枢纽经济弱、高校资源匮乏的苏州不仅缺乏国际化大都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还正面临省会南京的竞压。
目前，江苏正举全省之力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南京在“新年第一会”上重磅发布《关于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在推动“创新名城”建设上亮出“真金白银”激励政策。而在去年，南京就提出要打造世界级数字经济名城，计划3年内数字经济增加值达万亿。
未来苏州只有在城市能级提升和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上拿出更大手笔的战略布局，才能避免优势被稀释、资源被虹吸的风险。
城市群成为数字经济竞争主阵地
目前，数字经济百强城市整体分布呈现高度头部化态势，领军城市依旧属于综合经济实力最高的北上深广。发展态势由尾部向头部靠拢，尾部城市不甘落后，中段城市发力追赶。
杭州、成都、武汉、重庆等新一线城市跃升势头强劲，实力不容小觑。杭州依托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头部互联网企业，打响“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金名片；郑州提出以大数据核心产业为引领，建设中部地区数字“第一城”；成都和重庆则要携手共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来源：赛迪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将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潜能，也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由腾讯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显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11大城市群数量占全国城市一半，但数字化指数占比超过70%，是推动我国数字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数字经济直接推动了长三角政务服务水平和城市运营效率的大幅提升，也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一体化、居民公共服务一体化、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
比如，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于2019年5月正式开通运行，首批51个政务服务事项在上海、苏州、杭州、合肥等14个城市实现“一网通办”。同时，建立了政务服务用户跨省身份认证体系、长三角地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设立了全国首个区域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旗舰店。
“十四五”期间，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合纵联横”，联手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从“跟跑”转向“并跑”再到“领跑”，如今已经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数字中国”。
新年伊始，数字经济头部城市所释放出的强烈信号，意味着未来数字经济必将继续彰显澎湃动力，成为我国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相信不久，其他城市也会拿出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或实施方案，因为，数字化时代已全面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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